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我深愛的父母婚姻是被組織安排 遺憾的卻是...

巴黎四月天 清明節遙祭

文｜崔麗軍

我深愛的父母，他們的婚姻是被組織安排的，遺憾的卻是我的媽媽走得太早了。

2020年開始的疫情，使家成了“遠方”，四月的清明節，仍無法回國給父母掃墓，只能遠在巴黎，用一燭清光，一縷心香，丹青幾幅，祭奠先人。

媽 媽

早年去世的媽媽，最愛種花養草，她有一雙法國人稱之為的“綠手”，無論什么難養的花，到她手里，立刻起死回生，枝茂花繁。記得小時候在上海，植物園的師傅送給她一種名叫“金背大紅”的菊花嫩芽，她在家中陽臺的花盆里種了。

一個小小的苗芽，最后居然開出了九十五朵大花，從曬臺上奔涌而下，花團錦簇，蔚為壯觀，引得鄰居都來參觀，那么漂亮的大花朵，引得我忍不住偷掐了朵花看看是不是真的。媽媽那“魔術師”般的種花技巧，讓我打心眼里崇拜，那金紅燦爛的畫面至今難忘，“媽媽與花”是留在我印象中最美的畫面。

可惜，媽媽的本事沒有遺傳給我，女兒笑話我，是能把“死不了（花）”都能養死的人。

不會種花，那就畫花吧。

這盆“柱頂紅”，是與爸爸在清明節祭奠媽媽時，放在她遺像前的，我畫了下來，永遠保留給媽媽。

我媽媽是河北的農村姑娘，抗日戰爭時，全家一起參加游擊隊，后來她成為部隊醫院的一員。

打游擊時很艱苦，也很危險，經常大冬天藏身在蘆葦蕩的冰水中，她那時年紀小，不懂，得了風濕性關節炎，后來侵蝕到心臟，成了風濕性心臟病。

這個病最怕的是生孩子，因為懷孕要負擔二個人的心臟，會造成心臟的迅速惡化。～但那時的媽媽不知道。

媽媽爸爸結婚時，爸爸已30多歲，比媽媽大許多，那時部隊有規定，只有三八（抗戰）年以前的團級以上干部，才允許結婚。

戰爭中，沒有“談戀愛”的機會，多是“組織介紹”。媽媽告訴我：爸爸之所以能感動她，是他的坦率和誠懇。

爸爸媽媽的結婚照

父親出身于書香門第，爺爺，伯父都是高級工程師，爺爺還是當時天津水利局長，父親和他姐姐在37年抗日戰爭爆發時，一起離開大學，投筆從戎。后來隨白求恩大夫學習，成了戰地醫生。

轉眼10多年過去，他姐姐已經在八年抗戰中犧牲，而他到了30歲，還沒有成家。父親說的很坦誠，他的家庭是富裕的，如果不是為了打鬼子，別說娶妻，可能孩子已經滿地跑了。

媽媽和爸爸結婚時，二人都沒有什么財產，背包放在一起，就是結婚了。

爸爸后來說：那時沒有“私有財產”概念，部隊里最讓人羨慕的三大件是：好槍，好馬，好警衛員。

上大學時的爸爸（左）伯父和姑姑（犧牲）

聽說我前面有過一個哥哥，但在飛機轟炸時，流產死了。

我是第二個孩子，生我時，媽媽才被發現有了“風濕性心臟病”。

后來媽媽又懷孕了，按說這個孩子不應該要，因為懷孕對已經發現心臟病的母親太危險。

但媽媽根據前一個孩子的經驗，認定這是一個男孩，而我爸爸家兄弟二人，當時都沒有男孩，按中國人的傳統想法，媽媽決定“玩兒命”也要為崔家留個“后代”。

生弟弟時，正好“北平解放”。媽媽住進了天津的醫院，因為情況太危險，當時的天津的著名婦產科專家同意親自為她接生。

原定1949年10月1日刨腹產，但因10月一日的開國大典，這位醫生和我父親都是觀禮代表，不得不把手術日期推遲到10月3日。

爸爸后來告訴我，他當時是帶著一個背包去的醫院，里面是僅有的一套新軍裝，是準備的“裝裹”（為死者準備的衣服）。

手術之前，家屬必須簽字，醫生問：萬一出現意外，是保大人還是保孩子？

爸爸回答“保大人”，媽媽回答“保孩子”。

所幸，最后大人和孩子都保住了，但媽媽的身體徹底“垮”了。媽媽把她的生命給了弟弟。

我小時候記憶中的媽媽經常住院。但她真正留給我們的深刻印象，卻是無論在什么情況下都不變的樂觀和堅強。只要她在，我們家里從來都是充滿笑聲～尤其是在最艱難的時候。

60年代三年自然災害，我和弟弟都在長身體，吃的多，媽媽常帶著我到旁邊的“徐匯區工人體育館”大操場上摘野菜，包野菜包子。（跟著媽媽，我認識了許多可以吃的野菜，樹葉。）

