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朱光亞一同參加朝鮮停戰談判

1952年，抗美援朝戰爭進入了陣地戰的膠著狀態，形勢仍十分嚴峻。從1951年7月開始的板門店停戰談判仍在繼續。這是當時我國外交戰線上的頭等大事。國家需要選派一批政治上可靠的外語干部到板門店這個敏感地區從事談判翻譯工作。1952年4月，我從上海復旦大學外文系調到北京參加“五一”節外賓接待工作，到北京后不久便被榮幸地選中去板門店參加停戰談判，時年21歲。

同行的有十幾個人，當時互不相識，其中就有剛從美國回來的核物理學博士朱光亞，他時年28歲。我們這個梯隊中，年紀最大的是50歲的清華大學教授趙詔熊和北京大學教授錢學熙。年紀最輕的是我和冀朝鑄、邱應覺。冀朝鑄是僑居美國多年的哈佛大學本科生，邱應覺是馬來亞（馬來西亞西部的舊稱）歸僑。

當時，我們國內尚未形成一支專業的翻譯隊伍，但有不少英語水平高的人。我們這批人來自各行各業，有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醫生等。選上我們，是因為組織上認為我們這些人政治上可靠，同時又具備一定的英語水平，對朝鮮停戰談判能有所貢獻。

我們這一群互不相識的人在北京集合，穿上了新發的中國人民志愿軍棉軍裝，只帶了最簡單的隨身行李，從北京坐火車經沈陽到達安東（現為丹東）。沿途看到，人民安居樂業，建設事業欣欣向榮。從安東跨過鴨綠江，眼前便似換了天地。那是一片廢墟，美國侵朝戰爭已將朝鮮北方的城鎮夷為平地，沒有一座完好的房屋。

我們從新義州出發，連人帶鋪蓋一起上了一輛軍用敞篷大卡車，朱光亞和我們共十幾個人擠在一起，鋪蓋就是我們的座位。卡車沿著崎嶇的山路前進，一路冒著美國飛機轟炸掃射的危險。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愿軍戰士沿途站崗放哨，一遇敵機盤旋，便鳴槍發出防空警報。

白天卡車開開停停，天黑后加速行駛，大部分路程是在夜間行進的。途中，美國飛機在我們車前扔下照明彈，司機立即停車，讓我們大家都停下車趴在路旁的斜坡上。美機在我們車前車后掃射了一陣便飛走了。我們便拍去身上的泥土，立即上車繼續前進。就這樣，卡車走了兩天一夜，終于平安到達了開城中國人民志愿軍停戰談判代表團的所在地。

我們一開始住在朝鮮老百姓的家里，辦公室也設在朝鮮老百姓為我們騰出的房子里。朱光亞就和我住在一間屋子里，睡在一個大炕上。朝鮮人的家里是沒有床的，他們睡的是底下燒火的大炕。我們從北京來的人都不習慣，躺在炕上，背上很熱，甚至發燙，總睡不好覺。后來，經安排，我們都改睡每人一張行軍床。我和朱光亞仍然住在一間房子，他曾對我說：“小過，你晚上常說夢話，說的是英文！”其實，我是在夢中背誦所記的英文詞匯。

? 談判地點在雙方軍事分界線上的“板門店”

我們的代表團設在板門店附近雙方協議的中立區內，一般來說，應該是比較安全的。我們的住所周圍炮聲隆隆，美國飛機經常在我們頭上盤旋，在遠處扔下炸彈。談判開始時，美方曾一再違反協議，制造破壞談判的事件。如在中立區內槍殺我軍事警察和轟炸我代表團駐地。經我方堅持斗爭和抗議，中立區內基本上能夠保證安全。不過，我們要時刻保持警惕，加強各種安全措施。

