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段洪禹， 約克大學政治學碩士
轉自：哲學基礎（ID: zhexuejichu）
本人在之前很多文章里都說過了，中國古代家國不分，政治權力和家長權力是合體狀態，是一體兩面，兩個權力既能統治下位者，也能教育下位者。皇帝是社會的家長，可以對社會上每個人進行私德上的教育，同時也是統治者，也有維護安全和秩序的職責；家長是家族中的皇帝，不僅能在私德上對晚輩進行教育，同時也能對晚輩的身體和財產進行懲罰，甚至可以生殺予奪。這兩個權力都彼此在滲透原本應該屬于對方管轄的領域。
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一個最基本的及格條件，就是國和家相互分離，公私相互分離，以及政府的公共權力要保護私人領域；政府的公權力不能對人的私德進行教育，同時家長的權力應該主要局限于教育之內，不能對子女的生命權、人身權和財產權進行強行剝奪；同時，如果家長掌握政府的公權力的話，也不能為子女謀利。
而之前很多文章都說過了，這種家國不分會造成公私不分，天下是皇帝的私產，而非需要大家一起維護的公共領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進而無法給私人領域劃定一個確定的、不能侵犯的邊界，也就無法保護個人及其私人領域——這也就能在文化觀念和制度上解釋了，為什么古代在強勢的皇帝統治下，個人的基本權利（比如財產權）和人身自由都統統得不到保障，和公共管理差，甚至很容易崩潰的原因。比如漢武帝的“算緡”、“告緡”和鹽鐵國營（鹽鐵本來是私人商業組織運營，漢武帝通過暴力和收買強行收歸國有），結果是災難性的，自己也差點玩崩了；秦始皇和隋煬帝大規模征發民眾做苦力，滿足自己的功業需要，最后也把自己折騰崩了。
這兩種權力合體的話，結果是非常可怕的，因為會對專制型-順從型的政治文化進行強有力的塑造（比如漢武帝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漢章帝的“白虎觀會議”），所以會走向一種非常穩固的政治和家庭雙專制。到這里，各位讀者應該就知道我在說什么了——這樣一種政治文化，配合著血緣家長制下的熟人社會，恰恰是中國現在很多家庭中，家長專制文化和男權文化過濃的來源。
進入到近現代后，可能模糊性的邊界在于晚清-民國，法律上明面上剝奪了父母對子女近乎于政治權力上的統治權。起碼法律已經有明文限制，父母不能再對子女的生命和財產進行強行剝奪；但是，現在為止，中國有很多家庭的模式依然是專制的——很多父母過于強調服從，而沒有平衡好感情、尊重和溝通，對子女的打罵超越了教育及其懲罰應有的邊界，以及會對子女法律上的個人權利進行侵犯。
這樣一種專制型-順從型的政治文化，在現在專制模式的家庭中，有以下三點體現比較明顯：
1. 傳統中國人缺少“即使家庭成員之間，第一關系也是抽象的法律人關系”的觀念
父母和孩子嚴格意義上第一關系是自然人關系，進而是法律關系，因為彼此傷害對方的權利，嚴格意義上是違法的。歐美國家因為經歷過古希臘-古羅馬時期的斯多葛學派的傳播，認為人有自然的平等；中世紀又有日耳曼政治和法律模式奠定的權利意識，加上二戰后憲政法治的普及，所以歐美國家的人很容易有“即使是家人之間，也要尊重對方的權利”這樣一種觀念，同時也有相應的法律保障。
2. 傳統中國人有“父母恩賜論”的觀念。
中國傳統有這樣一種模糊意識：父母生了孩子，就是對孩子生命的恩賜；再養育孩子，就恩上加恩了。這樣一種來源可能來源于血緣家長制下，以家族為單位進行農耕的生活方式，因為生活來源及其相應的技術也是從家族長輩那里得來，進而就會對家族長輩有感恩之情。比如《孝經》中說“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三國時期孔融說“父母是生孩子的工具（以為父母與人無親，譬若缸器，寄盛其中）”，被曹操以不孝之名給殺了。其實從初高中生物的角度來說，孔融說的沒什么問題。
