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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洪武五年"嶺北之役"中，馮勝徹底放棄了包括寧夏在內的甘肅行省廣大地域，其原因是"懼回鶻之兵"，即懼怕當時勢力正盛的東察合臺汗國的東進。但北元和東察合臺汗國皆受困于其他地區的軍事行動，未趁機進取甘肅，而以甘肅為戰略版圖中的"邊緣地帶"。這就給明朝重新收復甘肅提供了時間與機會。但明朝在甘肅的經略也止于沙州與哈密，原因是明朝作為建立在東南部的政權，同樣將甘肅地區作為"邊緣地帶"，滿足于收復元朝舊疆。馮勝放棄甘肅的主觀原因是他對甘肅中唐以來"北方民族化"的社會文化面貌覺得隔膜。明初西北疆界格局與洪武初年明朝、北元、東察合臺汗國三方政權在甘肅地區形成的地緣政治格局密切相關。 古代文明2011年01期  嘉峪關征西大將軍馮勝銅像
明朝在西北地區直接控制的地帶在嘉峪關以東。嘉峪關向西至沙州（今甘肅敦煌）、哈密（今新疆哈密），是明朝實行羈縻統治的地區?！蹲x史方輿紀要》稱：“明洪武五年馮勝下河西，雖直抵玉門，而嘉峪以外皆為羈縻地?！盵1]也即是說，明朝的西北疆界最遠至沙州、哈密一線，[2]再向西便是東察合臺汗國境，這一疆界在明初便已基本奠定?！毒胚厛D論》稱：“洪武伍年，宋國公馮勝下河西，乃以嘉峪關為限，遂棄燉煌焉?！盵3]這一疆界較漢唐大為內縮?！凹懊髋d，使耿炳文收河、湟，馮勝取甘、肅，而于嘉峪關畫玉斧以界華夷。其敦煌無慮數千里，委之外藩，不知古玉門、陽關者安在，遑問都護長史之置，然較秦則亦過之?！盵4]恰與元朝甘肅行省界，也即元朝實際直接控制的地界相吻合。這是一種巧合，還是體現了明朝對元朝的繼承，值得探討。以往對于明朝西北講解的研究集中關注于洪武末年明朝與東察合臺汗國、帖木兒帝國之關系，以及“關西七衛”（又稱“西北七衛”、“蒙古七衛”）之建立，但對洪武初年明朝與東察合臺汗國的關系，二者與北元在西北邊疆形成的地緣政治格局，及對明朝西北邊疆初步形成之影響，皆未見著墨。本文從元朝末年便參加朱元璋（1328-1398年，1368-1398年在位）軍隊的俞本在永樂（1403-1424年）年間撰成的《紀事錄》（《明興野記》）關于洪武五年（1372年）馮勝（1330？-1395年）“棄地”甘肅事件的記載入手，探討這一事件背后的主客觀因素，揭示洪武初年明朝、北元、東察合臺汗國在甘肅地區形成的地緣政治格局，以及由此導致的明朝西北邊界較漢唐內縮，繼承元朝舊疆的格局。在研究方法上，本文借鑒了“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中“國家”(Country) 與“空間”（Space）、“權力”（Power）關系的理論，探討了三方政權在甘肅地區的勢力均衡態勢，并吸收了該學科中“心臟地帶”（Heartland）與“邊緣地帶”（Rimland）的概念，分析了甘肅地區在三方政權戰略版圖中，皆處于邊緣地帶的狀況。 一 洪武五年“嶺北之役”明軍的戰略目的與馮勝西路軍的戰略定位 洪武二年（1369年）底，明軍已先后收復山東、河北、河南、山西、陜西東部等中原王朝的傳統統治地區，基本恢復了中唐以后中原王朝之疆域格局，在長城以內建立了新政權。洪武三年，為徹底消除擴廓帖木兒（？-1375年）對邊疆地區的威脅，明軍兵分兩路，一路由徐達（1332-1385年）統領，向西進攻，經過沈兒峪（今甘肅定西??口）大捷，連克興元（今陜西漢中）、河州（今甘肅臨夏），收復中唐以后被吐蕃占領之地區。另一路由李文忠（1339-1384年）率領，越過長城，北上直搗北元汗廷，連占興和（今河北張北）、應昌（今內蒙古應昌），迫使愛猷識理達獵（1339-1378年，1370-1378年在位）逃向“東路諸王”封地，明朝藉此建立攻占蒙古大漠的前沿據點。經此一役，雖然擴廓帖木兒軍與北元汗廷皆遭到重創，明軍已基本收復了漢唐除河西走廊之外的傳統統治地區，一改中唐以來漢族為北方民族所壓制的軍事態勢，建立了一個力量強大的政權，但明軍并未達到徹底消除擴廓帖木兒威脅的戰略目的。洪武五年，明軍再次北伐，旨在完成漢唐所未完成的歷史功績，永清蒙古大漠。這次北伐主遭遇戰發生在嶺北和林（今蒙古國哈爾和林），歷史上便稱之為“嶺北之役”?！睹魈鎸嶄洝酚涊d了朱元璋君臣此次北伐的戰略主旨。上御武樓，與諸將臣籌邊事。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徐達曰：“今天下大定，庶民已安，北虜歸附者相繼，惟王保保出沒邊境，今復遁居和林。臣愿鼓率將士，以剿絕之?！鄙显唬骸氨怂纺桓F寇耳，終當絕滅。但今敗亡之眾，遠處絕漠，以死自衛，困獸猶閗，況窮寇乎？姑置之。”諸將曰：“王保保狡猾狙詐，使其在，終必為寇，不如取之，永清沙漠。”上曰：“卿等必欲征之，須兵幾何？”達曰：“得兵十萬足矣。”上曰：“兵須十五萬，分三道以進。”于是，命達為征虜大將軍，出中路；曹國公李文忠為左副將軍，出東路；宋國公馮勝為征西將軍，出西路。[5]單純從這條記載來看，似乎洪武五年北伐的計劃由以徐達為首的武將集團提出，在朱元璋疑慮的情況下，徐等堅持態度，并最終付諸實施。朱元璋諭晉王朱棡（1358-1398年)也是如此自述。洪武三十年（1397年）六月二十六日，千戶支翰賚朱元璋敕晉王圣旨：“噫！吾用兵一世，指揮諸將，未嘗十分敗北，致傷軍士。正欲養銳，以觀胡之變。其在朝諸人，日奏深入沙塞，初不準。日奏疊疊，試許之。不免兵疵于和林，輕信無謀者，以致傷生數萬。此乃擅聽群無謀者。”[6]但從朱氏政權歷次重大戰役皆由朱元璋親自決策。制定計劃的歷史來看，[7]五年北伐這一事關明朝北疆安危的重大舉措很難在朱元璋持疑慮態度的前提下展開。另外值得尋味的是，實錄所載朱元璋關于擴廓帖木兒“困獸猶斗“的預測竟然與后來嶺北之役明軍慘敗的原因完全符合，雖然實錄館臣采取如此記述的目的在于為朱元璋開脫責任，但“此地無銀三百兩”，恰恰暴露了實錄為君王諱的動機與刻意彌縫的痕跡。可以相印證的是，非官方史籍記載了與實錄完全不同的歷史面相。明后期人陳建（1497-1567年）著《皇明資治通紀》直接指出嶺北之役計劃由朱元璋提出。該書并未記載朱元璋君臣在武樓上的議論，而直接記載：“議征沙漠。上謂諸將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其一，歷代傳國璽在胡未獲。其二，統兵王保保未擒。其三，前元太子不聞音問。今遣汝等分道征之?！盵8]王世貞（1526-1590年）《弇州史料》的記載，大體將朱元璋與徐達的臺詞互換了一下。“高帝御武樓，與計邊事。曰：'擴廓游魂尚在，出沒奈何？’達乃請曰：'亟發兵厄豎子耳?！盵9]在這里，朱元璋仍然是發起五年北伐的倡導者。實錄作為明朝歷代都要修纂的官方文獻，其史料價值是毋庸質疑的，但其對個別史事存在篡改之事，也是毋庸諱辨的。各朝實錄中，尤以《太祖實錄》經歷三修，篡改最多。像這種完全改頭換面，張冠李戴之事并不新鮮，黃彰健通過比照《毓慶勛懿集》與《明太祖實錄》，便發現了實錄將朱元璋賜郭英敕換成了賜燕王敕。[10]《龍飛紀略》所載朱元璋所作戰略規劃，更可能構成了明軍輕率冒進的根本原因?！叭勺哟赫?，以大將軍徐達帥師伐迤西，李文忠總東道兵趨上都。帝以殘虜未除，終為邊患。乃以達帥師伐之。馮勝、傅友德、文忠各總東、西道兵。顧時、陳德為副將軍，率兵以從。賜敕諭戒以務察胡人情狀，審其來否，則慎督三軍，一鼓可俘，否則堅守斥堠，以靜朔方?！盵11]五年北伐的戰略計劃，延續了洪武三年北伐的成功思路，只是改兩路并進為三路進取。明軍北征前，朱元璋一如既往地對整個北伐行動進行了全方位的規劃，對三支軍隊的職責任務進行了明確分工。甲戌，命祭告太歲、風云、雷雨、山川、旗纛等神，遣征虜大將軍魏國公徐達、左副將軍曹國公李文忠、征西將軍宋國公馮勝等率師征王保保。上戒之曰：“卿等力請北伐，志氣甚銳。然古人有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癖鋈?，大將軍由中路出雁門，揚言趍和林，而實遲重，致其來，擊之必可破也。左副將軍由東路自居庸出應昌，以掩其不備，必有所獲。征西將軍由西路出金蘭取甘肅，以疑其兵，令虜不知所為，乃善計也。卿等宜益思戒慎，不可輕敵?！边_等遂受命而行。[12]達力扎布對三路明軍職責的解釋是：“軍事部署是大將軍徐達率明軍主力引誘北元主力至近邊作戰，左副將軍李文忠率東路軍奔襲北元朝廷，征西將軍馮勝率西路軍迷惑和牽制西北蒙古諸王，配合中路軍作戰?！盵13]也即是說，三支軍隊中，徐達中路軍是主力，東路李文忠軍是奇兵，西路馮勝軍負責牽制任務，中路軍面臨的是遭遇戰，以殲滅蒙軍主力為戰略目的，是決定本次戰役能否成功的重點與關鍵。東路軍與中路軍不同，并不以軍事作戰為目的，而旨在中路軍的掩護下，以實現消滅北元汗廷為政治目的。西路軍是三支軍隊中戰略地位最輕的，只是一支起牽制作用的側面部隊，其承擔這雙重任務，一重任務是占領甘肅，這只是一個公開的表面任務，另一重職責是牽制甘肅蒙古勢力，防止其東援擴廓帖木兒軍。為便于西路軍更好地實施掩護任務，朱元璋甚至在馮勝的將印名號上做起了文章。徐達佩“征虜大將軍印”，李文忠佩“左副將軍印”，而馮勝卻不像洪武三年北伐那樣佩“右副將軍印”，[14]改佩“征西將軍印”，有意將其與其他兩路明軍相區分。