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歲男孩離奇失蹤12天后，準后媽堅稱后備箱里的尸體是條狗

8歲男孩加布里埃爾·科魯茲（Gabriel Cruz）在離奶奶家門口100米不到的地方離奇失蹤，隨后西班牙展開史上最大規模的搜索。

這起案件成為2018年西班牙最受關注的罪案，不僅因為搜救規模，還因為行兇者特殊的身份，殘忍的手法，以及邪惡的目的。

（小加布里埃爾）

（字數11,629）

失蹤

2018年2月27日，西班牙南部安達盧西亞大區阿梅利亞省、尼市（Níjar，尼哈爾，文中簡稱尼市）下轄的歐鎮（Las Hortichuelas，歐蒂楚拉，文中簡稱歐鎮）上的一名8歲男孩失蹤了，報警時間為晚上8點30分。

奶奶卡門（Carmen Sicilia）對警察說，下午3點32分，加布里埃爾因為要去約100米外的表兄弟家玩，所以出了門，可到傍晚6點也沒回家吃餐前點心。老人便到親戚家詢問，才得知他今日并沒有去過。

隨后，親戚和鄰居一起幫忙尋找小加布里埃爾，卻一無所獲。大家很擔心，分別聯系了男孩已經分居的父母，同時撥打112。

警察到達后，所有親戚、鄰居都說，過去5個小時里一直沒見過加布里埃爾。

母親帕西（Patricia Ramirez，文中簡稱為帕西）很肯定地對警察說，孩子對奶奶家周圍的環境非常熟悉，不會迷路走丟；

他是一個自律、有責任感、聰明聽話的好孩子，不可能離家出走或惡作劇。

警方初步判斷，加布里埃爾不是自己貪玩走丟，而是被人帶走或者被熟人誘拐。他們第一時間排查了當地方圓十幾公里內所有路段的監控和旅店，遺憾的是蹤跡全無。

不過，與奶奶卡門家同住一條街的退休老人曼努埃爾（Manuel）分別向警察和記者講起，當天下午，他看完電視臺的3點新聞，大約在3:20~3:25之間，正要去果園，剛出家門就注意到一輛陌生的白色小面包車在主路徘徊，看起來不是附近人家的車輛。

家住主路旁的一個80多歲老婦人也說，在同一天看見過不認識的白色小面包車，但不記得具體時間。經周刊記者引導，老人回答在3:20前后。

警方一面核實目擊者口供，追蹤疑似車輛，一面通過媒體、社交網絡等渠道發布尋人信息。

這時，一個自2015年起就跟蹤、騷擾孩子母親的本地畫家迭戈（Diego Miguel.F.A）走入了警方的視野。

跟蹤狂

相對權威的幾家媒體報道稱，孩子的父親安赫爾（Angel Cruz）和母親帕西在加布里埃爾出生不久后，就開始分居生活，互不干涉對方的異性關系，多年來共同撫養獨子，相處融洽，未辦理離婚手續（也有說已離婚）。

孩子平時同母親一起住在阿梅利亞省的同名首府阿市（Almería，阿梅利亞市，文中簡稱阿市），距離歐鎮的奶奶家61公里。加布里埃爾每兩周的周末和假期會去爸爸或奶奶家。

雙方家人一直為安赫爾和帕西的分手惋惜，包括奶奶卡門，總期待二人能重歸于好。

（安赫爾和帕西）

父親安赫爾平時住在阿市下轄的維卡（Vicar）鎮，距離奶奶家73公里。安赫爾是一名職業化學技工，在一家混凝土生產企業工作了超過10年，他有時會帶兒子去上班，加布里埃爾就安靜地在一旁畫畫。