那時家里的食品第一保證爸爸，他要上班。第二緊著弟弟和我，媽媽私下把她的定量給了我們。記得最難忘的一次是，媽媽暈倒被送到醫院搶救，我們都以為是心臟病發作，但醫生的檢查結果讓我們和爸爸大吃一驚：她是餓暈了。

WG中爸爸被關進“牛棚”，又在改造勞動中，被卡車壓斷三根肋骨…”。爸爸的工資被停發了，家里經濟很拮據。但物質生活的艱難，還不是最難熬的，精神上的茫然，使我們這些原來在“不知人事”的孩子，一下子從天上掉到了“地獄”。

感謝媽媽，在那個時刻，身患重病的她從沒有愁眉苦臉過，她躺在床上，卻總能開著各種玩笑，說著各種笑話讓家里歡樂起來。

她讓我和弟弟每天菜市場結束時，去撿剩下不要的菜皮，回來照樣做一頓飯。

媽媽愛孩子，她把許多像我們一樣失落的孩子們都收羅到家，管吃管喝。…一直到好久以后，那些上山下鄉的孩子們回上海，不回家，先要來看“張阿姨”。

媽媽和孩子們

上山下鄉時，上海市本來規定每家可以留一個孩子，但我和弟弟都想去“反修第一線”的內蒙兵團，唯一擔心是病重的媽媽。沒想到，媽媽豪爽的同意了，爸爸媽媽如同當年他們上戰場一樣，親自給我們打好行裝，把二個孩子送出家門。

在那個特殊而艱難的時期，相比多少因夫妻反目，家人揭發而走上絕路的人，病重的媽媽一直是我們家的主心骨，不管外面如何“烏云密布”，我們家里永遠“陽光燦爛”。

爸爸后來一直說，要不是媽媽的堅強和樂觀，他也許是挺不過來的。

如果說媽媽留給了我們什么遺產？那就是樂觀和堅強，讓我們一生受益的無價之寶！

去內蒙兵團的我和弟弟

后來，爸爸被總理點名調回北京，我也因為腿傷從內蒙兵團回北京治療，劫難之后難得的家人團聚，我終于在和媽媽最后相處的日子里相互理解了，我和媽媽的命運緊緊地連在了一起。人們常說：“女兒是爹媽的小棉襖”，我想說：女兒與母親的苦樂與共，是冥冥之中的宿命。

不久改革開放，我上了北京工業大學。但就在我大學一年級時，媽媽去世了。

她用盡了所有的力氣，幫全家挺過了最艱難的時刻，當一切都好起來的時候，她心力衰竭，去了。

年僅四十七歲。

記得半夜在協和醫院的地下室長廊里，從湖北沙洋北京外院趕回來的弟弟、我和爸爸，三人一起把媽媽推著送到“太平間”。爸爸一下子蒼老了許多。從太平間出來后，突然又失了神一般，回頭往太平間走去，他是想去找媽媽嗎？~多少年的風風雨雨，老兩口患難與共，今成永絕，何處再尋知音？！

我看在眼里，心碎！那一夜，悲傷讓我們全家三人成為一體，那一夜，我們都成了“沒媽的孩子”！

媽媽去世后，我才真正明白什么是“失去”。

人突然“空”了，沒了魂一般，那種悲傷不是眼淚能表達的，而是無時無刻不在的“痛”，一種從心底里抽著的痛。

吃不下，睡不著，一閉眼，就是媽媽的面容…。

回到學校，白天人多事忙還好，一到晚上，四顧茫然。~實在憋不住，半夜跑到校園深處，抱著顆樹大哭一場。

高度的神經衰弱，使我血壓降到只有40～60，大學上課時，常常眼黑暈倒，爸爸擔心我會活不下去，學校讓我休學一年。（原來，傷心是真會“死人”的！）

感謝爸爸的老戰友——釣魚臺國賓館的老館長翟叔叔，把我接到他們家，和她的三個女兒住在一起，叔叔和他的老伴陸阿姨待我如同親生女兒，換了環境，有人關愛，才總算使我又“活”了過來。

我感激他們，如同再生父母。

現在他們也都已故去了，清明節的這一柱清香，我也要祭獻給睿智的翟叔叔和彈一手好鋼琴的溫雅秀麗的陸阿姨。

日子總要繼續，如法語所說：“La vie continue”，但對媽媽的“痛”一直在那里。

直到我自己有了孩子，我才明白了，那時我的“痛”，其實是刻骨的悔恨！

～后悔從小我的“反叛”，讓媽媽操心；

～恨我的“自以為是”，讓媽媽傷心；

～懊悔身在福中不知福，負了媽媽的苦心；

～后悔剛剛懂事了，剛想彌補過錯，做些讓媽媽高興的事，媽媽卻已經耗盡了她的生命，走了。

常說：“不做父母，不懂父母恩！可常常是等到“懂”了的時候，已經太晚！！！

世上只有媽媽好，子欲養而親不待 。

這個“痛”存在心中多年，直到父親的晚年。

爸 爸

爸爸生前最喜牡丹，每年春天必去北京的中山公園，北海公園，景山公園賞牡丹花。

我陪他最后一次游園賞花，是用輪椅推著他去的……?

