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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二十六年（1547）春，尚未度過23歲生日的張居正考中了進士。然而，相比同科進士的放松與喜悅，張居正卻顯得緊張而憂愁。 在他眼里，此科只考了二甲第九名，離夢想中的狀元還有差距。 明清時期，新科進士出爐后，除狀元、榜眼、探花會被直接授任翰林官員外，其余進士一應聽從吏部安排，參加“進士聽選”。 所謂進士聽選，即吏部根據進士們的成績及名次，結合朝廷所缺職位，對他們進行相應的官職任命。一般情況下，進士中二甲者，可內授主事，外授知州；中三甲者，則內授評事、中書、行人，外授推官、知縣。不過，朝廷向來“僧多粥少”，吏部留給新科進士入職的中央崗位也杯水車薪。因此，為了體現官職分配的公平性，吏部通常會根據實際情況，每隔兩個月分批次安排進士上崗。但，這仍然無法解決崗位分配不均的問題。 于是，在進士聽選之外，朝廷又開設了“進士朝考”通道，允許新科進士參加考試，繼續深造，入翰林院為庶吉士，待三年后散館，再依照實習成績決定去留崗位。 張居正發愁的，正是自己能否成為翰林院庶吉士的大事。 01明朝建立以來，“非科舉者毋得與官”已經成了朝野共識。然而，大多數進士自投身科舉起，便養成了一種“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的習慣，由此帶來的弊端顯而易見——進士們文詞能力尚可，一到為官理政時，就兩眼抓瞎，“能以所學措行事者甚寡”。 有鑒于此，洪武十八年（1385）會試后，朝廷有意在原先考中進士即授官的基礎上，改進科舉取士之道。殿試結束后，明太祖朱元璋即下令：“擢一甲進士丁顯等為翰林院修撰，二甲馬京等為編修，吳文為檢討。”進士之入翰林，自此始也。至于其他上榜進士，朱元璋“使觀政于諸司”，并允許他們進入翰林院、承敕監、六科等天子近侍衙門辦公，稱作“庶吉士”。  明太祖朱元璋。圖源：網絡 庶吉士的設立初衷，就是為了讓新科進士脫胎換骨成為文學、政事兼長的官僚。到了永樂朝，隨著內閣制度的確立及發展，庶吉士們也就成了皇帝用得最順手的咨政人士。于是，“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遂成明朝官場鐵律。 由于庶吉士在明代屬于通往閣臣高位的捷徑，所以它的選拔考試也比過去進士們參加的任何一場科舉考試都要嚴格。 庶吉士的考選，秉持“一次開科，一次選用”原則，只要考中，即進入備選。前提是，所有欲選庶吉士的進士，必須在一個月內將平日所作論、策、詩、賦等不少于十五篇呈交禮部。禮部審閱后，編號糊名封送翰林院，翰林院再根據這些文稿的辭藻文理進行打分、排次，以前二十名為標準，列入備選名單。之后，翰林院再將結果上呈內閣，由閣臣攜進士試卷，召集進士會考于東閣，唯有“試卷與所投之文相稱”者，才能入選。 在庶吉士的選拔上，除了朝考的成績外，年齡也是一項相當重要的指標。據《皇明貢舉考·紀略》載：“凡考選庶吉士，或間科一選……或限年三十五歲以下，或不限年……”《國朝典匯》記載，嘉靖十一年（1532）十月，“上命李時等于新進士未選者年三十而下，悉令就試，取二十一人”。 張居正考中進士時不滿23歲，自然不必為年齡限制而過分擔憂，但與他同科的進士馬一龍可就差點被年齡難住了。據《嘉靖丁未科進士序齒錄》載，馬一龍生于弘治十二年（1499）五月初三，登科時已49歲。雖然他在殿試中考中三甲第29名，符合庶吉士選拔標準，可觸及年齡紅線，差點吃了癟。好在朝廷發現他才華橫溢，能詩善文，在農學、書法界中造詣匪淺，認為他若入選庶吉士，為“儲才”備選館閣有重要意義。