母親帕西則是阿市市政附屬機構的一名運動技術教研老師，她在案發時沒有新戀情，但因為工作關系認識了同樣居住在阿市的跟蹤者迭戈。

迭戈自2010年被女友拋棄后，一直患有雙相情感障礙，幻想通過運動健身讓女友重新愛上自己，因此熱衷長跑。他外形邋遢，蓄胡須、留長發，愛穿運動裝；為人拘謹內向。

他偏執地自稱與帕西相愛，頻繁跟蹤其出行，在她家樓下蹲守過夜，往她家打電話、發電郵等等。

帕西不堪其擾，曾于2016年申請禁制令，迭戈5年內不能出現在距離她500米以內；

2017年3月，迭戈因違反禁制令被判入獄6個月，出獄后故態復萌，再次被判服刑2年（案發時處于假釋期）、罰金1440歐元。

迭戈還在加布里埃爾失蹤地歐鎮附近擁有一處莊園。

有傳言說，他近期買過鐵鏟、大沙袋等疑似用于隱藏和轉移尸體的工具，但該傳言警方查實后未采信。

另有兩個引起警方懷疑的證據，一是2月27日當天，迭戈破壞了禁制令要求必須佩戴的電子定位手環，二是近日他沒有開自己的綠色轎車，而是開的他父親的面包車。

迭戈現在稱，他與帕西之間不存在感情糾葛，只是喜歡聽她的聲音而已，并不會去綁架她兒子。總之，自己與此案無關。

對門鄰居告訴警察，這里的人都知道迭戈被前女友甩了大受刺激，變得有點怪，喜歡沒完沒了地跑步，或者一人在球場射空門。但要說綁架小孩，他應該做不出來。

另外，案發當天，2月27日下午4:30，除迭戈的父母外，另有兩名證人分別看到、聽到他在阿市的家里露臺上高聲讀書。

迭戈在阿市的家與歐鎮的奶奶卡門家相距61公里，車程約45分鐘，而加布里埃爾是在3:32之后行蹤不明的，迭戈很難有犯罪時間。因此，警方傾向于排除迭戈的涉案嫌疑。

線索初現

歐鎮是寂寥荒蕪的鄉間小鎮，常住居民不到100人，大大小小的土石路兩側布滿低矮的灌木叢，稍遠處是低矮的丘陵和小山，人口、住宅較分散。

歐鎮有一些度假別墅、莊園，夏季多有游客，秋冬淡季則只有本地人。附近還有一處自然公園。

（加布里埃爾奶奶家門前小路）

警察和志愿者出動了警犬、蛙人、無人機，以奶奶卡門家為中心，在四周6公里范圍內陸毯式搜索，山丘、礦井、水庫、林叢等所有能想到的地點都排查了。

加布里埃爾在2月27日晚間失蹤，2月28日至3月2日，幾千人大海撈針式地找了三天，有價值的線索始終未出現。

3月3日起，警方重點排查可疑區域，如空置廠房、莊園、廢棄的礦井、倉庫、垃圾場等。

就在這一天，案件終于有了新線索。

案發時，安赫爾有個正在交往中的女友安娜（Ana Julia Quezada 原籍多米尼加共和國）。

警察了解到，2月27日的下午，安娜和加布里埃爾都在奶奶卡門的家中。卡門告訴警方，加布里埃爾出門玩耍后，安娜也很快離開了她家。

（安赫爾和安娜）

安娜說，案發當天自己只在卡門家里見過孩子。在3月1日TVE電視臺的采訪中，她對記者說，加布里埃爾是個懂事有教養的孩子，他們相處愉快。

3月3日這天，安娜向警方報告，她和安赫爾以及幾個朋友們再次外出搜索，自己在距離奶奶卡門家3.5公里的垃圾處理場內，偶然撿到一件白色兒童秋衣。為了撿它，自己胯部被荊棘叢扎傷，腳踝也扭腫了。