記得臨行前，爸爸忽然執意讓我換坐在輪椅上，由他來推。我不解，老爸笑答：“你小時候，都是我推你。那時，你那么小，我那么年輕。現在再讓我推推你，能感覺又回到了從前，我又變年輕啦…。”被老爸的風趣逗樂，依了他，我坐在輪椅上，老爸在后面推了幾步……大家開懷大笑。

現在回想，淚目！

特為老爸畫的春天牡丹，愿此花年年歲歲常開不敗，與老爸在天之靈永永遠遠相伴…?

獻給爸爸的花

我是爸爸帶大的。

從我小時候有記憶起，媽媽就是長年住院，我是爸爸“一把屎一把尿”帶大的。第一次送我上幼兒園，別人的孩子哭著喊“媽媽”，唯有我喊“爸爸”，幼兒園阿姨很奇怪：這個孩子是不是沒有媽？

我當時在北京“五一”幼兒園，是總后勤部的，住校，一周才能回家一次。我那時可能也就2、3歲，為了計算回家的日子，我帶了6塊糖果，準備一天吃一個，吃完就能回家了。

但沒想到的是，到幼兒園后，第一天老師就要求，每個人必須要把帶來的“私有財產”拿出來，合在一起，然后再由老師平分給每個人。

糖果沒有了，日子也沒法算了，我很傷心。這個印象是如此之深刻，以致到現在，我都能記得，我們反背著手，正襟危坐，前面桌子上放著那6塊糖果。

這就是我最初的“共產主義”教育。

父母那時是“供給制”，沒有工資，用的東西，都是部隊“發”。所以，我們這些孩子們，也不知道“買” ，只知道“發”。

直到6歲隨父親離開北京，到了上海，也不知道“錢”是干什么用的，到了大街上，看到賣小吃的，嘴饞，可只會說：叔叔，能不能“發”給我這個？很傻，是吧？

和同學們進商店，也會害羞，混身不自在，被她們笑話：“崔麗軍進商店，不像是買東西，倒像是偷東西”。

我從小和爸爸的感情特別好，媽媽對我們要求很嚴，而爸爸反而對我們很寬容，俗話說：“嚴父慈母”，我們家相反，“慈父嚴母”。

我小時候不是個“省油的燈”，經常獨出心裁，讓大人操心。

一次那里都找不見我，全院都找遍了，最后在地下室的儲煤堆里，發現了漆黑一片中的二個白眼球和一嘴白牙的我。

媽媽對我要求特別嚴，逼著我學做飯，縫紉機，繡花，甚至“衲鞋底”，（天！以為她當年做軍鞋啊？！為了以示反抗，我能在一分鐘內，把一大縷漂亮的絲線變成一團亂麻）。

出門必須說明去干什么，什么時候回來…。當時的我根本不理解，煩極了，常常故意頂她，一心想著“飛”出去，能躲的遠遠的，讓她看不見、管不著。

媽媽經常被我氣得沒辦法，說我是學著“祝英臺抗婚”的勁頭，跟她犟。

(唉！我也是自己有了女兒之后，才明白了媽媽的苦心。)

可能孩子小時候都不想上幼兒園（尤其是住校），反正我是不愿意。每次返回幼兒園前，我都會想辦法“藏匿”，但得逞的時候不多。

記得最傻的一次是，我躲在床下，聽見外面大人們到處找，突然，一個小線轱轆被無意間被踢進床下，我本能地把它給扔了出去…。結果可想而知，悲催啦！

爸爸后來告訴我，有一次我們幼兒園演出隊到他們部隊慰問，我在臺上表演，按老師要求，不能隨便亂看。坐在臺下第一排的他，被女兒的熟視無睹急壞了！直到演出結束后的一聲大叫“爸爸”，他才長舒了一口氣。

對爸爸媽媽的第一次“反抗”是報考中學。

我初中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學，已是很好的區重點，上海市和華東局的干部子女幾乎都在此校上學（包括張春橋，柯慶施等許多當時大人物的女兒）。

