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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收錄于CCEF(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出版的《新質生產力》一書，為西京研究院發表的第752篇原創文章，趙建博士的第706篇原創文章。全文約為10,200字，閱讀時長約為35分鐘。 中國經濟社會當前正處于深度轉型階段，舊發展模式在持續風險出清的過程中，新發展模式也在悄然醞釀，許多已經破繭而出。在這個新舊交替時刻，經濟和金融市場出現了較大的波動，需求不足和預期偏弱影響著疫后經濟復蘇的進程。2023年第四季度以來，決策層實事求是、審時度勢，科學研判經濟變化趨勢后適時提出“以進促穩”、“先立后破”的新思路。那么如何“進”，怎樣“立”，成為當前制定發展規劃和各項政策的核心，也是企業家和市場普遍關心的問題。新質生產力這一概念的提出，為進退之間、破立之間的中國經濟提供了發展思路。我們認為，圍繞著新質生產力的理論構建和現實實踐，將成為十四五規劃收官階段，以及下一個十年——十五五、十六五規劃的核心主線。無論是政府還是企業，特別是致力于實體產業的投資者，都需要全面深入的理解新質生產力這一理論概念和政策語境的建構意義，理性客觀的發現其中的問題和挑戰，準確敏銳的抓住其中的機遇。在這個過程中，華為、聯想、騰訊等民營企業，仍然是打造新質生產力的“領頭羊”。新質生產力的概念界定、演進意義與理論建構： 定義與內涵。 在中國經濟發展戰略中的意義。 理論建構與超越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的思考。
新質生產力的提出對當下中國經濟和社會轉型發展的重大意義： 新質生產力與新一輪科技革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新一輪科技革命的趨勢與特征。 中國在新科技革命中的機遇與挑戰。 在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的作用。
新質生產力與新質生產關系——推動更高水平改革開放的緊迫性： 新質生產力與打造金融強國——中國的資本市場從未像現在這樣重要： 金融在現代經濟中的核心作用。 資本市場在新質生產力培育中的關鍵作用。 打造健康強大資本市場的必要性。
理論溯源來看，新質生產力并非是一個新詞，它是研究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學者在上個世紀80、90年代就已經提出的一個概念。根據學者王明遠的研究，1983年紅旗出版社編著的《哲學》、1985年吉林大學劉賢奇教授所著的《歷史唯物主義疑難問題研究》、1995年原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烏杰主編的《中國經濟文庫》，都曾經明確產生過新質生產力的定義和解釋。在新時代和高質量發展時期，新質生產力被最高領導層提出，重新煥發了生命力。中央財經辦、國家發改委等經濟決策部門對當下“新質生產力”的明確定義是：大量運用大數據、人工智能、互聯網、云計算等新技術與高素質勞動者、現代金融、數據信息等要素緊密結合而催生的新產業、新技術、新產品和新業態。從國家發展戰略層面，中央重新提出這一概念，是在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根據國內外經濟、政治、科技等變化趨勢做出的重大思考和理論創新，是引領下一步中國經濟新發展方向的重要頂層建構和設計。從語義學的角度來理解，“新”應該是新技術、新動能、新發展格局等，概括的說是新時代涌現的各種推動經濟社會進步的新事物的綜合。“質”則很明顯是指高質量、高質效、高品質等，是內涵式發展的具體體現。如果追溯到“科技是第一生產力”這一官方語境，新質生產力是科技生產力更高層次的表述，其代表的不僅僅是一種技術，不僅僅是一種工具，還是一種規范、一種目的。發展生產力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為了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因此，在生產力前面加上“新”和“質”，豐富了生產力的內涵，旨在將工具和目的、此岸和彼岸進行有機的統一，是對“唯生產力論”的發展和揚棄。由此可以說，關于新質生產力的概念，可以不必從形式上進行統一的界定，但是其包涵的“新技術、高質量”等意義卻是需要保障內核的穩定性。