可以講，中路軍的作戰任務是最重的，東路軍是最容易出彩的，而西路軍卻恐怕最容易是默默無聞的。在三支軍隊首將的選擇上，朱元璋的做法也很耐人尋味。徐達是明朝開國第一武臣，以其主持三路軍務，與擴廓帖木兒展開決戰，是最正常、最合適的選擇。李文忠以奇襲開平而一舉奠定武將集團第二將領的地位，此次繼續負責奇襲任務，既發揮其所長，也是朱元璋扶持外甥的一項舉措。馮勝，初名國勝，更名宗異，最后名勝，定遠人。元末結寨自保，與其兄馮國用（1324-1359年）是最早追隨朱元璋的將領之一。最初甚受朱元璋倚重，元末農民軍內部經常發生叛亂，朱元璋政權內部亦是如此。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建立“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司”，其麾下親信猛將多屬此系統，是朱氏政權的主力軍，[15]而充其首領者便是馮氏兄弟。至正十八年，馮氏兄弟任“帳前親軍都指揮使”，充其副職的是李文忠、康茂才。[16]馮勝任“指揮”。[17]至正十九年，馮國用以疾卒，馮勝襲其職，[18]“代領其眾，居中宿衛?！盵19]至正二十一年，朱元璋改“帳前親軍”為“金吾侍衛親軍都護府”，馮勝擔任最高職務“都護”。[20]馮勝起初是僅次于徐達的二號將領，常遇春尚居其后。[21]但馮勝愛排擠他人，軍事行動也多有失誤，因此屢受朱元璋責罰，漸居常遇春之后，開國后，常遇春（1330-1369年）去世，又居于李文忠之后，為明初第三將領。[22]對此次北伐，明朝上下是抱有很樂觀的態度的，但戰事的進展卻大為出乎明廷的意料。進入蒙古大漠的明軍闖入了完全陌生的地域，徐達軍在嶺北和林遭遇慘敗，[23]李文忠軍因為缺少中路軍的掩護，陷入孤軍作戰的困境，傷亡亦大。而西路軍由于是相對獨立地在甘肅執行任務，并未受到中、東二路戰事的影響，反而獲得了重大勝利，幾乎占領了甘肅行省全境。嶺北之役是明軍有史以來的最大慘敗，多位高級將領戰死，死亡士卒也應達到了數萬，[24]促使明政權內部北邊戰略由武臣所主張的肅清蒙古、占領內亞（Inner Asia）的進攻策略，轉變為文臣所倡導的依托長城，實施近邊防御的戰略，奠定了未來二百余年明、蒙長期對峙的格局，對明朝，及未來中國歷史的走向影響甚大。[25]關于中、東二路軍作戰情況，和田清與達力扎布已有研究，此處不贅。[26]本文所著意探討的是西路軍的情況。據《明太祖實錄》記載：戊寅，征西將軍馮勝、左副將軍陳德、右副將軍傅友德率師至甘肅，故元將上都驢降。初，勝等師至蘭州，友德先率驍騎五千直趨西涼，遇元失剌罕之兵，戰敗之。至永昌，又敗元太尉朵兒只巴于忽剌罕口，大獲其輜重、牛馬。進至掃林山，勝等師亦至，共擊走胡兵。友德手射死其平章不花，追斬其黨四百余人，降太尉鎖納兒，加平章管著等。至是，上都驢知大軍至，率所部吏民八百三十余戶迎降，勝等撫輯其民，留官軍守之，遂進至亦集乃路。元守將卜顏帖木兒全城降。師次別篤山口，元岐王朵兒只班遁去，追獲其平章長加奴等二十七人，及馬駝牛羊十余萬。友德復引兵至瓜、沙州，又敗其兵，獲金銀印，馬駝牛羊二萬而還。[27]從上條史料可以看出，馮勝軍首先率師至蘭州，經此進入甘肅，占領西涼（今甘肅武威），再至永昌（今甘肅永昌縣），在這里殲滅了甘肅元軍的一支主力軍隊。爾后經肅州“掃林山”（今甘肅酒泉北）一戰，再次殲滅元軍另一支主力軍隊，并招降上都驢部。從永昌至肅州，中間要經過甘州（今甘肅張掖），這里雖未交代占領甘州之事，想來應是先占甘州，后占肅州。[28]至此，明軍沿河西走廊，一直向西進攻，若再往西，便是甘肅行省的最西境，也即察合臺后王的一支出伯后代所占的瓜州（今甘肅安西）、沙州與哈密三地。明軍并未繼續西進，而是為完成掩護中路軍的任務，自肅州沿弱水北進至亦集乃（今內蒙古額濟納旗東南），并獲得重大勝利，很好地起到了牽制甘肅兵力，掩護中路軍作戰的任務。占領亦集乃后，明軍開始回撤，途中占領瓜、沙二州?！爸烈嗉?，乃敗俞寶兵，分兵守扼關塞。馮勝乃遣友德又率兵追擊俞寶于瓜、沙州?！盵29]這樣明軍便占領了除哈密外的甘肅行省的所有地區。此后，西路軍應是聽到了嶺北之役失利的消息，了解到策應中路軍的任務已經失去了意義，從而全線撤退出甘肅。 二 俞本《紀事錄》中馮勝的形象及其棄地甘肅事件 洪武五年三路北伐軍，僅馮勝西路軍取得了勝利，但耐人尋味的是，馮勝返京之后，卻與戰敗將領徐達、李文忠一樣，皆未受到封賞?！睹魈鎸嶄洝肥沁@樣解釋的?！叭缮?，命賞征甘肅京衛軍士一萬四百三十五人白金四萬四千兩。時公侯、都督、指揮、千百戶以匿所獲馬騾牛羊不賞。上因諭之曰：'為將者不私其身，況于物乎？昔祭遵為將，憂國奉公；曹彬平南唐，所載惟圖書。汝等能法古人，則令名無窮。今之不賞，汝等當省躬，以思補過?！T將皆叩頭謝罪而退?！盵30]這條史料顯示貪黷馬匹等物是西路軍將領集體所為，并非馮勝一人。但王世貞《弇州史料》卻將西路軍將領不受封賞的責任完全歸于馮勝一人?！皶r大將軍達兵不利，左副將軍文忠所失得相當，獨勝以捷聞，而有言其匿私虜槖駞馬者，賞不行?！盵31]無論如何，馮勝因貪污不受封賞，是明代史籍的共同記載。日本學者和田清并不滿足于這個“淺顯”的理由，將其引向另外一個思路?！斑@或許是性好猜忌的太祖，因寵將徐達、李文忠都失敗，有意抑制馮、傅兩將自身的跋扈，也未可知?！盵32]雖然這一推測很有吸引力，但畢竟沒有史料佐證。由于明人諱言嶺北之役慘敗的緣故，[33]相關史實的記載甚少，在《紀事錄》發現之前，我們沒有看到明人關于此事的其他說法。明初成書的《紀事錄》記載了一個其他史籍皆未記載的驚人史事，洪武五年馮勝自甘肅撤退時，采取的是徹底放棄的方式，導致朱元璋對其嚴厲責罰。馮勝西路軍自甘肅撤退的方式，與中、東二路軍是否一樣，皆是完全放棄呢？這一問題在以前嶺北之役的研究中，并未被提出來。這之所以可以構成一個問題，在于西路軍的作戰地點、方式與中、東路軍具有很大的區別。中、東路軍皆深入蒙古大漠作戰，在進軍途中，并未隨地設置據守地點，而是旨在殲滅蒙古軍隊、直搗北元汗廷。失利撤退后，蒙古軍隊趁機南下至長城沿線，明軍自然無法在蒙古大漠留駐守軍。但西路軍的作戰地點一直在甘肅境內。甘肅生態環境與蒙古連綿起伏的草原面貌不同，狹長的河西走廊十分適合農耕，這也是漢唐能夠長期占領甘肅，并將其作為切斷北、西游牧勢力阻隔帶的根本原因。發達的農業、成熟的城市形態，都為明軍實行長期駐守提供了條件。因此之故，西路軍的作戰方式與中、東二路軍不同，采取拓展疆土、隨地置守的方式。嶺北之役后，雖然蒙軍順勢南下至長城沿線，但對明朝的威脅主要在甘肅以東，甘肅形勢并非十分危急，西路軍撤退之時，完全可以留下足夠的兵力防守甘肅，而不必將其與蒙古大漠視為一樣，劃為異域，徹底放棄。但據俞本《紀事錄》的記載，西路軍卻采取了完全放棄的方式。俞本《紀事錄》是研究明朝開國史罕見的一手文獻，這是由撰者身份與著述立場決定的。俞本，字從道，揚州高郵人，生于元至順二年（1331年），永樂初年仍然在世。至正十七年（1357年），俞本進入軍伍，成為朱元璋帳前親兵都指揮使馮國用手下之“帳前黃旗先鋒”。國用卒后，當改隸馮勝，經歷戰陳友諒、張士誠，與朱元璋稱吳國公等大事。洪武改元，俞本改隸寧正（韋正，？-1396年），此后追隨寧正四處征討，晚年憑借記憶撰成《紀事錄》，雖有年月錯訛，但以當時人記當時事，為獨一無二之著述。明末錢謙益（1582-1664年）著《國初群雄事略》，尚參考了大量《紀事錄》的內容，但該書后來亡佚，多種叢書皆僅著錄其名。陳學霖考證藏于臺北國家圖書館的《明興野記》正是《紀事錄》的改編本，該書也得以重新為研習明史者所利用。[34]《紀事錄》的價值在于俞本對耳聞目睹之事秉筆直書，毫不隱諱，從而記載了大量其他史籍所不載的珍貴史實，尤其一些關于朱氏政權內部的負面記載，更揭示了我們所不了解的明朝開國史的另一面。俞本如此的記史態度，與其經歷應有密切關系。俞本雖出身親軍，但在親軍內應過得并不如意，否則也不會在建國之初、賞功封爵的關鍵時刻脫離親軍隊伍，改投邊緣化的寧正部隊。至于是否與親軍首領馮勝存在直接的矛盾，限于史料，難以作出肯定的判斷，但俞本至少是不認同馮勝的，《紀事錄》對開國諸將的評價，尤以對馮勝的評價最低?！皠倌思惫ω澵斨剑植蛔R大義。”[35]載其負面事件也最多。[36]追隨寧正之后，俞本對朱氏政權核心集團的不滿應進一步加劇。寧正，又稱韋正，為元帥韋德成（？-1355年）義子。韋德成很早便追隨朱元璋，是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氏集團脫離濠州郭氏政權，渡越長江，創建獨立的朱氏政權的“渡江舊勛”之一。[37]但韋身死后，朱元璋因其妻有美色，與之通，并產有一子。后因有人言故將之妻不可納，遂出配于胡汝名，以寧正統韋德成軍。寧正很有軍事才能，且有儒將之風，統領韋德成軍后，屢立戰功，卻一直受到壓制與欺凌，未能一展其才，獲得高位。比如馮勝便曾打擊寧正。（洪武十一年）六月，歸德州西番土人汝奴叛遁亦咂地方。宋國公馮勝遣人于韋正處索馬，正不與，勝憾之，于上前譖曰：“韋正不以國法為重，不善治西番，致有叛。”敕遣中書舍人徐光祖賚御札諭正，赦其死，降為歸德州守御千戶，以陜西都指揮葉升代鎮河州。升貪婪無恥，至則盡更正令。