但升高中時，我堅持要考上海市重點的“上海中學”，目的就是為了“住校”，離開家。當時的爸爸媽媽都不愿意。學校校長更是親自打電話到家里，希望說服我留校。

班主任帶著我的“志愿表”到我家做工作，媽媽把我已填好的志愿改成“南模”。于是我開始“絕食”，不吃不起床，大熱天媽媽急的天天守在床頭給我扇扇子，三天后，媽媽妥協了，親自去了學校，在上報前的最后一刻把“志愿”又改回“上中”。

爸爸為了緩和矛盾，找了個下臺階的理由：如果你非要住校，必須把你的長辮子剪了。

我那時頭發很厚，很長，二條大辮子齊腰，走路一摔一摔，很是“瀟灑”，剪辮子，是對我變相的挑戰，我同意了，也考上了“上中”。

為了履行諾言，在北京開會的爸爸特地坐飛機趕了回來，在我去住校的前一天，親自動手把我的大辮子給剪了。

根本不會剪頭發的他，不知道剪短發還必須削薄，結果可想而知：厚厚的短發膨脹起來，不可收拾，于是我頂著一邊長一邊短的“獅子式”奇特蓬發去住校了，被同學們笑話了許久。

爸爸的文采很好，人也帥，和爸爸一起工作過的叔叔阿姨告訴我，爸爸在北平和平解放時，才三十多歲，已經是軍委衛生部北京五大頂級醫院和中央首長保健的負責人。人們說，爸爸做報告跟別人不一樣，從不需秘書寫稿，不用話筒，侃侃而談，文采飛揚。且待人接物溫文爾雅，又是一表人才，立刻博得老北平那些傲氣的學術界人士和醫院里學生醫生的好感甚至“崇拜”。

媽媽笑說，爸爸當時收到的“情書”一籮筐，為免麻煩，爸爸把媽媽的照片放在寫字臺上當“門神”。

建國初期，有許多蘇聯專家，爸爸也負責外賓保健，經常與他們打交道。外交場合常常要求“攜夫人”，媽媽身體不好，爸爸走哪兒就帶著我，儼然成了個“小女主人”。

好在我從幼兒園學的唱歌跳舞朗誦，也很能“活躍氣氛”，爸爸和外賓都高興。記得一直到中蘇關系緊張之前，每年我都會收到蘇聯媽媽的禮物，上寫：送給“朗誦詩的小姑娘”。

我和爸爸的“交情”也是“與時俱進”的。

爸爸從北京調往南方，當時是“奉旨”為根治血吸蟲病，他負責組建的科研機構集中了全國頂尖的病蟲微生物專家，老爸對這些老教授們相當尊敬，相處關系非常好，江南的農村辟壤處處留下他們的足跡，工作的成果是~中國終于在70年代徹底消滅了血吸蟲。但沒想到，后來這成了他“向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投降”的罪狀。

WG中，爸爸被關進了“牛棚”，押送上海港勞動改造時被卡車壓斷了三根肋骨，記得他送回家時，衣留血跡面色慘白，痛苦的無法動彈，但仍被勒令第二天必須補交“（不合格的）檢查”。

心痛爸爸，我開始連夜替爸爸寫起了這份“檢查”，也許是年輕人的文風能“趕潮流”，第二天交稿，居然被通過了，呵呵！自此，爸爸的檢查基本都是我的“大作”，我也從寫檢查練出了“快速寫作”的本事。

說來有趣，大學時記不得為什么事我們“宿舍”違規，需做“檢討”，我提筆一揮而就，令室友們大為驚嘆！哈哈！小菜一碟啦。?

66年的爸爸

另一件和爸爸有關的事，就是“做飯”。

我雖是北京人，但長在上海。

小時候隨父親調動工作到上海，從小學一年級直到68年高中，直到文化大革命“上山下鄉”去了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我的“小時候的味道” ，是上海弄堂里大餅油條糍飯糕的香氣。

家中的保姆“陳媽”是原上海大資本家中出來的，由某個上海大教授介紹給我們家。別的不說，做飯的手藝的確一流。以后我再也沒見過她那樣“高水準”的。媽媽讓我跟著學，那時很叛逆的我是一百個不情愿。

當然，每次家里來客人，“陳媽”大顯身手之時，我總被我媽逼著在旁邊看，時間長了，也多少記得點程序。

記得我第一次下廚，是在WG期間，父親關在“牛棚”。媽媽是心臟病，長年住院。我和弟弟當時上中學，我是上海中學的，住校，平時不回家。

記不得那次為什么回家，家里冷冷落落，沒有人。正準備離開時，意外的聽到門聲，爸爸回來了。

到現在我也記得，那時的爸爸蒼老憔悴，衣服臟兮兮的。爸爸很疲憊，沒吃飯，問我家里有沒有什么吃的。他是被“放”回來取衣服的，馬上還得回“牛棚”去。

我從小是個男孩子脾氣的“野小子”，成天想著“飛出去”，不屑于當“家庭婦女”。當然，也恥于“做飯”。

但這種時候，沒什么可說，我翻遍廚房，居然找到二個雞蛋。已經記不得我是怎么把這兩個雞蛋炒出來的，只記得爸爸吃完后，夸獎我說，這是他第一次吃女兒做的飯，是他這一輩子吃過的“最好吃的炒雞蛋”。

