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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偉人的后代到底經歷了什么？父親又給他帶來了哪些影響？本文，我們就來說說這一段歷史。 1939年的冬天張虹生出生在新疆，他即將降生時，他的母親劉英正從延安繞道新疆前往蘇聯。張虹生降生后，母親將他托付給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陳潭秋照顧， 她則按照原計劃前往蘇聯，此時張虹生的父親張聞天在延安。 張虹生三歲時，“新疆王”盛世才派兵抓捕中共人士， 負責照顧張虹生的陳潭秋等人被關進了監獄，年僅三歲的張虹生也成了政治犯，和其他孩子一起被抓進了牢房。 直到1946年國共和談時，已經7歲的張虹生才被黨組織營救出來。10歲那年，張虹生才在東北第一次見到了父親。 張虹生這樣描述他對父親的第一印象：“他高高瘦瘦、面容嚴肅、戴一副眼鏡，斯文中透著威嚴…”  在警衛員的鼓勵下，張虹生張開嘴怯生生地叫了一聲：“爸爸”。張聞天微微一笑，低頭看了兒子一眼，伸手摸了摸兒子的頭，然后示意警衛員帶他離開。 后來，張虹生回憶起第一次見到父親的情景時說：“父親很平淡，我也很平淡”。長久地分離，使這對父子間缺少了親近感。 父子團圓后張聞天就將兒子的名字改為“紅生”。因張虹生不太喜歡“紅”字，張聞天又把“紅”改成了“虹”。 張聞天、劉英夫婦待人和藹可親，但對獨子張虹生要求卻異常嚴格。當時張虹生經常看見有的干部子女會坐父母的車上學，這令他十分羨慕，他也想坐父親的車上學，哪怕只坐一次。但張聞天卻一臉嚴肅地對他說公家的車不能私用。 有一天早晨司機來接張聞天，張虹生未征得父親同意就上了車，張聞天板著臉讓他下來，但張虹生就是坐著不動。結果張聞天讓司機將車停在原地不許動，自己走路去上班，張虹生坐車去上學的愿望落了空。  父母的以身作則和嚴格要求，塑造了一個勤勤懇懇、樸實低調的張虹生，1959年夏，張虹生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 兩年后，正在讀大三的張虹生被組織上安排到京郊東壩公社幫助“整社”，在那里，張虹生干了一件“膽大包天”的事。 張虹生當地看到農民的生活非常艱難，生產熱情也不高。在挨家走訪時，村民們向張虹生吐露了心聲：他們不愿意吃大鍋飯，希望解散食堂把口糧分到戶，但沒人敢出頭做這個主。了解到村民們的愿望后，張虹生沒有多想就召集了村民大會，自作主張宣布解散食堂，村民們非常高興，拼命為他鼓掌。 張虹生闖了大禍被調回了學校，他被定性為“壞學生”，有人說“有其父必有其子”，張虹生被勒令退學。 退學后張虹生想找份工作，但沒有單位敢要他。王震得知后說：“到新疆來吧”。 就這樣，1962年2月張虹生重返出生地新疆，到新疆后，組織上本想安排他做宣傳工作，但張虹生選擇去了最艱苦、最偏遠的農墾連。 在農墾連，張虹生種地、養牛，每天辛苦勞作。空閑時就去團部政治處宣教股借書看。那些堆在角落里沒人動的沾滿灰塵的書被他看了個遍。 不久后，張虹生患上了肝炎，由于治療不及時發展成了慢性肝炎。病中的張虹生給父親寫了一封信，提出希望能到北京治病。父親很快回了信，在信的開頭張聞天直白地對兒子說：你有什么資格來北京看病？新疆那么多職工得了肝炎不都是在新疆治嗎？肝炎完全可以在當地治，治得好最好，治不好就慢慢來。 看完父親的信，張虹生的心涼了半截，不得不打消了去北京治病的想法。 張虹生在新疆的最大收獲，是與“川妹子”廖慰訓相識并組成了家庭，他們結婚一年后大女兒出生，艱苦歲月里，妻子女兒成了張虹生最大的精神支柱。 1968年5月張虹生獲準回北京探親。臨行前，張虹生問妻子想要什么？妻子說很想要個半導體收音機，沒想到一個半導體收音機又惹出了禍端。 經過長途跋涉，張虹生回到了北京，見到了闊別已久的父母雙親。  張聞天和劉英夫婦當時正處于困境之中，他們滿頭白發，體弱多病，但在兒子面前仍保持樂觀。 母親關切地詢問張虹生在新疆的生活，卻對自己的艱難處境只字不談，面對張虹生的擔心只是說“還好，還好”。父親張聞天和以前一樣沉默寡言，問了張虹生一些工作上的情況后就很少說話，但當他聽說兒媳婦想要個半導體收音機時，馬上開口讓張虹生把家里的小型臺式收音機帶給她。 辭別了處于逆境中的父母，張虹生返回了新疆，剛回到家他就被“隔離審查”，張聞天送給兒媳的半導體收音機成了張虹生幫父親“轉移財產”的罪證。