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星堆遺址中，考古工作者除了找到各種具有濃郁本地特色的青銅雕像之外，還發現另一個過去考古中所罕見的獨特器物，這就是金器。在兩個祭祀坑中，人們一次性就找到了包括金杖、金面罩、金虎、金葉、金璋、金帶等種類繁多的百余件金器，為同時期遺址中一次性出土數量最多。這些金器不僅數量多，而且形體大，制作精美，可見古蜀人對金礦的冶煉、制作和加工技術已經非常嫻熟，形成了一種特殊的“黃金文化”。 在所有的黃金制品中，最富有特色的就是1號坑出土的金杖。這根金杖長143厘米，直徑2.3厘米，重約500克，原本是用純金捶打呈金皮之后，包卷在木仗上而成。不過由于歲月的沖刷，出土時內芯的木棒已經腐朽碳化，只留下被壓扁變形的金皮。但就在這根只剩外面金皮的權杖上，考古工作者在上端約46厘米處發現了三組圖案：上兩組為兩只羽箭穿過鳥和魚的圖案，最下一組是前后兩個對稱，頭戴類似西方王冠的人頭。 這三組神秘的圖案意味著什么？專家們對此眾說紛紜。有人認為出現了鳥和魚圖樣，大概是隱喻傳說蜀地上古三王中的“魚鳧”；還有人認為人頭代表蠶叢，魚和鳥分別代表蜀先王柏濩、魚鳧和杜宇的祖先；還有人從巫術的角度考慮，認為這就是蜀人希望漁獵成功，由此繪制的魚被箭射殺，鳥馱著魚成隊歸來的祈禱圖案。雖然解釋各異，但大多數專家都承認，這根金杖象征了法力，進而引申出權力，很可能是權杖。有學者甚至提出，這根出土于1號坑的金杖，“實際上就是一柄標志著王權、神權和經濟、社會財富壟斷之權的權杖，為古蜀國政權的最高象征物。”  以權杖象征政權和權力，這種文化多見于西亞、近東及古希臘、古羅馬、埃及，中國商周歷來都是以鼎象征，并沒有權杖的傳統，而且最下面一組人頭的冠冕類似西方王冠，這就不由得不讓人懷疑，古蜀國是否通過某種渠道受到了近東文化的影響？而三星堆中出土不少薄如蟬翼的金面罩更加重這種懷疑。眾所周知，制作黃金面罩的風俗為中國所少見，反而多見于古埃及和古希臘，如公元前14世紀古埃及圖坦卡蒙純金面罩，公元前15世紀邁錫尼墓葬中帶唇須金面罩。難道說古蜀國真的有某種途徑，能在上古時代就接觸到近東地中海文化？ 但隨著對三星堆金面罩的形態、裝飾方法以及用途含義研究的深入，考古學者還是更傾向于認為三星堆文化和西方無關。因為三星堆的金面具粘貼于青銅人頭像之上，多用于大型祭祀活動，和古埃及古希臘將黃金面罩用于喪葬死亡場合兩者內在邏輯截然不同；另一方面，上古蜀國是一個神權社會，獨立發明權杖，賦予其神權政權雙重含義，也未必就要參考外來文明。 真正凸顯三星堆文明獨特性的，其實是古蜀人對黃金的重視和利用。對比中原，雖然同時代的殷商也掌握了黃金淘洗加工技術，也有黃金制品出現，但和三星堆一次性就發現金杖、金面罩、金虎、金璋、金葉等100多件金器比起來，實在是小巫見大巫，可見此時的古蜀國在黃金開采和加工工藝上遠超中原。特別是黃金面罩，從制作工藝看，這是古蜀人先將純金鍛打成金箔，然后做成與青銅人頭像相似的輪廓，再將眼和眉處鏤空后包貼在青銅人像之上，經捶拓、蹭拭、剔除，再使用土漆之類的黏合劑黏合而成，步驟繁復、工藝精湛，可見古蜀人的黃金文化確有獨到之處。 不過，三星堆周圍并不產黃金，古蜀國的黃金從何而來？據專家分析，這些黃金可能來自川滇交界的金沙江、云南麗水等地。不僅如此，科學家對三星堆青銅器進行了取樣分析，發現其中的銅、鉛也都來自云南。這也就是說，古蜀國的影響控制力已經南達云南，考慮到她同時還和中原的殷商、岐山一帶的周都發生了接觸，其疆域范圍之廣大，遠超世人所想象。如果說古蜀國是一個足以和中原殷商分庭抗禮不相上下，擁有自己歷史和文明的大國，確是毫無疑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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