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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出生于河南省衛輝市；清光緒朝進士，歷任軍機大臣、兵部尚書、東三省總督等職。自袁世凱小站練兵時就追隨袁世凱，成為北洋集團重要核心人物之一。1918年任民國大總統，1922年辭職。徐世昌國學功底深厚，一生編書、刻書30余種，文章詩詞書畫皆精，被后世稱為“文治總統”。 1939年6月6日，徐世昌病故，年85歲，先寄葬于天津桃園村原英國公墓，后同夫人一起歸葬于河南省輝縣市百泉鎮蘇門山下。
北洋時代，一般指從1895年袁世凱小站練兵開始，到1928年奉系易幟，民國在形式上實現統一為止的時期。中間歷經武昌起義，清帝遜位，民國初創等等。 徐世昌能夠在北洋時代崛起，原因是多方面的。 徐世昌一生最重要的開端，是在1897年。此年，袁世凱“奏調”徐世昌到北洋新建陸軍，徐世昌不顧清流非議，欣然相從，接受了參謀營務處總辦的差委，而當時以翰林入營務者稀有。 在北洋諸武人當中，徐世昌學識高，資格老，既精傳統文化又通西方法理。老成持重虛懷若谷的徐世昌在北洋新建陸軍中建立了很高的威信。就是袁世凱本人，每遇大事也必首先就商于徐。徐世昌在翰林院時曾因甲午戰敗，與數十名同事聯合彈劾李鴻章；時值戊戌變法，徐世昌、袁世凱都參與了維新運動。但在關鍵時刻，當新舊勢力交鋒、維新勢力將希望全部寄托在掌握軍權的袁世凱身上時，袁世凱卻聽信了“軍師”徐世昌之言：與其助帝而致禍，寧附后而取功名。 遂向榮祿告密。在義與利的選擇上，徐世昌、袁世凱很現實地選擇了趨利避害。二人均以戊戌六君子之血染紅了頂戴花翎，從此深受后黨恩寵，平步青云。 1900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慈禧太后與光緒帝西狩，徐世昌隨行護駕，得到青睞。 1904年，徐世昌得任中國歷史上最后一次科舉會試之閱卷大臣，也圓了徐世昌十年翰林以來主考之夢。 1905年，北洋新軍六鎮全部練成，徐世昌對此功不可沒。小站練兵之后，徐世昌奉旨入值軍機處，同年年底即授軍機大臣，署理兵部尚書。這一年徐世昌正好五十歲。 1907年4月，清廷宣布東北改建行省，并設置督撫。徐世昌以首任總督身份全權管理東三省新政改革事宜；系從一品級，各省督撫聯名奏事，以徐領銜，排在直隸總督袁世凱之前。 而在同一年，袁世凱與張之洞皆喪失了具有實權的總督大臣之位，入京擔任了奉旨辦事的軍機大臣。隨著光緒帝與西太后的一同辭世，袁世凱的地位更岌岌可危。 因光緒帝恨袁告密出賣之事；三歲溥儀即位其父載灃為攝政王，一心想替其兄光緒報仇，欲除掉袁，因奕劻及張之洞極力反對，便以袁患足疾為名將袁“開缺回籍養疴。徐世昌時在東北，唇亡未免齒寒，不得不主動奏請開缺，清廷便將其調任郵傳部尚書。 武昌起義后，袁世凱出山、逼宮、掌權三部曲，導演都是徐世昌。袁世凱既有逼迫清廷退位之功，又有促成南北議和之舉，且挾北洋雄師之勢——南方只有把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拱手相讓了。
