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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稍微說明一下的是，本文將會提出很多新的理論和新的思維方式，由此會推導出來一些新的、跟以往不太一樣的結論，我稱之為猜想。請大家注意，一旦我使用“猜想”一詞的時候，就代表了這只是一個根據所有已知事實的一個合理的推斷，并沒非常確鑿的證據證明。對于歷史這種因素復雜、隨機性極強的事物，其背后的決定因素必然是多種多樣的，而我更多是希望找出它們的共性和主因，并且只是一種比較合理的猜想，希望大家閱讀的時候保持辯證的態度。 那么，接下來，我們進入人類史前歷史的狂想之旅。 舊石器時代 人類演化路線圖 根據DNA序列的差異和分子鐘的原理，人們推測出，人類和黑猩猩在600到500萬年前分開。但人族應該分多少個屬和種的問題目前仍有很多爭議。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化石標本極其稀少，并且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分布是非常分散的，并不足以對比發生在它們之間的差異是種內還是種間的。有時候很難判斷某個較早出現的種到底是較晚出現種的祖先還是其實際祖先同支上的旁系親屬。 所有早期的人族化石都發現自非洲，其中也包括有一些并不為所有古人類學家認可的人族化石，比如始祖地猿。在公認的人族成員中，得到最廣泛、最詳實化石證據支持的是生活在350萬年前的南方古猿阿法種（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它們的骨盤和下肢的構造清晰地顯示了雙足行走的特征，除此之外，他們的很多特征與人類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相差不遠，比如大腦仍然是400毫升的水平。直立行走似乎是首先進化出來的人類標志性特征。 接下來，人族在晚上新世到早更新世分化出了很多個分支。被稱為粗壯型南方古猿（傍人屬Paranthropus）的一支，目前已有三個種被命名。粗壯型南方古猿，比較強壯，而且很可能已經開始制作石器了，目前發現的這類石器最古老的可達260到230萬年前。然而粗壯型南方古猿最終還是走向了滅絕，他們對后來智人基因沒有任何貢獻。（我們后面會隱約發現，那些沿著個體能力方面演化的人族分支，包括后來的尼安德特人，最終都走向了滅絕） 目前被歸入人屬范圍內最早的化石大約年代是190到150萬年前。他們最初被稱為能人（Homo habilis），基于他們的多樣性，一些人類學家將其劃分為：能人、匠人、魯道夫人。從廣義上來看，能人是一個“過渡階段的人族”，最早的標本非常接近南方古猿非洲種；而較晚的則可以歸入的直立人種。能人的腦容量達到610-800毫升。 在此之后，從大約160到20萬年前的人族化石被稱為直立人。大多數人類學家認為，能人、直立人和智人屬于同一個進化分支。直立人的平均腦容量達到1000毫升，并且隨著時間推移，在繼續增大。至少在100萬年前（也許是170萬年前），直立人由非洲遷移進入亞洲，并一路向東來到中國和爪哇。在其整個分布范圍內，直立人與被稱為阿舍利文化的石器技術相關聯。 40-30萬年前，直立人開始擁有更多現代人類的特征，其腦容量逐漸增加到1400毫升。這些種群中最著名的是分布在歐洲和亞洲西南部的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尼安德特人具有強健致密的骨骼、厚大的頭骨，其腦容量最高可達1500毫升，甚至還大于現代智人。DNA測序表明，尼安德特人同現代人的基因區別相當明顯（Green et al. 2010）。尼安德特人直到2-3萬年前才滅絕。 