一個內核穩定但是概念不必嚴格界定的定義，可以在發揮其意義指引功能的同時又不失彈性和延展性，能更好的適應深度轉型期中國發達又復雜的現實場景。新質生產力并非是一個“概念孤島”，它起源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后又與時俱進與西方經濟學相結合，是改革開放近半個世紀，特別是是黨的十九大以來新時代發展理念變遷和演進的結果，可以說是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一路演進的各種理念和概念的集大成者。在論述其概念的時候我們已經提到，新質生產力中的“新”包括了新科技、新動能、新發展格局等涵義，而這些概念不是憑空出現的，都是過去某個發展階段的引領型概念。比如新動能，是2017年中央提出“新舊動能轉換”時的概念；新發展格局，是2018年中央提出“構建以內循環為主的內外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的概念。新質生產力中的“質”，來自于2021年提出的“高質量發展”這一重大概念，首次將質量的要求高過數量，可以說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范式的一次巨大的變遷，是當前深度轉型的根本目標之一。所以，新質生產力并非無緣無故的憑空提出，而是與過去高層治國的基本邏輯和政策思路一脈相承，是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遇到新的挑戰和機遇后，在已有發展思路和治理邏輯基礎上的傳承、發展和升華。從結構性供給側改革，新舊動能轉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到中國式現代化和高質量發展，在這一條經濟發展理念演進的主脈絡上，新質生產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但當然并非概念的終結，未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在新的形勢下還會有新的概念提出以進行引領。在圍繞新質生產力的理論建設上，大部分學者聚焦在“全要素生產率（TFP）”的層面。“TFP是個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裝”，只要是資本和勞動力解釋不了的增長，都可以歸因于TFP，所以其別稱也叫“索羅剩余”。按照我們的理解，新質生產力與TFP并不全是一回事，甚至可以說不是同一個范式。TFP是一個關于經濟增長結果的解釋，是新古典經濟增長范式下的理解，新質生產力最初來自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TFP的計算是對經濟增長的解釋，扣除掉資本和勞動等要素貢獻后的剩余部分，可以說是一個“黑箱子”。新質生產力并非一個黑箱子，也不單純是科技的創新，而是科技與資本、勞動、數據的深度融合。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是近一百年前工業時代誕生的理論。在那個時代，工業資本是生產的基礎，科技進步被認為是經濟增長（以人均產出為衡量標準）的唯一動力。這個理解不能說是錯誤的，但是在當下的后工業時代，一個數據作為要素進入生產函數的時代，一個現代金融業無比發達和重要的時代，一個需求制約供給從而影響現代增長的時代，僅僅從新古典經濟增長范式理解中國的經濟和新質生產力顯然還不夠全面和深刻。新質生產力的理論建構，應該考慮到中國經濟增長的全過程和數字經濟時代獨有的發展模式，不能簡單的從經濟增長和GDP規模的總量角度來理解。假設經濟的質量提高了但是經濟增長速度降低了，新古典增長模型推算的全要素生產率并不會有相應的提高。如果沖破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的束縛，我們思考新質生產力的理論模型，就需要重新定義生產函數的結構，不應該將技術獨立于資本和勞動。這種傳統的要素割裂方式忽略了技術本身就融合在資本和勞動之中，并通過資本和勞動發揮出推動經濟增長的作用。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缺乏對經濟增長質量的描述，也缺乏對新技術和新模式的刻畫，甚至還不能理解數據作為要素如何改變生產函數的結構。因此，我們建議構建關于經濟增長質量的理論模型，在經濟增長質量而非增長數量的范式下，新質生產力的理論解釋和構建才有現實意義。二、新質生產力的提出對當下中國經濟和社會轉型發展的重大意義當下中國經濟和社會處于深度轉型期，這個階段的主要特征是“破”掉過去舊的發展模式，“立”新的發展模式，因此關鍵是如何處理好破和立之間的關系。