1916年，袁世凱一死，徐世昌見國事難為，便又隱居水竹村。此后曾應黎元洪、段祺瑞之請，調解過“府院之爭”；1917年6月，張勛復辟時，徐世昌獲知日本并不支持，力勸張勛解除武裝，恢復共和，并保證其身家安全。同時他還竭力為溥儀卸罪，繼續保全清室。 1918年，在選舉民國第二屆總統之際，段祺瑞、馮國璋相持不下，一向兩面討好的徐世昌遂作為“理想人選”，得任總統；徐世昌當總統的第一件大事，便是謀求南北和解，結束內戰，為此使出渾身解數，但都無甚效果，無非拖延時間。 1922年終于爆發了直奉大戰。得勝的直系并不感謝徐世昌“一邊倒”的支持，在曹錕一再逼宮之下不得不戀戀不舍地離開總統府，遷居天津英租界，既結束了他五年的總統生涯，也從此結束了他從政40余年的歷程。 1939年6月6日，徐世昌病故，年85歲，先寄葬于天津桃園村原英國公墓，后同夫人一起歸葬于河南省輝縣市百泉鎮蘇門山下。
【曹錕】1862年12月12日生于天津塘沽；中華民國直系軍閥的首領，也是第五任中華民國大總統。因駐軍保定，又稱“保定王”。 曹錕自少以販布為生，1882年投身淮軍，進入天津武備學堂學習，畢業后投靠袁世凱。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后，清廷重新起用此前被解職的袁世凱。曹錕受袁世凱之命，率第三鎮全體官兵由長春移駐直隸、娘子關一帶，鎮壓革命。 1912年2月，在南北議和的默契條件下，袁世凱被選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南京臨時政府派專員迎袁世凱南下就職。當時曹錕駐京郊南苑附近，于同月29日在北京縱兵嘩變，焚掠內外城，為袁世凱制造拒絕南下的借口。同年秋，改鎮為師，曹錕改任第三師師長。 曹錕是袁世凱復辟帝制的支柱之一。1915年9月，他和張紹曾以直隸代表名義上書袁世凱，請求改變國體。10月，袁世凱加授曹錕為虎威將軍。到袁世凱稱帝后，封他為一等伯。 1915年12月25日，蔡鍔在云南發起護國運動，組織領導護國軍討袁，袁世凱決心以武力鎮壓。 1916年1月5日，曹錕與第七師師長張敬堯、第八師師長李長泰等受命率軍入川，并被單獨任命為川、湘兩路征滇軍的總司令，統一指揮川、滇前線對護國軍的戰爭。 6月，袁世凱在內外交困中病死，黎元洪任大總統，曹錕遂率殘部東歸。此時，段祺瑞以國務院總理之職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錕表面上被列為八位“帝制禍首”之一，實際上段祺瑞政府對其采取“通而不緝”的狀態，并在頒布通緝令前透露風聲，使曹錕順利逃出北京 。而曹錕適時投靠段祺瑞，又成為段祺瑞實行獨裁所依靠的軍事力量之一。9月，曹錕擔任直隸督軍，駐于保定。
在黎元洪與段祺瑞發生的“府院之爭”中，曹錕的態度基本為附和段祺瑞，但也不愿結怨于黎元洪。 1917年4月25日，在段祺瑞主持召開的“督軍團”會議中，曹錕與其他各省督軍及代表均同意中國向德國宣戰，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5月23日，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的總理職務后，附段的各省督軍宣布獨立，向黎元洪示威，曹錕迫于形勢，也于6月1日宣布獨立，但仍與黎元洪保持一定關系。 在此前后，徐州督軍張勛召開“督軍團”會議，策劃擁立遜帝溥儀復辟，曹錕派代表參加，對其計劃早有默契。