左上：南方古猿阿法種(290萬到380萬年前)，中上：南方古猿非洲種(250萬年前)，右上：傍人鮑氏種(100萬到200萬年前)，左下：直立人種(7萬到180萬年前)，中下：海德堡人(20萬到70萬年前)，右下：尼安德塔人(2.8萬至20萬年前) 另一個直立人的分支被稱為丹尼索瓦人（Denisovans），也許是30萬年前，丹尼索瓦人和尼安德特人分化，28萬年前，他們到達遼寧金牛山地區。經過8萬年的生存斗爭，他們淘汰了本土的北京直立人，成為了東北亞地區的人類居民。之后他們在中華大地上反復遷徙，最終在2-3萬年前消失在西伯利亞平原。 而中國人熟悉的云南元謀人、陜西藍田人和北京人，都屬于直立人的分支，后來都滅絕了，他們的基因恐怕沒能遺傳下來。 現代智人最先出現在非洲（距今17萬年前），在解剖學上與今天的人類幾乎無法區別。現代智人在尼安德特人歷史的大部分時間里與尼安德特人同時出現在中東地區，10-5萬年前，現代智人走出了非洲，并在約4萬年前突然取代了尼安德特人在歐洲的位置。到了1.2萬年前，甚至可能更早，現代人已經從東北亞經白令海峽陸橋擴散到北美的西北部地區，隨后迅速遍布整個美洲。 兩種假說 關于現代智人和古老智人（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等）的關系，主要有兩個假說。多地起源說（multiregional hypothesis）和走出非洲假說（out-of-Africa hypothesis）。 多地起源說的支持者認為在非洲和歐亞大陸的古老型智人種群分別演化成現代人，他們之間的基因流使得現代人的特征在不同的種群中得以擴散。依據這一假說，在現代歐洲和亞洲人種群中所發現的一些遺傳差異，可以追溯到近100萬年前直立人和古老型智人種群之間的差異。 而兩次走出非洲說認為，在古老型智人由非洲走出（約100萬年前）并擴散到亞洲和歐洲之后，現代人由非洲的古老型智人演化而來，并再次走出非洲（約10萬年前）第二次擴散到世界各地，在不存在任何實質性雜交的情況下取代了各地原有的古老型智人種群。也就是說，由非洲的古老型智人演化而來的現代人，與尼安德特人及其他歐亞大陸的古老智人種群在遺傳上是隔離的。依據這一假說，全世界的古老型智人種群因為群體競爭或氣候變化的原因，幾乎完全滅絕了，所以現在人類種群中所存在的大多數基因應該是由那些從非洲第二次走出來的古老型智人傳衍下來的。由于親緣關系很近的物種都有某種程度的輕微雜交（雖然大部分雜交都不能產生可育的后代，但還是有小概率能產生可育后代的），所以盡管兩個不同的人種沒有發生大規模頻繁的雜交，然而現代人還是有可能獲得了一些尼安德特人或者丹尼索瓦人的基因。 早期基于線粒體DNA（mtDNA）的遺傳學研究支持了走出非洲說。而后，更多基于mtDNA和核基因的深入研究都基本支持這一假說。他們都共同支持這一結論：歐洲、亞洲和美洲人是在5萬到10萬年前由非洲的種群經由亞州西南部（中東地區）傳衍下來的。撒哈拉沙漠的南部，尤其是南非地區的狩獵采集者種群中遺傳變異的數量要比非洲以外的種群要高出很多，這與我們的預期吻合。 為什么人類兩次從非洲走出，并征服世界上其它人種？ 雖然實際的證據證明了走出非洲說應該更接近事實的真相。但從邏輯上來看，多地起源說似乎更容易被人接受——除非非洲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因此，這里面派生出了一個有趣的問題——為什么非洲這個地方，能演化出人類這個物種，其它地方則不能；而且偏偏又是非洲這個地方后來又演化出更“先進”的人類，并取代了世界各地的“古老型智人”。要知道世界各地的古老型智人也一點都不弱，以尼安德特人為例，他們的肌肉比現代人發達，視力比現代人好，大腦比現代人大，工具使用、喪葬文化都體現了他們的文明程度不低。 這個疑問一直困擾著我，直到我看到一部紀錄片BBC的紀錄片《王朝》。 群獵行為——鬢狗和獅子 從紀錄片里面看到過一只獅子被十幾只鬢狗圍堵，快要被耗死，但這個獅子的另外一只盟友發現了，并過來施以援手，這些鬢狗很快識趣地逃走了。 