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死亡與自殺

死亡和自殺對福柯是一種誘惑，也是他的迷戀。1978年，他在街上被一輛汽車撞倒，差點丟了命，后來他這樣回憶了那一瞬間的體驗：“當時我正在走路。在大約兩秒鐘的時間里我似乎感到自己正在死去——那真是一種非常非常強烈的快樂。天氣好極了。那是夏日傍晚7點鐘的時候，太陽正在下落，天空美極了，藍極了，等等。那曾經是而且在今天依然是我最美好的回憶之一。”①在這一“體外的”逼近“所有界限之外的界限”時，福柯體驗到一種要命的快感與現在。那正是他一生所求的“極其深刻、極其強烈、極其迅猛，以至于我可能因受用不了而死去”的快樂與現在。②這種要命的快樂與現在難道是生命給予福柯真正的贈禮?這種快樂與現在真的與死亡有關嗎?要命嗎?這是福柯的問題也是他莫名的信念。

其實，死亡的誘惑和自殺的沖動很早就抓住了福柯。早在1948年22歲的福柯就嘗試自殺，后來又試過多次。他需要這種要命的快樂，這似乎就是他，一個名叫福柯的人的獨特生命。在1983年的一次采訪中，福柯說：“我不能給自己或是別人提供日常生活中的平常快樂(middle range pleasures)。這種快樂對我來說什么都不是，我也不能出于遷就這種快樂來安排自己的生活。因此，我不是一個社會的人，也的確不是一個文化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我是一個很乏味的人。(笑)同我一起生活是很無趣的。(笑)”①

這是一個生活在要命的快樂中的人，他不僅嘗試自殺，也吸毒、與警察打斗、在S/M(一種極端的施虐/受虐性行為)的體驗中樂而不返，他說過一種危險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以至于他明明知道自己可能染上一種可怕的不治之癥(當時還不知道就是艾滋病),還拒絕所謂“安全性愛”的措施，在走向要命快樂的途中腳步急切而從容，最后死于艾滋病，時年57歲。

如果說福柯只是一個具有戀死癖的性變態狂，關于他還有什么好說的?問題在于事情遠非如此，因為他還是別的什么,他是一種思想，一種由他簽名的思想，一種在自殺中死亡的思想，這種思想是一道奇異的光，它照亮了生命，猶如死亡。

那在常人眼中黑暗無比的死亡在福柯眼中卻是生命內部的光，這多少有些叫我們費解。

死亡何以是生命的光?這一問題與福柯的全部思想有什么內在關聯?

讓我們先看看福柯在1963年出版的一本書，名曰《診所的誕生——醫學感知的考古學》。在這本書中，福柯說誕生于19世紀初的現代病理解剖學提供了一種有關生命、疾病和死亡的新感知，這種感知奠定了現代醫學的基礎。

在現代病理解剖學出現之前，人們將生命、疾病和死亡看作是彼此不相干的東西。生命是一個自然的過程，疾病是不自然的，死亡是疾病對生命的中斷，人們在遠離疾病和死亡的玄想之國構想生命(本該)永恒的夢想，并將疾病感知為邪惡的，將死亡感知為可怖的，'死亡是一個無邊的黑暗之淵。在這樣一個漫長的前病理解剖學時期，人的生命的真相、疾病的真相和死亡的真相是由無數的臆想所充斥的，那真是一個可怕的白夜，在此，一切都看似明了，而一切又在黑暗之中。

由比夏(Bichat)等人開創的現代病理解剖學改變了這一狀況。比夏等人通過對人的尸體的解剖找到了真正的光，從死亡那兒發出的光，它照亮了疾病和生命。在對人的尸體的解剖中，比夏等人發現可以從尸體之可見的空間布局中找到不可見的疾病之根源，并由此揭開生命之謎。在他們的工作中，一種對死亡、疾病和生命的全新感知與觀念形成了。