后來，也不知為什么，好像這個“炒雞蛋”一下子打開了我的一個魔咒，我突然變得對“做飯”興致勃勃，總想“下一次，一定要給爸爸做一頓更好吃的飯”。

就這么陰差陽錯，我的烹調手藝越來越好，而且隨著走南闖北見識多了，各式菜肴都愛學幾手。

記憶中最“出風頭”的一次是，爸爸文革后被從上海調回北京，所有他在北京的老戰友來家里聚會。媽媽身體不好，我是當然的“女主人”。

那時物資短缺，副食店沒什么東西，餐館都改成小吃鋪。沒辦法招待客人們。

我七拼八湊，找來能找到的食料，弟弟給我當“下手”，葷葷素素，冷冷熱熱，居然整出來32道菜。這下子名聲大噪，被許多的叔叔阿姨們內定為“準媳婦”。不過這是后話了。嘿嘿。

無論如何，也是為了爸爸，我才長了個“做飯”的本事，一生得益不少。

一直到父親晚年，每次我回家，他還是最愛吃我做的菜。

北京的家

爸爸是個很感性的人，清高，書生氣十足，一生都極愛干凈，儀表堂堂。別看從軍多年，嘴里從來不帶臟字。但要“損”起人來，那叫幽默和入木三分，讓人噴飯。

記得他的老戰友聊天時透露，爸爸年輕時也以愛“惡作劇”著稱，一胖一瘦的上級來人，被他形容為：胖子是“熟柿子掉在地上”；瘦子是“干棗掉在灰堆里”。形神酷似、眾人捧腹。

到北京后有一首長之女，欲“說親”給國外留學的弟弟，問他對此女印象如何，他僅答八個字：“大嘴，小眼，凸額，凹鼻”，負責寫信的我，差點笑岔了氣。

多年軍隊養成的脾氣，老爸吃飯從來不挑，給什么吃什么，且速度極快，用家里老保姆的話說：“老崔吃飯，像割了個腦袋往下倒”。

但他看人極“挑”，不對眼的人，根本沒話。記得一次春節家里老保姆回老家了，新來的小阿姨不會做飯，一斤掛面倒在冷水鍋里，成了面糊。問他，他并不在乎掛面糊了，抱怨的卻是和小阿姨“沒話可說”，使得他都快成“啞巴”啦！

不解問他“為什么沒話？”答曰：她連“9,11”都不知道（當時剛發生9.11事件）。弟弟哭笑不得，背后和我發牢騷：“找個保姆，你管她知不知道“9.11”？！”哈哈，這就是“老爸”，絕對的“精神重于物質”。

媽媽去世后，我的日子并不好過。

先是“后媽”，后是”婆婆”，沒媽孩子的酸甜苦辣，一言難盡。

媽媽沒了，保姆走了，我和弟弟在大學住校，爸爸索性住進了辦公室，“家”空了。（痛感：有媽才有家啊！）。

這樣的日子畢竟不是長久之計，老爸對我們說：他老了，不想再找“愛人”，但需要個對我們和他都能照料的“老伴”。為此，他拒絕了京城許多被提親的“首長遺孀”，名人藝術家，教授學者，選擇了低檔次“過日子的人”（爸爸原話）。

“后媽”如期而至，帶著她的孩子。但沒想到的是，先恭后惡，我們都不是她的對手。

弟弟婚后幸運的“躲”了出去，我則成了“眼中釘”（ 應了媽媽去世前的擔憂）。她“下里巴人”式的惡毒和撒潑使爸爸最后也忍無可忍，避難住進弟弟家。打離婚再次經歷“抗戰八年”，整個“家”已被毀的如同戰后，一塌糊涂！（三觀不一致的慘痛教訓啊！）

我的第一次婚姻是“家庭包辦”的，媽媽沒了，老爸作主與他老戰友為我定下的婚事。

我們從小是受的“革命第一，學習第一，談戀愛可恥”的教育，在“戀愛”和“婚姻”上的經驗幾乎是空白。“后媽”造成的家庭恐怖使我只想早點逃出去，另外有個家。

被介紹的是爸爸老戰友的兒子，北京的“軍干子弟”，當時在蘭州空軍服役。我們婚前并不認識，婚后也分居兩地，我之所以同意，是因為“婆婆”的熱情，她說同情我受“后媽”之苦，許諾我“成不了兒媳婦，就做閨女”。我感動的痛哭流涕，看上了婆婆，答應了婚事，只為有個家。