鬢狗主要是和獅子為爭奪食物而競爭。在鬢狗和競爭者間并沒有絕對占優的一方，而是取決于出現在現場的各自陣營的數量。例如，獅子經常把鬢狗從獵物旁趕走，但是如果鬢狗群很大，和母獅及亞成年獅子的比例超過4，那么除非有一只成年雄獅在場，否則鬣狗可以趕走獅子。當Ngorongoro火山口中鬢狗數量超過獅子10倍時，獅子經常只能吃鬣狗的剩飯。在賽倫蓋提和Timbavati，獅子和鬢狗數量比較平衡，各自吃對方食物的比例基本相同。在克魯格公園，鬢狗吃獅子的剩飯遠多于獅子吃鬢狗的。 事實上，這不是個例，在非洲大草原上面，群體競爭是一個常態。無論是獅子還是鬢狗還是雜色狼和狒狒，它們全都是群體合作的佼佼者。而且這種群體競爭不僅僅發生在不同物種之間，還會發生在同一個物種的不同家族之間。一般是母系家族（最容易搞清楚血緣關系），在食物匱乏的草原上，這些家族為了領地、為了水源、為了食物源，經常要進行大規模的群體斗毆（紀錄片《王朝》中就記錄了一段兩個雜色狼母系王朝之間的較量），成王敗寇，群體競爭的成敗很多時候決定了一個小群體是走向繁榮還是走向衰敗。 這種激烈的群體競爭模式，似乎只有在一馬平川的非洲大草原上更容易實踐。一方面，對于孤膽英雄來說，非洲草原太平坦了，要追上獵物很難，但是如果幾個合作伙伴一起圍獵會輕松得多。另一方面，非洲草原太平坦了，太容易暴露自己，而且沒有隱藏的地方，如果單獨行動，遇到群獵動物的襲擊很難幸免，即使個體最強的獅子也不例外，所以他們要生存下去，也必然要對抗演化出類似的群體合作機制。 但是如果是處于叢林環境，那么合作相對而言就沒那么重要了，只要個體有保護色，藏在某個地方，別的動物就不容易發現了，即使很多盟友一起行動也是徒勞。再者，叢林中圍獵策略的作用也大大減弱，因為地形環境太復雜了，這里是孤膽英雄的天下。因此，同樣是大型貓科動物，老虎和獅子具有不同的生存策略，這其實跟他們所處的地域是不無關系的。 理解了這些，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人類這個最依賴于“合作”的物種，會多次從非洲演化出最先進的種群，并取代處于別的地域的人類。由于對抗演化的環境不一樣，別的地域的人類應該都或多或少往著“個體能力”的方向演化，而“合作能力”也因此一定程度退化或者落后了。 其實非常類似地，海洋上層環境跟非洲大草原環境也有點類似，也是一馬平川，一望無際。因此，海洋也是一個很需要團隊合作的環境，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海洋的霸主也是合作度最高的動物——虎鯨和其它豚類。他們的圍獵技術跟非洲大草原上的獅子也有異曲同工之妙。但是海洋生物很難承受大量消耗氧氣的大腦，所以不容易進化出好善惡惡這種對大腦要求更高的機制。 如果沒有非洲這個特殊的生態環境，催生了以群體競爭為主的生存競爭模式，可能地球的好善惡惡機制要出現得更晚，甚至可能出現不了。 大躍進 大躍進具有非凡的人類史意義，它甚至被一些史學家認為是人類與動物的分水嶺。在此之前，人類與他的近親黑猩猩在600萬年前就已經分道揚鑣；而直立行走可以追溯到350萬年前的南方古猿（事實上，最新的發現現實沙赫人和圖根原人顯示了，直立行走的形成出現得更早）；190萬年前的能人已經能夠熟練使用石器；直立人也在160多萬年前已經出現了；而腦容量比現代人大的尼安德特人也在40萬年前就出現了；而解剖學上與今天的人類幾乎無法區別的現代智人也在17萬年前就出現在非洲了。但直到四五萬年前，人類在地球上依然是一個很不起眼的物種，甚至就像他的各種祖先和旁支那樣，經常還經受著滅絕的危險。 因此，人類在大躍進之前，其實影響力還很小，更談不上稱霸地球。這時候人類發生了一次被稱之為大躍進的全球性運動，大躍進之后非常短的時間里面，出現了語言、文字、壁畫等文明標志。智人也從非洲走向了全世界，并成為了各個地域的“統治者”。 