這才準予其破例“減年十歲”，入翰林院為庶吉士。  明朝著名農學家馬一龍。圖源：網絡 馬一龍“減年十歲”入選庶吉士，是朝廷對特殊人才的一種破例，但當時的官員對此事依然多持否定態度。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高儀比張居正早一屆中舉，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代高拱為禮部尚書，并教習庶吉士。他開閣授課的第一天，就告誡在座學生，日后若身居高位，萬不可再開此后門：“減年入齒錄，嘉靖辛丑（1541）以前無此事，今日始有之，諸子慎勿為。” 明朝官員俸祿皆按月發放，除非有特旨，一般不會給致仕官員任何退休補貼。進士若能在入仕前完成“減年入齒”，并被官方記錄在案，那么，該名官員即使實際年齡已超限，仍舊可以占據任官，理所應當地吃著俸祿。在實際利益驅使下，高儀的話并未產生多大的效果，反之，庶吉士們此后變本加厲，“卒無人從先生之言者，致齒錄與同年敘會大相矛盾，恬然不以為非”。 02進士們尚未晉升為庶吉士之前，或許還會致力于自我完善，一旦成功躋身為庶吉士，這群人的關注點立馬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以張居正為例，自從選上庶吉士后，他就變得比以前更忙了。他經常自覺“加班”，把明朝各項規章制度及歷朝執政文件都研究了個遍，只為在各大庶吉士教習面前留下一個良好的印象。 朝廷為體現對人才的重視，庶吉士的教習多由臺閣重臣兼任。如此一來，庶吉士與閣臣除了形成一種學生與老師的關系外，還獲得了鍛煉和發揮自己行政能力的機會。 張居正入值翰林院時，正好趕上嚴嵩與夏言兩位內閣“大佬”內斗。當時，為了消弭蒙古人南下侵擾大明的隱患，陜西三邊總督曾銑向朝廷遞交了一份《請復河套疏》。曾銑所言的“河套”，大致相當于今天的內蒙古鄂爾多斯地區，那里往北，就是當年明武宗御駕親征與蒙古小王子對抗的戰場。曾銑的提案，引起了嘉靖帝的高度關注。嘉靖本人也想在史書上留下一筆豐功偉績，遂令兵部會同戶部擬出戰爭預算。結果，兵部經過推敲，給出了一個不宜開戰的選項。面子上掛不住的嘉靖只好下令要求內閣會同翰林院，組織朝臣及庶吉士們分析收復河套地區的利弊。  張居正。圖源：網絡 對此，內閣首輔夏言決定力挺曾銑，主張收復河套，而地位僅次于他的嚴嵩則將主要心思放在了收集對手的“黑料”上。夏言及嚴嵩的私下爭斗，也使得內閣及翰林院等官員快速站隊，只為賭一把自己的前程。唯有張居正，此時既不參與廷議，又不著急站隊，而是將自己結合大明規章制度及輿圖信息所列陳的收復河套建議，遞交給他的座師——時任內閣輔臣、禮部尚書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徐階。 徐階對這個年輕人的舉動刮目相看，認為他好學深思、深沉穩重，同時也不缺乏年輕人該有的心思靈動，以及初入仕途的那股青澀認真勁兒。他開始關注張居正，并試圖使這種形式上的師生關系變成更具實際意義的朋友關系。而對于張居正來說，能獲得徐階“慧眼識珠”，已相當于為自己日后的仕途鋪平道路，這正是一個平凡的庶吉士所能發揮的最大價值。 當然，庶吉士的這條路并不好走。 依照慣例，庶吉士進入翰林院后，在三年時間內，除了要上好每一節“館課”外，還得定期參加“館試”及“閣試”。館試有點像今天大學里的隨堂小測，由庶吉士教習出題，一般不計入期末考核。閣試則需要庶吉士們赴內閣參加統考，考試成績將直接記入檔案，作為三年期散館后官員任職的一個考量分數項。 在此期間，倘若有庶吉士因丁憂或患病等個人情況需要中斷館課，那么，他在翰林院進修的資格也大概率會被提前剝奪。 