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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了解中共情報保衛系統中，對于抗戰到解放戰爭時期，一般都知曉社會部這個組織系統。而與它相扶相依的中共另一個重要的情報（分析研究）系統，中共中央情報部卻往往以“一套人馬兩塊牌子”一筆帶過。當然，總體情況與此差不多，可是在細微之處，不管是組織關系，還是任務，還是人員編成，有著一些差別。 從組織隸屬關系而言。中社部先于中情部成立，脫胎于中共到陜北后，根據國內外政治、戰爭形式的需要，建立的中共特別工作委員會（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中共中央保衛委員會而成。時間是1939年初。 中央情報部的設立則有著國內外形勢波譎詭異的前提，在國際上，1940年4月9日，德國出兵占領丹麥，突然襲擊挪威，擊退英法遠征軍后，于6月10日占領挪威全境。5月10日德軍入侵西歐，5月15日、28日，6月22日，荷蘭、比利時、法國先后投降。英軍退出歐洲大陸，英國本土受到入侵的嚴重威脅。歐洲戰局刺激了日本迅速壓服中國以利下一步爭奪亞洲、太平洋地區霸權的欲望。在1941年6月22日，納粹德國更是對蘇聯發動了全面入侵，侵略者的鋼鐵巨獸如入無人之境，橫掃蘇聯。 德軍侵入蘇聯 而在中國戰場，1940年5月10日，日本陸軍省制定了《以昭和15、16年為目標的處理中國問題策略》，并在5月18日召開的陸軍省、部首腦會議上正式通過。其要點是，在1940年底以前，進一步統一與加強政略、戰略和謀略，以全力迅速迫使國民黨蔣介石政權屈服。 滇緬公路 并且根據此《策略》，日軍把重點放在對國民政府的政治誘降上，對當時正在香港與國民黨秘密進行的“桐工作”寄予了極大期望，為配合“桐工作”，日本進一步加強了對中國的封鎖和軍事壓力。 在國內抵抗侵略者的戰場上，擔負著華北抗戰主力的中共八路軍為了打碎日寇的“囚籠政策”，發動了著名的“百團大戰”，“百團大戰使敵人大為震動，驚呼“對華北應有再認識”，多田駿因其“囚籠政策”之破產而滾蛋，繼任者為岡村寧次，提出“治安強化運動”的方針，取消戰爭初期“剿共滅黨”的口號，改為致力于剿共。”葉劍英《八路軍七年來在華北抗戰的概況*（一九四四年八月三日）》）。盡管百團大戰推遲了日本的南進步伐 ，但由于戰役規模和持續時間，都超過了部隊和根據地補給能力的限度，部隊消耗過大，在日軍瘋狂的反撲報復“掃蕩”時，已相當疲勞，因此對日軍打擊不力，使根據地遭到嚴重的摧殘和破壞，加重了以后的困難。 百團大戰老照片 而更讓人擔憂的是禍起蕭墻，多年的宿敵國民黨，雖然在全面抗戰初期達成了第二次合作，也曾有過短暫的蜜月時間，但隨著國民黨中以蔣介石為首的掌權的頑固派始終對中共有著根深蒂固的仇意，在外侮還在凌虐著中國大地之時，已經迫不及待的掉轉了槍口，再一次對中共舉起了“屠刀”，1939年冬至1940年春，國民黨胡宗南部對陜甘寧邊區發動軍事進攻，占領淳化、栒邑(今旬邑)、正寧、寧縣、鎮原等五縣，并準備進犯延安。同時，閻錫山集中兵力進攻晉西南、晉西北、晉東南的山西新軍（亦稱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妄圖一舉將其消滅。1940年春，國民黨石友三、朱懷冰等部又進攻冀南及太行區的八路軍。 影視劇中，李幼斌飾演的朱懷冰 而更為慘痛的事還在后面，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所屬部隊9000余人奉命北移，從云嶺駐地出發繞道前進。1月6日，行至皖南涇縣茂林地區，突遭國民黨第三戰區顧祝同、上官云相指揮的7個師8萬多人的攔擊。8日，陷入重圍。眾指戰員在葉挺軍長指揮下進行抗擊，血戰七晝夜，終因眾寡懸殊、彈盡糧絕，除約2000人分散突圍外，大部壯烈犧牲。軍長葉挺與頑軍談判時被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犧牲，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突圍后不幸被叛徒殺害。 黨內，正是肅清王明錯誤路線的關鍵時刻，這位莫斯科回來的“欽差大臣”，在國統區只手遮天，頤指氣使，并不把在陜北的中央放眼里，經常以個人觀點代表中央觀點與外界交流，右傾投降主義喧囂塵上（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對蔣介石政府一副卑躬屈膝之態，給中共各方面都帶來了麻煩。 在延安的王明 彼時，陜甘寧邊區又遭受著國民黨頑固派政治、經濟，軍事三重封鎖。可謂內外交困。也是中共的命運又一次面臨著選擇，是“仰人鼻息”，還是獨立自主走中國革命道路。那么在統一戰線中就需要認清誰是敵人誰是朋友，除了侵略者，哪些老對手還是對手。另一個很重要的來說，中共不再是單純的中國的一個革命政黨，它已經肩負起了中國抗戰的中流砥柱的領導責任，而中國戰場又是整個二戰中東方戰場中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戰場。中共領袖們毛澤東等人的目光已經投向世界政治舞臺。 