《第三種猩猩》的作者認為，“從大躍進的那一刻起，我們就真正成為了人類了。那一刻之后，不出幾萬年，我們便馴化動物、發展農業與冶金技術，并發明了文字。那時只消再進一小步，人類便創造出了一連串代表文明高峰的里程碑，拉開了其他動物與人類之間難以逾越的鴻溝。例如達芬奇的《蒙娜麗莎》 1503/1506）、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 （1804）、巴黎的艾菲爾鐵塔 （ 1889）、德國達科集中營的猶太人焚化爐、盟軍轟炸德雷斯登（德國來比錫附近的文化、工業中心）。” “大躍進”的證據，在法國和西班牙最明顯，大概是在 4萬年前，也就是最后一次冰期晚期。先前是尼安德特人的地方，這時形態與我們完全一樣的現代人出現了。最早的現代人，我們有時稱他們為克羅馬農人，因為 1866年在法國西南的克羅馬儂首度發現最早的現代人化石（有些說法說克羅馬農人不是現代智人，應該屬于誤傳，現在偏向于不叫他們為克羅馬農人了，而是都統稱為現代智人）。 大躍進時期的人類 最近的研究表明，現代智人在6萬年到4萬年前占據了薩胡爾大陸，大約在3萬年前占據了冰川期的俄羅斯，而來自西伯利亞的移民肯定在1.3萬年前甚至更早就占據了美洲。隨著人類的擴張，他們首次開始對生物圈產生重大影響：用火來改變自然風貌，大量捕獵更新世大型動物，乃至使之滅絕。到最后的冰川期結束時，人類占據了除太平洋諸島嶼以外世界上所有可以居住的地方。他們同時也使尼安德特人走向了滅絕。 長期以來，科學家們一直在爭論氣候變化和人類的過度捕獵對這些滅絕現象哪個更為重要。二者可能都起了作用，但當我們開始更加準確地確定這些物種滅絕的時間時，證據便增加了：新殖民的地區如西伯利亞、澳大利亞和美洲的主要物種滅絕，與人類的到來在時間上相一致。這些都是物種滅絕情況最嚴峻的地方。澳大利亞和美洲可能喪失了70%——80%的體重在44千克以上的哺乳動物；在歐洲，大約40%的大型動物消失了，而在非洲僅有大約14%。而在最近時期，在太平洋群島等地的物種也特別容易受到傷害，那里的動物此前沒有和人類打交道的經驗。目前還沒有發現任何跡象表明，在此之前的更新世氣候發生迅速變化的時期發生過同樣迅速的物種滅絕，這個事實也支持了人類活動與物種滅絕有關的主張。 我們來具體來看一下，那些活躍在人類稱霸地球之前的大型動物們是什么時候滅絕的。 澳大利亞，時間4.5萬-3.5萬年前之間，袋犀、巨袋鼠、巨型短面袋鼠、沃那比蛇、袋獅、古巨蜥、恐鳥等滅絕。 北美，時間1.2萬-1.1萬年前之間，擬駝、泰坦駝、北美洲的大羊駝、罕角駝鹿、灌木牛及林地麝牛、巨河貍、北美洲的高鼻羚羊、畸鳥、泰坦鳥、平克尼豚鼠、地懶中的旱地地懶 、孽子獸、巨爪地懶、副磨齒獸、雕甲獸等北美雕齒獸科、潘帕獸科、巨型短面熊、佛羅里達眼鏡熊、刃齒虎、鋸齒虎、美洲擬獅、北美獵豹、恐狼、哥倫比亞猛犸象、美洲乳齒象、古風野牛、古貒屬及平頭豬等滅絕。 南美，時間1.2萬-1萬年前之間，大地懶和后弓獸、雕齒獸科、潘帕獸科、南美土著馬、箭齒獸、居維葉象、劍乳齒象、泰坦鳥等滅絕。 西伯利亞，時間大概在2萬年前，長毛象、長毛犀等滅絕。 大躍進時期，人類仿佛從無名小卒，一躍成為地球的主人，在地球的各個大陸上縱橫馳騁，迅速擊敗各路古老的霸主， 未逢敵手。幫助人類祖先完成大躍進的，究竟是什么？這是個考古學上的迷，學者對謎底沒有共識。在化石骨骼上，我們沒找到線索。那也許只涉及 0 .1%的 DNA。是哪些微小的基因變化可以造成那么巨大的后果呢？ 大躍進原因的猜想 我認為大躍進的主要原因可能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由于人類的武器制作技術更加專業和技術革新，提升了他們的狩獵效率。另外的一個，可能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好善惡惡的機制已經漸趨成熟，人類之間的合作紐帶已經相當牢固，使人類共同體的合作規模大大增加到幾十，甚至幾百上千人的部落規模。