永樂朝禮部侍郎李時勉于永樂二年（1404）中進士之后，即被選入翰林院為庶吉士。不幸的是，他在翰林院聽政不到兩年，家人就因病去世了。按慣例，他需要向朝廷請假回家丁憂。而此時，明朝除了允許庶吉士“每五日一休沐”外，對于在朝人士的事假、病假等均沒有形成統一的管理制度，所以，像李時勉這種特殊情況，朝廷給出的裁決是：“庶吉士服闋未經考校者，量授科道或部屬官，毋再送讀書。”李時勉就此失去了在翰林院繼續深造的機會。待其丁憂回來，朝廷任命他為禮部主事，讓其正式入朝，參與重修《明太祖實錄》。  明朝國子監祭酒李時勉。圖源：網絡 雖然庶吉士在“請假”之后多不得重回翰林院，但在明朝276年的歷史中，也總有例外。弘治朝進士孫紹先就開了先例。 孫紹先與明朝內閣首輔顧鼎臣同榜，不過，他的成績遠不如后者，在殿試階段只考了個三甲第118名。按常規，像他這種成績，若依進士聽選，指不定會被派到哪個山旮旯去當小推官了。可孫紹先當真是位能人，他不僅在庶吉士選拔中嶄露頭角、順利入選，而且還擺脫了李時勉的命運，服闋回朝后繼續留在翰林院學習工作——正德三年（1508）秋，孫紹先“冀留翰林，托其同年檢討段炅為言于大學士焦芳，遂愿，入院肄業，后授翰林院檢討”。 眾所周知，焦芳是具有“閹黨”背景的內閣首輔，段炅身為其黨羽，與孫紹先相互交通、請托復館，其中自然免不了正德時代以劉瑾為首的權宦對朝政的操控與干預。因此，孫紹先請托之事，在當年尤為特殊。自他之后，朝廷又恢復了“庶吉士服闋未經考校，毋再送讀書”的舊例。直到萬歷二十六年（1598），考慮到朝官日益稀缺，大學士沈一貫、趙志皋等人才在萬歷皇帝面前提出，將這種破壞庶吉士正常授職的特殊手段制度化，形成一套新的庶吉士起復培養機制。于是，萬歷皇帝規定，“以后起送庶吉士，不論丁憂、養病、給假，凡未經散館者，俱照此例，不得陸續題授，永為遵守”，庶吉士因故請假不影響回翰林院繼續學習，遂成定制。 03盡管庶吉士的出路大多指向宰輔高位，但做了庶吉士，并不代表就一定能進入內閣，成為左右帝國政局乃至歷史發展的關鍵人物。 在庶吉士制度實施的五百余年間，翰林院庶吉士中還有一群“非遵制授職”的人。他們大多與當時的政治斗爭相關，因得罪實權者，而被提早剝奪庶吉士身份，抑或是在散館之后被故意刁難，遲遲未予實職，耽誤前程。最典型的例子，當屬清代士紳巨擘羅惇衍。 道光十五年（1835），來自廣東順德的羅惇衍與陜西涇陽才子張芾、云南昆明才子何桂清等同科考中進士，并入選庶吉士。彼時，道光朝首席軍機大臣、武英殿大學士穆彰阿權傾朝野，勢力龐大。  官至兩江總督的何桂清。圖源：網絡 明清科舉考試極看重師承，穆彰阿恰好是道光十五年恩科會試的主考。對于該科進士、庶吉士，穆彰阿多少有些身為“座師”的自豪感。由于張芾、何桂清、羅惇衍三人都是二十出頭就榮膺庶吉士，穆彰阿深信，年輕代表活力。他對這三人寄予厚望，期待將他們納入麾下，為己所用。 面對穆彰阿拋出的“橄欖枝”，張芾、何桂清頗識時務，很快便拜伏于其門下，以門生自居。只有羅惇衍一人政治思想保守、為官端謹，說什么也不肯依附于他。及至散館之日，穆彰阿對羅惇衍心存芥蒂，難以釋懷。外放實差時，穆彰阿故意向朝廷討要了一份圣旨，稱羅惇衍“年紀尚輕，未可勝任，著毋庸前往，另派某去”，讓羅淳衍成為清朝開國二百余年間，唯一一位在翰林院散館后未獲授官的庶吉士。 不過，放在明清科舉庶吉士散館授職史中，羅惇衍還不是最慘的。 依明清舊例，庶吉士散館一般不授外官，能夠進入翰林院擔任庶吉士一職，即等同于在中央政府謀得了一份正式的官職。即便在散館初期，庶吉士可能位卑言輕，但假以時日，他們必然會在朝廷中逐漸嶄露頭角，占據一席之地。所以，對于庶吉士而言，他們在官場上的晉升途徑大多是清晰且筆直的。 