十一月，剌哥站土官剌哥，率合族酋長，以牛、羊、馬匹羊毛至河州易糧。升見頭蓄無數，欲盡得之，詭文密奏西番侵河州。上允其奏，悉收誅之，升拘番貨牛羊馬匹，盡入私家，其余六站番民，聞之皆遁去，朵甘思烏思藏之路自此亦梗，不復通往來矣。[38]兩任統帥所受到之不公正待遇，對寧正軍隊與朱氏政權的關系應產生了負面影響。此種環境加之個人遭遇，遂使俞本不再顧忌，直抒胸懷，直揭朱氏政權內部之斑斑劣跡。其中便記載了洪武五年馮勝“棄地”甘肅的重大事件，堪稱振聾發聵。（洪武五年）十二月，馮勝懼回鶻之兵，將甘州所葺城池、營房、倉庫、轉運米麥料豆二十余萬石及軍需盡焚之，棄城歸，并寧夏、西涼、莊浪三城之地亦棄，僅以牛羊馬駝令軍人趕歸。途中倒死者，軍雖饑不敢食，仍負荷歸，軍人餓死載道，一無所問。上知之，追奪馮勝券誥爵祿，宥其罪，貶為庶人，錄其家財，以牛羊駱駝馬匹，令民牧養，愚民無知，駝死者并棄骨。勝后復職，憾之曰：“駝雖死，骨安在”，令有司官拷掠征骨，致貧民賣子買駝骨償之。[39]洪武五年時，俞本尚隨寧正守于河州，此條記載應為耳聞所得。該記載十分驚人，與俞本秉筆直書的風格是完全一致的。但這一記載并不見諸于其他文獻，[40]馮勝被罷免為庶人之事，也未得到其他史料的印證。據《明太祖實錄》記載，馮勝于洪武五年九月返回南京，[41]洪武六年三月隨徐達至山西、北平防邊。[42]如果《紀事錄》所載確實，那么馮勝應在此間被貶為庶人。馮勝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由庶人再次復職，難度是很大的，這不得不令人對《紀事錄》記載的真實性產生懷疑。但如此細致的記載，應有一定的事實依據。可以推測，馮勝確實遭受了比《明太祖實錄》所載更為嚴厲的處罰，但是否嚴厲到如《紀事錄》所載，還須進一步研究。值得一提的是，洪武后期馮勝確曾遭朱元璋重罰。洪武二十年（1387年），馮勝為總兵官，統兵征遼東，雖成功招降遼陽行省左丞相太尉納哈出（？-1388年），但激變其部署，并且“會有言勝娶虜妃及受良馬無筭者，又失其殿都督濮英三千騎，而茂亦自陳所以搏納哈出，故且訐勝過。”從而招致朱元璋的責罰。“上乃命收大將軍印。勝還京，命歸鳳陽里第奉朝請?！瓌僮允遣粡蛯⒋蟊?。”[43]洪武五年馮勝被貶為庶人不知是否是洪武二十年事件的“誤移”，暫且存疑。雖然馮勝受嚴厲處罰之事，未得到其他史料的印證，但其棄地行為，結合種種跡象來看，應是可信的。首先，歷史記載的細節或末節，著史者可以誤載，甚至主觀臆造，但重大事件卻是難于偽造的。盡管俞本對馮勝心存厭惡，但對馮勝的評價還是很符合事實的。比如指出馮貪財而不識大義，這其實是明人的一般看法，這在馮勝征遼東時也表露無遺。況且永樂年間，馮勝既已去世，俞本杜撰對馮勝不利的記載并無任何現實意義，故而可以大體排除俞本存心造偽的可能。第二，《明太祖實錄》所載朱元璋斥責西路軍高級將領貪黷馬匹等的記載，是可以印證《紀事錄》的部分內容的。第三，洪武三年，朱元璋曾稱：“說那甘肅省也無甚麼軍馬，如可守時節，就撥人守了。”[44]可見從明朝掌握的信息來看，洪武初年甘肅蒙古軍隊并不多?！睹亻w元龜政要》、（萬歷）《肅鎮志》與（乾?。段鍥鋈尽逢P于明初甘肅行省成為一座空城的記載，也使馮勝棄地行為不再顯得那么不可思議，馮勝放棄甘肅也具有了一定的“合理性”。《秘閣元龜政要》載：“勝分兵行定涼州、山丹、鎮番、永昌、西寜，其故元守將聞勝等將至，自知不敵，已先將境內人民、牛馬、駝羊盡拘出玉門、陽關二塞，所得者止是空城而已?！盵45]（萬歷）《肅鎮志》載：“（至正）二十二年，（山丹）升為州，隸甘肅行省亦集乃路，元末兵興，居民逃散。洪武三年，宋國公馮勝兵至時惟空城?！盵46]但（乾隆）《五涼全志》載：“明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定河西，元涼公搭搭乃北遁，勝視涼境空，以蘭州等衛官軍守御之?！盵47]第四，洪武五年之后明軍在甘肅地區的軍事活動與衛所建置過程也印證了洪武初年明朝應曾放棄此地。洪武五年明軍既已完全占領了除哈密外的甘肅行省所有其他地區，但此后經略甘肅的將領宋晟（1342-1407年），主要的活動范圍仍在涼州（今甘肅武威）以東。（洪武）十二年，（宋晟）掌涼州衛。十三年，逐北虜至白城，獲其人馬甚眾。十五年，父病，召晟還侍。又三年，父歿。既襄事，復鎮涼州。虜時數為邊患，晟率兵討之，追至亦集乃之地，斬其兇渠也速兒監等，及其眾無筭，余悉生縶送京師。又招降虜偽國公吳把都等萬八千人，而送其酋長工不答兒等百五十人詣京師，簡其壯者補卒伍，余悉處之善地，俾耕牧自便。驛召晟還京，獎諭再四，賜賚甚厚。復鎮涼州。十九年，召還，升驃騎將軍，右軍都督僉事，賜鈔文綺，以其官贈其三代，仍鎮涼州。二十三年夏，遣中使就賜白金及鈔。至秋，復三遣，賜鈔、文綺，授制諭，充總兵官，征哈密里，破之。哈密者，去肅州千余里，虜所城也。誅其偽王子別列怯等三十余人，獲虜眾千三百人，及金印一，銀印二，悉送京師，所獲馬牛羊，咸給將士。二十五年，復充總兵官，征罕東西番叛寇，誅擒七千五百余人，獲馬二千五百，牛羊十萬，遂還京師。二十七年，調中軍都督府。[48]從這條史料可以看出，宋晟在洪武二十五年，仍在沙州（罕東蒙古部落在沙州）、亦集乃等傅友德（？-1394年）早已占領過的地方展開軍事行動。而其所可調動的軍隊仍是甘州以東的西涼、山丹（今甘肅山丹）二處的守軍。[49]可見此時明軍建立穩固統治的地方仍在甘州以東。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肅王朱楧（1376-1419年）至國，本應至甘州，卻暫駐陜西中部的平涼（今陜西平涼）?！爸潦?，甘肅以陜西各衛調戍士馬未集，命肅王且駐平涼?！盵50]當年，隨著甘州建設的加快，陜西行都司治所由莊浪遷至甘州。[51]兩年后，肅王終于之國甘州。[52]接替宋晟充任甘肅總兵官的李景?。?？-約1424年），也開始駐于甘州。[53]至此，明軍已穩定地控制了甘州及其以東的地區。從這一經略的過程可以看出明軍確實曾放棄過甘肅，否則不會造成后來再次經營的困難。從甘肅地區衛所的建置過程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結論。莊浪衛設于洪武五年十一月，西寧衛設于六年正月，涼州衛設于九年（1376年）十月，永昌衛設于十五年（1382年）三月，鎮番衛（今甘肅民勤）設于洪武中，山丹衛設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九月，甘州左衛設于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甘州右衛、甘州中衛設于二十五年三月，肅州衛設于二十七年十一月，甘州前衛、甘州后衛設于二十九年（1396年），鎮夷守御千戶所（今屬甘肅高臺）置于三十年（1397年）。[54]從以上諸衛設置時間來看，除鎮番衛控制甘肅東北部，較為特殊外，其他衛所之設置呈現了由東至西、逐步設置的過程。這反映了洪武五年之后，明朝在甘肅的經略呈現了由東至西、逐步經略的過程。山丹以西的河西走廊西部地區的衛所設置尤其之晚，已經到了洪武后期，甚至末年。值得注意的是，明朝在洪武五年便已設甘肅衛?！叭勺?，置甘肅衛都指揮使司、莊浪衛指揮使司。”[55]但此后該衛便默默無聞，《明太祖實錄》僅再記其一次?！氨?，升甘肅衛經歷沈立本為戶部侍郎?！盵56]郭紅認為甘肅衛于洪武二十四年廢除，改置“甘州左衛”，所依據的史料是《明太祖實錄》。[57]但該條史料原文為“置甘州左衛”，[58]并不及甘肅衛廢除之事。從其他史籍的記載來看，似乎洪武晚期甘肅衛經歷過一次重新設置。《大明一統志》載：“本朝洪武二十四年，置甘肅衛?！盵59]“本朝為甘肅衛，尋分置甘州左衛?！盵60]而（萬歷）《肅鎮志》卻載：“（洪武）二十四年，設甘肅衛。二十五年，分設甘州左、右、中、前、后、中中六衛。”[61]《重刊甘鎮志》亦載：“（洪武）二十四年，設甘肅衛。二十五年，分設甘州左、右、中、前、后、中中六衛。”[62]《讀史方輿紀要》亦載甘肅衛設于洪武二十四年，洪武二十九年，改為甘州左衛，并設右、中、前、后等四衛。[63]如果甘肅衛經歷過重新設置的推測屬實的話，那么，甘肅衛在洪武九年之后，應經歷過一次裁革。無論如何，甘肅衛的默默無聞已能說明洪武時期，明朝在甘肅西部的經略十分薄弱。正如郭紅指出的那樣，“（洪武）七年之前河西零星分布著莊浪、甘肅、西寧諸衛，相去甚遠”，“當時（洪武十五年之前）涼州與甘州間的廣闊地帶內沒有其他衛所，軍事防御過于稀疏?！盵64]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應與馮勝棄地有關。洪武五年末甘肅并無軍隊駐防的情況同樣也是可以印證《紀事錄》的。洪武五年十二月，馮勝軍自甘肅撤退后，鄧愈（1337-1377年）受命征吐蕃，曾進軍甘肅。（朱元璋）遣（濮英）領西安、平涼、鞏昌、臨洮將士，往西海追朵只巴，出蘭州，由大通河，直抵西寧鐵佛寺。遣陜西行指揮使韋正，自歸德州渡黃河，由巴亦咂沿西海邊抵北而進。上命衛國公鄧愈授以征西將軍印，遣人賚制諭付愈，愈遣俞本賚制追英，督英與正合兵，凡六晝夜大雪，不及而歸。[65]由青海向北進軍六晝夜，追擊敵軍，而未得見，可見洪武五年末，甘肅幾為一個無人把守的軍事真空地帶。