沒想到，所謂的“門當戶對”并不真的幸福，婚后不久公公去世，婆婆變了臉，以我為“人質”要挾爸爸，先要把她兒子調回北京，后又以我和剛出生的女兒為由，讓爸爸每月高價“付撫養費”。

又一次的“忍無可忍”，又一次的“無家可歸”。被拒絕后惱羞成怒的“婆婆”把不到一歲的女兒和我“扔”出家門，留下話：“不到一個月，你就得“叫街”（要飯）去”！

沒有媽媽，沒有家，沒有丈夫（他在部隊回不來），我和襁褓中的女兒相依為命，成了“三無”之人。

其實今天想來，我還真的很感謝這個“婆婆”，是她打碎了我高干家“大小姐”，“少奶奶”的金雀籠，逼著我咬緊牙關，自立自強，開始了另一種的拼搏人生。這才有了后來的“揚眉吐氣，走出國門，開辟了另一番天地。

自立自強，從此成了我的人生之本。

凡是殺不死你的，都會使你更強大！

爸爸一直為他操辦的我的婚姻“負疚”。我和“第一位”后來的和平分手，似乎也是命運使然，順理成章了。

離婚后的“孩子爸”再婚后又離，二十多年前因家族心臟病去世，我和女兒一起趕回北京，為他辦完了追悼會和后事，畢竟夫妻一場，親情總是有的。感恩的倒是和“小姑子”在這個婚姻中的相識和同命相憐，她成了我比妹妹還親的閨蜜，友情親情至今不變。

第二次婚姻是我自己決定的，在國際組織工作中的同事。老爸剛開始對我找個“老外”很不放心，先生和我一起回國，他親自審查通過。

好在我家“老外”對老爸表現出了中國式的禮貌和尊敬，立刻得到老爸的歡心，而法國人的風趣幽默也和老爸對了脾氣。

雖然語言不通，但雙方似乎“心有靈犀”一般，很快就“打成一片”了。~沒想到老爸還能如此“活潑”吧？哈哈！

爸爸晚年，我幾乎每年都要回國，最初是“公私兼顧”，說是探親，每天總有許多應酬。老人嘴上說：“你該干什么干什么，別管我”。但實際上，他是很敏感和在意的。如果你只是禮貌性的“看看”他，實際上天天忙著打電話，聯系約會，飯局。看得出來他很“失落”，因為你心里沒拿他當會事兒。

我后來明白了老人的心，就干脆每次回家都不住旅館了（雖然可以報銷），盡量回家陪爸爸。踏踏實實地陪父親遛彎兒，逛花市，看電視，讀報紙，...有時即使不說話，每人抱一本書看，但只要你在他身邊，老人就踏實，高興 ，話也多了。

真的，老人希望的就是孩子誠心誠意的陪伴，而不是“應酬”。

爸爸在終于擺脫了“后媽”之后，曾也有過幸福的機會，老戰友的遺孀（楊虎城將軍之女）作為和老爸有過共同經歷之人，他們曾走到一起相知相愛，誰知天有不測風云，就在準備談婚論嫁時，她被發現肺癌，且發展極快，二個月就去世了。老爸自此心灰意冷，拒絕再找“老伴”，孤身一人請了保姆照料。

北京的弟弟、弟妹在郊區買了專門的養老公寓讓父親住，為的是旁邊有附屬醫院和醫生照料。這里老人很多，多是孩子為老人們買的房，環境條件都好，平日冷清，只有周末人多些。

我每次回北京，也都是去那個六環外的養老公寓，周圍是郊區農村，遠離紅塵，朝出暮歸，笑稱“提前享受老人退休生活”。

養老院長廊

日子長了，院里和旁邊村里花市的人都認識了我，每天散步遇到別的老人羨慕爸爸能有女兒天天陪伴時，老爸的得意溢于言表。確實，現在物質條件好了，老人們吃穿不愁，多的是寂寞，缺的是陪伴，孩子們來看望的時間和陪伴成了老人們的“奢侈品”。

那時也有人問我，好不容易回國，遠離北京市區，從頭到尾呆在“郊外”，你不悶的慌嗎？

今天回想，其實我真的很慶幸這些“陪伴”老人的時間。花花世界有的是時間再去，但與父母的陪伴，可是見一次少一次，也許是一次錯過就再也沒有了。

爸爸晚年癡迷“養花”，養老院位處郊區，家里到處是他在旁邊農貿市場花市上買的花。不求高級，只求漂亮。

但說是真的，他的園藝技術還真不怎么樣。雖然也博覽參考群書，每天忙著倒盆，施肥，但買來時很漂亮的花，養著養著就死了，爸爸常常懊惱：“你媽媽當年種花怎么那么容易？什么一根小苗到她手里都能開花，我怎么就不成呢？”（看來，我是繼承了老爸的基因了，嘿嘿！）