首先，死亡、疾病和生命是三位一體的。沒有不死的生命，也沒有所謂作為臨終一刻的那種外在于生命的死亡，死亡內在于生命，生命就是一種正在死的生命；疾病也不是從外面闖入生命的東西，而是生命運動變化的根本方式，在此意義上，生命就是死亡和疾病，反之亦然。

其次，死亡、疾病和生命的三位一體是一個以死亡為頂端的三角形，我們不僅可以從死亡這個頂端俯視疾病與生命，疾病與生命事實上也源于死亡。在現代病理解剖學誕生之前，人的一生被看作是從健康通向疾病，再通向死亡的過程，而在比夏病理解剖學的感知中這一病理時間和邏輯被顛倒了，“現在，死亡顯現為疾病的根源，它是生命固有的可能性但又強于生命，抽干生命，轉移生命，最后使生命消失。死亡在生命中使疾病成為可能”①。雖然尸體解剖在時間上是回溯地說出疾病的真相，但它說出的真相其實是死亡早已預定的可能，因此，真實的病理時間和邏輯是：死亡→疾病→生命。不是生病導致死亡，而是死亡導致生病，正是這一邏輯使現代醫生對活人的臨床聽診有賴于他對死人解剖的知識，如此才能探知疾病的秘密和生命的秘密。對此，福柯引著名的醫學科學史專家達朗伯格(Daremberg)的話說：“一旦人們用耳朵或手指在活體上辨認出尸體解剖所揭示的東西，對疾病的描述和治療學就有了新的方向。”②在此意義上，福柯嘆曰：“悖謬的是，那隱藏與遮蓋者、那籠罩真實的夜幕是生命；相反，死亡卻將人體的黑箱向日光敞開：黑暗的生命，明亮的死亡。”⑧

再次，在解剖目視的技術確立之前，活生生的個別性、癥狀的交錯、機體的深部是看不到的，正是現代病理解剖學以極其精徽的話語描述了人的個別性。對此福樹有一段精彩的說明；“19世紀對生命中死亡的感知在功能上不同于文藝復興。在文藝復興時期，這種感知具有還原的作用；它的普遍性姿態抹殺了命運、機遇和境遇的差異，它將個體斷然歸于全體，骷髏的舞蹈在生命的背后呈現出平等主義的狂歡，死亡總會對機遇給予補償。現在則與之相反，對死亡的感知是個體性的，正是在對死亡的感知中個體擺脫了單一平均的生命而發現了自我，在死亡緩慢的、半隱蔽而又已然逼近的情形下，呆滯的均質生命終于變成了個體性的生命，黑色的邊界使它獨立出來而獲得了自己的真實風格。因此，病變(the morbid)是重要的。死態(the macabre)是指對越過死亡界限后的那種同一化的感知，病變則強調一種細微的感知，生命憑此感知而在死亡中發現它自身最大的差異化形象。病變是使生命稀薄化的一種形態，衰竭的生命正自動地進入死亡的虛空，但在另一種意義上，正是在死亡中，生命獲得了自己特殊的體積，一種不能還原為任何統一性、習慣或公認的必然性的體積，一種由絕對的稀薄性所界定的獨特體積。……死亡給生命一副不可交換的而孔。”①

死亡不僅成了我們洞察生命的視點和打開生命真相的開口，也是使生命獲得一副不可交換之面孔的力量；死亡不僅是生命的象征。也是生命的事實；死亡不僅是一個病變的過程，也是一個生與死的瞬間，一個發生差異的瞬間，一個活生生的現在：死亡體驗或體驗死亡也就是真正的生命體驗和體驗生命。這難道是福柯受現代病理解剖學之啟發面對死亡和要命的快樂情有獨鐘的深度緣由?也許。