值得注意的是，安娜第二個前夫塞奧（Sergio Melguizo，文中簡稱塞奧）的家與這個垃圾場間的直線距離只有500米。

有知情人說，他曾經看見安娜從塞奧家門前路過，出停車場時還與他有過對視，但她神情淡漠，像完全不認識對方。

安娜還隨口對朋友講到，前夫不喜歡小孩子，似乎在暗示，她的前夫有可能會綁架孩子。

3月5日，經DNA鑒定確認，這件秋衣是加布里埃爾的。帕西肯定地表示，孩子絕不會一個人往山地走，不可能自己去那里；他們相信孩子仍然活著，只是被人帶走了。

關于這件秋衣卻有兩個新疑點：

一，秋衣發現地此前已有搜索人員仔細尋查過，卻沒有發現秋衣，它似乎突然出現了；

二，3月3日前的幾天，當地連續大雨，鄉間土路泥濘濕滑，而秋衣在發現時是干的，且很潔凈沒有污漬，看不出淋過雨。

因此，警方相信，有人特地將它留在此處，也許是聲東擊西，讓人以為加布里埃爾就在附近，從而轉移警方的視線；又或者是“綁匪”想傳遞出“孩子在我手上”的信息。

由于嫌疑人/團伙難以鎖定，警方只好在以垃圾場為中心的方圓12公里，繼續精細搜索，期待新的有價值信息。

孩子父母不僅在尋人啟事中懸賞征集有效信息，還準備了1萬歐元贖金，以備萬一綁匪來勒索。

安娜對錢款金額提出質疑，幾次明示、暗示說，罪犯大費周章，不見得把1萬歐元看在眼里，出于對孩子的安全考慮，應該再多準備一些，建議提高到3萬歐元。

她顯得比親生父母更大方，更關心孩子。

案情轉折

在調查和等待中，作為父母的安赫爾和帕西最為煎熬無措。

盡管周圍同事朋友紛紛表示安赫爾友善好相處，人緣非常不錯，是個好人、好爸爸。安赫爾還是一度懷疑，或許是自己被人報復尋仇，導致兒子失蹤（被綁架），

他通過媒體公開說，我們都是普通人，如果無意中做錯了什么、傷害到誰，我們誠懇道歉。加布里埃爾只是個孩子，是無辜的，請不要傷害他。要是有人想報復我們的話，你已經做到了。

安赫爾和帕西多次舉辦搜尋集會，僅3月9日那次就有8000多人參加。鄰居、親朋好友和眾多志愿者，很多都穿著印有加布里埃爾照片的T恤衫，表達對這個家庭的支持。

（集會現場1）

集會現場，安娜主動擁抱男友，積極地向認識或不認識的出席者說明案情，也聊到她個人對事件的看法，面對鏡頭行為張揚。

（集會現場2）

各媒體的現場采訪中，只要安赫爾在，安娜總是體貼親昵地站在他身旁。帕西在鏡頭中反而略顯形單影只，神情悲傷。

（媒體鏡頭拍到：帕西與安赫爾牽手走著，安娜看到馬上走近，拉起安赫爾的另一只手。）

兩天后的3月11日，案件有了重要轉折，安娜在與安赫爾同居的住所（維卡鎮）停車場被捕，她雙手沾有泥土，所穿的汗衫上也有沙子。

警察要求她打開汽車后備箱時，安娜大聲說里邊只有一只狗！可是警察打開后，卻發現了被臟毯子包裹的，加布里埃爾滿身是泥的尸體。

（安娜被捕現場1）

被捕時，安娜情緒激動，大力呼喊：“不是我做的！有人調包！我今早才拿到這輛車！”

（安娜被捕現場2）

接著，警察告知她疑犯的權利條款，安娜聽完后說“懂了”，又自語道：“安赫爾，我很愛你！我愛加布里埃爾！后備箱里只有我的狗！”

 真兇

警方事后召開記者會說明，他們其實一直對安娜密切關注，因為安娜有一些舉動引起了他們的懷疑。

例如，2月27日和3月4日她兩次不能提供自己的手機用于取證，多次誘導安赫爾提高贖金，還向警方說起前夫塞奧也有一輛白色小面包車（很快查明系安娜捏造，后者名下并沒有、也未租借過類似車輛）等。

自3月3日安娜發現兒童秋衣后，他們立即對她進行全天候監聽監視。

3月11日，安娜行動了，一早獨自從維卡鎮前往產權屬于安赫爾的羅達基拉爾莊園（此前安娜去這里總是與人同行），接著駕車去往阿市的另外一個區，短暫繞行后朝維卡鎮方向開回。

負責跟蹤的警探認為，繞路的目的是為了拋尸大海，但也許她已經發現被跟蹤，或是擔心遇見認識的人，不得已而折返。最后被警方發現后備廂里有尸體。

經審問，安娜大致說明了作案經過。

案發當天中午，她曾對奶奶卡門提過，想帶加布里埃爾去羅達基拉爾莊園一起給房門畫裝飾畫，但孩子不愿意，卡門也覺得不太妥當。

這座莊園占地約3~4公頃，四周空曠寂靜，距離卡門家5公里。案發前2個月才結束外租，打算作為兩人同居的新房，所以安娜有鑰匙。

下午，加布里埃爾出門（3:32）后約10分鐘，安娜找借口也出門了。她看到加布里埃爾拿著一根小木棍在路邊灌木叢玩，就走過去對男孩說，帶他去羅達基拉爾一起畫畫，做些打掃。

安娜說，在別墅里，她不知道加布里埃爾從何處拿到一把斧頭，她讓他放下斧頭別傷到自己。

男孩說，你不是我媽，不要命令我！我討厭你，討厭你和我爸在一起！我要我爸媽在一起！你這黑女人，你真丑！滾回圣多明戈去?。ň秸J為，加布里埃爾是個教養很好、性格溫和的孩子，不會說這些話。）

