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益州談廣漢?作者:川漢

成平 2024-05-23 發布于四川

展開全文

▲古代九州（選自互聯網）

作者川漢

MIAN ZHU WEN XUE

東漢末期，群雄爭霸，劉備求賢若渴三顧茅廬，諸葛亮高瞻遠矚指點迷津：“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疲憊”指人力疲憊,民生凋敝,困苦窮乏。諸葛亮建議劉備趁虛而入，進取益州。

但益州在哪呢？

《漢書.地理志》記載：“漢興，因秦制度------至武帝------改梁曰益，凡十三（郡）部，置刺史。”清嘉慶《四川通志.地輿沿革》中稱：“元封五年(前106年)，置十三州刺史，此為益州。”元封是漢武帝年號，漢武帝將原梁州改稱益州，四川屬益州地域。

益州的前身梁州，除了四川還有哪些地方呢？《漢書.地理志》記載，三皇之首的堯時代，“堯遭洪水，襄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原來中國上古時期，洪水分割大地，圍成十二區域，稱十二州；大禹治水，洪水消退，變為九州。按照《禹貢九州圖》，九州包括雍州、冀州、兗州、青州、徐洲、豫州、揚州、荊州、梁州。龔自珍的詩句“九州生氣恃風雷, 萬馬齊喑究可哀”，“九州”就是中國的代稱。

梁州的具體范圍，《漢書.地理志》稱：“華陽、黑水惟梁州”；書中注解：“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西岳華山位于陜西省會西安以東120公里；黑水即青藏高原東部、阿壩境內的黑水河，是岷江上游支流之一，東距成都近300公里。可見，梁州橫跨秦嶺和四川盆地，連接關中平原和青藏高原，在九州中地域最為遼闊。

▲益州郡圖（圖選自互聯網）

梁州為何改稱益州？龔煦春撰寫的《四川郡縣志》，在“兩漢蜀漢疆域沿革考”之“益州”篇記載：“漢初有漢中、巴、蜀。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分蜀，置廣漢郡，凡有四郡。武帝開西南夷，更置犍為、牂柯、越嶲、益州四郡，凡八郡，遂置益州統焉。”“《釋名》：益，厄（險要之地）也。其所在之地險厄也。應劭《風俗通》云：疆壤益廣，故名益州。”原來漢武帝征服西南少數民族聚居地，疆域擴大，且新開辟之地都在山區，地勢險峻。

此前益州就成為政區名稱。梁州改稱益州之前三年。元封二年(前109)，漢武帝發巴蜀之兵攻滅滇國，以其地新置郡，就稱益州。

益州郡有居民81946戶、580463人，郡治在滇池縣(今晉寧縣境)。郡下設24個縣，包括俞元(澄江、江川、玉溪)、昆澤(宜良)、谷昌(昆明)、連然(安寧)、味縣(曲靖)、賁古(蒙自、個舊)、弄棟(楚雄、姚州、大姚、鎮南、定遠、廣通、元謀)、葉榆(大理)、收靡(嵩明、尋甸)、不韋(施甸)、高唐(保山)等。

漢武帝初設益州，下轄漢中、巴、蜀、廣漢、犍為、越嶲、益州、牂柯，共八郡；后增武都郡，共九個郡。

▲西漢益州圖（選自《四川通史》）

《漢書.地理志》記載，武都郡是廣漢郡設置九十年后，于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分割廣漢郡、漢中郡部分地域而設置，下轄九縣，包括武都、上祿、河池、沮4個縣和平樂、故、嘉陵、循成、下辨5個道。“道”作為區劃名稱始創于中國，是秦漢時期在少數民族聚居的偏遠地區設置的縣級政區，“縣有蠻夷曰道”，管理方式與“縣”有別，比較寬松。在介紹各郡風土人情特點時記載：“武都地雜氐、羌，及犍為、牂柯、越嶲，皆西南外夷，武帝初開置，而武都近天水，俗頗似焉。”武都位于甘肅南端，與犍為等三郡遠隔廣漢郡南北相望，雖都屬西南夷，住民是少數民族，但風俗卻與北面的天水地區相似。