可有一部分庶吉士，在得罪了當權人士之后，竟在散館之時被授予外職，直接踢出中樞，與普通流官前途類似。跟嚴嵩同科的庶吉士倪宗正在翰林院散館期間，正好趕上大宦官劉瑾干預朝政。倪宗正生性耿直，看不慣朝中亂象，遂多說了兩句閹黨亂政、閹黨禍國之類的話，結果就被劉瑾重點“關注”了——先施予廷杖，再出知江蘇太倉，此后連貶多地，終官廣東南雄知府。 比倪宗正更慘的，還有嘉靖五年（1526）丙戌科的庶吉士們。 那段時間，嘉靖帝正為尊奉自己親生父母的“大禮議”事件而忙前忙后，張璁、桂萼等一批新貴借著支持皇帝的舉動，獲得火速提拔，成為帝國文官集團的核心。而在此之前，張璁只不過是一介庶吉士，朝廷如火箭般地晉升其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成為內閣成員，這讓他的自信心瞬間膨脹。于是，高升之后的張璁去視察了翰林院，頗有衣錦而歸的意思。  明朝內閣首輔張璁畫像。圖源：網絡 然而，在場的庶吉士們竟無一人向他起身作揖，導致他內心極度不適。待這批庶吉士散館之日，張璁直接下令：“庶吉士皆乳臭，不堪教養，又不當科道，止就其榜第銓除。”最終，該科庶吉士除李元陽、王格、連鑛、張鐸等四人被外放為知縣外，其余人俱遭削籍。可見，庶吉士的命運沉浮，有時候也很考驗他們與朝臣之間政治制衡的智慧。 04據《大明會典》記載，明朝的庶吉士生活清苦，但每月可以在戶部、兵部、工部、順天府、光祿寺等衙門的資助下，拿到屬于他們的皂隸、紙扎、筆墨、酒飯和燈油錢。這些基本生活物資雖然有限，但也滿足了他們“京漂”的日常所需。 然而，這些補助對于那些家境貧困且亟需養家糊口的進士而言，仍有差距。在現實的生存面前，他們的理想總是那么的脆弱不堪。明史專家郭培貴統計，明朝長達276年的歷史中共產生了24861位進士，其中庶吉士的人數僅為1421名，占明代二、三甲進士總數的5.84%。這一比例相較于明代進士占舉人總數的比例，低了整整18個百分點。由此可見，庶吉士是進士群體中的鳳毛麟角，可遇而不可求。 當然，不是所有的進士都是因為生活所迫而放棄庶吉士職位。與張居正同科的王世貞就是一個特例。 嘉靖二十六年（1547），王世貞參加春闈，中會試第八十二名。爾后，他參加殿試，中進士二甲第八十名。這一年，他年僅22歲，比張居正還要小。而且，比起軍戶出身、家境貧窮的張居正，王世貞是個“官三代”。此時，他的父親王忬受皇帝信任，巡按順天府，掌官員紀律察查。  明朝文壇領袖王世貞。圖源：網絡 王世貞考中進士，父親王忬告誡他：“士重始進，即名位當自致，毋濡跡權路。”王忬的本意，是希望王世貞入仕后繼續保持初心，做個好官，王世貞卻認為“士重始進”，當從此刻做起。 館選庶吉士，顯然是最適合王世貞仕途發展的道路。于是，有人建議他前去拜謁大學士夏言，呈上自己寫的文章，這樣，中選庶吉士的概率會高得多。王世貞一聽，覺得這種“走后門”的做法忤逆了父親的教誨。于是，果斷拒絕干謁夏言，并退出館選，走平凡進士該走的仕進之路。 這一選擇，讓王世貞的仕途之路從此倍加坎坷。歷經治理青州、主政鄖陽之后，直到晚年，他才被朝廷調回南京，任南京刑部尚書，成為了一個位高權不重的閑散官員。 王世貞是帶著道德潔癖進入仕途的，還有人在取得進士功名后帶著道德潔癖遠離仕途。 讀書、考進士、做官，是每一個士人被預設好的人生路徑，但也不是每一個人都會照此路徑走下去。就像《紅樓夢》里面的賈敬，辛辛苦苦考中了進士，卻轉瞬遁入空門，煉丹求道，超脫一切。 藝術源于生活，這種現象在明清兩代便有真實的例子。 心學大師王陽明的徒弟、明代嶺南大儒薛侃，在正德十二年（1517）的丁丑科登進士第后，果斷放棄入仕機會，選擇回鄉照顧母親的飲食起居。