最后，洪武五年明朝確實棄地寧夏的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證著俞本的記載。宣德年間，慶靖王朱?撰《寧夏志》，載“國朝初，立寧夏府。洪武五年，詔棄其地，徙其民于陜西。”[66]直倒洪武九年，“命長興侯耿炳文弟耿忠為指揮，立寧夏衛，隸陜西都司，徙五方之人實之。后增寧夏前衛、寧夏左屯、右屯、中屯為五衛；尋并中屯于左、右二衛，為四衛?！?nbsp;[67]寧夏才開始逐漸經營?？梢?，馮勝確實在洪武五年放棄過甘肅等地，不過是在朱元璋授意之下，還是徑自放棄，可以進一步探討。目前來看，應是朱元璋授意。因為馮勝在棄地之后，并未受到懲罰。俞本記載此事時，可能出于對馮勝的厭惡，將此過失全部歸罪于馮勝，并將洪武二十年馮勝遼東受罰之事移嫁于此事之上，以證馮勝之罪。馮勝棄地甘肅的原因是什么呢？《紀事錄》給出了十分明確的答案——“懼回鶻之兵”。“回鶻”，原稱“回紇”，是隋唐時期活躍于西域的一支游牧民族。唐開成五年（840年），回鶻可汗被殺，回鶻也分成四支外遷。1283年，隨著高昌城毀于戰火，高昌回鶻政權的滅亡，“回鶻”作為一個民族、政權，已經在歷史上消失了。但“回鶻”一詞并未隨之從歷史中消失，不僅“回鶻文”仍在廣大西域地區流行，而且慣常用典的元代漢族文人也仍然經常用“回鶻”指代畏兀兒與西域，以及用此稱元朝境內的西域人，與“回回”一詞經?；煊谩68]俞本這里的“回鶻”所指代的是哪個政權或民族呢？《紀事錄》共記載“回鶻”4次，除了此處外，其他3處為：（洪武元年八月）初三日，（徐）達、薛右丞（顯）、參政傅友德領鳳翔等五衛步軍三萬出虎北口追元君。初八日，至興路，不獲。元君行東路，友德軍行西路，兩路互差，但遇回鶻車輛人口，盡拘而回，獲牛羊馬匹十萬。[69]（洪武元年十月），（徐達）至通州，內有回鶻欲作亂，事泄，戮五千余人，妻女俱配軍士。 [70]（洪武二十二年）甘肅、巴西、回鶻遣使賚表及金珠、玩（馬戎）馬、紫駝、結金珠、瓔珞進貢。[71]可見，俞本用“回鶻”，是取的元、明之際最廣泛的涵義。馮勝所懼為西域的哪個政權與民族，從這里無法看出。但通過對西域地緣格局的揭示，可以找出這里“回鶻”所對應的政權。成吉思汗（1162-1227年，1206-1227年在位）建立了龐大的蒙古帝國，依照蒙古部落分家產的習俗，將蒙古東部封于諸弟，稱“東道諸王”。又將蒙古以西分封朮赤（1177-1225年）、窩闊臺（1186-1241年，1229-1241年在位）、察合臺（？-1241年）三子，稱“西道諸王”。蒙哥汗時期，其弟旭烈兀（1217-1265年，1264-1265年在位）受封西域，也屬西道諸王。西道諸王由于皆屬黃金家族，相應具備繼承汗位的資格，離心力較強，與中央不斷產生摩擦，四大兀魯思也逐漸發展為獨立、半獨立的四大汗國，自西向東依次為欽察（金帳）汗國、伊利（伊兒）汗國、察合臺汗國、窩闊臺汗國。察合臺汗國本不與元朝接境，察合臺兀魯思最初受封地僅為天山一帶的牧場，但阿魯忽（？-約1265年）汗利用忽必烈（1215-1294年，1260-1294年在位）與阿里不哥（？-1266年）爭奪汗位的時機，占領了阿姆河以北原屬元朝直接管轄的城郭農耕地帶，怯別汗趁窩闊臺汗國海都（約1235-1301年，1269-1301年在位）去世，勢力衰微之機，將其吞并，勢力達到土魯番。[72]元朝末年，當蒙古統治者面臨長城以內漢族的叛亂時，察合臺汗國黃金家族的統治也大為削弱，非黃金家族的“異密”們掌握了實權，察合臺汗國從而分裂為西部的帖木兒帝國與東部的東察合臺汗國。東部朵豁剌惕異密播魯擁立禿黑魯帖木兒（Tuglug Temür，1330-1363年，1347-1363年在位）繼承汗位，從而建立東察合臺汗國（又稱葉爾羌汗國，蒙兀兒斯坦，明人以其國都所在地稱別失八里、亦力把里）。禿黑魯帖木兒很有作為，宣布信仰伊斯蘭教，從而穩固了社會基礎，同時，逐漸削弱異密們的權力。在建立了強大的汗權之后，禿黑魯帖木兒向西進攻河中地區，發動了統一察合臺汗國的戰爭。雖然占領了大片地區，但并未在當地建立長期而穩固的統治。禿黑魯帖木兒也向東擴張勢力，其勢力威懾到了哈密，與元朝聲氣相接。[73]洪武初年，明朝尚未與帖木兒帝國及更西勢力形成直接接觸，明朝對西域的了解，恐怕更多是對鄰國東察合臺汗國的認知。故而，馮勝所懼“回鶻”勢力，便應是東察合臺汗國。那么，洪武初年東察合臺汗國是一種什么樣的情形呢？明朝建國的1368年，當東方漢地正處于元、明易代的大規模戰爭中時，察合臺汗國境內也正展開著一場長達22年的內部戰爭。1365年，權力遭到削奪的朵豁剌惕部異密哈馬魯丁趁也里亞思火者（īlyās-Khoja，？-1365年）汗去世的機會，大肆誅殺禿黑魯帖木兒諸子，自立為汗，引起東察合臺汗國部分勢力的反對，帖木兒（1336-1405年，1370-1405年在位）趁機在1368年，對東察合臺汗國發動進攻。而當明朝發動嶺北之役的1375年，哈馬魯丁卻向帖木兒帝國發動了猛烈的進攻，并占領了帖木兒帝國的大片領土，勢頭甚猛。[74]馮勝所面對的東察合臺汗國，正處于此時勢力大熾的時期。馮在嶺北之役慘敗的驚懼之下，對東察合臺汗國東進甘肅心存畏懼，于是選擇焚棄城池的棄地措施，以免貽糧于地的政策，也符合情理。傅友德占領瓜、沙二州后，之所以未進一步西進，也應在于避免與東察合臺汗國發生戰爭。故而《紀事錄》所載的“懼回鶻之兵”，便應是懼怕東察合臺汗國的東進。但馮勝撤兵之后，東察合臺汗國并未東進，原因何在呢？這在于其與帖木兒帝國的長期內戰使其無暇東進。東察合臺汗國首要的戰略目標是向西進攻帖木兒帝國，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東察合臺汗國與西部帖木兒帝國，本來同屬一個國家——察合臺汗國，哈馬魯丁以非黃金家族的身份篡奪汗位，不僅遭到了國內諸多政治勢力的反對，而且帖木兒帝國標榜黃金家族的正統地位，也對哈馬魯丁的正統性構成了威脅，無論從統一察合臺汗國的角度，還是從維護汗位的合法性角度，哈馬魯丁皆將西進河中，統一察合臺汗國，剪除異己勢力作為東察臺汗國首要的戰略目標。二，東察合臺汗國以牧立國，自然條件較差，河中地區農耕條件十分優越，有以牧立國的東察合臺汗國所不具備的豐富資源，占領河中地區對于東察合臺汗國壯大經濟實力，也很有幫助。故而無論從政治上，還是經濟上，東察合臺汗國首要的經略目標是河中地區，甘肅只是其戰略版圖中的“邊緣地帶”。禿黑魯帖木兒汗在位時，東察合臺汗國勢力才延展到嘉峪關以西的沙州、哈密地區。但也僅僅是滲透進來，主宰這一地區的仍是出伯系察合臺后王集團。至于甘肅，更從未與察合臺汗國產生過瓜葛。對于東察合臺汗國來講，這是一片陌生的東方地域。相應，哈馬魯丁只有在統一察合臺汗國，消除后顧之憂后，才有可能考慮東進甘肅的問題。14世紀90年代，隨著帖木兒擊潰哈馬魯丁勢力，禿黑魯帖木兒幼子黑的兒火者繼承東察合臺汗國汗位，采取與帖木兒聯姻和好的方式，消除了西部的威脅后，才開始經略東部地區，扣留明朝使者傅安，占領土魯番，[75]進攻哈密。帖木兒帝國采取的戰略選擇也是首先消除直接競爭對手——察合臺汗國的威脅，此后西進消滅伊利汗國與欽察汗國，統一中亞、西亞地區后，才開始掉轉方向，于永樂三年（1404年）發動了一場進攻明朝的戰爭，只是由于其突然身死，戰爭才戛然而止。[76]總之，無論東察合臺汗國，還是帖木兒帝國，皆是建立于中亞的蒙古后裔政權，其首要的戰略目標皆是確立汗位的正統性與剪除西域異己勢力，而非進攻遙遠的東方地區，甘肅只是其戰略規劃中的邊緣地帶。嶺北之役后，北元軍隊趁勢南下，但對甘肅的進攻只局限在蘭州、河州、會寧等甘肅東部靠近陜西的地方，[77]對甘肅廣大地域并未見有收復舉措。這同樣在于北元以嶺北行省東部與遼陽行省作為其統治的“心臟地帶”，甘肅只是其戰略版圖中的邊緣地帶。這源于蒙元汗位之爭引發的中央與西道諸王的重重矛盾。察合臺后王雖一直未爭奪汗位，但卻多次卷入蒙古帝國汗位之爭，且因疆域屢次擴張的關系，侵奪了元朝的利益，二者之間存在矛盾。西道諸王還包括受封嶺北行省西部的諸王。蒙古帝國汗位世系從窩闊臺系轉至拖雷（1193-1232年）系后，窩闊臺汗國與元朝中央關系不睦。窩闊臺汗國后被察合臺汗國所滅，余部東遷至嶺北行省西部也兒的石河東北處，對元朝政權構成了一定的威脅。窩闊臺后王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甚至在在至正二十年（1360年），發動叛亂，擁兵數十萬，直逼中都，問責元順帝（1320-1370，1333-1370年在位）。“'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太半；若以國璽付我，我當自為之。’帝遣報之曰：'天命有在，汝欲為則為之?！獦忻茉菏露d堅帖木兒等將兵擊之，不克，軍士皆潰，禿堅帖木兒走上都。”[78]對北元構成最大威脅的來自拖雷系內部勢力，即蒙哥（1209-1259年，1251-1259年在位）后裔與阿里不哥后裔。蒙哥去世后，忽必烈即位，蒙哥后裔自然心懷不滿。阿里不哥后裔更因阿里不哥與忽必烈爭奪汗位身死的緣故，與元中央結成世仇。蒙哥、阿里不哥后王封地皆在嶺北行省西部，前者封地在札不罕河，后者封地在按臺山至吉利吉思等處，[79]亦屬西道諸王?？