▲西漢初廣漢郡地圖(復制于《廣漢市志》》）

廣漢郡的設置也早于改梁州為益州。據清乾隆《漢州志.沿革》篇記載：“漢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分蜀地置廣漢郡于乘鄉，領縣十三”；清嘉慶《漢州志.建置沿革志》列出廣漢郡所領縣級政區為：“梓潼（今縣劍、什——原書注，下同）、汁方（今什邡縣）、涪（今綿州、羅江、彰明）、雒（今漢州及德陽）、綿竹（今縣治及安縣半、德陽半，黃許鎮其舊治也）、廣漢（此縣名，非郡也。今遂寧、鹽亭及蓬溪半）、葭萌（今昭化、廣元）、郪（今三臺、中江及射洪半）、新都（今因之，后稍割以益金堂，并割雒縣東北地。）、白水（今平武）、甸氐道、剛氐道（今龍安府平武縣、江油縣）、陰平道（《華陽國志》：'陰平郡東接漢中，南接梓潼，西接隴西，北接酒泉。”從陰平郡的區域，可見益州疆域遠達陜西南部和甘肅東南。

▲東漢益州圖（選自互聯網）

東漢時期，行政區劃有所調整，從益州劃出武都郡，在云南西南部增設永昌郡，管轄滇西、滇南的廣大地區，西至印緬交界的巴特開山，東南至哀牢山，南部包括西雙版納等地。益州疆域遠大于原梁州，包括今四川、重慶、云南和貴州大部及陜西漢中盆地局部。又在廣漢、蜀、犍為三郡內設置獨立的行政區域、與郡同名的屬國。屬國是漢代朝廷對歸附的少數民族部落實行的一種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也是處理民族問題的一項重要政策。屬國由朝廷任命都尉領護，居民依規定“因其故俗”，即允許保留原有的生產、生活方式和社會組織，類似于后來的自治區。據《后漢書.郡國》記載，益州下轄漢中、巴、廣漢、蜀、犍為、牂柯、越嶲、益州、永昌9個郡和廣漢、蜀郡、犍為3個蜀國，共12個郡國，轄118個縣、道。

194年，益州牧劉焉將州治遷往成都，此后益州成為成都別名，幾乎沿用至西晉末，但成都的城市名稱卻從未更改過。

▲三國時期的益州（選自互聯網）

三國初期，劉備實現諸葛亮的謀劃，占領益州建立蜀漢政權，初期領有荊州，包括湖北、河南局部。后來關羽驕傲輕敵，大意失荊州，蜀漢獨剩益州，但南部疆域有所擴大。

此后益州的政區級別和管轄區域又多次變化：

三國末期西晉滅蜀漢，分割益州，另置梁州。

隋開皇三年 (583年)，罷天下諸郡，以州統縣，此時益州僅為一郡之地；大業三年 (607)，又改州為郡，益州改為蜀郡，置太守。

唐武德元年(618年)，蜀郡復稱益州，州置刺史；貞觀元年（627年），唐太宗廢除州、郡制，將全國劃分為關內、河南、河東、河北、山南、隴右、淮南、江南、劍南、嶺南等十道。改益州等州為劍南道（因大部位于劍門關以南，故名），地域轄今四川省大部、云南省瀾滄江、哀牢山以東及貴州省北端、甘肅省文縣以南，包括今四川成都、樂山、西昌、雅安、宜賓、瀘州和貴州的遵義、畢節、昭通等地。劍南道下設州郡，州郡領縣，原益州所轄各郡劃分為數十州。

▲唐劍南道（選自互聯網）

武則天稱帝后，于垂拱二年(686年)分置州郡：置漢州德陽郡，領雒、綿竹、德陽、什邡、金堂5縣；分益州蜀郡置蜀州唐安郡，領晉原、唐隆、青城、新津四縣（今崇州等地）------。唐玄宗開元年間（713年后）置劍南節度使；開元七年(719年)，又將山南和江南道各分東西兩道，并增置京畿、都畿、黔中道，形成十五道的格局（見上圖）。至天寶元年(742年)，劍南道下屬41州，益州地域大幅縮小，僅領成都（今成都舊城區）、蜀（后改華陽）、新都、新繁、犀浦（郫縣）、雙流、廣都（今雙流華陽一帶）、郫縣、溫江、靈池（今龍泉驛一帶）10縣，治所成都府，疆域不及今成都市；這年改州為郡，益州改為蜀郡，此后益州作為政區名稱成為歷史。安史之亂后，乾元元年（758年），劍南道分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和劍南東川節度使，蜀郡屬西川。