“破”并不是目的，目的是“立”，即找到符合未來中國經濟發展方向的新動能、新模式、新道路，這恰恰就是新質生產力所代表的方向。在破立之間的轉型期和陣痛期，如何能讓新質生產力快速培育成長，及時填補舊生產力破除造成的空白，對轉型的穩定性和可控性直觀重要。否則，舊動能破了，新的動能填不上，就會發生經濟墜落的風險，甚至還會發生重大的系統性危機。這個教訓在日本、美國等國家都發生過。所以，在深度轉型期，快速培育并發展壯大新質生產力，使其在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中能獨當一面，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核心驅動力，是一件重大又緊迫的戰略舉措。主要的矛盾體現在“不破不立”與“先破后立”之間。如果舊模式一直占據資源，對整個生態產生擠出效應，那么新質生產力就很難破繭而出，因此需要先破后立、不破不立。但是，如果只有破沒有立，舊動能破除后新動能又遲遲沒有出現，或者出現了在總量上無法與舊動能相比，那么就會造成巨大的動能斷裂和經濟失速，產生系統性風險后對新質生產力也會造成破壞。因此，在這個復雜又充滿不確定性的轉型時期，需要從系統視角統籌安排，不宜過于激進，應該采取漸進式轉型和治理的模式，實現舊的生產力與新質生產力的平滑銜接與平穩過渡。“破”的舊模式主要體現在兩大領域：第一，高負債，主要集中在房地產、地方基建等高債務密度的行業和領域。次貸危機后的十幾年，中國的房地產經歷了三次周期，每次都帶來了巨大的資產泡沫和債務膨脹。最近的一次房地產周期頂點是2021年，在疫情之后中國經濟迅速復蘇和貨幣信貸刺激之下，房地產投資量和價格強勁上漲，房地產企業資產負債率也急速攀升，帶來了巨大的風險隱患。同年，監管層通過“三條紅線”進行最為嚴格的治理，取得了明顯的效果。之后三年，無論是房地產企業的債務，房地產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還是市場價格，都出現了明顯的調整。房地產的舊模式是破除了，但是新的模式如何建立，現在還是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導致的后果就是社會普遍存在的需求不足的問題，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資產負債表衰退和生產資料領域的通縮現象（PPI長期為負數）。地方政府的基建投資和債務也是同樣的問題，在債務被限制過度發行之后，雖然顯性債務總量增速受到了控制，但是由于地方政府的支出沒有相應的減少，仍然擔負著龐大的地方公共事務，因此不得不通過別的途徑借更高利率的債務，并提高公共服務的價格，增加其它的一些財政收入，對實體經濟和社會穩定造成了巨大的影響。第二，高耗能，主要集中在消耗大量資源，帶來環境污染的碳排放行業。中國在2020年向全世界莊重承諾了2030碳達峰、2060碳中和的“雙碳”戰略。中國作為世界“排碳大戶”，完成這個重大任務并非易事，沒有別的路徑，只能大力發展綠色產業，而綠色產業就是新質生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個綠色化轉型過程中，也存在舊動能“破”了，新動能還沒完全“立”起來，出現了在環保治理過程中“一刀切”的拉閘限電，中斷正常的生產生活等行為，對經濟活動造成了一定的擾亂，產生了一些沒必要的陣痛。在這種形勢下，加快培育綠色產業的新質生產力至關重要。綠色產業的新質生產力體現在三個層面，一是對舊生產力的改造上，通過提高生產效率和降低單位能耗降低總的碳排放量，這些都需要新質生產力的支撐。二是對舊生產力的替代上，用低碳排放或零碳排放的產品和設備替代舊的高碳排放設備，比如新能源汽車對油車的替代，非石化新能源對傳統石化能源的替代等。三是通過全新的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構建新的低碳和零碳排放生態體系，從整體上降低人類生活生產的能耗和碳排放，比如綠色工廠、綠色家居、綠色社區乃至綠色城市等，這些都需要新質生產力加持下的一整套解決方案。由此可見，在中國當下的深度轉型期，新質生產力的提出，無論是理論建構還是現實實踐，都起到了巨大而又及時的作用。一方面，有助于消除轉型期間，破了后立什么的迷茫和疑問，有助于明確預期和提振信心。當下需求不足的問題從根本上就是因為信心不足和預期疲弱，消費者和企業家即使手頭有錢也不敢擴大消費和投資。另一方面，有助于政策聚焦于新質生產力領域形成合力，在當前財政收緊和政策資源越來越珍貴的形勢下，可以更好的“將錢花在刀刃上”。