當我們的大群體合作已然成為進化穩定策略的時候，作為人類這個物種的春天已致。這樣的規模使得人類狩獵獲得了很多新策略，比如圍獵（事實上，從展現克羅馬農人狩獵文化的壁畫中，就能大量看到群體狩獵的場面），如果沒有更高的合作度和語言交流能力，甚至還需要一定的犧牲和利他精神，小型動物圍獵大型動物是很難成功的。在規模存在顯著優勢的情況下，人類戰勝大型動物可以使用車輪戰，可以使用人海戰術，無論哪種方式，數量占據絕對優勢的人類，只要掌握了互相協作的技巧和付出適當的勇氣，再配合合適的武器，那么對付這些大型動物都可以相當輕松。 我相信這個時期的人類已經演化出一定的“秩序意識”，比如如何有秩序地協作戰斗，如何做到責權對等，如何有秩序地分配戰利品。所有這些流程都需要好善惡惡的機制來維系，否則很容易出現劣幣淘汰的良幣的情況，導致共同體瀕臨瓦解。有了這種合作度，人類便敢于挑戰，從未有別的群獵動物敢于染指的大型哺乳動物——這是當時的一個巨大的藍海市場，面對這些頂級獵食者(或者頂級防守者)，除了人類，估計沒有什么別的動物愿意去招惹它們。而人類正是通過迅速占領這個藍海市場取得了爆發式的發展的。 更進一步，大型合作群體更有利于專業分工的形成。不排除會催生出專職制作石器的人，而采集和狩獵，則可以由另外一些專職的人來組織進行，安全方面應該也無需每個人自顧自，而是采取輪流守夜或者專人守夜的方式，無論哪種方式都巨大地提升了群體競爭力，假如他們窮盡一生的大部分時間用于研制石器，那么他們肯定比業余制作者有多得多的創新和發明的機會。在這些復雜的分工流程中，奪利主義、搭便車主義可以在每個環節出現，如果沒有好善惡惡的賞罰機制的保護，這個流程隨時都會瀕臨逆淘汰和崩潰。 總結來說，大躍進的原因很可能是以下幾點的合力：工具越來越先進、分工合作更加緊密更加專業化、人類共同體的合作規模越來越大。而這些確實不會明確反映在人類的解剖學等硬件特征上。因為它們屬于人類軟件的換代升級。 尼安德特人落敗可能的原因 伴隨著大躍進的前奏，人類是首先擊敗了他們的有力競爭對手——尼安德特人。這里也從對抗演化的角度簡要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 研究表明，尼安德特人的大腦容量雖然比智人更大，但他們的結構卻不相同。荻原直道和同事們認為，尼安德特人的枕葉比早期智人更大。“枕葉是視覺處理中心。”荻原直道解釋說，“尼安德特人可能需要較大的枕葉來彌補歐洲較弱的光線環境”。 他們發現，尼安德特人和早期智人的大腦形態有著顯著差異，比如早期智人的小腦更大。而小腦與語言理解和生成能力、工作記憶以及認知靈活性有關，因此他們認為，早期智人在這些能力方面要強于尼安德特人。 實際上，他們將人類大腦的統計模型建立在虛擬的尼安德特人頭骨中，他們發現在尼安德特人滅絕之前，早期的智人的小腦部分相對較大，但大腦中的枕葉區比尼安德特人小。 由于小腦體積與認知靈活性，語言處理和工作記憶能力等有關，科學家認為較大的小腦半球可以幫助人類更好地生存并適應危險的世界，而尼安德特人則不具備這方面的優勢。 表面上看，個體視力帶來的生存優勢肯定要大于語言。視力好的人會比視力差的人能捕獲更多的獵物，也能采集到更多的食物，打斗中也具有優勢。但造物主此時又做出了一個讓所有人都大跌眼鏡的選擇，他選擇了視力更差，肌肉更弱，大腦更小，只有小腦發育更好的早期人類。 這是為什么呢，我們不妨來猜測一下，人類在生物界立足的根本是群體合作，而不是個體能力，而合作的群體越大，合作度越高，那么群體的競爭優勢也就越大。如何才能進一步增加合作群體人數和提升群體合作度呢，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是怎么剔除那些在大群體里面奪利的和搭便車的個體，這就要求在一個更大范圍里面貫徹賞善罰惡的機制。