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現代社會，嚴重的政治腐敗是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個重要因素。它或者通過統治階層的自我凈化來獲得某種消解，或者通過自下而上的革命被終止。對于前一種方式而言，戰后日本的歷史可以提供一個認識問題的參考。 一、解決政治腐敗在戰后日本歷史中的地位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主題。從戰后日本的歷史來看，大約每隔15～20年，就會出現一些新的特征、一種新的方向。大致說來，自戰后到50年代末期，日本的課題是保持社會穩定和尋找國家發展方向；60年到70年代前期，日本的課題是發展生產力； 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日本的課題是解決高速經濟發展帶來的各種弊端，其中，政治腐敗問題是一個核心；90年代后期，日本則面臨著重新進行國家定位，以及民族主義抬頭的問題。 戰后日本的歷史也清晰地描述出這樣的一種周期性：從混沌和亂局中尋找和確立方向，之后取得發展和進步，隨之出現了弊端，最后解決弊端。自戰后到1993年，日本歷史便體現了這樣的一種周期性運動。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后期，日本歷史似乎開始了一個新的周期。由此來看，政治腐敗問題如果得不到一定程度的解決，日本歷史會陷入停滯，無法取得新的發展和進步。 政治腐敗問題是戰后日本政治的一個顯著特征，但其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所表現出的特征是不同的。通過仔細研究其演變過程，我們可以找到一些明顯的脈絡。本文主要聚焦20世紀七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前期，這是日本集中解決政治腐敗的一個時期，也是日本政治腐敗表現得尤為突出的一個時期。這個歷史時期的特征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解決腐敗問題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1976年洛克希德案件的爆發，象征著日本解決腐敗問題的真正開端；1993年自民黨的下臺和翌年政治改革四法案（公職選舉法、政治資金規正法、政黨助成法、眾議院議員選舉區劃定審議會設置法）的通過，則在一定程度上象征著該問題獲得了部分解決。 第二，解決腐敗問題也是一個復雜的歷史過程。其中既有漫長的司法過程，也有輿論的撻伐和貪腐政治家的反擊，同時還夾帶著政治家之間的權力斗爭。它們相互作用，相互糾纏，局面混沌，前途莫測。但幸運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政治家和公眾都不斷深化了對腐敗問題的認識，從而也就逐步走向全社會的某種共識。 第三，解決腐敗問題還是一個艱難和痛苦的過程。其軌跡并非一條直線，其努力和嘗試甚至伴隨著腐敗問題的進一步惡化。例如，洛克希德事件之后，在強大的司法和輿論震懾下，按說政治腐敗應該有所收斂，但事實上并非如此。1988年的利庫路特案件，涉嫌國會議員44人，高級官僚16人；1992年的佐川事件，以實力派金丸信為首，多名政治家涉入其中。兩宗案件都是涉及自民黨高層的窩案，相比于洛克希德案件有過之而無不及。同時，反腐的代價也是高昂的。由于對腐敗問題的認識不一致，自民黨政治家爭吵不休，無法致力解決眾多的政治經濟難題。這最終導致政治停滯不前，民眾不滿，自民黨被轟下了臺。 二、戰后日本政治腐敗的根源 政治腐敗是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就日本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它是經濟高速增長的產物，或者說衍生物。 亨廷頓曾經十分精辟地論述了為什么現代化滋生腐化？第一，現代化涉及社會基本價值觀的變化；第二，現代化開辟了新的財富和權力來源；第三，現代化通過它在政治體制輸出方面所造成的變革來加劇腐化。[1] 簡單來說，日本高速經濟增長帶來的新機會、新財富是腐敗的經濟條件，而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對預算的控制則構成腐敗的政治條件；而傳統的人情社會則構成腐敗的文化條件。 