待到張勛復辟不久后，曹錕轉投段祺瑞，參與其于7月3日進行的“馬廠誓師”，擔任西路討逆軍總司令，自保定北上，進駐涿州、良鄉，占領盧溝橋一帶，以討伐張勛 。借著這次政治投機，曹錕于事后仍擔任直隸督軍兼省長。 張勛復辟被平息后，黎元洪下野，副總統馮國璋代理大總統，段祺瑞仍然攫取總理職位。段祺瑞采納梁啟超、湯化龍的策劃，拒不恢復被黎元洪解散的舊國會，而以各省指定代表，炮制非法臨時參議院，代行國會立法職權。在北洋軍閥隨聲附和中，曹錕也通電助威。而南方的革命領袖孫中山聯合西南軍閥，在廣州建立軍政府，進行護法戰爭。 自此以后，中國國內形成了南北兩個政府的對抗。 與此同時，北洋政府中的馮國璋、段祺瑞之間新的“府院之爭”也發生了。馮國璋、段祺瑞分別親近英美和日本，成為北洋派系分化出的直系、皖系軍閥的首領。 此時，日本在遠東占有優勢地位，段祺瑞想憑借日本的金錢與軍火的支持，以武力削平南方護法各省的反抗。馮國璋為了打擊段祺瑞，作出“和平統一”的姿態，暗中聯系滇桂軍閥，壯大勢力。 在馮、段二人的對峙中，曹錕采取了騎墻政策。段祺瑞以權利誘惑他，他便附段；馮國璋以直系結合為號召，抵制皖系勢力擴張，他又附馮。 1917年11月18日，在馮國璋的授意下，曹錕和直系“長江三督”李純、陳光遠、王占元聯銜通電，主張南北議和，聲稱愿作“調人”。事后，曹錕又趕緊向段祺瑞加以否認，聲稱簽名系他人代庖。到同月21日，他在段祺瑞心腹徐樹錚的授意下，發表通電，主張以南軍退出長沙為和議的先決條件。 段祺瑞的親日與武力統一的政策，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并受到直系將領的牽制。在派往湖南作戰軍隊潰退之后，段祺瑞就以退為進，辭總理職，另派徐樹錚聯絡北洋派軍閥多人，于12月2日召開天津會議。 因徐樹錚許以“副總統”之職，曹錕遂成為天津會議上主戰派“督軍團”的盟主。在皖系策動的“督軍團”要挾下，馮國璋只得任命曹錕和張懷芝為南征軍第一、第二路總司令，曹錕還兼任兩湖宣撫使；同時又策動“長江三督”拒絕南征軍過境，并仍與滇桂軍閥密商和談。 隨后，在皖系壓力下，馮國璋態度軟化，曹錕乃于1918年2月南下漢口，督師前進，命吳佩孚以代理第三師師長兼前敵總指揮。由于護法方面的湘桂軍內部分歧，自動撤防，吳佩孚所部于3月入岳州，占長沙，4月23日又進取衡陽。段祺瑞在這種“捷報”聲中，于3月23日再度組閣。二次組閣后，段祺瑞委任親信張敬堯為湖南督軍，剝奪了曹錕、吳佩孚搶到的地盤，引起了他們的不滿。 段祺瑞為依靠外援，擴大實力，1918年3月25日與日本秘密訂立《中日軍事協定》，還擬調徐樹錚代曹錕為直隸督軍，授曹錕為“兩湖巡閱使”，實際上是剝奪了直系對直隸重鎮的控制。曹錕獲悉，便稱病回天津。 6月，曹錕又一次參加了在天津召開的督軍會議，他本擬策動議和，但徐樹錚表示仍堅守“副總統”之約，于是曹錕又主戰。20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曹錕為四川、廣東、湖南、江西四省經略使，想以此換取他重上前線，但他卻又提出各種借口，留在天津不動。 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英美列強重新參與對中國的爭奪。在這一國際背景下，吳佩孚接連通電攻擊段祺瑞，甚至與南方將領聯名，公開要求停戰議和。