安娜反復說，她當時只想讓男孩別再罵她，而后者拿著斧頭向她靠近。她當時非常緊張，只記得右手用力捂住孩子口鼻。

不知過了多久，當她再伸出手試探時，孩子已經徹底停止了呼吸。

意識到加布里埃爾已經死亡后，安娜在尸體旁抽了一支雪茄，在房門上涂鴉，還用洗衣機洗床單、沙發罩等。

接著，安娜拿來鐵鍬、犁耙，在院落一角靠近蓄水池的地方挖了一個土坑，把尸體從房間搬到坑邊，準備掩埋。

她脫掉加布里埃爾的外套、內衣和鞋子，把只穿著襪子的尸體埋進去，用土填好，鋪上一層碎石，又用幾塊木材壓住。

安娜在供述中無法解釋她為何在掩埋尸體前脫掉被害人的衣服，只留襪子。在庭審階段，檢方認為她是為了在莊園的溫室里方便分尸；

而警方召開的結案記者會上有記者提問，兇手讓尸體幾近全裸，是否有性侵意圖？警探長沒有正面回答，說希望媒體和公眾尊重受害家庭，不要讓他們經受重復傷害。

埋尸完畢，安娜又抽了一支煙，把男孩的衣服和鞋子放進自己的背包中，回到卡門家。心緒慌亂中，她接到男友告訴她兒子失蹤的電話。

安娜自述，為了盡快平靜下來，她在安赫爾回家之前吃了4、5片地西泮，導致神志不清，忘了隨身物品放在何處，手機也是這時丟的。

同時，由于安娜不知道可以把死者的衣服藏在哪兒，背包暫未轉移。此后幾天（2月27日~3月4日），孩子的衣物其實一直就放在卡門家中。

3月3日，安娜拿出衣物中的那件秋衣，如上文所說，故意放在垃圾場。

3月5日上午，安娜對家人說，她要開車去散心喝咖啡。后來警方才知道，安娜匆匆往返，目的在于丟棄剩下的加布里埃爾的衣服。她依舊故意踩踏，讓衣服沾上泥，以便看起來像淋過雨又風干的樣子。

由于媒體和輿論壓力，安娜不得不另找更合適的藏尸地點。3月11日上午，跟蹤警員看到安娜在莊園里挖出男孩尸體，用毯子包好，放進汽車后備箱。

警方在監聽設備中聽到，安娜坐進駕駛席自語道：“安娜，冷靜，你不會進監獄。”

安娜的女兒茱蒂絲（Judith）的證供說，案發當日中午12點（奶奶卡門發覺孩子失蹤的時間是傍晚6點），整整5年未聯絡的親媽安娜在Whatsapp上給她發信息，說男友的兒子不見了，讓她第二天來歐鎮幫忙一起找孩子。

茱蒂絲覺得莫名其妙，一來母女情薄、關系疏離，二來她都不認識那家人，為何要多此一舉？

安娜承認，加布里埃爾死后，她需要一個女兒來表現她重視親情，也間接傳遞出她為男孩擔心焦急。

（安娜與茱蒂絲）

尋人期間，茱蒂絲住在卡門家里，她覺得安娜沒有一點找孩子的心思，聊天話題要么是塑身健身、保持體型，要么咒罵前夫塞奧品行惡劣是個混蛋。

審訊期間，安娜情緒起伏很大，有時沉默不語，有時低聲抽泣，有時激動哭喊涕淚交加。

對于作案過程、如何致死、行兇動機，及是否有誘發犯罪的因素等關鍵細節，她要么保持沉默，要么說不記得，且不配合還原犯罪現場。

預謀證據

偵訊中，安娜否認早有預謀。

她不停辯解，自己根本不想殺人，不知道斧頭從何而來，從未想過傷害男孩，一切全是意外。她表示，男孩死后，自己不愿欺騙男友和他的家人，曾想過自殺。

尸檢結果顯示，加布里埃爾死于機械性窒息（大腦缺氧），顱腦單側遭受重度撞擊傷（法醫認為是打暈失去知覺），后腦部有出血和2處血腫，其中1處為彌漫性血腫；頸部沾有泥土，死后一只手的前臂被斧頭砍斷。