在日本的政治腐敗中，許多方面是以所謂的潛規則的形式表現出來。那么，何以在經濟高速增長過程中產生這么多的潛規則呢？ 現代化以令人眼花繚亂的速度，在社會、經濟等各方面帶來急劇的變化，從而可能造成以下三種情況：法律和制度的空白；即使制定了相關法律，但由于對現實的把握不完整和不到位，和社會現實不吻合；即使制定了完備的法律，但由于沒有足夠的權威，不被遵守。于是，在這些領域，往往迅速形成了所謂的潛規則，來填補政治、經濟秩序的空白。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潛規則保障了經濟、社會的運行和發展；但是，它同時也嚴重破壞了社會公平和正義。 正因為如此，潛規則是在不知不覺間形成的，許多做法在當時的情況下甚至被視為理所當然。不過，在整個社會環境發生變化的時候，公眾認識就會發生變化，潛規則就會成為眾矢之的。 從現實來看，潛規則的發明者和踐行者，往往也都是經濟高速增長的推動者和執行者。他們熟悉社會現實和經濟運作，從而能夠發現腐敗的領域和手法。事實上，許多貪腐的主角，也往往對經濟建設作出很大貢獻。在對他們定罪時，往往造成一定程度的社會分裂，同時，道德的標準、法律的標準以及其他的標準形成了緊張的對峙。在這個方面，日本政治家田中角榮是一個典型。 潛規則的出現，是現代社會區別于傳統社會的最大特征之一。零星的貪腐不可怕，可怕的是以潛規則為標志的行業性、部門性、集團性腐敗。他們以使本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式解決一些新問題，并逐漸使之固化，從而損害了大多數不知情人的利益，也就是公眾的利益。這在日本稱之為結構性腐敗。 三、關于日本解決腐敗問題的經驗和教訓 政治腐敗不可能銷聲匿跡，但以自民黨的下臺和政治改革法案的通過為標志，日本社會的反腐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今日本基本上形成了一種社會氛圍，對于政治腐敗十分嚴苛。一方面，幾乎不見腐敗窩案了；另一方面，政治家如果涉嫌貪污，即使不能從法律上定罪，也會在聲譽上造成嚴重損害，從而影響政治前途。前兩年日本政治家小澤一郎的遭遇說明了這個問題。 在日本解決腐敗問題的過程中，可以總結出一條經驗，一個教訓，兩種認識。 經驗是，整治結構性腐敗要以大案要案為切入點，輿論圍追堵截，司法決不手軟，共同形成強大的震懾力；同時以公開化為主的制度建設步步推進，穩定反腐成果。 教訓為，權力斗爭涉入政治腐敗領域，乃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以成為反腐的一種契機，也可能成為政治混亂的根苗。如何把握時機和度，對相關政治家是一個巨大的考驗。20世紀七十年代后期開始，田中角榮和三木武夫、福田赳夫進行的慘烈的政治斗爭就是一個慘痛的教訓。 認識一是，政治腐敗是一個必須解決的政治難題，又是一個必須慎重解決的政治難題。要在公眾的期望和政治現實之間找到合理的平衡，循序漸進。如果要求過高，可能引發政治混亂；如果不滿足公眾的期待，則可能引發社會動蕩。反腐之所以需要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就是需要反復實驗、反復摸索理想和現實的連接點、妥協點，從而找到一個全社會的共識。可以說，1994年的政治改革法案就是這樣一種共識的產物。它不夠完美，但是有很大進步。在這里必須強調，在政治領域，對與不對的問題是表面的，可行不可行的問題是根本的。 認識二是，在反腐過程中，輿論可以發揮作用，但其本身具有盲點。輿論的基本出發點是社會平等，因此某種強大的輿論也是改革和革命的前奏，對之必須重視。從根本上來說，公眾的平等意識是反對腐敗的力量之源。當然，輿論不是自動出現的，而是被激發出來的，需要適當的土壤和契機。就現代社會而言，在經濟萎縮期，社會不平等被放大，輿論對于腐敗就難以容忍。界定腐敗是和定義者自身的處境密切相關的。同時也必須認識到，輿論不是以分析和思考為依據，而是以情緒為依托，在一定程度上是盲目的而非科學的，片面的而非全面公正的。因此，它適合營造氛圍，并提供解決問題的壓力和動力，但并不適合介入具體的操作和解決方案。解決腐敗問題則需要輿論的冷靜和沉淀，從而產生出制度性的約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