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歲吳敬璉發文：在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浪潮中堅持改革，繼續開放！

陽光正能 2024-05-13 發布于江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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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革開放為動力

實現高質量發展

文 | 吳敬璉

協調好長期和短期政策
進一步提高發展質量

由于“預期偏弱”是在前一個時期逐漸累積起來的，要從根本上轉變“預期偏弱”，就需要用長期主義政策加以應對。然而，歷史經驗也告訴我們，長期政策顯現效果需要較長的時日，正像凱恩斯所說，“從長遠來看，我們都死了”。

那么，為了防止短期沖擊造成的破壞，采取放松信貸、增加財政赤字、補貼消費等應急性的刺激政策往往也是必要的。但在這樣做的時候，一定要避免以為單純依靠短期性宏觀經濟政策措施，就能解決中長期經濟問題、實現經濟復蘇的誤解。

在這個問題上，日本在最近40年應對經濟衰退的經驗教訓很值得注意。1985年《廣場協議》促成的日元升值和外需疲軟引發了日本經濟從1986年開始發展降速。當時日本政府采取的應對方針是實行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強刺激，這種凱恩斯主義式短期政策雖然給日本帶來了1987-1989年的三年牛市，但也導致了巨大的房地產和股市泡沫形成，種下了“失去的20年”的禍根。

往后幾屆日本宏觀經濟當局繼續延續以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為主的做法，直到安倍晉三的第二個任期提出了用短期政策來穩住大局、用長期政策來為發展奠定基礎的“三支箭”施政方針。

其中，第一支箭是擴大貨幣供應，第二支箭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這兩支“箭”用的都是從需求側著眼拉動增長的凱恩斯主義的老辦法。第三支箭叫作“結構性改革”，按照國際通行的界定，也就是進行經濟體制和政府行為方式的改革，通過強化競爭來提高效率。安倍任上的“結構性改革”，例如放開電力市場、取消只有個人才能經營農業的規定等，雖然效果并非立竿見影，卻在實施一段時間以后逐漸顯現了靠完善市場制度聚集人氣、振興經濟的效果。

我國和日本在歷史源流和現實環境上存在不少差異，因此對日本經驗絕不能照抄照搬，但是這種以長期政策為基礎、把短期政策和長期政策結合起來的做法，值得深入研究，從中擇優汲取。

對我國來說，當下最重要的就是用改革和創新的辦法去解決妨礙我國經濟持續、穩定、高質量發展的基本問題。我建議不妨運用研究制定《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時遵循的方法，就是“問題導向”，從現實面臨的重大經濟社會問題入手，探索造成這些問題的經濟體制原因和政策瓶頸，然后有針對性地提出需要采取的措施，進而制定具體方案并組織實施。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實現效率的提高、結構的改善和持續的發展。其中，有兩點尤為重要。

其一，構建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仍然是改革的核心任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必須從政治、經濟、法治等多方面入手，依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改革，激發億萬民眾釋放創新創業潛能。今天我們不妨適時對《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規定的數百項重要改革舉措逐項進行復盤，研究哪些改革任務還沒有落實、為什么沒有落實，以及應該如何解決落實，從而更有針對性地明確目前經濟體制和政策中存在的問題，以及需要改革和更新的項目。

其二，強化競爭政策的執行，認真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和政府部門正面權力清單制度。同時，及時清理目前存在的對市場活動具有限制性、收縮性效應的經濟政策，對可能阻礙勞動力、土地等要素流動的相關法律和相關制度加以實質性的革新。對于一些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必須及時通過競爭政策的執行和依法治國原則的落實加以消除。

堅持改革開放

把握技術革命浪潮

2024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體學習，聚焦新質生產力，強調要繼續做好創新這篇大文章，這就需要進一步營造有利于科學進步和技術創新的制度環境。科學和技術的進步，是全人類的事業。其實，科學和技術這兩件事也要分開。一般來說，基礎研究靠市場、企業是很難開展起來的，因為不確定性和外部性太強，除非企業發展到有相當大的體量和財力才會進行基礎研究。而大多數普通的小企業很難做到這點，這就需要政府和社會有更多的投入。而對于技術的激勵，市場無疑有更大的空間。

今天，我們要在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浪潮中趕上潮流，甚至走到潮流的前面，最重要的不外乎兩條：一是堅持改革，以創造一個更有利于激勵創新和創業的環境，使更多人才涌現出來；二是繼續開放，和社會各界的相關人士一起在競爭中合作，把科學和技術的革命推向前進。

對于企業界來說，最關鍵的是要打造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提高產品附加值，向價值鏈的兩端進一步延伸。前端是研發設計，后端是品牌、營銷、渠道、管理、售后服務等，這兩端都是高附加值的。

對于政府來說，應該有所為、有所不為，始終將重心放在提供良好的營商環境上。舉個例子，中國曾借鑒日本戰后早期實行的選擇性或差別性產業政策，就是試圖用一整套財政、金融政策乃至行政、法律手段，去扶持一些產業，但客觀上也抑制了一些產業的發展。在1990年代后期產業政策的相關討論中，對于這種產業政策的方向逐漸達成一種共識，就是認為差別性的產業政策需要向功能性的產業政策轉型。

所謂功能性的產業政策，就是指利用產業政策來幫助、提高、強化市場的功能，它和市場的關系一定是友好的、互相配合的，能夠促進市場作用的發揮，強化有序競爭。

其實，什么是最好的產業結構？什么是最有希望被市場所接受的產品？幾乎沒有人能夠準確預測。只有一個辦法，就是盡可能創造這樣一種營商環境，使得個人和企業的千軍萬馬能夠往前沖，最終總有一些人和企業能夠取得突破，那么就可以順著這些突破的路徑繼續往前走，而不是去主觀選擇產品的發展方向和技術路線。當政府把市場有序競爭的氛圍培育起來，讓市場在法治的基礎上充分發揮作用、加速優勝劣汰，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的轉化一定更為順暢。

來源：《探索與爭鳴》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