今廣漢從秦以后稱雒縣(隋代有10年稱綿竹），清代稱漢州，民國初始稱廣漢。益州與今廣漢有特別緊密的聯系。

古時官府駐地稱“治”。西漢益州治在何處？《四川郡縣志》在“蜀郡”篇記載：“州治太城，郡治少城。”秦漢時期，成都城市東區為太城，是官府區；西區稱少城，是商賈區。查互聯網，也有益州治在成都的顯示。

又說在雒縣：由四川省級領導機關組織編輯、出版的《四川通史》在“秦漢三國”卷之“西漢及王莽時期”章中記載：“益州初治廣漢郡雒縣，東漢后期徙治成都。”《廣漢縣志》在《建置及疆域》篇的“雒縣”中，引用清嘉慶《四川通志.輿地沿革》的記載：漢武帝設十三州刺史，益州“刺史治雒”。但在“刺史治雒”文字前，還有東漢時期的表述，《漢書》和其他史籍，也沒有雒縣是西漢益州治的記載，我覺得難以認定。

東漢（又稱后漢)時期，雒縣作為益州、廣漢郡的官府駐地，成為中國西南、川西北的雙重政治中心，作為益州治延續152年。

《四川通志.輿地沿革》記：“后漢建武元年，述改益州置司隸校尉，十二年復為益州。（本志）刺史治雒。”“本志”即《后漢書》，建武是東漢光武帝劉秀的年號，元年即后漢書所記歷史的開端公元25年。“述”指公孫述，他割據益州，在成都稱帝，國號“成家”，史稱成漢。從公元35年開始，朝廷兩次派兵征討，次年攻破成都，公孫述家族被誅殺，成漢滅亡。公孫述割據益州稱帝十二年，改益州為司隸校尉，成漢滅亡后才恢復益州舊制。《后漢書.郡國》之“廣漢郡”中記載：“雒（州）刺史治”（括號為原書所用——今注）。

益州治曾在東漢末期短暫移駐綿竹縣，后又移回雒縣，最后移駐成都。《四川通志.輿地沿革》在“綿州直隸州沿革表”中記載：“綿竹縣后漢末嘗為益州治。”其具體時間，1920年版《民國綿竹縣志》之《輿地》篇“封域”有記載：“靈帝中平五年三月，以劉焉為益州牧。六月，州從事賈龍迎焉徙治綿竹------”中平是漢靈帝年號，中平五年是188年。《四川通史》在“秦漢三國”卷的《劉焉、劉璋割據益州》一節中，明確記載“中平五年秋，劉焉入蜀，即命賈龍為校尉，把州治從雒縣徙居綿竹。”

但在該卷《公孫述外拓》中又說：“益州州治，東漢一代主要設在地處州中心的廣漢郡內：東漢早、中期主要在綿竹，劉焉時一度移治雒城，接著移治成都。”這與前面的記載互相矛盾，明顯沒有說服力。其他史籍，沒有劉焉入蜀前益州治曾在綿竹、從綿竹移治雒縣的記載，東漢時期益州治長期駐雒縣，是可信的。

有人根據《華陽國志.蜀志》中“初平中，益州牧劉焉自綿竹移州治于雒縣城，筑闕門”，認為綿竹才是益州州治，只是東漢末期才移往雒縣，為時短暫。這是不了解前述史書記載而產生的錯誤。

但為啥劉焉把州治移往綿竹，又要移回雒縣呢？這就與他的政治野心有關了。《四川通史》記載：劉焉懷著政治野心入川，以割據益州為起點，趁天下大亂伺機奪取皇位。隨著朝廷日益衰弱，他在四川的勢力得到鞏固和加強，野心日益明顯：仿照朝廷設置官位，越權使用皇帝才有的權力誅殺、任命官吏，“在綿竹興造只有皇帝才能使用的乘輿車服千余套，明目張膽地做登基稱帝的準備，又一度移治雒縣，筑闕門，亦是模仿京城之制。”曾迎接他到綿竹的賈龍察覺他的圖謀，聯合其他力量進攻，被他打敗殺掉。后來劉焉派兵配合馬騰等，攻打京城西安失利而敗退，在京城作內應的兩個兒子被殺。據《三國志.蜀書》之《劉二牧（父子兩代為州牧——作者注）之一》記載：“時焉被天火燒城，車具蕩盡，延及民家，焉徙治成都，既痛其子，又感祆（祆教又稱拜火教）災，癰疽發背而卒。”