這就要求智人有更強的語言交流能力了，因為大的群體里面你不可能跟每個人朝夕相對，你只能通過跟其他人的交流來評估其他人的善惡是非。這正是發達小腦所提供的優勢。進化過程中的小腦體積占人腦的10％，但含有大約50％的神經元。長期以來，大腦的這一非常重要的區域一直與身體活動（如站立和呼吸）有關，但最近的研究表明它對塑造有意識的人類行為也很重要。小腦體積與語言處理和工作記憶能力有關系。 智人正是在這種家長里短的交談中，了解一個大群體的每個個體的合作程度，最終獎勵合作者，懲罰奪利者，通過交流，好善惡惡機制得以在一個更大的群體中實施。最終塑造出比尼安德特人規模更大、合作度更高的群體，至此，也就不難理解最終智人取勝的原因了。 發達的小腦讓智人的好善惡惡機制上獲得了質的突破，讓智人的高度合作群體規模又上升了一個層次，早期智人群體規模還比較小，一般只有三十到五十人。他們的主要食物來源應該還是采集所得。但現代智人則不同，他們已經可以組織大規模的狩獵活動，直接挑戰劍齒象、猛犸等大型哺乳動物。他們開創了空前絕后的狩獵者藝術。這已經可以說明現代智人已經進化出高度合作的群體。而與此相對比的證據是，尼安德特人單體能力在現代智人之上，但他們在狩獵方面的成就與現代智人相去甚遠。 新石器時代 伴隨著人類的大躍進時期的結束，人類的足跡遍布地球，舊石器時代也接近了尾聲。接下來的時代，人們稱之為新石器時代（neolithic）。新石器時代大約從一萬多年前開始（大約12,000年前，地球結束了最后一個冰河時代），結束時間約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新石器時代這一名稱是英國考古學家盧伯克于1865年首先提出的，這個時代在地質年代上已進入全新世，繼舊石器時代之后，或經過中石器時代的過渡而發展起來，屬于石器時代的后期。 新石器時代和晚期智人出走非洲散布到全世界的過程有密切關系，晚期智人走出非洲之后石器的制作和早期智人差異很大，不再是數百萬年以來一直未變過的簡單打制切割用途，誕生了一系列種類繁多制作工藝和使用目的巨大的變化的新種類石器。 考古出土的陶器、青銅、鐵器、玉器、炭化紡織品殘片和水稻硅質體等等文化遺存表明，幾千年前古人的冶鑄技術、農業、制陶、紡織業等等相當發達。青銅、鐵器為金屬品，遺存幾千年的較少；陶器、玉器可存時間長，出土的遺存較多。 土耳其南部?atalh?yük的考古遺址是保存最完好的新石器時代定居點之一。對?atalh?yük的研究使研究人員更好地了解了從狩獵和采集的游牧生活到農業生活方式的過渡。 考古學家已經在擁有9500年歷史的?atalh?yük發掘了十多個泥磚房。他們估計一次可能有多達8000人居住在這里。房屋非常緊密地排成一排，居民不得不通過屋頂的孔進入房屋。 ?atalh?yük的居民似乎很珍視藝術和精神。他們把死者埋在房屋的地板下。房屋的墻壁上覆蓋著狩獵男子，牛和女神的壁畫。 最早的農業證據來自Tell Abu Hureyra的考古遺址，Tell Abu Hureyra是現代敘利亞幼發拉底河沿岸的一個小村莊。該村莊的居住地大約在公元前11,500年至7,000年。他們在公元前9700年左右開始收獲野生谷物。在現場發現了幾種大型的用于磨谷的石材工具。 新石器時代，中國的原始農業和畜牧業獲得初步發展。新石器時代中期距今約7500～5000年，可分為前后兩期。河姆渡文化、龍虬文化、北辛文化、半坡文化、前大溪文化為代表，后期以仰韶文化、馬家浜文化、大汶口文化為代表。磨制石器種類豐富，制作精美，制陶技術顯著進步，出現慢輪修整口沿的技術，農業和畜牧業獲得高度發展，長江流域已進入到灌溉農業階段，而且豬已經成為一種主要家畜。人口聚落不斷增多擴大，開始出現一些中心聚落和大規模的公共墓地，反映出社會組織向心凝聚平等的特點。 農耕文明出現 有的學者特別強調農業起源的意義，認為它才是新石器時代的主要特征，或者說是新石器時代革命的主要內容。世界各地這一時代的發展道路很不相同。