“自殺”作為自覺死亡和成就自己(獲得一副不可交換之面孔)的極端方式，福柯對此迷戀不已。

早在1954年，福柯就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談到了自殺。瑞士精神病學家路德維希·賓斯萬格(Ludwig Binswanger)在《愛倫·威斯特的病例》中記錄并分析了一位女自殺癖病人的情況，福柯看后非常激動。愛倫·威斯特自21歲起就被一種自殺沖動所支配，到33歲時，她已多次自殺未遂，最后被送到賓斯萬格那里治療。但經過一段時間的治療后，賓斯萬格發現她仍沒有康復的可能，便決定將她從瘋人院里放出去。三天以后，她服毒自殺成功，據說在死前她表現出奇特的歡樂。此前，愛倫·威斯特在日記中寫道：“死亡是生活中的最大幸福。”對此，賓斯萬格分析說：愛倫·威斯特之所以在死前顯得異常地快樂，“不僅是因為死亡是作為朋友面降臨的，……而且還有這樣一個深刻得多的原因，即在這種自愿的也是被迫的死亡決心中，存在不再'極想得到它自己’,而是已經確確實實地和整個地變成了它自己!”“她只是在她的死亡決定中才找到了她自己并選擇了她自己。歡慶死亡也就是歡慶她存在的誕生。”①

愛倫·威斯特的自殺經歷和賓斯萬格的分析讓福柯震動，因為他從中看到了一種成為自己的極端方式：自殺。他進而領悟到“自殺并非取消世界或我自己的一種方式”,而是一種“重新發現我在其中為自己創造世界的那個原初時刻”的方式。他還說必須“讓人們明白，沒有任何行為能比自殺更美好，因而更值得仔細思考。人們應終生探討自己的自殺問題”②。

不過，真正使福柯將自己對死亡與自殺的迷戀變成一個哲學問題的還是尼采。福柯在高中時期就讀過尼采，但并未引起注意，而在1953年重讀尼采時，他感到了一種“哲學的震動”。在1982年的一次訪談中，福柯回憶說：“尼采是一種啟示，我以巨大的熱情研讀了他，并與我的生活實現了決裂……透過尼采，我變得對生活中的一切都感到陌生了。”①

在這之前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福柯的思想一直被以薩特為代表的“恐怖主義”所籠罩，組成這一“主義”群落的有馬克思主義、黑格爾主義、現象學、科學主義等等。在這種恐怖氣氮中，福柯壓抑而茫然，正是尼采的再次出現說出了他正想聽到的話：我是怎樣變成現在這個我的?而且我何苦要為做現在這個我而受苦受難?

“現在這個我”是什么樣子呢?臨終前的福柯曾談到他當年(1953年初)觀看貝克特《等待戈多》首場演出時的震驚。當舞臺上兩個流浪者正在無聊地交談的時候，趾高氣揚的奴隸主波佐牽了一個脖子上套了繩子的奴隸上臺了，站定之后，波佐猛地扯了一下繩子，吆喝道：“快思想，豬羅!”那個無言的奴隸突然開口表演“思想”,說出的話卻是一大堆胡言亂語。這個臺上的“豬獅”不就是臺下的福柯自己嗎?福柯回憶說：“我屬于這一代人，他們作為學生，眼前曾有過一道由馬克思主義、現象學和存在主義構成的地平線，這道地平線限制了他們的眼界，就我而言，是貝克特《等待戈多》的首次演出使我實現了突破——那真是一場特別激動人心的演出。”①貝克特讓福柯看清了自己現在的樣子，那是自己的樣子嗎?如果不是，是什么讓自己變成了不是自己的樣子?有自己特有的樣子嗎?福柯在尼采的著作中找到了啟示。尼采說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守護神(daimon),它意味著一個人“特殊的必然性”。“如果每個人都能在別人身上找到自己的目標，則誰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存在宗旨。*②“茫茫人世，惟有一條路供你行走。它通向何方?不要問，盡管走。*⑧

因此，人生的首要問題和根本問題就是尼采《瞧，這個人》這本書的副標題，“人如何生成他之所是”(How one become what oneis),如何成為“這個人”?

