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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town Central Plains 給在外打拼的家鄉游子一個寄放心靈歸宿的地方 鄉土文學 
作者 |黨國安 原創 | 鄉土中原（ID：gh_06d145e3125e） 聯合診所，是20世紀50年代在全國農業合作化高潮中，廣大農村醫務人員響應黨的號召組織起來的，屬于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的醫療衛生機構。人民公社后，大部分改稱衛生所或門診部，自負盈虧，工作人員拿固定工資，吃商品糧或自籌糧。從新中國成立到1952年底，全國廣大解放區的土地改革已全部完成，徹底消滅了封建剝削制度，結束了中國社會的半封建性質，土地由剝削階級所有轉變為農民所有，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標，解決了人民民主革命時期留下的最大問題，同時也有力的激發了農民的勞動積極性，大大解放了農業生產力，使農業生產迅速得到恢復和發展。 土改以后，在農村又掀起了農業合作化運動。這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一是初級農業合作化階段 。土改將封建土地所有制變為農民私有制后，中國共產黨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合作制理論，結合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開始引導農民走向合作化道路。先是建立農業生產互助組，在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私有制和分散經營的基礎上實行勞動互助；進而建立農業初級合作社，農民通過土地入股、集中經營、統一分配的方式聯合生產，其實就是把農民私有的土地制度轉變為農民私有、集體統一經營使用的土地制度。二是高級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化 。從1955年秋開始，高級合作社開始在全國推行，當時由于強大的政治壓力和群眾的盲目熱情，只用一年的半時間，就在全國范圍內完成了組建農業高級合作社的任務。在高級社中，取消按土地和農具入社分紅制，把農民的土地私有制改成合作社性質的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土地的農民私有被集體統一所有而代替。到1956年12月，全國共建高級社54萬個，入社農民占總農戶比重為87.8%。到1957年，全國共建74萬個高級社，1958年又合并成2.6萬個人民公社。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農村人口有近4.9億，約占全國人口的90%。當時全國少有的醫療資源都集中在城鎮，而農村地區衛生資源卻極度匱乏，醫療服務僅有一些個體中藥鋪、鄉村郎中在支撐，多種疾病嚴重威脅著人民健康，鼠疫、霍亂、天花、血吸蟲病等惡性疾病在我國廣泛流行，年患病人數達3000多萬。據統計，當時我國人均壽命為35歲左右，人口勞動服務年限僅15年，人口死亡率25‰，產婦死亡率15‰，兒童死亡率130‰，嬰兒死亡率高達200‰。在此背景下，20世紀50年代初，黨和政府確定了“面向工農兵、預防為主、團結中西醫、衛生工作與群眾運動相結合”的衛生工作方針，決定有步驟地開展農村衛生工作。1951年9月，在北京市郊區農村成立了第一個“聯合診所”給全國帶了個頭。他們成立聯合診所的方法是牽頭人選址、集資，協商一部分中醫進修學校的學員和當地部分個體診所、藥鋪人員參加。
1953年，河南省衛生廳下發“文件”，號召全省各地農村以鄉或高級合作社為單元，建立一個聯合診所。當時還沒有社旗縣，現在社旗縣的16個鄉鎮（街道）分別隸屬于南陽縣、方城縣、唐河縣、泌陽縣管轄。域內先后建成77個聯合診所。現在大馮營鎮轄區的張營村，當時為南陽縣橋頭區張營鄉（后改為張營公社，時稱小公社），由張營、丁莊、梁杜莊、周莊、刺園、楊莊、王蠻、何營八個初級合作社組成，在橋頭區政府的領導下，分別從以上八個初級合作社，選拔人員組成了張營聯合診所。那時選拔入所人員大致有以下幾個條件：一是家里開有藥鋪一直在當先生（醫生）的優先；二是在藥鋪當過學徒的人員；三是曾在部隊當過衛生員的人員；四是讀過書、識點字的貧下中農子弟。
據何營村王尚芝老人家回憶，“張營聯合診所先后有孫德章（負責人）、吳書賢、李義成、余德水、劉玉青、喬世銀、黨周先、吳春全、杜軍先、郭春付、丁周云等人工作過”。剛建所時他們從家里自帶家具，如藥架、藥柜、診斷桌、木床、座椅、座凳、切藥刀、捻槽、擂桕、晾藥篩子等，統一造冊建賬，所里打通使用。王尚芝老人家說“吳書賢即吳春全的父親，年齡相對大些，從他老爺開始幾代祖傳中醫，家里中醫診所家具齊全，聽說政府要辦聯合診所，入所后就成了公家人，心情非常激動，毫不猶豫的就將自家診所的全部家具搬到了聯合診所”。其他人員也都積極踴躍，只要家里有與開辦診所相關的家具，都盡數搬到所里。幾天時間，診所開業所需家具一應俱全。那時，張營聯合診所有十二間辦公用房、兩間廚房（公社分給的公房），分設診斷室、藥房、中藥炮制室、夜班休息室等，在當時看來有模有樣。聯合診所開始所用藥物，全部都是中草藥。