而歐美從古希臘時期就是多種生活方式，他們的地緣又破碎且開放，很容易產生人口流動，再來個基督教的加成，認為所有生命都是上帝創造的，所以很容易打破這種血緣家長制的父母恩賜觀。
其實這套“父母恩賜論”，非常容易推翻。我們根據一些常識，再來做一個簡單的邏輯推理：
1. 父母生孩子是自己的意愿，每個人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是常識
2. 每個人都有生存的欲望，孩子也不例外
3. 孩子小時候并沒有自己養活自己的能力。
那么1+2+3就能得出結論：父母生孩子是自己的意愿，必須要對孩子進行養育和教育，這是基本的義務，直到孩子可以自己處理生活為止。
3. 傳統中國人有一元論的價值觀。
傳統中國人的生活文化中，總是把正確的和錯誤的，成熟的和不成熟的，理性的和不理性的，高層次和低層次的，分的特別絕對；進而也對生活方式，甚至人生的進程抱有一種近乎唯一正確的標準。
在傳統中國人的文化中，就認為婦女和兒童是不成熟的，不理性的，底層次的，比如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生活中也有諺語“當面教子，背后教妻”，這話暗含的意思，就是作為父親和丈夫就是理性的、成熟的、高層次的，應該對妻子和孩子進行教育。
如果僅僅是這樣還好，但是中國傳統家庭中似乎不太允許妻子和孩子對自己提出質疑，父權和夫權是絕對的權威。比如三國時期司馬懿的父親司馬防，在自己的八個兒子面前有這樣的權威：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恐怕司馬防這樣一種父親的形象，是很多中國人自己生活中父親的形象，更可怕的是很多人就覺得這是父親唯一正確的形象。
在普通中國人的生活中，就有一種“什么年齡段，就應該做什么樣的事情”的執念：不管家境如何，到了歲數就必須要自己掙錢，有一些家境稍微富裕的父母，也沒有盡量讓子女有更多人生選擇的意識；到了一定歲數，就必須要結婚，那些大齡單身男女，被各種七大姑八大姨催婚，和被長輩逼著相親，并不尊重這些子女自己的擇偶標準和婚戀觀。
而這種一元論，以及背后對不同者的不寬容心態，就一定會導致絕對主義的專制，專制本身就是一種權力不受限制、不受挑戰、不受質疑的狀態。
這種對異己的不寬容和價值觀的一元，就導致的以賽亞·伯林在蘇聯觀察到的蘇聯政界存在：政治政策的不同>真理的對錯是非問題>政治上敵與友；根據本人在知乎上對一些父母專制問題的觀察，中國的專制家庭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孩子和父母在一些生活中非基礎原則的行為和觀念上的不同>父母就要和子女爭論真理是非問題>父母要用自己的真理強迫孩子>孩子只能選擇服從或者對立。
其實這個時候父母爭的就不是真理了，而是絕對的權威與服從。
這個模式下，受害者不僅僅是妻子和孩子，恐怕父母和丈夫本身，也可能會成為受害者。法蘭克福學派說的主體間性(intersubjectivity)，放到這種模式下，就是：權力不受限制，掌權者本身也會受到傷害。中國古代皇權專制政治如此（中國古代皇帝的非正常死亡率是38%，心智失常的幾率極大，同時太子和皇族也是一個至危之地），家庭也是如此。這種傳統專制模式下的現在中國家庭，因為服從本位替代了家庭生活中應有的感情本位，很容易導致感情的疏離甚至是破裂，反過來父母和丈夫也很容易成為這種模式的受害者。
各位讀者感覺到了，似乎傳統中國專制家庭模式好難；放心，還有更深更難的問題。在現代社會中，多元價值觀和多元生活方式的存在，使得孩子本能地就想要更多的自由，這就必然要與一元化的專制模式產生沖突。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講，孩子在家庭中也必須先受到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訓練、社交技能訓練以及道德教育等，才能有一個還不錯的人生。