梢灾v，嶺北行省西部甚至是北元的敵對地區，北元政權對嶺北行省西部勢力的擔憂恐怕并不低于對明朝的程度，這也是元順帝、昭宗愛猷識理達獵一直居于大漠東部，而不西進，甚至不愿向西北諸王求救的原因。元廷最初遷至上都后，御史徐敬熙請“征兵西北諸藩”，“上不之罪也”，并不采納。[80]此后重臣再此奏請，仍不獲允?！埃ㄖ獦忻茉菏拢┕莨珖L太息，謂予曰：'亡國之臣，豈可與圖恢復？吾當與西北諸藩共圖此事耳?！柡尾辉鐬榇擞?，哈剌公曰：'子獨不見阿魯輝王之事乎？’遂唏噓而起?！ㄖ琳拍暾拢┏趿眨秸抡吕畎偌遗鲜?，陳恢復大計，以兵力太弱，請征西北諸藩兵入援。疏入，寢不報，哈剌公之言，可謂先幾矣?！盵81]此后，順帝甚至在臣僚屢屢提出西進建議的情況下，遲遲徘徊于上都、應昌二地，而不愿西進至蒙古帝國曾經的政治中心——和林，[82]原因也是和林距遼東遠，而距西北諸王近的緣故。東道諸王由于是成吉思汗諸弟，按照蒙古觀念是無繼承汗位的資格的，雖然在忽必烈時期曾聯合海都，發動叛亂，但失敗之后軍隊遭到重新分配，勢力大損，已受嶺北行省與遼陽行省的節制，[83]對中央的態度要更順服一些，往往成為中央打擊叛亂藩王的勢力。[84]因此，遼陽行省與嶺北行省東部一樣，都是北元統治的大本營。甚至高麗境內之耽羅因是蒙古人聚居游牧之所，而成為順帝王亡國前預先想好的避難之所?！皶r（己酉十八年，洪武二年，1369）王召元朝梓人元世于濟州使營影殿世等十一人挈家而來。世言于宰輔曰：'元皇帝好興土木，以失民心，自知不能卒保四海，乃詔吾輩營宮殿耽羅，欲為避亂之計。功未訖而元亡，吾輩失衣食?！盵85]可見北元政治中心之東移。順帝北走，首先勤王的軍隊便是遼東之部也速不花與賽因帖木兒，左丞相失烈門卒于道路后，也速不花便充任左丞相，成為此時元廷的中堅力量。元廷遷至上都后，也賴遼東的供應，才立住腳跟?！笆迦?，車駕至上都，上都經紅賊焚掠，公私埽地，宮殿官署皆焚毀，民居閑有存者。遼陽行省左丞相也速公獻幣二萬匹，糧五千石至，始有自存之勢矣?！盵86]順帝去世之前，元廷所頼以保障者一直是也速不花，此人與明軍多次作戰。[87]而為世人所熟知的擴廓帖木兒此時一直未至元廷，更未起到保衛元廷的作用，只是在昭宗即位后，才扮演了北元中流砥柱的角色。洪武二十年，明軍成功招降遼東木華黎（1170-1223年）后人納哈出部，使北元汗廷失去了側翼的保障，這才有了次年藍玉（？-1393年）奇襲捕魚兒海（今內蒙古呼倫貝爾盟貝爾湖），北元汗脫古思帖木兒（1342-1388年，1378-1388年在位）無奈之下西進，卻被阿里不哥后裔也速迭兒所殺。[88]相應，北元汗廷以嶺北行省東部與遼陽行省作為統治的心臟地帶，對于異己力量控制的西北地區，包括甘肅地區，視為邊緣地帶，無法顧及了。明軍之所以能夠迅速占領甘肅地區，恐怕與北元汗廷將軍隊集中于中、東二路，放棄西路有一定的關系。同樣，明朝能在撤退甘肅之后，仍然可以從容不迫地再次收復甘肅，也得益于蒙古勢力內部的紛爭。正是洪武初年明朝、北元、東察合臺汗國的勢力均衡，以及北元、東察合臺汗國皆以甘肅作為邊緣地帶的戰略觀念，也即洪武初年三方在甘肅形成的地緣政治格局，為明朝占領甘肅，確立西北疆界提供了條件。四 西北地區在明朝版圖中的“邊緣化”地位與明初的不征西域 但另一方面，如果說洪武初年明朝、北元、東察合臺汗國在甘肅地區處于勢力均衡的狀態，但隨著局勢的發展，在14世紀90年代，東察合臺汗國經過長期戰爭，受到帖木兒帝國的殘酷打擊，損失慘重，北元汗廷也被明軍殲滅，明朝在形式上完成了肅清沙漠的偉業，三方均勢的戰略格局已被打破，呈現了明朝一支獨大的局面。在這種地緣政治格局下，明朝完全有條件利用察合臺汗國內部戰爭的時機，如同漢唐那樣，進軍西域，實現對西域的直接控制。但明朝并未如此。另外，洪武十年（1377年），明軍曾進至昆侖山，占領青海地區?！昂槲渚拍瓯剑?376），五月，衛國公鄧愈、西平侯沐英、南熊侯趙庸，上授以征西將軍印劍，伐川藏，以都指揮韋正為前鋒，直抵昆侖山，屠西番，獲牛、羊、馬匹數十萬以歸，遂于昆侖崖石間，刻'征西將軍鄧愈總兵至此’繪其地里進上?！盵89]山之背面即為東察合臺汗國，當時西域戰事正酬，明軍也并未借機進一步西進，雖有山脈阻隔之緣故，但恐怕也與其無西進之心有關。明朝滿足于與西域各國建立藩屬關系，通過朝貢貿易維持雙方的關系。[90]這其實延續了元朝與察合臺汗國松散的關系形式。甚至在制御西域的方法上，明朝也呈現了繼承元朝傳統的特點，仍然以出伯系察合臺后王控制沙州與哈密，牽制東察合臺汗國，只是制度形式變成了羈縻衛所——關西七衛。沙州、哈密是元甘肅行省最西端的兩個地區，也是較為特殊的兩個地區。忽必烈時期，察合臺汗國內部由于爭奪汗位的緣故，失利的出伯系察合臺后王選擇出走的方式，被元朝中央安置于沙州、哈密二地，借助其威望，以牽制察合臺汗國，維持元朝西部邊疆的安寧。最早注意到該地統治者與察合臺家族關系的是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91]此后，日本學者陸續開展研究，其中以衫山正明的討論較為深入。[92]胡小鵬對明初建立的關西七衛與出伯系察合臺后王的關系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指出：“元世祖忽必烈時期，察合臺汗國發生分裂，以出伯家族為首的部分察合臺后王在元朝扶持下，形成了另一個察合臺兀魯思。直至明朝初年，這一察合臺后王集團仍是嘉峪關外的實際統治者，明初的關西諸衛，主要是由該集團轉化而來。諸衛之上還設有兩個王號，目的是利用該集團察合臺正統的政治資源，使西陲平穩過渡到明朝統治之下?！盵93]明朝繼承元朝傳統，以較小的代價實現對嘉峪關以西的統治，雖然暫時行之有效，但由于這是以放棄對西域的積極經營為代價的，故而并不能根本性地解決西域問題。洪武、永樂年間，東察合臺汗國、帖木兒帝國便已開始經略東方。明中后期，雖然西域地區再次回歸到政權林立的傳統形態，無力發動對明朝的大舉進攻，但卻逐漸攻陷關西七衛，不僅使明朝無法控制西域事務，甚至西部防御也變得十分緊張。明朝以“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為號召，但卻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并未收復漢唐舊疆，而是滿足于繼承元朝舊疆，原因何在呢？這源于西北地區在明朝戰略版圖中處于邊緣地帶。明朝是中國古代唯一一個起源于中南部，在東南部建立政權，統治者幾乎皆來自中南方的的王朝，西北邊疆遠離明朝統治的心臟地帶，只是一個邊緣地帶，明朝對西北地區，包括河西、西域不如建都關中的漢唐政權重視，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明末地理學家王士性指出：“前代都關中，則邊備在蕭關、玉門急，而漁陽、遼左為緩。本朝都燕，則邊備在薊門、宣府急，而甘、固、莊、涼為緩?！盵94]畢竟古代國家經濟、軍事能力都十分有限，只能將有限的資源用于戰略重點地區。[95]西域之得失，盡管對西北邊疆影響很大，但畢竟不如對漢唐政權影響之大。洪武初年，西北地區的邊緣地位尤其明顯。中唐以來，北方民族不斷南下，占領了原屬漢族王朝統治的邊疆地帶，歷經吐蕃、遼、金、西夏、蒙元政權的長期統治，長城沿線邊疆地區的社會進程已納入北族政權的脈絡，在語言、宗教、文化、服飾等方面都呈現了“北方民族化”的特點。作為起源于東南中國的明政權，對新占領的西北地區存在疏遠與隔膜，是十分正常的。馮勝在棄地甘肅之前，已經棄地河州（今甘肅臨夏）了。通過《紀事錄》的記載，我們能發現洪武初年政權內部對西北地區存在一定的疏遠與隔膜態度。大都督馮勝先于洪武二年四月克河州，以化外之地，不可守，將城樓庫房屋盡行焚燒殆盡，拘虜南歸。自洮河至積石關，三百余里，骸骨遍野，人煙一空。至是愈復克之，韋正守其地，軍士食苦薇，采木葺之，城樓倉庫衛大門廳舍一新。[96]馮勝放棄河州對當地造成的重大破壞可以通過次年寧正看到的情形看出來?！罢踔梁又?，時城邑空虛，人骨山積，將士見之，咸欲棄去。”[97]此時俞本在寧正軍中，以上情況，應為親眼所見。值得注意的是馮勝放棄河州的原因，“以化外之地，不可守”。河州屬河湟流域，是中原王朝的傳統統治地區，漢唐皆在此設置郡縣，直接統治。但由于中唐以后為吐蕃所占，此后又先后經歷了西夏、蒙元之占領，在元時是吐蕃等處宣慰司治所，是元朝統治甘青藏地區的政治中心，[98]元代包括河州在內的整個河湟地區是多民族雜居的區域?！霸獣r的河湟地區是多民族的聚居區，除吐蕃、漢、蒙三大民族外，尚有來自中亞的色目人和少量的西夏人、金人。”[99]“藏化”、“黨項化”、“蒙古化”的現象都較突出，在社會文化面貌上，與漢族已有很大的差別，是北方民族化的典型地區。馮勝看到河州社會文化面貌不類漢族，加以放棄，反映了南方漢人對西北北方民族化邊疆地區的隔膜。馮勝放棄河州也可以作為放棄甘肅的一個參照。河西地區同樣經歷了吐蕃、西夏、蒙元之占領，在藏化、黨項化、蒙古化之外，甚至還經歷了“伊斯蘭化”的洗禮，對于馮勝來講，可能更加隔膜。在當時客觀形勢下，加以放棄，也便符合他的心理了。故而，馮勝棄地甘肅，也有其主觀上以甘肅為化外之地的觀念的影響。《明太祖實錄》載朱元璋對馮勝擅回行為進行了批評。辛巳，征虜右副將軍都督同知馮宗異等至京。