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毛澤東和周恩來在延安
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關于“戰爭和政治”的論述，雖然未提到克勞塞維茨和直接引用《戰爭論》中的文字，但《戰爭論》這部軍事理論著作，還是給了毛澤東以深刻的影響和諸多的啟迪。在他的《論持久戰》中，不僅在關于“戰爭和政治”的關系，而且在戰爭的目的、戰爭的蓋然性等方面，都汲取與發展了《戰爭論》中的思想。
關于這部著名的軍事理論著作，還曾留下了毛澤東請人找尋和自己學習及組織研究的故事。
1937年底，為編寫“抗日戰爭叢書”，研究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曾讓在身邊工作的郭化若去找《戰爭論》等書。12月28日，他寫信給郭化若說：
“你寫戰略，應找些必要的參考書看看，如黃埔的戰略講義，日本人的論內外線作戰（在莫主任處），德國克老斯偉資（后譯為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魯登道夫的《全體性戰爭論》，蔣百里的《國防論》，蘇聯的野戰條令等，其它可能找到的戰略書，報紙上發表的抗戰以來論戰爭的文章通訊亦須搜集研究。先就延安城有的搜集（商借）來看。……”
毛澤東讀《戰爭論》，是從1938年3月18日開始的。他在《讀書日記》中記載了逐日閱讀情況，至31日讀到第167頁。4月1日從第168頁看起，但之后日記便中斷了。
1938年，在武漢出版的 《論持久戰》
據有關當事人的回憶，在撰寫《論持久戰》之后，毛澤東還曾在延安專門組織過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研究會，繼續研究這部軍事名著。
郭化若回憶說：
1938年9月間，毛澤東約了十來個人，在他自己的窯洞里開哲學座談會，每周一次，參加的有許光達、陳伯鈞、郭化若，后來又有蕭勁光、蕭克等將軍，文化人有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在這期間的座談會上，專門請何思敬講克勞塞維茨的“戰略學”內容。
徐懋庸也回憶說：
當時專門請何思敬講克勞塞維茨的“戰略學”內容時，由于何思敬照著德文原著隨譯隨講，講得實在不太高明。每次講完出來時，將軍們既不滿意，我們也覺得索然無味。然而，毛澤東卻聽得很認真，還拿著一支紅鉛筆，在一個本子上不時地記錄。我們對這種態度和精神非常驚奇，因為不管何思敬講得如何不好，毛澤東都能從何思敬傳達的原著的話里，吸收到我們所不能理解的意義。
參加這個小組學習的莫文驊回憶：
《戰爭論》的學習討論采用邊讀邊議的方法。當時只有一本書，是國民黨陸軍大學出版的文言文譯本，譯文又很粗劣，讀起來很不好懂。后來由何思敬同志直接從德文原版譯出來，譯一章，介紹研究一章，并發了講義。記得當時討論得最多最熱烈的是集中兵力問題。毛澤東同志說：克勞塞維茨的作戰指揮實踐不多，但集中兵力問題講得好。
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在會見外賓和講話中，多次談到《戰爭論》，對其中的名言仍是記憶猶新。如1960年5月27日，他在會見英國元帥蒙哥馬利時，當蒙哥馬利說：“我讀過你關于軍事的著作，寫得很好。”毛澤東謙遜地答道：“我不覺得有什么好。我是從你們那里學來的。你學過克勞塞維茨，我也學過。他說戰爭是政治的另一種形式的繼續。”
毛澤東關于戰爭與政治關系的這些論述和他的思想脈絡，對我們認識戰爭的根源和本質，把握戰爭自身的特殊規律，正確指導戰爭，有著重要的啟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