曹錕對吳佩孚的行動，佯作訓斥姿態，實則暗中支持。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段祺瑞及其安福系聲名狼藉，直系軍閥乘機加緊策動反皖系活動。12月，馮國璋病死，曹錕被奉為直系首領。他利用皖、奉兩系間的矛盾，積極爭取奉系。 1920年4月，曹錕在保定召開直、蘇、贛、鄂、豫、奉、吉、黑八省代表會議，組成反段同盟，直、皖雙方遂接近正面交鋒。5月，吳佩孚從湖南前線撒兵北上，段祺瑞也調動兵力，作迎擊準備，雙方劍拔弩張。7月初，段祺瑞逼迫大總統徐世昌下令給曹錕、吳佩孚以處分，并自稱“定國軍總司令”，下令動員，直皖大戰遂于7月初14日爆發。不過四天，皖系軍隊潰敗，段祺瑞下野。從此直、奉兩系軍閥共同壟斷了北京政府。9月，曹錕任直魯豫巡閱使，吳佩孚為副。 皖系戰敗后，奉、直兩系為爭奪中央與地方權力，不斷發生爭吵。1921年12月，由于奉系首領張作霖的推薦，徐世昌任命舊交通系的梁士詒組閣。梁士詒傾向奉系，并以親日著名，他的組閣激化了美、英與日本爭奪中國的矛盾。 梁士詒內閣于華盛頓會議期間舉措失當，引起全國聲討。以吳佩孚為首的直系將領乘機電斥梁士詒媚日賣國，矛頭實際直指奉系。張作霖于是調大軍入關，向直系進逼。曹錕、張作霖本系姻親，因而曹錕最初主張對奉系讓步，但在奉軍咄咄進迫的形勢下，他終于同意了吳佩孚的應戰主張。
1922年4月，直奉戰爭終于爆發。吳佩孚在馮玉祥的支援下打敗了張作霖，奉軍被迫退回關外，曹錕、吳佩孚一舉控制了北方。 直系的軍事力量和政治影響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之后達到頂峰，而曹錕、吳佩孚的實力以及二人貌似尊重民意的政治路線選擇，使不少人對其表示認同。 直系獨霸北方后，曹錕及其左右親信，原想驅逐皖系支持的大總統徐世昌，自己來當大總統，但吳佩孚卻主張召集1917年舊國會，恢復黎元洪大總統之位，以“法統重光”的辦法作為過渡，這樣既可為通過國會正式選曹錕為總統鋪平道路，又可用“法統”的名義抵制南方成立的護法政府。曹錕勉強同意了這個主張，于6月間擁黎元洪重新上臺。 黎元洪雖然復職，但軍政大權操于曹錕、吳佩孚手中。曹錕急于爬上總統“寶座”，便唆使其弟曹銳及親信高凌霨、吳毓麟、邊守靖等串通眾議院議長吳景濂，收買議員，作驅黎擁曹的準備。 此時，直系內部又分為保（曹錕駐河北保定，稱保派）、洛（吳佩孚駐洛陽，稱洛派）兩派，以曹銳為首的津（曹銳駐天津，故亦稱津派）、保兩派積極策劃倒黎，擁曹錕上臺；而以吳佩孚為首的洛派則企圖先以武力征服川湘，即所謂“利用法統的假面具，先把南方完全統一了”，然后通過制憲與選舉的形式以曹代黎。 曹錕對吳佩孚的這種態度及其活動，甚“不見諒”。到1923年春夏之間，保、洛兩派在“驅黎擁曹”的步驟上才趨一致。6月，在曹錕的示意下，直系軍閥、政客通過策動內閣辭職、軍警索餉請愿、圍困黎元洪的住宅、斷水斷電諸手段，把黎元洪逼下臺。 曹錕原擬于驅黎后立即進行大總統選舉，惟因國會議員紛紛離京，總統選舉會無法召集，他急不可待，便采納吳景濂等收買議員的辦法，在北京甘石橋設立議員俱樂部，為進行選舉的活動機關，規定選舉時出席議員每人賄以5000元支票。這一辦法果然見效，南下議員中的一些人又由滬北返。10月5日，這批接受賄賂的議員選舉曹錕為中華民國大總統。10日，被譏為“賄選總統”的曹錕由保定入京，開始大總統任期。 在此期間，由國會起草并通過了一部《中華民國憲法》1923年10月10日頒布實施。 這部憲法是中國第一部正式頒行的憲法。