死亡時間在餐后1~2小時，即2月27日下午離開卡門家約一小時后，加布里埃爾遭受了持續的毆打，在掙扎45~90分鐘后死亡。

取證時，安赫爾的兄弟弗蘭西斯科肯定地說，以前在莊園里沒見過斧頭、犁耙、鐵鍬，斧頭絕對不是自家的東西，說明安娜是有預謀地將這些東西帶到莊園。

此外，警方還原了安娜的手機和電腦中被刪除的劇毒植物搜索記錄，相信這是預謀殺人的有力物證。

安娜辯稱，表妹是藝術家，制作面具用到植物染料，某些劇毒植物能幫助著色固色。不過，表妹否認了這個說法。

帕西記起，有次她把兒子從奶奶家接回來后，男孩嚴重腹瀉腹痛，急診入院治療，但醫生怎么也找不出病因。后來聽說，奶奶卡門幾乎同時出現相似癥狀，而祖孫倆都吃過安娜用料理機打的奶昔。

雖然安娜沒有坦白究竟為何犯下罪行，拒絕交代完整的犯罪案過程，但這些并不影響重要事實的認定，眾多物證指向她是唯一的兇手，并且排除有同伙協作的可能。

經過12天的搜尋偵查，在警方和眾多志愿者的努力下，真相終于水落石出。帕西和安赫爾特地召開記者會，回應一些疑問。

知道兒子失蹤后，帕西就懷疑過是安娜綁架的。調查越深入，她的這種感覺就越強烈。她每次見到安娜，也越來越擔心，如果自己的懷疑讓她察覺到，會使兒子受到傷害。

她還會想兒子餓了、冷了、害怕了怎么辦？

萬一被逼吃麻醉品、毒品，或是被侵犯了怎么辦？

甚至……被殺掉怎么辦？

看到法醫報告上，兒子失蹤當日就已經死亡，她甚至慶幸他沒有受到太多折磨。

（加布里埃爾的葬禮）

安赫爾坦誠，直到安娜被捕前，他絲毫也不覺得女友與事件有什么關系。他們每天睡同一張床，她總是溫柔地寬慰支持他。

當得知安娜是真兇時，他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安慰帕西。帕西主動提到，愿意和安赫爾一起共渡難關，相互扶持。

隨后，檢方以非法拘禁、謀殺和人權妨害三項控罪起訴安娜，求刑終生監禁。

這個43歲來自加勒比海島國多米尼加的女性，一時間成為媒體爭相報道的焦點人物。她過往的生活經歷、人際關系、戀情和婚姻，也被事無巨細地逐一呈現出來。

安娜的過去和女兒的離奇死亡

1974年，安娜出生在多米尼加共和國，家中貧困拮據，10個兄弟姐妹中，安娜排行最小，讀書到14~15歲便輟學工作了。

她的母親胡安娜在采訪中說，自己從新聞里看到安娜的事嚇了一跳，她的其它9個孩子都遵紀守法，自己也從沒教她做壞事，安娜簡直讓全家抬不起頭，一定是被魔鬼附身了！

她又抱怨道，安娜離家這些年都沒怎么寄錢回來，開始還給過一陣子每月30歐的藥費，后來也停了。安娜幾乎不聯系家人，去年（2017年）圣誕節只回來一天就又走了。

安娜的哥哥何塞（José Manuel Quezada）則說，他以前沒覺得小妹會犯罪，雖然她生性自私冷漠、唯利是圖，難得回多米尼加也不來看望他們。

安娜有很長一段時間在多米尼加的應召俱樂部、夜總會一類的地方工作，通過性服務與男性交往，獲取金錢。

在這樣的環境中，她遇到了第一任男友，也是她的客戶之一——圣地亞哥（Santiago Gil）。圣地亞哥對她很好，把她帶回父母家一起生活，但婆家非常反感安娜。

兩人的女兒里德卡（Ridelca Josefina）于1991年8月出生，1992年圣地亞哥決定帶著安娜搬去西班牙。女兒被留在多米尼加的外婆家，1995年12月才接到西班牙。

然而好景不長，圣地亞哥不久去世，安娜不得不再次獨立謀生。此時她不過18歲，身無所長，只得重操舊業做應召女。

對此，安娜的解釋是，她被騙了，更早來西班牙的姐姐通過人販子，把她賣進瑪爾維娜妓院（las Malvinas）。

在妓院工作期間，安娜認識了她的第二任男友——24歲的本地長途卡車司機米格爾。

米格爾為她贖身，兩人于1994年6月結婚，居住在西班牙北部城市布爾戈斯，1995年他們的女兒茱蒂絲出生。

米格爾后來回憶起，婚姻存續期間，他曾有兩次因不明原因的急性發熱，腹部疼痛住院?，F在想來，也許是安娜有意做了些什么。因為工作性質，他曾購入高額人壽保險，配偶有50％受益權。