初宗異守平涼，以關陜既平，胡虜畏服，不請于朝，輒引眾還。及見，上詰之曰：“將軍在平涼，外御胡虜，內鎮撫關中，國家所托非輕也。乃不俟命，輒引眾還。閫外之事將誰任之？”宗異頓首謝。上以其勛舊，姑置之。[100]《明史》載朱元璋對馮勝棄還進行了責罰?！埃ê槲涠辏┚旁?，帝召大將軍還，命勝駐慶陽，節制諸軍。勝以關、陜既定，輒引兵還。帝怒，切責之。念其功大，赦勿治。而賞賚金幣，不能半大將軍?！盵101]顯示初洪武初年政權對北方民族化邊疆地區仍是持收復態度的，但卻取消甘肅行省的設置，將之納入陜西的版圖，這樣，包括現在甘肅、寧夏在內的廣大地域皆屬陜西一省管轄，這相對于元朝，是一個倒退。這充分顯示了朱元璋并不積極經營、大力鞏固西北地區的態度。他所關注的，主要是東北邊疆，即防御北元汗廷的地帶。結論 洪武五年嶺北之役中，馮勝西路軍雖獲得了勝利，但由于馮勝徹底放棄包括寧夏在內的甘肅行省的廣大地域，使西路軍的戰略成果化為烏有，因此與其他二路將領一起，并未受到封賞。馮勝棄地甘肅的原因是“懼回鶻之兵”，即在嶺北之役失利消息的震恐下，懼怕當時勢力正盛的東察合臺汗國的東進。但無論北元，還是東察合臺汗國皆未趁機進取甘肅，在于這兩個政權皆以甘肅為戰略版圖中的邊緣地帶，由于受困于其他地區的軍事行動，皆無力進取甘肅。這就給明朝重新收復甘肅提供了時間與機會。但明朝在甘肅的經略最終也止于沙州與哈密，在于明朝作為建立在東南部的政權，同樣將處于西北邊疆的甘肅地區作為邊緣地帶，滿足于收復元朝舊疆，對進一步邊疆開拓缺乏興趣。馮勝放棄甘肅還有其主觀原因，即其面對甘肅中唐以來北方民族化的社會文化面貌，顯得有些隔膜，以其為化外之地，遂加放棄?？傊鞒鞅苯虻男纬膳c洪武初年明朝、北元、東察合臺汗國三方政權在甘肅地區形成的地緣政治格局密切相關。[1] （清）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讀史方輿紀要》卷六三《陜西十二·甘肅鎮》，《中國古代地理總志叢刊》，第2981頁，中華書局，2005年版。[2]至于沙州原蒙古部落，明朝將其遷移至內陸?！皯艨平o事中王竑言二事，曰：'沙州達官，安置東昌衛，素兇獷行劫，宜俵散江南?！瘡闹??！保ㄇ澹┱勥w：《國榷》卷二七，“英宗正統十四年”，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1785頁。[3] （明）許論：《九邊圖論·甘肅》，《中國史學叢書》三編影印中央圖書館三館藏明萬歷七年何鏜輯《修攘通考》自刻本，第463頁，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版。按，《中國史學叢書》注《修攘通考》為“萬歷六年刻本”，本文依據《修攘通考》書后跋語時間，判斷《修攘通考》刊刻時間應為“萬歷七年”。[4] （清）梁份著，趙盛世、王子貞、陳希夷校注：《秦邊紀略》卷一《全秦邊衛》，第21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5] （明）姚廣孝等：《明太祖實錄》卷七一，洪武五年春正月庚午條，第1321頁，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北?，1962年版。值得注意的是，這里記載北伐明軍人數為15萬，但陳建《皇明資治通紀》卻記載40萬人。和田清依據《弇州史料》與《明史》的記載，認為15萬的說法可信。[日]和田清著，潘世憲譯：《明代蒙古史論集》，第15-16頁，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但從《弇州史料》的記載來看，加上后勤部隊數字，至少要超過15萬?！埃ㄖ煸皢枺?#39;度兵幾何？’（徐達）曰：'十萬足矣。’上曰：'吾予爾十五萬騎，大將軍出中路，文忠以左副將軍出東路，勝以征西將軍出西路，將各五萬騎，轉餉私役者不與焉?！保鳎┩跏镭懀骸稄m州史料》前集卷一九《徐中山世家》，《四庫禁毀書叢刊》影印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歷四十二年刻本，第30頁，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很明顯實錄所載15萬之數并未包括后勤部隊。《紀事錄》記載的西路軍數字便達到10余萬，便應包括了后勤部隊?！拔逶?，宋國公馮勝領河南陜西等各衛馬步兵十余萬征甘肅，克之?！保鳎┯岜荆骸都o事錄》卷下，載陳學霖《史林漫識》，第445頁，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1年版。[6] （明）朱元璋：《太祖皇帝欽錄》，載張德信《太祖皇帝欽錄及其發現與研究輯錄》，朱誠如、王天有主編：《明清論叢》第6輯，第103頁，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7] 朱元璋起自行伍，熟稔軍事，對將領及戰略的控制十分到位。參見以下兩段議論。“太祖料敵如神，諸將皆奉指麾。如曰：'陳友諒剽而輕，其志驕；張士誠狡而懦，其器小。攻友諒，知士誠必不能越姑蘇為之援；若先攻士誠，則友諒傾國至矣。’其議搗元都也，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守之，據其戶檻，彼勢孤援絕，元都不戰自克。因鼓行而西，云中、九原、關、隴可席卷下也。數語判斷南北用兵先后，鑒及毫發，姑置唐文皇勿論，漢、宋二祖瞠乎后矣。”（明）黃景昉著，陳士楷、熊德基點校：《國史唯疑》卷一《洪武》，第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邦櫴显唬?#39;太祖起自東南，奄有西北，為古今異數。嘗考其用兵之法，實一出于孫、吳，攻瑕搗虛，是以所向無敵。夫有取天下之志，而無取天下之略，自開辟以來，未見有成功者也。太祖明于先后緩急之宜，分合向背之理，始則決機于兩陳，繼直制勝于廟廊，大略同于漢高，精密媲于光武，猗歟，豈非百代為昭者歟！’王氏曰：'太祖自渡江之日，親御戎行者九，而戰苦蹈危，久而后決者，惟鄱陽之役。自克武昌后，下偽吳，取中原，六飛俱不在行間矣?！薄蹲x史方輿紀要》卷九《歷代州域形勢九·明》，第377頁。[8] （明）陳建撰，岳元聲訂：《皇明資治通紀》卷六《壬子洪武五年》，《四庫禁毀書叢刊》影印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第103頁，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9] 《弇州史料》前集卷一九《徐中山世家》，第30頁。[10] 黃彰?。骸蹲x明刊毓慶勛懿集所載明太祖與武定侯郭英敕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第34本下冊，第617-625頁，1963年版。[11] （明）吳樸：《龍飛紀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三年吳天祿等刻本，第574頁，齊魯書社，1996年版。[12] 《明太祖實錄》卷七一，洪武五年春正月甲戌條，第1322頁。[13] 達力扎布：《北元初期史實略述》，載氏著《明清蒙古史稿》，第6頁，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14] 《明太祖實錄》卷四八，洪武三年春正月癸巳條，第948頁。[15] 李新峰：《邵榮事跡鉤沉》，《北大史學》第8期，第80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16] 《明太祖實錄》卷六，戊戌二月乙亥條，第62頁；（明）王世貞撰，魏連科點校：《弇山堂別集》卷一二《更定舊官》，第227頁，中華書局，1985年版。[17] 《紀事錄》卷上，載《史林漫識》，第419頁。[18] 《邵榮事跡鉤沉》，《北大史學》第8期，第80頁。[19] 《明太祖實錄》卷二三六，洪武二十八年二月乙丑朔條，第3447頁。[20] 《紀事錄》卷上，載《史林漫識》，第419頁。[21] 《明太祖實錄》卷八，庚子閏五月庚申條，第103頁。[22] 《弇州史料》前集卷一九《馮宋公傳》，第79-81頁。[23] 關于徐達軍失利的原因，《弇州史料》認為“師數發??，而心易虜，驟與之戰，不利，死者萬余人。”《弇州史料》前集卷一九《徐中山世家》，第30頁。《劍橋中國明代史》認為是蒙古軍隊通過消耗明軍，爾后展開決戰的方式擊敗明軍?！睹馈窅鄣氯A·L.德雷爾：《明代的軍事起源》，載《劍橋中國明代史》，第113頁?！饵S金史綱》卻提出另外一種說法?！埃ɑ葑冢┯晒疟笨谔映?，乃建巴斯和坦以居守，而漢軍則筑希爾薩和坦相對峙。據傳，在那里，烏哈噶圖汗之子必里克圖祭'札答’，降了風雪，漢軍士馬凍死殆盡，殘部在回歸途中，又被蒙古兵襲至長城腳下。據悉，那些逃兵燒箭桿取暖，卻橫死在灶火里。歇后語所謂'漢軍出了野狐嶺，狐尾變成帽纓子’即由此而起?！