對尼采而言，“這個”獨特的“所是”不是在那兒的，你只要發現就是，而是生成的。生成什么樣的所是?“不要問，走就是。”因為沒有一個預定的所是。如此這般的“所是”。人當如何“生成”?自殺!

在殺死由薩特式的恐怖主義所造就的現在之我后，福柯首次走上了不斷生成他之所是的自殺之路。舊的地平線被突破了，新的地平線又出現了，這是一條漫無盡頭的自殺之路。于是，我們來到了福柯自己的一個特殊的表述面前，“不斷地將自己從自己分離出來”(detaching oneself from oneself)④,他稱此為“知識分子的倫理”, 一種思想的責任。所謂不斷地將自己從自己分離出來就是不斷地“自殺”,以便成為另一個人，一個不同于原來的我的人。在《知識考古學》的導言中，福柯提醒人們不要問他是誰，更不要希求他保持不變，從一而終，這種問題與要求只適合于查戶口身份的警察和從事刑事審判的法官，而不適合閱讀思想的讀者，因為在思想的領域中作者是一種不斷自殺的真實存在，他的面孔多而不定，身份證上的他則只是一個擔當世俗義務的符號。

將自己從自己分離出來(自殺)談何容易，那是一種苦行。比如福柯對我們現在所見到的《性經驗史》第二、三卷的寫作。1976年福柯原計劃的《性經驗史》有六卷，只準備寫16世紀以來的性經驗史，但在寫作第一卷的時候，福柯就不耐煩了。在1984年的一次訪談中，福柯說：“在寫這些書時我真是煩得要死：它們太像我早期的著作了。”福柯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重復相似，“于是，我改變了整個計劃：不再在權力和知識的交接點上研究性經驗，而是嘗試進一步回溯，去察看對主體本身而言他將性體驗為欲望的經驗是如何形成的。在嘗試弄清這一問題的過程中，我被牽引去研讀一些非常古老的拉丁和希臘文本。這需要做大量的準備工作和努力，并在最后給我留下了大量的不確定和猶疑。”①

福柯自開始自己的恩想以來最關注的是知識領域、權力領域和個體行為領域中的問題，在思想的過程中他愈來愈感到這三大經驗領域中的問題必須在相互聯系中才能得到理解。而在寫作《求知的意志》(即《性經驗史》第一卷)時，他突然發現自己以前的著述(包括《性經驗史》的原計劃)只注意了前兩個經驗領域的關聯而沒有把個體行為的經驗領域考慮進去，因此，他決定改變這一狀況，甚至不惜完全放棄《性經驗史》的原計劃，并為了調查作為個體行為的性經驗史而冒險進入他幾乎毫不熟悉的拉丁希臘世界，為此，他花了好幾年時間去啃大量化石般的文獻，這種“苦行”在現有的

《性經驗史》第二、三卷那些天書般的密集注釋中可見其血痕。難怪福柯的朋友達尼埃爾·德費爾(Daniel Defert)在福柯死后數年說：福柯“用他自己制作了一個苦行作品，也正是在這個作品中，銘刻著他的死亡"①.

如此，我們是否在“死亡”、“自殺”、“人如何生成他之所是”、“不斷地將自己從自己分離出來”之間看到了一條線?一條由一個人自己的保護神所拋出的具有“特殊必然性”的生命之線?而自己與自己分離不就是死亡、自殺和成為他之所是的方式嗎?我們的“現在”不就在這條線上嗎?那是一個人自己的歸家之線嗎?

也許只有深入福柯之特有的怪誕我們才能在死亡與自殺的危險中觸摸他一生所關注的問題：我們何以成了現在這個樣子?我們的現在可否是另一個樣子?這個“現在”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福柯眼中，死亡與自殺將人之生命的現在顯示為一個差異生成的時刻，而講述這一時刻的歷史性故事是福柯哲學的天命。

本文出處：《藝術與歸家——尼采·海德格爾·福柯》，余虹，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文章采編：雪球

排版：初堯

審核：王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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