另外，更讓他耿耿于懷的是，安娜的大女兒里德卡于1996年3月從他家窗口墜落死亡，當時僅4歲半。米格爾對這個孩子視如己出，正打算辦理正式的收養手續。

1996年3月9日晚22:30，米格爾獨自睡下。平時也是他一人先睡，安娜帶兩個女兒住另一間臥室，他不清楚當晚母女三人是幾點睡的。

次日清晨7:30，米格爾去臥室看孩子，大女兒里德卡沒在床上，他又去兒童房找，看到窗戶開著，往下看，大女兒已墜落在樓棟內院的天井里。

警方記錄中表述為：4歲半的里德卡自己打開兒童房（家住7層）的窗戶，爬上窗臺，不幸墜落內院天井死亡。

（里德卡墜落的天井內院，圖片來自埃菲社）

3月的布爾戈斯很冷，夜間溫度經常降至零下，幾乎不會有人家通宵開窗。窗臺距地面80cm高，但里德卡墜落的兒童房內有一個43cm高、40*45cm的游戲桌，事發后，桌子在窗臺正下方。

安娜告訴調查人員，長女患有夢游癥，應該是發作時無意識掉下樓去的。多年后，米格爾面對記者卻說，不記得里德卡會夢游，并沒有因睡眠問題看過醫生，和正常健康的孩子沒兩樣。

作為最核心的人證，安娜卻無法回答當地警方的大多數提問，警方認為，由于創傷應激造成的抑郁和焦慮，她情緒不穩定，難以進行正常的溝通陳述?？紤]到安娜為死者生母，警方認為這是正常表現。

在當時的鄰里親友面前，安娜常常提起那時大女兒性格孤僻，又剛來西班牙，不適應新家。女兒在多米尼加住茅草頂低矮平房，外婆出去工作時就把她鎖在家里，為了出去玩習慣從窗口爬進爬出，所以才會不幸墜落。

另外，安娜對不同的人說過不同版本，有時說窗戶開著，有時又說是關著的。

當年，布爾戈斯警方以意外事故結案。

2018年，安娜因加布里埃爾案被捕后，尼市警方便聯絡布爾戈斯同事重啟墜窗案件調查，他們相信是安娜謀殺了大女兒。只是時隔22年，部分關鍵物證難以還原，人證證詞也與從前有出入，不得已徒勞而返。

安娜夫妻的家庭生活，在事故之后未受明顯影響。安娜去一家肉鋪做店員，負責分切屠宰后的整豬、牛、羊，收銀等，總是笑臉迎人，熱情健談。在顧客、街坊中口碑很不錯。

2004年，米格爾中過一次彩票，獎金93400歐，他們買了自己的房子。穩定的合法婚姻成為她申請加入西班牙國籍的加分項，2008年11月，安娜的入籍申請得到批準，成為西班牙公民。

