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美皖北之二：氣勢磅礴的兩漢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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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際，《詩經·商頌》傳出來自皖北殿堂的歌聲，成湯的子孫們或歌詠殷商先王功績，或詠嘆“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令人感受到滿滿的自豪；或“奏鼓簡簡”，“鞉鼓淵淵”，展示了祭祀與歡聚場面的博大、美盛……。

走過先秦時期的漫長歲月，皖北迎來了兩漢的輝煌。

來自澤國與山林之間的荊楚之歌，原本凄清、幽婉、迷離、虛幻，濃郁的神話色彩與巫祝之風重重疊疊，揮之不去。

然而，一旦進入淮河流域，皖北的丘陵與平原全然是另一番景色。湯湯淮水奔騰東去，海拔100～300米的低山只不過是平地上的些許點綴。

身邊無高山，眼前盡平闊，盡管昔日陳地也有巫風盛行，盡管水鄉也有柔美之風，但沒有了荊楚山區數不盡的曲折委婉，吟詩為文者心中，自然也就少了隨之而來的神秘幽深。

開闊雄渾的視野，需要更加質樸、豁達的表述方式。因此，漢王朝的開創者、生活在黃淮大地上的劉邦所唱楚聲為：“大風起兮云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全詩氣勢豪壯，奔騰千里。

另一位淮河流域的楚人項羽，兵敗垓下（今皖北靈璧縣境內睢水至洨水間平原地區），與虞姬相別，一曲“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雖是末路英雄的兒女情懷，雖然愁腸百轉，卻依然豪氣沖天。

如此的大氣磅礴不僅僅體現在幾首秦漢之際的楚歌里，更體現在漢王朝一統天下之后漸漸形成的審美理想中。

春秋戰國時期的皖北，北有黃河、南有淮水，東向大海，西接中原腹地，正所謂“大道坦坦”，既是齊、魯、宋、楚、鄭、衛、陳等國交通往來要途，也是各國學者文人游歷駐足之地。

于是，中原文化、齊魯文化、楚文化在此交融、匯聚，道家理論與儒、墨觀念在此交流、撞擊，終于成就了此期皖北大地的美學特色——“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員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為一”（《淮南子·原道訓》）。

?“大渾而為一”，首論為“大”。兩漢皖北文學之“大”，既來自平原通途為人們提供的廣闊視野，更來自孕育了大漢天子的一方土地蒸騰而起的極度自信。

司馬遷曾說：“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天下，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與，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史記·酈生陸賈列傳》）襟懷如此，自有指點江山、揮斥方遒的意氣。

表現在文學創作上，為氣勢恢宏、鋪張揚厲的漢大賦與散文的出現。《過秦論》《吊屈原賦》《鵩鳥賦》的作者賈誼，《子虛賦》《上林賦》的作者司馬相如，《七發》的作者枚乘，《上梁王書》的作者鄒陽，《哀時命》的作者莊忌，都曾長期生活在豫東、皖北的交界地——西漢梁國的梁園。

他們的創作，著眼于治國理政，大有氣吞八方、襟懷四海之勢。賈誼、司馬相如、枚乘、淮南小山等人的作品，蘊道家之哲理，承楚辭之余緒，述儒者之政見，渾而為一，成為“材極富，辭極麗，而運筆極古雅，精神極流動，意極高”的傳世之作。

?司馬相如之《子虛賦》，通篇皆以闊大壯美的筆調行文，滿滿充溢著放眼天下、襟懷社稷的豪情；枚乘之《七發》“創意造端，麗旨腴詞，上薄《騷》些，蓋文章領袖”，被視為漢大賦的發端之作；鄒陽《獄中上書自明》, 坦坦蕩蕩綜論時勢, 引經據典辯白自身, 詞采華麗、情思動人，既有戰國策士說辭之風，亦具漢代文章典雅閎深之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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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時至漢末，也有儒道兼修、汲取了楚辭魂魄、漢家風神的曹操、曹丕、曹植，“雄瞻高華”，以非同凡響的藝術創作，唱出那一時代的最強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