敝祜L、賈敬顏：《漢譯蒙古黃金史綱》，第42-43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這一神話傳說是否反映了嶺北之役發生時的氣候條件及影響的客觀狀況，值得研究。東路軍遭遇水源缺乏的事實，也揭示了明軍在蒙古大漠遭遇了不明環境帶來的諸多障礙?！爸辽８鐑郝?，士卒無水渴甚。文忠默禱于天，忽所乘馬跪地長鳴，泉水涌出，人皆以為天助云?！薄睹魈鎸嶄洝肪砥咚模槲湮迥炅录壮綏l，第1373頁。[24] 關于此役明軍死亡人數，不同史料有不同的記載?！稄m州史料·徐中山世家》載“萬余人”，《明史紀事本末·故元遺兵》沿襲了這一記載?！睹魇贰ば爝_傳》卻載“數萬人”，陳建撰明萬歷余仙源刊本《皇明通紀》甚至載“四十余萬人”。參見《明代蒙古史論集》，第15-16頁。但依據上引《太祖皇帝欽錄》史料，嶺北之役中明軍死亡人數應是數萬人。[25] 洪武三年，鄭州知州蘇琦所上奏疏，其核心思想便是依托長城，建立軍鎮，實行軍屯，實施近邊防御?！岸∮?，鄭州知州蘇琦言時宜三事。其一，國家肇造區宇，西北余孽未平，關輔、平涼、北平、遼右與夷虜相接，一有警急，調兵轉粟，事難卒辦。請議屯田積粟，以示久長之規。其二，宜選股肱重臣，才兼文武，練達邊事，分鎮要害，以統制諸番。若其來歸也，待之以誠，懷之以德；其叛也，喻之以義，示之以威，專明恩信，遠示綏懷，勿啟邊釁，以疑遠人；勿連兵禍，以勞中國。其沙漠非要害之處，當毀其城郭，徙其人戶于內陸?！现^中書省臣曰：'屯田以守要害，此馭夷狄之長策。李牧、趙充國常用此道，故能有功。……琦言有可采者，其參酌行之?！薄睹魈鎸嶄洝肪砦錙，洪武三年三月丁酉條，第977-978頁。盡管朱元璋對這一規劃頗為贊同，但同時又制定進攻蒙古大漠的計劃，可見當時朱元璋本人也處在攻或守的矛盾之中。而嶺北之役促使朱元璋決定采納蘇琦的建議，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一直經營長城防線。如洪武六年便將北邊戰略改為防御?！按髮④娢簢爝_分遣左副將軍李文忠、濟寧侯顧時、南雄侯趙庸、潁川侯傅友德、永城侯薛顯、鞏昌侯郭子興、臨江侯陳德、營陽侯楊璟、都督僉事藍玉、王弼統騎兵，右副將軍馮勝、右副副將軍湯和同南安侯俞通源、永嘉侯朱亮祖、宜春侯黃彬、都督何文輝、平章李伯升、都督僉事張溫等統步兵，分駐山西、北平等處，相機擒討殘胡。遣指揮李玉入奏。詔可之?！薄睹魈鎸嶄洝肪戆巳?，洪武六年六月丙午條，第1486頁。直到洪武后期，朱元璋才藉納哈出投降之機，命藍玉奇襲北元汗廷，但旋即再次回歸長城防御，已不復當年之勇。[26] 《明代蒙古史論集》，第11-22頁。《北元初期史實略述》，載《明清蒙古史稿》，第5-8頁。[27] 《明太祖實錄》卷七四，洪武五年六月戊寅條，第1358-1359頁。[28] 關于西路軍進軍路線，馬順平利用黑水城出土文書，有更詳細的考察。參見馬順平《洪武五年明蒙戰爭西路戰役研究》（達力扎布主編《中國邊疆民族研究》第3輯，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0年4月，第6—12頁）。[30] 《明太祖實錄》卷七四，洪武五年六月癸卯條，第1371頁；卷七六，洪武五年十一月壬申條，第1406頁。[31] 《弇州史料》前集卷一九《馮宋公傳》，第82頁?！睹魇贰芬怖^承了這一記載。（清）張廷玉等：《明史》卷一二九《馮勝傳》，第3797-3798頁，中華書局，1974年版。[33] 和田清對這一現象進行了研究，參見《明代蒙古史論集》，第15-16頁。[34] 陳學霖：《俞本〈紀事錄〉與元末史料》，載《史林漫識》，第204-228頁。[35] 《紀事錄》卷上，載《史林漫識》，第427頁。[36] 但據《明史紀事本末》的記載，馮國用、馮勝尤其前者類于儒士?！岸ㄟh人馮國用與弟國勝率眾歸附。太祖奇之，曰：'爾被服若是，其儒生耶？愿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帝王之都。愿先拔金陵定鼎，然后命將四出，救生靈于水火，倡仁義于遠邇，勿貪子女玉帛，天下不難定也?！娲髳?，俾兄弟皆居帷幄，預機密焉?！薄睹魇芳o事本末》卷一《太祖起兵》，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3頁。當時徐達、常遇春諸人尚僅限于一武莽匹夫，遠未達到這種認識。可見馮氏兄弟在早期朱氏政權中，是兼具文武的兩位重要人物。馮國用能說出此番大義，應說明他早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那么，馮勝也應該有相似的經歷與才識。開國諸將中，馮勝是最晚被朱元璋殺害的一批，也顯示了他具有韜光養晦的才智?？傊?，馮勝才識究竟如何，值得進一步考察。[37] 朱元璋最早追隨濠州郭子興，勢力漸大。在郭身死及部隊為龍鳳政權收編后，朱元璋脫離郭氏政權，向南渡過長江，占領采石與集慶，建立太平興國翼元帥府，從此縱橫江南，建立起獨立的政權。朱元璋與這一群體的關系較為密切。比如至正二十年，巢湖系將領、江南行樞密院僉院趙伯仲棄城逃跑?！疤媾唬?#39;主將不能堅守城池，城陷遠遁，當誅之?！Ｓ龃赫娫唬?#39;伯仲系渡江舊勛，宜曲赦之?！嬖唬?#39;不依軍法，無以警后！’賜弓弦令自盡，而官其弟庸行樞密院事?！薄睹魇芳o事本末》卷三《太祖平漢》，第37頁。朱元璋與渡江群雄的關系，也相應經歷了由相對平等的關系到嚴格的君臣尊卑。渡江作戰，是朱元璋政權發展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對于最早與朱元璋一同渡江的親信勢力，談遷最早將之視為一個群體，以“渡江勛舊”來概括。在評論朱元璋誅邵榮時，談稱：“噫！彼渡江舊勛舊，俱魚服之侶，臣主未定，等夷相視，見兵柄獨握，未免為所欲為耳。雖桀驁犯大不韙，吾未敢遽臣屬之也。”《國榷》卷一，至正二十二年七月丙辰，第299頁。李新峰借鑒了這一提法，對渡江前后朱元璋集團內部君臣地位尚未建立，較為平等的關系，以及由此導致的朱、邵權力之爭進行論述?！渡蹣s事跡鉤沉》，《北大史學》第8期，第77頁。[38] 《紀事錄》卷下，載《史林漫識》，第450頁。[39] 《紀事錄》卷下，載《史林漫識》，第445頁。[40] 多種版本甘肅地方志皆未載此事。（明）陳光：（萬歷）《莊浪匯記》，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復制中心影印甘肅省圖書館藏明刻本，1992年。（明）周一敬：《甘肅鎮考見略》，據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十二年刻本拍攝，全國圖書館縮微文獻復制中心，1992年。（明）李應魁：（萬歷）《肅鎮志》，《中國方志叢書》影印清高彌高順治十四年重刊本,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清）楊春茂纂，張志純等校點：《重刊甘鎮志》，甘肅文化出版社，1996年版。（清）許容等：（乾?。陡拭C通志》，《中國邊疆叢書》第2輯影印清乾隆元年刻本，文海出版社1960年版。（清）鐘賡起：（乾隆）《甘州府志》，《中國方志叢書》影印清乾隆四十四年刻本，成文出版社，1976年版。（清）邵陸：（乾隆）《莊浪縣志》，《中國方志叢書》影印清乾隆三十四年抄本，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這種情況不知是否和方志旨在光揚地方，不便記載當地負面之事的撰述宗旨有關，因為馮勝洪武二年放棄河州之事，在《紀事錄》、《明太祖實錄》與《明史》中皆有記載，而兩個版本的《河州志》卻也不載此事。參見下文。[41] 《明太祖實錄》卷七六，洪武五年九月丁酉條，第1401頁。[42] 《明太祖實錄》卷八O，洪武六年三月壬子條，第1451頁。[43] 《弇州史料》前集卷二三《馮宋公傳》，第83頁。[44] （明）王世貞：《弇山堂別集》卷八六《詔令雜考二·與徐常馮》，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1645—1646頁。[45] 《秘閣元龜政要》卷七，《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第474頁，齊魯書社，1996年版。[46] （萬歷）《肅鎮志》卷一《地理志·沿革》，第11頁。[47] （清）張玿美、曾釣等：《五涼全志》卷一《地里志·沿革》，《中國方志叢書》影印清乾隆十四年刊本，第20頁，成文出版社，1976年版。[48] （明）黃金：《皇明開國功臣錄》卷二O《宋晟傳》，《明代傳記叢刊》，第225-226頁，明文書局，1991年版。[49] 《明太祖實錄》卷二一六，洪武二十五年二月癸酉條，第3183頁。宋晟一度控制了亦集乃?！埃ê槲洌┦吣晡逶掠懳鞣亚?，至亦集乃路，擒元海道千戶也先帖木兒、國公吳把都剌赤等，俘獲萬八千人，送酋長京師，簡其精銳千人補卒伍，余悉放遣?！薄睹魇贰肪硪晃逦濉端侮蓚鳌?，第4245頁。不過明軍并未在當地駐扎，撤走之后，蒙古部落重新占據此地。“迤北王子、國公、司徒以下十余人帥所部駐亦集乃，乞內附。（何）福以聞。帝令庶子楊榮往佐福經歷，其眾悉降。