薛侃受心學影響很深，他認為，一個讀書人能夠考中進士，就已經證明他在學術方面具有階段性成果，倘若進士以功名求官入仕，只怕以后的日子身不由己，會白白浪費掉鉆研學術的寶貴時光。所以，登進士第后，薛侃一邊謝絕朝廷的正式任用，一邊打點行裝，踏上返鄉之路。 薛侃是廣東潮州府人士，回鄉之后，他力邀饒平舉人楊驥、楊鸞兄弟等人在潮汕一帶掀起講學之風。古代嶺南地區偏狹，歷屆科舉登進士者鮮少能見到嶺南文人的身影，加上制藝舉業講究“以朱子之是非為圣人立言”，學術思想的僵化也反過來導致嶺南地區的讀書人對科考舉業越來越厭惡。當時的科舉取士，除了在國家人才選拔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外，對地方上的民風、民俗及教育事業也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因此，為了扭轉嶺南地區越來越傾頹的學風，薛侃開始引入恩師王陽明的心學理念，刊印《傳習錄》，“以正學接引”，讓越來越多的文人集中于潮州一帶講學，使潮州文風一時興盛，并逐漸向嶺南及中原地區擴散開來。 值得一提的是，在薛侃帶動的學風影響下，潮汕地區在嘉靖年間誕生了一名文狀元——林大欽。林大欽中狀元后，授翰林院修撰，但僅數月后，他便以母老乞歸，回到家鄉講學。朝廷多次召喚，他均不為所動。  明朝廣東籍狀元林大欽畫像。圖源：網絡 話說回來，異類總歸是少數，縱觀科舉千年的歷史，士人讀書的首要目標就是做官。他們懷揣著滿腔熱忱與雄心壯志，毅然決然地踏入科舉的殿堂，期冀展示個人才華，實現人生抱負。在“科舉功名使我榮華富貴”的思想指引下，即便進士們再有作為，有時也難以完全擺脫名利的驅使。 庶吉士張居正經過多年努力，終于在萬歷皇帝登基后抵達一個進士所能觸及的權力巔峰，成為內閣首輔。史載，張居正任內閣首輔十年，實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一切軍政大事均由其主持裁決。然而，張居正死后，卻被萬歷皇帝清算，遭到抄家，所幸免于被開棺戮尸。一代改革名臣，身后毀譽參半。 回過頭細想，張居正不幸結局的源頭，不正是他當初熱切追求科舉揚名的初心嗎？誰又能在皇權時代逃離科舉入仕的宿命呢？ 或許，士人的一切功名，早已在暗中標好了價格。 參考文獻： 郭培貴：《中國科舉制度通史·明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李世愉等：《中國科舉制度通史·清代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邱進春：《明代江西進士考證》，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朱東潤：《張居正大傳》，湖南人民出版社，2022年 鄧凱：《交游與論學：王陽明弟子研究》，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3年 陳長文：《明代進士登科錄研究》，浙江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6年 于鵬：《嘉靖二十六年進士研究》，內蒙古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 郭培貴：《明代庶吉士群體構成及其特點》，《歷史研究》，2011年第6期 鄒長清：《明代庶吉士制度探微》，《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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