有的地方在農業產生后的很長一段時期里沒有陶器，因而被稱為前陶新石器時代或無陶新石器時代；有的地方在1萬多年以前就已出現陶器，卻遲遲沒有農業的痕跡，甚至磨制石器也很不發達。所以并不是3個特征齊備才能稱新石器時代。但農耕文明的出現對人類社會具有革命性的意義。 澳大利亞考古學家V. Gordon Childe于1935年創造了“新石器時代的革命”一詞，以描述人類開始種植植物，繁殖動物以供食物和形成永久定居點的重大而重要的變革時期。事實上，地球上最古老而聞名的人類文明，都是典型的農耕文明。當然了，農耕文明有另一些說法，那就是灌溉文明或大河文明（River Civilization）。世界上最古老的人類文明，蘇美爾文明（包括后來的古巴比倫）、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華夏文明，分別孕育于兩河流域、尼羅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黃河流域。 大河文明誕生于大江大河流域，這些區域灌溉水源充足，地勢平坦，土地相對肥沃，氣候溫和，適宜人類生存，利于農作物培植和生長，能夠滿足人們生存的基本需要，故農業往往很發達。大河文明以農耕經濟為基本形態，對自然環境的依賴性較強。古代北非和亞洲的大河流域，沃野千里，灌溉便利，獨特的農耕環境為人類的生存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古代居民很早便在這些地區產生勞動分工，繁衍生息，所以大河流域成為人類文明的發源地。 大河文明除了是人類文明的發源地，它其實在對抗演化的過程中還扮演著里程碑式的作用——讓人類群體更加集中化，它對人類合作機制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律法等依賴于公權力的“善擇”機制開始孕育形成。 最早的農耕文明 由美國南密索齊蘇托大學、波蘭科學院物質文化研究所和埃及地理調查局三家聯合組成的考古調查團,于1982年在南埃及尼羅河流域進行田野考古調查時,發現了迄今所知的世界最早的農耕文化遺址。遺址座落于南埃及阿斯旺附近的瓦迪·庫巴尼亞的干涸山澗中，共發現地點六處，時代均屬舊石器時代晚期(約距今17000——18300年)。遺址堆積有化石和砂丘層，這是尼羅河泛濫平原所特具的兩種堆積層。相對于采集部族十平方千米才能養活一個人，早期農耕文明在同樣面積內可以養活50到100人。 最早真正務農的村莊出現在大約距今10500年前的西南亞洲。位于今土耳其和敘利亞邊界的阿布胡賴拉（Abu Hureyra）村莊表明這種變遷的發生是何等迅速。在距今大約10500年的時候，當地建造了一座村莊；其窖屋有蘆葦屋頂，木頭墻壁。居住在窖屋里的人食用谷物，但是也捕獵鹿。每年春天，鹿都會定期到來，大量被殺，鹿肉被儲存起來。因此這些共同體既儲存肉類也儲存谷物。他們精心種植某些谷物，也許還圈養一些野鹿。農業和牲畜在大約距今10500年以后迅速得到發展。這個村莊的人口增長到了大約300—400人。 由于農耕和灌溉技術的發展，相對于采集狩獵文明的共同體規模。前者有了長足的發展。除了規模擴大，人口密度也出現爆發式增長，集約化的模式和生產分工的發展趨勢，都越來越依賴于一套強大的、能維系人類合作關系、避免逆淘汰現象的機制。因此，農耕文明的道德體系應該也是這個時期通過“善擇”機制慢慢建立起來的。 勤勞、勇敢、誠實、專業、匠心、創新等品格，應該就是這個時期不斷被塑造出來的。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古老的農耕文明，在文明初期取得了超越時代的科學技術成就，也都創造了讓后人驚嘆的文明碩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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