蘭花（留畫存念）

養花不行，那就畫花吧，陪伴爸爸的日子里，我也就此修身養性，畫遍了他所有的花，給可憐的花兒們留點念記。

刺梅（留畫存念）

說起老爸養花，至今還讓我和先生忍俊。

老爸所有的東西都要求“整齊”，按他的話說得：“閉上眼睛也能伸手拿到。”我經常被他“教訓”的話就是“亂七八糟”，“丟三落四”。他自己的書籍和各種東西從來都整理的井井有條。但沒想到，他對“花”也如此要求。

那天我們回家，老爸正在頂樓的“花房”里忙，好奇去看，卻發現他正在把整顆花從盆里拎出來，用剪刀在把下面的根須剪整齊，如同做外科手術一般。~老天爺！第一次看到這么養花的，這花根也要求“整齊”？！

大笑不已，以后我們也就不再追問為什么他的花養不活了，也留下至今讓我們津津樂道的“崔氏養花”趣話。

蟹爪蘭（留畫存念）

爸爸晚年被發現腎癌做了手術，這使我意識到，爸爸能和我們在一起的時間已經不多了，這次我記住了對媽媽的懺悔和教訓，我要把對媽媽的負疚在爸爸身上彌補。

人說“忠孝不能兩全”，作為人妻，人母，人女，哪個責任都需要時間。且人在國外，跨國往返兼顧不易，對老爸的陪伴就無疑需要“犧牲”照顧其他人，多少的勞累麻煩包括經濟花銷都必須有個思想準備……

但這是我最后的機會，既然決心已下，就得有取有舍，我和先生談了想法：來日有限，我要把陪伴老爸放在第一！

其實在此期間，先生也剛做了心臟大手術，術后正在郊區醫院進行復康治療，按說我是應該留下照顧他的。雖然滿是歉意和掛牽，我還是選擇了飛回了北京……

就這樣，巴黎北京每年飛來飛去起碼五六次，每次在北京陪爸爸一個月左右。

六年過去，直到父親去世，我大半時間都在中國與爸爸一起度過。

現在，我可以欣慰的說：老人的最后的時光，我一直在他身邊，就像小時爸爸把我“在小車中推大”一樣，我也推著老爸的輪椅陪他度過了晚年，沒有讓他寂寞和孤單。

和爸爸相處的日子是快樂的，我們無所不談，爸爸肚子里有多少故事啊！

爸爸談我們小時候和媽媽的各種趣事，各種我不知道的“歷史內幕”，家庭成員老一輩的尋根，尤其沒想到的是，他完全以平等的身份和我談起他對自己一生的反思，談自己的最高興的事和最后悔的事，談對“后媽事件”的教訓，談他作為父親對我們這些孩子的負疚。~其記憶的精準，剖析的坦誠和深刻，都令我驚訝和感動~可見，那是已在他心里翻滾了多少遍的話。

一邊聽老爸的說，一邊暗自慶幸：如果沒有陪伴中的充裕時間，沒有敞開心扉的促膝長談，我可能永遠不會聽到老爸親口告訴我這一切，許多謎團和誤解將被帶到墳墓，那將是多么遺憾的“世紀錯過”啊！

記得以前我經常出國出差，老爸從來不當回事。但我九十年代最后那次出國前，老爸突然一反常態，親自把我送到機場。

當時的我并沒在意，直到這次他才告訴我：他因預感我是不會回來，怕今后再也見不到我了，才親自送我到機場，之后他也沒有馬上離開，而是一直看著我進入安檢直到最后消失~~~。從來有淚不輕彈的老爸，那時落淚了。

我很感動，這，以老爸的脾氣，以前是絕不會說的，我也絕不會知道爸爸曾經為我落過淚。（有后媽的時候，爸爸常不得不對我擺出“冷漠”的面孔，讓我誤解，現在我才理解了他內心深處的愛。）

“父親的愛”是爸爸晚年留給我最珍貴的遺產，有這個“愛”溫暖我，伴隨我，我將永不孤獨！

什么叫“心理健康”？我的判斷很簡單：有愛的人，肯定心理健康；充滿仇恨的人，心理肯定不健康！有“愛”的人，才能懂愛，才能愛家人，愛朋友，對別人寬容有愛心，才能愛全人類！反之，不管什么名義的恨，都會走向極端，都有“反人類”之嫌！這種成天“恨人不死，恨人不窮”的人，最好躲遠點！