政策起到引領作用并顯示出效果后，市場內生的部分就會激發出活力，激勵企業家采取行動，整個經濟和產業的轉型也就能逐漸順利的變軌到新質生產力的軌道上來。中央自從去年下半年以來，在多次重要會議和重大文件中強調“以進促穩”、“先立后破”的主基調，根本的用意就是將精力和發力點放到新質生產力的“立”上。可以說，新質生產力在中國能否培育成功并成為可以獨當一面的高質量發展動力，是當下中國經濟社會深度轉型能否成功的關鍵。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新質生產力作為先進生產力的最前沿代表，必然與最新一代的科學技術聯系在一起。面對新一輪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科技浪潮，中國需要抓住新的戰略機遇期，將新質生產力轉化成為高質量發展的根本動力，通過發展消解當前的各種矛盾和問題，最終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沖擊下，過去創造的戰略機遇期已經漸行漸遠。最近幾年在高層和官方的語境里面，也基本上很少再提戰略機遇期。當前日益復雜、變亂交織的國內外環境，也的確很難再說是戰略機遇期。但是隨著新質生產力在中國逐漸涌現，加上全球爆發的新一輪人工智能革命，在中國很可能出現新的戰略機遇。但是新的戰略機遇期，或者說戰略機遇期2.0，不像過去那樣是大環境賦予中國的，因為那個時候中國經濟的綜合實力還比較弱，對國際環境的影響有限，大部分情況下只是環境的接受者而非創造者。今天則不一樣，一方面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具有最完備的工業體系和強大的制造能力，是全球供應鏈的主要“鏈主”，對全球經濟和政治環境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另一方面，中國的基礎設施和工程師人才等科技創新的基礎條件也今非昔比，可以說具有抓住甚至是引領新一輪科技革命浪潮的客觀能力。新一輪科技革命還處在快速發展的初期階段，所以很難對其進行完整的闡述和定義。我們認為這一輪科技革命是圍繞數字技術和數字化展開的一系列變革，是數字技術自身不斷的升級迭代及滲透應用到全社會的整個過程。從工業革命大的文明進路來看，信息和數字科技的崛起是當前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主要表征。在這個數字化大浪潮里，還存在階段性的科技革命浪潮。我們總結到現在為止圍繞著數字革命的階段性科技革命浪潮大約有四輪：第一輪是互聯網革命，承載終端主要為大型網絡基礎設施和PC；第二輪是移動互聯網革命，智能手機逐漸替代PC成為主流的消費電子產品；第三輪是大數據、云計算和區塊鏈等，以大數據的普遍應用為主，全面提升了生活和生產效率，并引發數據治理的變革；當前這一輪則是以大模型為支撐的生成式、通用型人工智能，其表現同大數據時代一樣，是AI深入到人類生產生活學習娛樂的各個領域。從大數據到大模型，這是一個從質變到量變的一個過程。沒有大數據的積累，大模型也無法進行機器訓練，大模型的上千億、幾千億參數也無法通過深度學習獲取。AI化或智能化這條主線將在這一輪大的科技革命中占據主導，并影響和帶動其它領域的進步。可以說其它行業和領域的科技革命，都需要數字化和智能化的支撐，都是在數字化這輪大的科技革命浪潮下進行的生產力躍遷。在新一輪數字科技革命下，新質生產力正在為中國創造新的戰略機遇期。首先，中國已經抓住了最近兩次的數字化浪潮，無論是電商、移動智能、大數據等數字技術的創新和應用，都走在了世界前列，數字經濟出現了飛速的發展。根據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測算，2001-2018年，我國數字經濟對GDP增長的貢獻達到四分之三。1993-2018年，中國數字經濟增加值年均增長17.7%，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引擎。據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數字中國發展報告（2022）》，2022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達50.2萬億元，僅次于美國。可見，新質生產力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導力量，下一步只是如何更好的發展和提高。在這個過程中，具有高度市場敏銳性和創新包容性的民營企業，將是打造新質生產力的主力軍。