曹錕素有“賄選總統”之惡名 ，且在傳統歷史認知中被認為是一個目不識丁、兇殘成性的軍閥 。但在其執掌北京政府期間，授意公布了《中華民國憲法》，支持顧維鈞處理“臨城劫車案”、完成中蘇建交談判，也有維護國家主權的功績。
【袁世凱小站練兵】小站練兵是指甲午戰爭之后袁世凱在天津小站以德國軍制為藍本，制訂了一套近代陸軍的組織編制、軍官任用和培養制度、訓練和教育制度、招募制度、糧餉制度等為內容的建軍方案。 小站練兵基本上摒棄了八旗、綠營和湘淮軍的舊制，注重武器裝備的近代化和標準化，強調實施新法訓練的嚴格性，成為中國近代陸軍的草創先河。 因其隊伍訓練營地在天津東南70里的一個鐵路站，位于天津至大沽站中間，故被稱小站練兵。 1894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后清軍潰敗，清廷為了維護其統治，開始仿效西法整頓舊軍，改練新軍。是年冬，遂命廣西按察使胡燏棻在天津馬廠編練“定武軍”。1895年10月，移至原淮軍屯駐地小站，“小站練兵”自此開始。同年12月，浙江溫處道袁世凱接任督練事宜。 定武軍原有10營，計步兵3000人，炮兵1000人，馬隊250人，工程隊500人，共4750人。 袁世凱接任督練事宜后，對定武軍進行整頓擴編，總計7300人，改名為“新建陸軍”。新軍由步、炮、馬、工程、輜重等各兵種組成，從國外購置新式步槍、馬槍和快炮等裝備。 其部隊建制、訓練、技術、戰術、操典等基本是模仿德國和日本。聘請外籍人擔任訓練教官；1896年始，袁世凱在小站創設德文、炮隊、步隊、馬隊4所隨營學堂。在這所學堂里，培養出諸多優秀的軍事人才，如后來被稱作是“北洋三杰”的王世珍、段祺瑞、馮國璋。 1897年，袁世凱麾下新軍已經是一支軍容嚴整、隊列整齊、令出必行的鐵軍。 小站練兵是中國從封建軍制向近代軍制演變的重大轉折，是中國近代陸軍訓練的開端；袁世凱憑借小站練兵成為清末民初實權人物，以他小站練兵為開端形成的北洋軍閥政治軍事集團，此后深刻影響了中國近代幾十年政局。 1898年，清朝廷不放心軍隊在漢人手中，于是命令榮祿督練武衛軍，將袁世凱所練的新軍收編為武衛右軍，第二年，又隨袁世凱調往山東。 1900年，武衛軍被八國聯軍打得七零八落，唯獨袁世凱的武衛右軍鎮壓住義和拳民，因為支持東南互保得以保存，憑借保存的這一絲實力，袁世凱在北京、天津、山東建立北洋新軍，在全國各地擴編新軍，很快，隊伍就擴至13萬余人，在人數和戰斗力上皆獨占鰲頭。 1905年秋末冬初，北洋新軍在河北舉行軍事演習，清朝廷盛邀各國駐華使館、中外記者和各省代表一同觀操，出現在眾人眼前的是一支裝備精良、士氣高昂的軍隊，而且，所有的士兵都剪去了長辮，演練場上，個個都英姿勃發，自甲午之戰后，清帝國終于又有了一支像樣的軍隊。 1906年，清朝廷決定擴大演習規模，調遣張之洞所練的湖北新軍與北洋新軍展開一場模擬戰斗，參與演習的官兵共計33000余人，場面之大，可謂史無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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