再多幾句我的心里話：

中國人一般不習慣感情露于言表，越是愛你的父母，可能越是不愿“打擾”你，麻煩你。如果你不主動去陪伴他們，傾聽他（她）們，你可能永遠也不會知道老人心里藏了多少話，永遠不知道他們是多么的愛你。

知道嗎？陪伴和孝順真的不光是為老人們，其實也是為自己，去愛他們，得到老人傳給你愛的基因，然后你再傳給別人，傳給后代，還有什么比這樣的遺產更可貴呢？

生老病死，自然規律無法改變，但能在生命的最后時刻，親人間把所有的話都說出來，把殘存的“結”解開，把心底的愛袒露出來，何嘗不是一種“靈魂的救贖”！理解和寬恕對父母和子女雙方，何嘗不是一種“終極關懷”式的心理解脫！

這最后一個多月的時間里，我和老爸朝夕相處，開誠布公、無所不談，多少年沒機會說的話全都傾倒出來。老爸心情極好，我離開時，老爸笑著對我說：“這次你回來的真好，過癮啦”！

咳！有老爸這句話，一切都值了！

老爸九十大壽時，我曾為他制作的大幅照片，上書：

戎馬豪情在，淡泊利與名。

贏得九十壽，依然笑春風。

說實在的，父親去世后，我雖難過，但心情是“輕松”的。因為在老爸最后的六年中，我陪伴了他，也得到了老爸的“愛”，我終于完成了自己靈魂的救贖。自此，心底里多年的“痛”才終于得到了解脫！

今天，書桌上爸爸媽媽的照片一直都在對著我笑，在我剩下的生命中，可以坦然面對他們的笑容，無憾無悔；將來重見，也可問心無愧，還有什么比這更讓人輕松和快樂呢？

老爸九十大壽

爸爸最后是死于肺癌，他是多少年的老“煙槍”，別人抽煙是一支，他是一支套一支，～直接把過濾嘴去掉，接到上一只煙里，他自稱是為省火柴的“抽大煙”。

80歲那年，他突然決定“戒煙”，而且還真的“說不抽，就不抽”。可惜還是太晚了！

他去世時簽字捐獻遺體。解剖發現，他的肺部發黑，已經失去彈性，幾乎完全固化。

這次新冠肺炎的ICU搶救中，最后上的是“氣道插管”，以幫助呼吸，父親最后用的，就是這個～非常痛苦！當吸痰機用插管從肺部抽出積痰時，人是痙攣的，慘不忍睹。

我是跟孩子們說好了，如果到我的最后時刻，千萬順其自然，堅決不用“呼吸機”！

爸爸去了，沒有留下任何物質遺產（包括房產，存款），只留遺囑：“不進八寶山”，與媽媽的骨灰一起“樹葬”在他生前選好的一顆銀杏樹下。

今天，弟弟家花院里銀杏樹下，有一塊小小的黑色大理石板，上書“我們悄悄的來，也悄悄的走，留下一片綠蔭，庇護后人。”

周圍是爸爸媽媽生前喜愛的鮮花，弟弟和弟妹看護著爸爸媽媽最后的歸宿。那也是我往年清明節回國拜掃之地。

《百年獨孤》說：“父母是隔在我們和死亡之間的簾子”。

現在，父母去了，我們前面已沒有了“簾子”。

其實死亡并不可怕，人一生下來，就是“向死而生”的，能來這個世界走一遭，已是我們的幸運。

今天，疫情爆發，那么多的人，幾乎只是數字，就已經從世界上“消失”了。

我不由思索人類一代代“生命”的意義……

這些老人們

他們也曾年輕過，他們也有過“青春”!

他們的形體是不在了，但他們消失了嗎？

沒有！

他們的基因，留在后代身上。

就像我們的父母，把他們基因，留給我們。我們也將傳給我們的孩子。

有一天，我們也會老去，也將不在，

但人類的基因，會通過我們的孩子，

一代一代的傳下去。

讓我們為那些已經離開的人們祈禱吧 ，

就像為我們的父母一樣，

我相信，他們并沒有消失！

就像我們的祖輩永遠和我們在一起

我們和我們后輩永遠在一起。

后記：

如今老爸也走了，只剩了自己。有時也傷感，想起曹雪芹的葬花詞：“儂今葬花人笑癡，他年葬儂知是誰？”

但人類就是這樣一代一代，“向死而生”，在與這個世界告別之前，每一天都用力好好的活著，是我們能告慰先人，自己和后人的最好方法。

今年還不能親自回國掃墓，多寫了話，以此祭奠爸爸媽媽和家里所有故去的老一輩，也祭奠抗日戰爭中壯烈犧牲的姑姑。

你們永遠活在我們心里，和我們同在！

2023年秋，75歲的我與先生終于一起回國，與家人團聚，祭奠父母，抗日戰爭中犧牲的姑姑和先烈們，一了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