而要認清形勢，對癥下藥，內外雙修，無疑要做到古人的那句話“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于是，中共黨人的領袖們重新撿拾起1931年毛澤東的著作《反對本本主義》中著名的論斷“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據此，1941年7月7日，中央發出《關于成立調查研究局的通知》，這也是中共黨史上迄今為止級別最高的戰略情報系統，毛澤東親任局長（主任）。而彼時在延安的中共最高層領導群體幾乎全部在此局中兼職各部門負責人，如陳云、朱德，康生等人。 1941年8月27日，政治局決定，中央社會部日常工作由李克農指導主持（李克農年初由國統區返回延安，即被任命為社會部副部長），汪金祥具體負責，康生只管大政方針，以便集中力量于情報保衛工作。 1941年9月，作為中央調查研究局下設三大部門之一的中共中央情報部應運而生（另外兩個部門是政治研究室，黨務研究室【關于該調查研究局，我曾專門有文字做過介紹，較早了-《【說諜】毛澤東親任首腦的中共最高情報調查機構-中央調查研究局》2019年2月16日發在頭條上】）。 中央情報部其實并不全部照搬了中央社會部，而是以中央社會部為主要班底，加進了中央軍委總參謀部一局敵偽軍處（即二處，時任處長伍修權）、友軍處（即三處，時任處長朱軍-開國少將，中央特科最后一任紅隊隊長），還有軍委二局合并而成。 朱軍少將 1941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通過《關于中央情報部的任務，性質，組織，計劃》，決定由康生任中央情報部部長（兼），王稼祥（并未到任）、葉劍英（兼）和李克農任副部長（兼）。在人員配置上與中央社會部統籌兼顧，在業務方向上，指導邊區、根據地、國統區及敵占區保衛工作的用中央社會部名義，在指導情報工作上，則用中央情報部名義（這就形成了以后俗稱的中央社會部也叫中央情報部，“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的說法，包括不少回憶資料上也是如此）。 中央情報部下設二處四室，即：辦公處、政治處、軍事研究室、政治調査室、軍事調査室、政治研究室。 一室（軍事研究室）主任先后有：許光達（開國大將）、方強（開國中將）； 方強中將 二室（政治調查室）主任先后有孔原、汪金祥（后），副主任汪金祥； 三室（軍事調查室，也稱軍事情報室）主任先后有解方、李濤（開國上將），陳龍（中共情報保衛史上的傳奇人物，建國后曾任公安部副部長），副主任先后由邊章五（新中國駐蘇使館首任武官，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在談判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陳奇涵（開國上將）、汪東興等； 邊章五 三室下設五個局及研究室等單位。其中，二局即原軍委二局，三局負責日偽軍研究，四局負責國民黨軍研究。 李濤上將 四室（政治研究室）主任：鄧洪（建國后曾任江西省副省長）；副主任：吳德。 另有干部訓練班主任陳養山等；總務處處長李范五（東北抗聯的旗幟人物之一，建國后曾任黑龍江省省長）等。 李范五 1942年5月，日軍發動了殘酷的“五一大掃蕩”，對中共掌握的敵后抗日根據地展開了“鐵壁合圍”式的軍事清剿，軍委任務加重，根據戰爭需要，于1942年11月，又把中央情報部中的軍事部門大多調回軍委總部。 日本侵略軍 1943年3月，中央調查研究局完成歷史使命。另組成一個由劉少奇任局長的短小精悍的中央研究局。 獨立出來的中央情報部直屬中央書記處領導。這個時候，中央情報部與中央社會部才開始真正的合署辦公，真正做到了兩塊牌子、一套人馬，干部工作統一管理。合署后，康生和李克農繼續擔任部長和副部長（主持工作）。下設總務處、秘書室、機要科及四個室。 秘書室主任：徐光霄（建國后曾任情報總署辦公廳主任，文化部副部長等職）。 徐光霄 總務處負責人杜長天（建國后曾任中央調查部副部長，國家安全部顧問等職）。 羅青長（左），李克農（中），杜長天（右）合影 機要科科長劉志漢。 辦公室主任汪金祥。 一室（(有哪些比較仙氣的英文昵稱？1、baiForget the past（念舊）2、Tsundere（傲嬌）3、Invader（瑾年）4、Summer（初夏）5、Gardenia（梔子）6、Nooneandyou（無人及你）7、Beginning（始于）)情報）主任先后由李逸民（開國少將，建國后曾任解放軍報總編，總政治部文化部部長）、馮鉉（中共海外情報線的開拓者之一，建國后曾任駐瑞士公使，中調部副部長，中聯部副部長等職）、王中、師哲（蘇聯問題專家，長期在毛澤東身邊擔任翻譯，中央編譯局首任局長等職）擔任。 李逸民少將 二室（負責指導中直機關、總政和各根據地的鋤奸保衛工作）主任先由后陳剛、汪金祥，汪東興擔任。 三室（負責邊區內保除奸）主任陳龍。 四室(政治研究室)主任鄧洪；副主任吳德。 注：上述一些老前輩的簡略因在上文中有過介紹，此文中不再贅敘，敬請諒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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