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年卡也叫賀年片。流行于20世紀80年代,那時候,每到新年來臨,文具店和小攤小販都會擺出各式各樣的賀年卡。有精致的,也有一般化的,當然要價也高低不等。同學之間都會相互贈送。賀年卡上寫著勵志語或祝福語,有的寫著:李剛同學,祝你在新的一年里,學習更上一層樓!有的寫著:李梅同學,祝你在新的一年里,勇超孫山,一躍龍門!學生送老師的賀年卡也不少,通常會寫著:老師,祝您新年快樂,萬事如意!等等。 我是老師,學生送的賀年卡也不少,其中有一張是64開雙頁的,那張賀年卡非常漂亮。那張賀年卡我不能忘,更不敢忘,我時刻提醒自己,我是一個老師。 那張賀年卡封面上印著一幅畫:一個樹干上綻放著一朵朵鮮艷的花兒。如果光看那畫倒也沒有什么奇特之處,最耐人尋味的是花兒和樹兒的對話,他們的對話使我震驚:花兒深情地對樹干說:讓我們偎緊些,再偎緊些!樹兒知趣地說,要是沒有你們,我還站在這里干什么?我由衷地贊嘆設計者太有才了。寓意太深刻了。心想:那樹干不就是老師我嗎?那花兒不正是我的學生嗎! 我們學校地處偏遠的農村。20世紀八十年代,社會治安不怎么好,全國還出現了“二王”事件,常常有些小混混溜竄到學校騷擾滋事。白天,小混混還不敢輕易胡為,因為白天老師多學生也多。放晚學之后,沒有晚自習的老師和學生都回家去了,只剩下有晚自習課的老師和學生,小混混就來活動了。有輔導課的老師和上晚自習的學生大部分都會惴惴不安。我的輔導課都是八到十點的第二節晚自習。上課了,我走進教室站在講臺上,望著全班學生,心里想這可都是祖國的未來,祖國的花朵,他們是我的學生,我的花兒,我是他們的老師,是他們要偎緊些的樹干。雖然社會有點亂,但是我不能讓我的學生我的花兒受到一絲一毫的傷害。學生在教室里安靜地自習,我在教室里前前后后地走著,給有疑難問題的學生講解。但我的注意力時刻沒放松教室外面。忽然教室外邊響起了尖利的口哨聲。直覺告訴我,這是小混混來了,學生們面露驚恐,女生們像受了驚嚇的小鹿。我立馬走上講臺大聲說:“同學們不用怕,有老師在這,誰也進不了我們的教室,小混混要想進入我們的教室除非從我身上踏過,只管安心自習。”說完,我立馬站到教室門口厲聲喊道:滾開!快滾得遠遠的,不然我就給派出所打電話來抓人,說著我就掏出手機,佯作打電話狀。那時,我已有一部老式“諾基亞”手機。小混混就灰溜溜地走了。俗話說得好:邪不壓正! 那時,學校教學剛剛走上正軌,各種教參和課外輔導材料還不多見。有個書店的老板跟我說,他店里進了一套課外輔導書,讓我在學生中給他推銷,每本書比定價多收5塊錢,另外給我100元錢的回扣。我想,我的學生都是農村的孩子,家庭都很困難,供孩子上學就非常不容易了,哪能再讓他們花高價買課外書?再說了,我若是貪圖那百元的回扣,昧著良心替老板賣書而讓學生花高價買書,我成什么人了?我是樹干,是花兒信賴的老師,我還有何面目站在講臺上講課?我瀏覽了一下那書,感覺尚可,我就自己買了一本帶回學校,刻成蠟紙再油印出來發給學生自己做,然后收上來批改,再發回學生將錯題訂正,我最后講評。這效果遠比每人買一本自己做效果要好得多。 那時候,升學考試農村不設考點,各個學校的學生都要到縣城去考試。帶考老師和考生都要提前到縣城找旅社,預訂住處。我到縣城找了一向陽旅社,我看還比較干凈,距考場還不怎么遠,就打算訂這家旅社。我問老板住宿費,每個學生要5塊錢一晚上,我一聽,太貴了!想給學生們省點錢,就說,3塊錢可行?沒想到老板一臉的鄙夷:“給學生找旅社還講價,哪有這樣的老師?”我一聽也來氣了:“這樣的老師就站在你面前,你看不見嗎?農村人能像你們城里人,到月錢就來?”“那你也不能就給3塊呀”。“看看, 你不是也在講價嗎?我們的學生只能出3塊,老師的床位可以出5塊,你要是不同意我再找別家。”最后老板說:“行吧。” 事后自思,我雖然受到旅社老板的奚落,但我給我的學生省下了幾塊錢。因為我是樹干,為了花兒,我不后悔。一直到現在我一點也不覺得丟人,一點也不后悔。這,都是那張賀年卡給我的動力。 作者簡介:郭興華,漢語言文學專業畢業,中學高級教師。在多家報刊發表散文詩歌,獲獎多次,出版散文詩歌集《落英擷萃》。安徽省作家協會會員,淮北作家協會會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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