中國傳統專制家庭模式遇到現代社會，恰恰這里就出了一個問題：由于過于強調服從，沒有平衡好服從與感情之間的關系，所以使得父母過于強調權威的同時，也在逐步化解掉自己原本應該奠基于感情的權威；沒有這種感情和權威，孩子的教育還能不能弄好，恐怕是個問題。
洛克在《教育漫話》中有兩段話說到：“最初應該借助于恐懼和敬畏，來建立起對子女的權威，但隨著子女的逐漸長大，便要用愛和友誼來維系這種權威。”“你對兒子所定的規則應該越少越好，寧可少于而不多余表面上看來是絕對必須的。如果你定的規則太多，使他受不了，結果必定不外是兩種：或者是，兒子必定時時受到懲罰，而懲罰過于頻繁結果就不會好；或者是，兒子違犯了某些規則你卻不加以懲罰，結果他勢必輕視這些規則，而你的威信在他的心目中也就降低了。”洛克說的正是一個權威與感情之間的相互支撐，相互平衡的關系。
從生活經驗來說，父母確實有時候能判斷出來，什么對于孩子來說真的是絕對正確的，那么多多少少要與孩子的自由產生沖突；也不可否認，有時候父母的強制確實是出于“對孩子好”的目的，且這種目的在一定范圍內，擁有完備的正當性和合理性。應該來說，還是要非常注意手段和方法，盡量不能用暴力和強制的辦法去解決，也要分不同的年齡段和具體的事情。
不僅僅是對孩子教育，我們在現代的家庭生活中，應該維護以下三個核心原則：
1. 感情原則：
家庭不是總講道理的地方，而是應該講感情的地方；或者說，那些“小道理”不能違背“感情”這個大道理，更不能總是用暴力強迫家人服從這些小道理。當然具體這些邊界在哪兒，可能需要每個人根據實際情況做出一個實際的平衡。
奧克肖特對人類中“公民性聯合體”和“事業型聯合體”有個分類：一般來說，事業型聯合體具有特定的目的，同時也只由認可并愿意追求這些目標的人構成，但同時組織成本相對低，也可以自由進入或者退出，比如社團、協會或者公司；公民聯合體（奧克肖特專指國家）一般組織成本相對高，而且加入和退出的成本也非常高，但不具有特定的目的，只承擔基本的職能以及強制性地維護某些基本規則，其成員在遵守這些基本規則的前提下，可以完全自由地追求他們各自的生活目標。
我個人認為，家庭也是一種公民性聯合體：在家庭之內，家庭成員在滿足基本尊重、基本照顧和感情滿足的前提下，可以去自由的追求自己的目標；家庭也承擔著財產共享、生活照顧和感情滿足的基本職能；如果家庭總是去講太多那些具體的小道理，很容易把這些小道理變成一個一個要去實現的目標，從而家庭會變成事業型聯合體；同時對于我們每一個人來說，成家和分家的成本都非常高，而且每個人都有對家庭的基本責任。
2. 尊重原則：
家人之間雖然存在法律邊界，但是像上個原則中說的，家其實應該講感情的地方，不能時時刻刻總講法律，恐怕這樣家庭就是一個只講權利、不講感情的地方；家人之間更應該是一個能夠尊重彼此之間的自由與平等，也能溫情脈脈的地方。
家庭之間彼此之間應該有一個明確的邊界意識：這是屬于對方的尊嚴、權利與自由，我不能侵犯。當然實際生活中，這個邊界卻不能總是很清晰，因為生活中犬牙交錯，無意或者是半有意的侵犯對方，可能無法避免；但是應該還是要知道，對方清晰或者模糊表達“不”的時候，就是自己應該停止自己行為的時候。
3. 溝通原則：
家長和丈夫有時候做事情，不愿意和孩子或者妻子溝通，這背后的心態，就有點上邊說的“一元論”的價值觀：總是認為妻子和孩子是不理性的、低層次、不成熟的，所以拒絕溝通。但是現實生活中，孩子和妻子有時候說的話不是沒有道理，甚至他們的觀點和立場對于自己可能就是真理，所以也必須要和孩子妻子溝通，才能體驗到每個人的想法，進而做事情的時候能照顧到每個人。
洛克在《教育漫話》中說道：“兒童一到會說話的年齡，就懂得道理了；假如我的觀察不錯的話，他們希望被人看作是理性的動物，比我們能想象到的年歲還要早。他們這種自尊的態度是應當得到愛護的，我們也應該盡可能地使它成為支配兒童的最好的工具。”洛克的意思很明顯：其實孩子是不是成熟的理性人這個問題當然是否定的，但是如果他能被當做成熟的理性人去溝通交流，反而有利于他成長為成熟的理性人。