晚間實行燈火管制，我們要拉上防空窗簾，在微弱的燈光或燭光下工作到深夜。夏夜，盡管天氣十分悶熱，我們也不能拉開窗簾透氣。有時，敵機深夜飛躍我們的駐地上空。我們一聽到空襲警報，就要抱著文件和公文包，跑到房后的防空洞里躲避一會兒，等警報解除后再出來繼續睡覺或工作。開始時，我們對這樣的生活環境和工作條件不太適應，但過了一段時間也就習慣了。天熱了，晚飯后，夕陽西下，我們三三兩兩散步來到山頂，席地而坐，看著遠處炮戰發出的火焰，意識到戰斗還在激烈地進行，談判尚需時日。

我們的任務主要是搞筆譯，就是將秘書處起草的發言稿由中文譯成英文，由朝方同志譯成朝文。這些稿子大部分都在談判中使用，與對方（聯合國軍方面，實際上是美方）談判時的發言由朝中方面的首席代表南日大將用朝文念出，接著念出譯好的英文。我和冀朝鑄等人經常去板門店出席會議，因為我們還要負責速記美方的發言。朱光亞等同志則在開城總部，除了負責發言稿的翻譯外，還要將報務員所聽記下來的外文電訊翻成中文，并用復寫紙刻寫數份供領導參閱。

朱光亞同志還負責將板門店談判開始以來的會議記錄整理歸檔。我們和他一起工作時，他把我們口誦的內容一一記錄下來，整理成通順的文字并進行歸檔，不僅可供領導閱讀，而且成為歷史檔案。這項工作是十分繁瑣的，但他對待工作的態度認真負責、從不懈怠，周圍激烈的戰火激勵著他更加發奮努力。他思維清晰、邏輯性強、沉靜睿智、謙虛謹慎，給我留下深刻印象。雖然他是一位副教授，與我們剛出校門的學生不一樣，但他從不要求特殊待遇。

我們只知道他是一位留學歸來的物理學博士，哪曾想他胸懷大志，日后為振興中國的核物理學事業做出了貢獻。平時，他從來不和我們談原子物理，因為一則我們都聽不懂，二則他正全身心地投入停戰談判工作，無暇顧及自己從事的專業。領導停戰談判的李克農同志（被稱為“李隊長”）和喬冠華同志（被稱為“喬指導員”）經常來看望我們這些知識分子，特別是清華和北大的兩位老教授（趙詔熊和錢學熙）及朱光亞博士。

? 1992年，中國科協主席朱光亞（左）向中國核物理事業開拓者趙忠堯教授祝賀九十壽誕。

從1952年的4月到12月，由于談判有所進展，我們的工作自然就緊張而繁忙。到1952年底，談判一度陷入僵局，雙方會晤次數減少，級別降低。在軍事分界線的劃分和戰俘遣返問題上，談判陷入僵局，斗爭重點又轉到戰場。

由于談判任務驟減，代表團領導決定把一部分同志送回國內，隨時待命。于是，我和朱光亞同志便沿著入朝的路線坐卡車返回祖國。時值隆冬，戰爭仍在進行，道路更加艱險。路經平壤，我們需要休息。朝鮮老鄉將他們的地下窯洞騰出一部分空間讓我們四五個人蜷在一起休息，其一家四人則擠在窯洞的另一邊睡覺。

到達北京后，我們受到外交部領導的熱情歡迎。國內一派繁榮景象，人民過著和平安定的生活。抗美援朝保衛了我們祖國的疆土免受侵犯和破壞，我們的和平建設未曾中斷，人民的和平生活未受影響。這一切使我們切身感受到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偉大意義。

1953年初春，談判在板門店恢復，我們較年輕的一部分同志奉召重返板門店前線工作。朱光亞同志則被調投入東北人民大學（現吉林大學）物理系創建事業，隨后即獻身于“兩彈一星”的創制工作。

我和朱光亞同志在抗美援朝期間的八個月朝夕相處，結成戰友，這是我一生中最難忘的光榮記憶。

文字 | 《世界知識》 

作者 | 過家鼎

圖片 | 除標注外來源網絡

編輯 | 外交官說事兒 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