劉焉把州治從雒縣移往綿竹，又移回雒縣，再移往成都，都與他的政治企圖有關，是欲望與形勢相互作用的驅使。《四川郡縣志》說：“蓋當時益州無定治，隨劉焉之所在為轉移也。”

成都有五千多年的建城史，處于成都平原腹心，周邊還有后來繼續興建的新都、郫縣、雙流、溫江等幾個縣城，地勢平坦、河流眾多、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物產富饒、人力充足，選為益州治是符合常理的。東漢初把益州治移駐雒縣，很大原因是東漢大將吳漢領兵攻入成都。公孫述頑強抵抗東漢軍隊，又派人詐降，刺殺了攻入成都平原的漢將岑彭。吳漢為了報復，就縱容大肆搶掠，成都及周邊滿目瘡痍，損毀嚴重，不能駐扎官府。

《四川通志.輿地沿革》之“成都府”在“漢州”篇記載：“后漢移廣漢郡及益州皆治此。”。是從何處移來呢？該書在“綿州府”的“梓潼縣”篇記載：“漢置梓潼縣，為廣漢郡治，后漢移郡治雒縣。”西漢時期，梓潼是廣漢郡屬縣、郡治駐地。公孫述在成都稱帝，改廣漢郡為梓潼郡。公孫述敗亡后，梓潼街復稱廣漢郡，就把郡治移到雒縣。

但州郡官府從何處移來，還有其他說法。《四川郡縣志》，在“兩漢蜀漢疆域沿革考”之“益州”和“廣漢郡”篇，都有相同的記載：“本治繩鄉。------元初二年移涪。”“繩鄉”是雒縣設縣前所在政區名稱，又稱乘鄉；該書釋“涪”：“今綿陽、羅江、安縣三縣地。治今綿陽縣”。元初是東漢安帝年號，二年是公元115年。該書作者說益州治和廣漢郡治曾同時移駐綿陽，僅在“廣漢郡”篇的“移涪”后有“后治雒縣。”，但何時移回廣漢，沒有記載；州治的變動卻沒有記載。

關于廣漢，有的媒體把漢代的廣漢郡與民國的廣漢縣混為一談，有的又把漢州稱為廣漢別名，都是錯誤的。西漢初設置廣漢郡，同時在今遂寧、蓬溪、鹽亭一帶設廣漢縣，是廣漢郡屬縣之一；那時的今廣漢稱雒縣；漢州是唐武則天時期設置的，下轄五縣，雒縣也是屬縣之一。后來漢州屬縣多次變化，而雒縣或是屬縣或是直轄區域，直到清初漢州降格為縣級散州，才可稱為今廣漢曾用名。民國初改稱廣漢縣時，遂寧一帶的廣漢縣早已成為歷史。

廣漢得名緣由，很多人援引清嘉慶《漢州志.建置沿革志》之“附漢州今釋”中“按：漢州緣廣漢而言，廣漢言郡之廣至于漢水也”的說法。但該書在其后有注釋“指西漢水，即今嘉陵江。”從地理位置看，得名源自漢代川東那個廣漢縣，今廣漢與嘉陵江之間還隔著幾個縣，扯不上關系。

▲漢高祖劉邦

1746年編寫的乾隆《漢州志》，在“沿革”的按語中說：“漢高祖置郡，父老相傳：廣，大也。言能大漢業也，故郡名廣漢。”認為漢高祖給新郡取名廣漢，是表達要擴大、興盛漢朝基業的美好愿望，我覺得這個解釋比較靠譜。嘉慶《漢州志》編寫于1822年，時隔76年，修志的為何對“廣漢”的含義要換個不沾邊的說法，原因令人費解。廣漢古稱雒縣，源于境內有大河雒水。劉焉入川后，在什邡高景關筑石亭鎮邪護江，后關外河段稱石亭江。民國初將漢州改稱廣漢，大概因為廣漢郡的郡治在雒縣，但把東臨嘉陵江的廣漢，用來解釋石亭江的廣漢，就錯了。

（注：文章內容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