福親至亦集乃鎮撫之，送其酋長于京師。”《明史》卷一四四《何福傳》，第4073頁。[50] 《明太祖實錄》卷二二四，洪武二十六年春正月癸亥條，第3276頁。[51] 梁志勝：《洪武二十六年以前的陜西行都司》，《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9年第3期。[52] 邵如林：《甘肅明肅王初探》，《西北史地》1992年第4期。[53] 《明太祖實錄》卷二三一，洪武二十七年春正月辛酉條，第3375頁。[54] 《明史》卷四二《地理志三·陜西》，第1014-1016頁。《皇明九邊考》的記載明顯有誤，不知何據?！昂槲渚拍?，設甘州等五衛于張掖，設肅州衛于酒泉，設西寧衛于湟中，又設鎮番、荘浪二衛。又于金城設蘭州衛，皆置將屯兵拒守。”（明）魏煥輯：《皇明九邊考》卷九《甘肅鎮·甘州城·保障考》，《中華文史叢書》第3輯影印國立臺灣師范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第352頁，臺灣華文書局，1968年版。[55] 《明太祖實錄》卷七六，洪武五年十一月壬子條，第1403頁。[56] 《明太祖實錄》卷一一O，洪武九年冬十月丙辰條，第1820頁。[57] 郭紅：《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第83頁，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1年。[58] 《明太祖實錄》卷二O六，洪武二十三年十二月甲戌條，第3075頁。[59] （明）李賢等：《大明一統志》卷三七《陜西都指揮使司·建置沿革》，影印明天順五年內府刻本，第652頁，三秦出版社，1992年版。[60] 《大明一統志》卷三七《陜西都指揮使司·建置沿革》，第653頁。[61] （萬歷）《肅鎮志》卷一《地理志·沿革》，第10頁。[62] 《重刊甘鎮志·地理志·沿革》，第22頁。[63] 《讀史方輿紀要》卷五三《陜西十二·甘肅鎮》，第2713頁。[64] 《明代都司衛所建置研究》，第78，79頁。[65] 《紀事錄》卷下，載《史林漫識》，第445頁。[66] （明）朱?撰修，吳忠禮箋證，劉忠芳審?！秾幭闹竟{證》卷上《沿革》，寧夏史料叢書，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頁。[67] （明）胡汝礪編、（明）管律重修（嘉靖）《寧夏新志》卷一《寧夏總鎮·建置沿革》，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頁。[68] 楊志玖：《元代回族史稿》，第59-72頁，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69] 《紀事錄》卷下，載《史林漫識》，第433頁。[70] 《紀事錄》卷下，載《史林漫識》，第433頁。[71] 《紀事錄》卷下，載《史林漫識》，第456頁。[72] 劉迎勝：《察合臺汗國史研究》，第2頁，第66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73] 田衛疆：《東察合臺汗國疆域范圍及其變遷考釋》，《新疆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4期。[74] 關于明初東察合臺汗國與帖木兒帝國的戰爭，參見朱新光《東察合臺汗國與帖木兒帝國之戰及影響》，《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75] 田衛疆：《十四世紀末至十五世紀初的東察合臺汗國》，《新疆社會科學》1988年第4期。[76] 對帖木兒帝國東征之事，永樂朝廷是知道的。故而以甘肅總兵官節制除寧夏外整個陜西的軍隊?！肮锼?，甘肅總兵官左都督宋晟奏韃靼察罕帖木兒來歸，言虜黨伯客帖木兒欲寇甘肅、寧夏。上即日封晟所奏付寧夏總兵左都督何福，令嚴固守備?！埃鳎钍科娴龋骸睹魈趯嶄洝肪矶?，永樂元年十一月癸巳條，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北?，第455頁，1962年。“庚寅，敕甘肅總兵官左都督宋晟曰：'回回倒兀言撒馬兒罕回回與別失八里沙迷查干王假道率兵東向，彼必未敢肆志如此，然邊備常不可怠。昔唐太宗兵力方盛，而突厥徑至渭橋，此可鑒也。宜練士馬、謹斥堠、計糧儲，預為之備?！薄睹魈趯嶄洝肪砣?，永樂三年春二月庚寅條，第658-659頁。[77] 《北元初期史實略述》，載《明清蒙古史論稿》，第7頁。[78] （明）宋濂等：《元史》卷四五《順帝紀八》，第952-953頁，中華書局，1976年版。[79] 韓儒林主編：《元朝史》，第180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80] （元）劉佶：《北巡私記》，國學文庫第45編，第4-5頁，文殿閣書荘重印云窻叢刻本，1937年版。[84] 《北元初期的疆域和汗斡耳朵地望》，載《明清蒙古史論稿》，第38-41頁。[85] （朝鮮）鄭麟趾：《高麗史》卷四一《世家卷第四十一·恭愍王四》，第630頁，朝鮮科學院，1957年版。[88] 《明史》卷三《太祖紀三》，第45頁，第47頁。[89] 《紀事錄》卷下，載《史林漫識》，第449頁?！睹魈鎸嶄洝纷魇晁脑??！懊l國公鄧愈為征西將軍，大都督府同知沐英為副將軍，率師征討吐蕃。先是，吐蕃所部川歲邀殺使者鞏哥鎖南等，故命愈等討之?！薄睹魈鎸嶄洝肪硪灰灰唬槲涫晗乃脑乱矣蠗l，第1851頁?！睹魇贰费匾u了這一記載?！睹魇贰肪矶短婕o二》，第32頁；卷一二六《鄧愈傳》，第3751頁?！都o事錄》所載年月，因系俞本晚年回憶，多有錯訛，本文以實錄為準。[90] 《明太祖實錄》卷二一二，洪武二十四年九月乙酉朔條，第3141-3142頁。有學者將西北邊疆政策概括為“放棄西域，重點經營甘青藏族地區”。楊秀清：《試論明朝對西北民族問題的決策》，《民族研究》1994年第6期。董倩也提出明朝逐漸退出西域，經營甘青藏地區的觀點。董倩：《明朝對西北民族地區的經營析論》，《中央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4期。[91] [法]伯希和：《〈明史〉中的火州及賽亦火辛》（Paul Pelliot, Le Hoja et Sayyaid Husain de I Histoire des Ming），《通報》，1948年版。[92] [日]衫山正明著，特克希譯：《豳王出伯及其世系——元明史料與〈穆伊茲·安薩布〉之比較》，原載《史林》，第65卷第1號，1982年，譯文載內蒙古社會科學院情報研究所編：《蒙古學譯文選》（歷史專集），1984年，第81-94頁。[93] 胡小鵬：《察合臺系蒙古諸王集團與明初關西諸衛的成立》，《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5期。胡小鵬《元代河西諸王與甘肅行省關系述論》一文論述了出伯系察合臺后王與甘肅行省的關系。載《甘肅社會科學》1992年第3期。程利英表達了相似的觀點。參見《明初關西七衛探源》，《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6年第4期。《明代關西七衛與西番諸衛》，《西藏研究》2005年第3期。[94] （明）王士性著，呂景琳點校：《廣志繹》卷一《方輿崖略》，《元明筆記史料叢刊》，第12頁，中華書局，1981年版。[95] 明政權起源于南方的特點，吸引了史家的關注。檀上寬提出“南人政權”的概念。[日]檀山寬：《明王朝成立期的軌跡——洪武朝的疑獄事件與京師問題》，載《日本中青年學者論中國史·宋元明清卷》，第329-36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96] 《紀事錄》，載《史林漫識》，第440頁。這條記載并不見于明清兩個版本的《河州志》。（明）吳禎撰，劉承學、朱璉重修：（嘉靖）《河州志》，《中國西藏及甘青川滇西藏方志匯編》，學苑出版社，2003年版。（清）王全臣：（康熙）《河州志》，《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第1輯·西北稀見方志文獻》第49卷，蘭州古籍書店，1990年版。[97] 《明太祖實錄》卷五六，洪武三年九月甲寅條，第1098頁。[98] 秦川：《明朝對甘青藏族地區的政策》，《甘肅社會科學》1991年第6期。[99] 武沐、王希隆：《論清代河州的再度興起》，《回族研究》2001年第2期。[100] 《明太祖實錄》卷四七，洪武二年十二月辛巳條，第937—938頁。[101] 《明史》卷一二九《馮勝傳》，第3797頁。北大醫學部教授：如何活得長、病得晚、老得慢、死得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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