藥物來源大多是所里人員自采或收購農戶自采自收的當地草藥，像荊芥、防風、紅花、蒼耳子、地骨皮、生地等等，這些藥材基本都是在田間地頭野生，隨處可見，物美價廉；少有的一些中藥像當歸、黨參、桂枝、牡蠣等當地不能采摘的才需要到賒店廣和堂、延壽堂置辦。黨周先老人家回憶說“建國初期，農村交通條件很差，村里人看病還要趕著牛車到十幾里地外請先生，來回十幾里路，有時候先生不在家，去兩、三趟也不一定請到先生。張營聯合診所建成后，藥品配備齊全，醫生日夜值班，醫生服務態度還好，一請就到，給鄉親們看病帶來了很大方便”。他入所時很年輕，“先是跟著學抓藥，認識藥物，熟記藥性，背誦湯頭；后來學習切藥、碾藥、炮制藥；再后來跟者劉醫生抄寫處方、學習望聞問切、八綱辨證。大概有三年時間所長給排了班，我開始坐診看病”。隨著農村基層組織政權結構的不斷完善，鄉級組織被人民公社取代，一些高級社逐步合并成了人民公社，之后一些小的公社又被合并成大公社。醫療機構的設置規劃也隨著政府機構的變化而相應的變化。到1965年社旗縣建縣時，全縣分設十個人民公社，后來又分成十八個公社，各公社先后建立了公社衛生院。1968年至1970年，在文化大革命極“左”路線的影響下，各地把聯合診所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強行解散，大部分改成衛生所或門診部。聯合診所人員下放到大隊衛生所，少有的到衛生院工作。在大隊衛生所的人員衛生院停發了固定工資，這其中河南省就24700多人，包括中醫藥人員15000人。王尚芝老人家回憶說：“我和丈夫吳春全，由于需要照顧家中年邁的父親，回到了何營大隊衛生所”。
黨周先老人家回憶說：“張營聯合診所解散后，我先到橋頭公社衛生院工作，大馮營公社衛生院成立后又調到大馮營公社衛生院工作，后來又回到了丁莊大隊衛生所工作”。進入公社衛生院工作的人員，根據其特長，分別當了內科醫生、外科醫生、婦產科醫生、兒科醫生，或分配到了司藥、防保等工作崗位。這時，在大隊衛生所工作的人員，有了新的身份，負責看病的為醫生，負責防疫工作的叫防疫員，負責婦幼保健工作的叫保健員或接生員。吳春全在何營大隊衛生所當醫生兼所長，王尚芝在何營大隊衛生所當了保健員。黨周先在丁莊大隊衛生所當醫生，后來當了所長。我老家城郊公社何廟大隊的秦文學本來能到衛生院工作，但由于大隊不放而留在了大隊衛生所當所長。
到1965年，在毛主席6.26指示精神指導下，進入大隊衛生所的人員分批被公派到縣衛校，參加系統的醫學理論培訓，如饒良鎮安莊大隊黨明山在饒良高中（當時隸屬泌陽縣）“紅醫班”、陌陂完糧徐大隊周玉良在陌陂高中（當時隸屬方城縣）“紅醫班”集中培訓。到1974年社旗縣衛校成立后，吳春全、黨周先、秦文學等年輕同志都先后被選派到縣衛校參加免費培訓，學習畢業后回到大隊衛生所當上了農村“赤腳醫生”。聯合診所是建國初期農村實行合作互助政策的產物，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和時代背景，聯合診所存在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在農村醫療條件最困難的階段，確實發揮了極其重要的過渡作用，并為以后衛生事業的更大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首先是解決了解放初期農村無醫療機構、農民看病難問題；其次是為公社衛生院和大隊衛生所的建立培養了人才、積累了運營和管理經驗；三是為六、七十年代“赤腳醫生”隊伍建設儲備了人才。聯合診所人員大多扎根農村幾十年，服務群眾一輩子，他們為基層衛生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黨和政府從來沒有忘記聯合診所人員，1979年河南省委專門下發文件（豫發〔1979〕220號），將符合條件的原聯合診所人員收回到了公社衛生院工作。對于到達退休年齡或身體條件差的給與辦理退休手續，要求各地黨委出臺具體方案解決養老補助問題。社旗縣于1980-1982年分三批認定了符合條件的390名聯合診所人員，比照當年鄉鎮衛生院退休人員平均養老金標準，減去當年本人責任田收入，作為養老補助標準進行養老補助金發放，使他們有了基本的養老保障，體現了黨和政府對老同志的關懷。之后，縣衛生局和縣民政局每年專門安排時間對健在的老同志進行見面慰問，了解他們的身體和生活情況，聽取他們對基層衛生工作的意見和建議。幾天前，我在康樂醫院和王尚芝老人家交談時，問老人家對她這一生的經歷有啥感受？老人家高興的說：“特別滿意！”說她“小時候母親身患重病，經常要請先生看病，讓父親做了很多難。所以我從小就有長大當醫生的愿望，是共產黨成全了我，讓我進了聯合診所當了醫生。后來又嫁到了吳家，成了醫學世家的一員，干了一輩子自己熱愛的工作。現在子女們都成家立業，兩兒一女都學了醫，繼承了祖上的事業，還辦起了醫院和養老院。希望他們要把醫學事業發揚光大，多救病人，多做善事，造福鄉鄰”。多么樸實的語言！多么誠肯的心愿！當我和這些老前輩們越來越多的交流，對他們越來越多的了解，不由我對他們越來越感到無限敬佩。黨國安，社旗縣人，中共黨員，骨科副主任醫師。曾在社旗縣衛校、社旗縣唐莊鄉衛生院、社旗縣衛健委工作， 2023年10月退休。 曾任中國骨傷學會水針刀專業委員會理事，南陽市康復醫學會常務理事，南陽市中醫康復（針推）學會副主委，社旗縣頸肩腰腿痛專業學會主任。 現任中華黨氏文化研究會會員，《黨氏家族報》通訊員，《三翁堂》黨氏家族理事會秘書長，主編中華黨氏大宗譜《三翁堂家譜》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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