拿到公民身份不久，2009年初，安娜提出離婚，理由是不再愛對方。米格爾不同意，而安娜這時已出軌年長16歲的鰥夫旅店老板哈維。

為了脫身，安娜報案指控米格爾家暴、虐待，經過好一陣拉扯，終于成功判決離婚。

前夫心有不甘無意放手，糾纏未果被判騷擾罪，失去了女兒茱蒂絲的監護權，4年內不得探視。后來，茱蒂絲作證說，離婚時媽媽轉走了爸爸銀行賬戶里所有的錢。

離婚后，安娜與哈維同居，直到兩年半后男方患癌癥去世。交往期間，哈維為她購買了多米尼加的一處房產，還把她加進自己人壽保險的受益人名單。

2012年下半年，哈維癌癥晚期，安娜這時想方設法要和他結婚，哈維子女怕被瓜分家產極力反對，最后安娜只帶走3萬歐，外加一部分珠寶。

在此期間，她私自拿了哈維的信用卡，花掉6000歐給自己豐胸。

哈維下葬那天，他的子女們看到安娜和一個老男人在一起，這人名叫胡安瑪，當時已患喉癌，后于2015年去世。

不久，胡安瑪家人報警稱，安娜把胡安瑪的1.7萬歐據為己有，是偷竊。但因涉及戀愛關系，可能存在口頭遺囑，此事最終不了了之。

后來，哈維的女兒杰西卡（Jessica）看到加布里埃爾案的新聞后，主動電話聯系尼哈爾警方說，出于道義，有必要使警方了解他們家人對兇手的看法。

他們認為，安娜是為錢不擇手段的人，且善于偽裝，看似和善溫順，其實自私冷酷。哈維臨終前疼痛難忍，在病床上呻吟煎熬時，吵著要結婚的安娜就坐在床邊玩平板電腦。

錢到手后，安娜又去整形了。她早已另有打算，在胡安瑪死前找了新對象塞奧，四十幾歲，供職于《布爾戈斯日報》印刷部，愛好音樂，曾在安娜工作的肉店干過兼職木工。他們計劃結婚，搬到阿市，從零開始。

正好女兒茱蒂絲已滿18歲，表示要跟著父親。安娜聯絡前夫的原話是：“我要有新生活了，茱蒂絲是累贅，我不能帶著她?！?/span>

來到阿市后，兩人定居，共同經營一間酒吧Pub Black。2016年10月，安娜與塞奧離婚，故技重施，不僅轉空酒吧賬上的錢，店里流水也分毫不剩。

除去金錢收益，Pub Black還讓安娜找到了下一任男友——酒吧顧客安赫爾。2016年圣誕夜，兩人確定情侶關系，大約9個月后，安娜住進了新男友的家。

安赫爾對新戀情十分投入，一度令本就敏感的獨生子加布里埃爾變得沮喪低落，輕度恐懼，容易夜驚。他感覺自己被拋棄了，爸爸更喜歡更關心女朋友。

帕西察覺到兒子的變化，帶他去看兒童心理醫生，也找到安赫爾，希望他盡可能多參與兒子的日常，讓他感受到父親的關注和愛。

安赫爾為一時疏忽有些懊悔，之后把更多時間精力分給兒子，久而久之難免顧此失彼，冷落女友。安娜對此內心危機感漸強，但語言和行動上依舊迎合男友，也不忘向熟人朋友展示戀情順利，有意無意總提到她就要跟安赫爾結婚了。

人前她待加布里埃爾很好，試著讓他叫她媽媽，會帶他出去玩，常常用玩具和零食討好他，看起來耐心十足。但加布里埃爾的反應并不如安娜所愿，而是告訴母親，他怕安娜，不想看見她。

安娜與安赫爾獨處時，則不止一次勸說男友一起去多米尼加定居，離開西班牙過煥然一新的生活，享受二人世界。安赫爾不想跟兒子分開，也不愿離家人太遠，拒絕了這個提議。

警方判斷，多次的拒絕很可能是行兇動機之一。

審判

庭審中，安娜的律師主張過失致死，非預謀殺人，合理的刑期應為3年；安娜知道自己有焦慮癥狀，需服藥緩解，案發當天也不例外，與被害人起爭執時藥物已經起效，安娜行為非主觀故意。

（庭審中的安娜）

負責本案的檢察官則以謀殺、人權妨害罪起訴安娜，求刑終生監禁（最終罪名排除了非法拘禁，檢方研判證據后確信安娜唯一的目的是殺死繼子），精神損害帕西求刑3年，精神損害安赫爾求刑5年，數罪并罰要求判處被告終生監禁。

（西班牙已于1995年11月后廢除死刑，現行刑法最高刑罰為終身監禁，依據服刑人表現，存在減刑可能。）

檢察官認為，兇手主觀惡意極大，事先計劃完整，利用被害人的信任將其誘拐至僻靜封閉的羅達基拉爾莊園，憑借成年人的體型和力量優勢，使加布里埃爾毫無還手之力，又呼救無望，謀殺意圖明顯，漠視生命，罪大惡極。

安娜反復述說一切皆為無心之失，她與帕西沒有矛盾，也很喜歡加布里埃爾。與此相對，卡門作證講到孫子對安娜沒有好感，去年圣誕節（2017年）安娜回多米尼加，加布里埃爾很高興，跟家里人說希望她別再回來了。

安娜一再表示，察覺到加布里埃爾停止呼吸后，自己大腦一片空白，像瘋了一樣一邊抽煙一邊進進出出屋里屋外。然后看見有鐵鍬，就想挖個洞先把尸體埋了，把秋衣拿到垃圾場也是由于發生的事實在對男友說不出口，又心里難受無法繼續保守秘密，于是只能自導自演。