例如世界第一大PC制造商聯想集團，及時抓住AI科技浪潮的契機，充分利用中國強大的制造能力和完備的產業鏈，基于“端-邊-云-網-智”新IT技術架構，對“研產供銷服”全價值鏈進行智能化升級。2023年以來，面對生成式人工智能和大模型技術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浪潮，以對快速度推出支持個人大模型的AI PC人工智能電腦，為中國在這一次技術變革中搶得了先機。其次，中國著力構建以內循環為主的內外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更加注重內循環的重要性。發展數字經濟等新質生產力，可以較好的規避傳統高耗能、要素密集型發展模式的缺陷，更好的打通生產、流通、消費、投資、儲蓄等環節的堵點，通過數字交易平臺，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引用，提高消費和投資的效率，從而暢通整個內循環體系。新質生產力的涌現和廣泛應用，可以為中國建立更加穩定的內循環體系提供更為完善的支撐。第三，中國經濟規模巨大，統一大市場的建設和完善可以較好的發揮大國經濟的規模效應，而新質生產力可以有效的解決統一大市場建設中的市場割據和地方保護主義等問題。建設統一大市場最大的挑戰是地區營商環境差異和地方保護主義的問題，這是大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的體制成本。新質生產力下的數字商業平臺和物流體系，可以較好的解決線下的市場割據和地方保護主義，在數字世界實現了市場環境和商業制度上的平衡，有利于中國經濟更高質量的發展。第四，改革開放四十五年來，中國經濟的生產力主要是制造能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主要矛盾已經不是供給側的產能短缺問題，而是需求側的產能過剩問題。因此，如何激發需求尤其是內需成為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一環。新質生產力不僅可以改善供給，提高生產效率，還能通過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數字技術，較好的刻畫客戶畫像，提升客戶體驗，通過供給創造需求，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創造了新的“薩伊定律”。第五，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巨大挑戰，比如房地產和地方債轉型過程中的風險暴露和增長失速等問題，都可以通過發展新質生產力形成的新產業、新動能來緩釋和對沖。可以說，中國未來幾年能否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與新質生產力能否迅速培育壯大有著直接的關系。當前是一個新質生產力與系統性危機賽跑的關鍵時期，如果能夠通過新質生產力轉危為機，那么中國將會迎來新的戰略機遇期。四、新質生產力與新質生產關系：推動更高水平改革開放的緊迫性新質生產力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事實表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規律是理解新質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基本規律。……如果科技決定人類未來的命運，那么新質生產力也應該通過中國主導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全世界共享和共贏。五、新質生產力與打造金融強國：中國的資本市場從未像現在這樣重要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不理解這一點就不理解現代經濟，思維還停留在傳統經濟的層面。新質生產力需要現代金融的服務，沒有現代金融體系調動和組織要素資源，新質生產力就很難蓬勃發展。……因此，新質生產力要成為中國經濟新生動力的主導，必須有一個強大的資本市場。也正是因為資本市場能為新質生產力提供強有力的現代金融服務，打造一個強大的資本市場也是建設金融強國的時代要求。由于平臺限制，部分敏感且深入的內容無法在此完全展示。想要獲取更多會員專享的獨到分析和內部見解嗎？歡迎加入西京研究院研傳會，成為會員，即可解鎖全部專屬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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