妻子廖慰訓說：“半導體是我要的，要批就批我吧。”結果她也被停職下放勞動。 1969年7月，張虹生的小女兒出生了，這一年的10月，張聞天和劉英長達524天的拘禁解除了，他們來到了廣東肇慶。 張虹生的小女兒出生后，由于營養不良總生病，1970年7月，與張虹生商量后妻子廖慰訓抱著1歲的小女兒，牽著3歲的大女兒一路顛簸來到成都求醫。孩子病情穩定后她把小女兒交給母親照看。然后帶著大女兒去廣東肇慶看望公公和婆婆。 幾乎與世隔絕的張聞天和劉英看到兒媳婦和小孫女高興萬分。小孫女的天真笑容成了兩位老人精神上的最好撫慰。廖慰訓看到公公婆婆這么喜歡孩子就把孩子留在他們身邊，這讓身處逆境的張聞天和劉英十分欣慰。  1975年5月，經過中央批準張聞天夫婦遷居無錫。張虹生領著小女兒從新疆趕到廣東肇慶陪同父母前往無錫。這是7年來他與父母的再次團聚。 與父親短暫團聚的日子里，張虹生看到父親盡管身處逆境卻并沒有消沉，他每天堅持讀書寫作，以淡然的態度和平常心對待自己的沉浮，這給張虹生以極大的教益。 假期期滿，張虹生與父親告別后踏上了返疆之路，沒想到他這一走竟是與父親的永別。 1976年7月1日，76歲的張聞天因病去世，父親逝世的消息張虹生兩個月后才收到，當他從新疆趕到無錫時見到的只有父親的骨灰盒。張虹生捧著父親的骨灰盒淚流滿面。 1979年，從“十年動亂”中走出來的中國逐漸步入正軌，一大批冤假錯案得到平反，張聞天在黨內的重要領導人地位得以恢復。就在這一年的8月25日，張虹生和母親參加了黨中央為張聞天舉行的追悼大會。 追悼會后不久，有關方面成立了編輯領導小組撰寫《張聞天選集》，作為張聞天的獨子張虹生由組織出具調函欲調到北京參加編寫工作。 但時任中央紀委委員的劉英直接把調函退給中組部，她的這種做法別人都感到難以理解。有人認為，由于受到父母牽連，張虹生經歷了太多的坎坷，他為什么不能像其他人那樣被調回北京過幾年好日子？張虹生卻非常理解母親，父親和母親從小就告訴過他干部子女沒什么特別，不應該得到特殊照顧。 母親劉英還反對張虹生參與為父親寫傳，她說：“兒女去評價父母，自然會認為父母是對的，無法做到客觀”。 不久后，國家落實政策，張虹生結束了十五年的務農生涯調入南京大學，當組織上問張虹生想干什么工作時，他選擇了到與世無爭的圖書館當圖書管理員，他說：“這么多年，我一直沒有機會好好讀書，這下終于可以靜下心來讀書了”。 張虹生曾扳著手指算過，自己與父親在一起的時間斷斷續續加起來不過四、五年。張虹生曾認為父親對自己并不太親近，甚至有些冷漠。父親的警衛員得知他這種想法后曾告訴過他，父親曾多次在他睡覺時來到他的房間，靜靜地看著他，有時會看上很久。 那時聽完警衛員的話，張虹生還有些不以為然，既然愛我，為什么還對我那么冷漠？現在他明白了父親把對他的愛藏在了心里。 自己與父親在一起的時間雖然短暫，但張虹生越來越感到父親對自己的影響是無處不在的。他開始收集有關父親的資料，他想從父親所經歷過人生歷程和革命道路來探尋父親的精神世界。 張虹生一直到2001年退休，仍只是個普通職稱。他也不是沒有產生過想法，也想申請職稱，但母親對他說：“你去跟人家爭什么？”他覺得母親說得對，父親當年也是從來不爭，就打消了想法。 退休后，張虹生和家人在南京過著普普通通的生活。  2015年，張虹生不幸患上了直腸癌接受了切除手術，一年后復查時發現癌細胞已轉移，醫生說張虹生的生命只剩下幾個月的時間。張虹生表現得很淡定，他拒絕了醫生提出的其他治療方案，只進行維持性治療。 從父親身上繼承下來的那種堅強和淡定的意志和氣質，使張虹生總能在遇到苦難坎坷和疾病時以良好的心態面對。他笑著說：“我活了七十多歲了，可以啦！” 樂觀豁達的心態，使他奇跡般帶癌生存了四年多的時間。 2020年11月6日，開國元勛張聞天的獨子張虹生的人生之路走到了盡頭，臨終前他仍恪守內心尊嚴，不接受任何特殊照顧，沒有向組織提出任何要求，在一間三人病房里安詳辭世。遵照他的遺愿，他的喪事一切從簡，就連南大圖書館已經擬好的訃告都沒有發布。 張虹生去世后，他的兩個女兒在懷念父親時說，父親多次對她們講：“不能夠有大的貢獻，就老老實實工作，不要拍馬屁，更不要搞特殊，清清白白，做一個知足常樂的普通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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