在傳喚證人階段，安娜試圖嫁禍的第二任前夫塞奧作證說，前妻冷血虛偽，總是說謊，沒有同理心，精于算計，性情古怪善變。

警探何塞解釋道，從接警之初，他們就確信孩子是被認識的人蓄意帶走，始終假設加布里埃爾活著。前期之所以沒有搜查羅達基拉爾莊園，是因為克魯茲家的人經常進出，那里沒辦法無聲無息藏著一個活人。

早在案發當日，警方就察覺出安娜的一些舉動不自然，將她納入重點關注名單。

他們認為她的動機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為了金錢。被捕前，她已失業4、5個月沒有收入，衣食住行等全部日常開銷由男友支付。

此外，2011年，安娜在多米尼加的銀行有辦理4.5萬歐元的貸款記錄，其中3.5萬歐逾期未還。這可能是她此前不斷示意男友把贖金增加到3萬歐的原因。

除了贖金外，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她病態妒忌、厭惡繼子，想要切斷父子的天然聯系，同樣也對帕西怨念頗深。

法庭最終認定安娜謀殺罪名成立，判處終身監禁；精神損害安赫爾與帕西罪名成立，刑期分別為3年和2年，并支付雙方賠償金每人各25萬歐元，30年內不得定居尼市，不得出現在距離雙方500米范圍內；支付警方尋人費用20萬零203歐。

案件至此，暫告落定。

解讀

從安娜的行為和性格，我們再來討論下她的作案動機。

1.善于表演，自以為足以誤導警方和公眾。例如，被捕前裝作十分擔心加布里埃爾，被捕時如蒙冤般聲嘶力竭。人前/鏡頭前，安娜總是故意表現出她與安赫爾親密無間，擁抱、耳語、親吻，不避諱暴露隱私，以此博得關注。

2.慣于說謊。安娜明明不知道前夫塞奧是否有白色面包車，卻肯定地說他有。案發當日，安娜非常清楚加布里埃爾已經死亡，卻多次在采訪中向不存在的“綁匪”喊話，請他們善待孩子。

3.曾有多次親人、伴侶疑似非正常死亡。大女兒里德卡夜間/凌晨墜窗，夢游癥、性格孤僻、不適應樓房等等，全是安娜的一面之詞。

哈維本身長期酗酒，病危期間，安娜仍然帶酒給他喝。彌留之際，安娜帶著法官和公證人進入病房，要求辦理結婚手續，醫生發現后及時阻止。

4.操縱誘導他人，通過語言和情緒的逢迎，獲取好感和信任，漸漸使對方習慣贊同她，無意識放棄一些主觀思考。如安赫爾不顧母親卡門反對，支付安娜吃穿用度等一切費用。

5.社交感染力。正如前男友哈維的女兒杰西卡所說，安娜起初總是表現得可親好相處，有這樣一個女朋友陪伴，家里人一度很替老父親高興。加布里埃爾案過程中，安娜也表現得情真意切，以至于她被捕后連男友安赫爾也大感意外。

6.冷血，粗暴，缺乏同理心。加布里埃爾的尸檢報告顯示，腦挫傷、血腫極有可能為生前遭受嚴重暴力毆打所致。且在整個尋人期間，安娜表面扮演合格的繼母，為孩子失蹤心焦落淚，內心卻無動于衷，想的只是如何保持體型。

安娜自身的行為特點，印證了她是一個極度偏執于占有欲的人，，一切行為皆以自身利益為目的。

欲望首先訴諸金錢，其次是感情。

安赫爾經濟實力尚可，年齡、外形在歷任對象中排位靠前。對于年過40、間斷性失業、美貌見仁見智的安娜來說，實在是非常好的對象。

美中不足的是，由于分居家庭的緣故，男友與獨生子羈絆很深，物質暫時可滿足安娜，感情上向加布里埃爾傾斜更多。這對于異性狩獵屢戰屢勝的安娜來說，恐怕是不小的挫敗，加布里埃爾也就成了必須清除的障礙。

其次，安赫爾的家人更認可帕西，甚至還在等破鏡重圓的一天，這同樣與安娜的占有欲沖突。那么，解決問題的第一步，便是讓繼子消失。

讀完案件相關報道，能清晰地察覺安娜行事處事類似木島佳苗，一定程度上寄生于交往對象，她們家境清寒，樣貌普通，有意識地自我優化（如木島佳苗學廚藝，安娜整形、健身），深諳男性心理，讓對方甘愿傾其所有。眼見無利可圖，則即刻抽身。目標男性本以為覓得良配，卻不知已落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