同樣，如果很多事情，總是把家人當做低層次的、不理性的、不成熟的人對待，不去溝通，不去照顧他們的想法，恐怕這種關系中的感情能不能維護，本身也是問題。通過溝通，就是踐行對家人的尊重，才能更好的維護感情。
如果沒有這些核心原則，恐怕傳統的專制中國家庭模式在現代社會中，很難避免持續性的傷害性沖突，甚至是相互疏遠相互遠離；有這些原則，不一定有良好的家庭關系，但沒有，家庭關系一定沒有一個穩定性的基礎保障。
讀到這兒讀者似乎就有疑問了：之前的文章不是一直強調權利與自由嗎？這篇文章否定了中國傳統的專制家庭模式，怎么又開始強調教育、家庭，甚至是家長的權威了呢？是因為父母的權威在一定程度上與孩子的個人自由并不沖突，合理的權威不是專制，父母需要基于感情的權威，在生活中教導孩子如何照顧自己和他人，如何追求幸福的生活，如何正確的使用自由與權利，如何找到自己自由的邊界。如果沒有父母權威的幫助和扶持，子女能否成長為一個自主、自立、自由的成熟理性人，能否能與社會和政治相融合，就會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我之所以這么強調家庭，是因為在現代社會中，宗教的背景已經隱去，家庭成為個人生活的核心價值。生活照顧和財產共享是人類從古至今大部分家庭都承擔的職能，但現代社會中，家庭還有兩個職能更為突出：幸福的寄托和子女的社會化。
人很難擺脫原始的感情動力而純靠其他欲望驅動的去生活，如果失去家庭感情支撐，恐怕其他動力和欲望能不能維持一個人的生活，是一個疑問；同樣，家庭也是一個孩子童年時期社會化的必要場所，孩子在家庭中通過家長的權威，必須先受到一些基本的生活技能訓練、社交技能訓練以及道德教育等，才能成長為一個“大寫的人“，參與和維護社會和政治的運轉。
回到家國關系的這個問題上，政治與家庭并不是誰一定容納誰，誰一定大于誰的問題，而是一個相互獨立又相互支撐的關系。政治與家庭的分離，說到底是政治與道德的分離，是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分離。幸福與德性的實現固然是人生在世的最高目標，但這個是一個私事，是主觀且相對的，那么絕不能通過政治來實現；權利保障是個人、社會和家庭共同需要的底線，但這個是一個公事，需要政府來維護。
政治并非不需要德性，但政治本身不能培養德性，如果政治總是去追求對人德性的培養，那么一定會帶來對個人的強制，結果德性非但不能實現，只怕連最低的目標——和平與安全，都難以保障：人類要么陷入持久的戰爭狀態，要么只能接受殘酷的家長專制。歸根到底，政治只能維持自己最低的目標，保護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而把德性和幸福這個人生的最高目標寄托于家庭。沒有德性支撐的政治社會，無法長治久安；沒有權利和自由作為底線的家庭教育，時刻面臨家長專制的危險。
毫無疑問，由于家庭承載著子女社會化和道德教育的功能，傳統中國的專制家庭模式是很難讓一個孩子，擺脫專制型-順從型的人格與文化。在這種家庭環境下，孩子不太可能習得為什么和如何要維護自己的權利，尊重他人的權利，在公共領域有溝通和商量的精神，進而成為一個自由、多元、開放、民主的現代社會需要的人；中國如果想進入一個自由、多元、開放、民主、繁榮、富強的現代國家，家庭模式也就必須要進行轉變。
這篇文章我開頭看似在說政治，其實是通過中國古代“家國不分”的雙專制模式，轉到對傳統專制家庭模式的透視；傳統專制家庭模式問題和現代家庭原則講了這么多，其實最后還是要回到政治，就希望能啟發更多人思考吧。
除了本人的思考與論述，其他靈感和資料來源于：與小學同學的討論；本人的其他文章；《論語》，《孝經》；陳壽、裴松之，《三國志》；張宏杰，《權力的面孔》；吳增定，《利維坦的道德困境》；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及講課資料；約翰·洛克，《教育漫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