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研究 ‖避害止爭：快遞收寄驗視法律性質探究

鄭佳寧

(中國政法大學 民商經濟法學院，北京100088)

引言

隨著流通經濟的轉型升級，快遞行業的發展猶如阪上走丸，迅速形成了燎原之勢，運輸網絡遍布全國。2015年快件投遞總量已突破200億大關，相比2014年，業務增長率將近50%。［1］但與此同時，一些不法分子也開始選擇快件寄遞渠道作為其運輸禁寄、限寄物品的重要方式，快件炸彈、快件自燃、有毒快件泄漏等安全事故時有發生，①如何保障快遞服務活動的安全日益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點話題。國務院在2015年10月發布的《關于促進快遞業發展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指出：保障寄遞渠道安全，增強快遞行業發展的安全基礎是我國快遞行業發展的基本原則。法律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和平，法律界定每個社會主體的行為邊界與利益范圍，以避免不法行為對社會秩序的侵害，此為“避害”，并防止利益不清所引發的持久爭論，此為“止爭”。收寄驗視制度的目的亦是如此。我國在快遞行業積極推行收寄驗視制度時，應著力剖析該制度的法律性質，細致甄別其中的權利義務，完善權利救濟與義務追責制度，以充分發揮收寄驗視制度避害止爭的重要作用。

一、快遞安全的首要關口：收寄驗視

收寄驗視制度起初是作為保障郵件寄遞安全的重要措施而進入法律視野的。1986年第一部《郵政法》明確規定了郵政企業及其分支機構擁有對郵件進行驗視的權利。①后因快遞行業的迅速發展，出于保障寄遞渠道安全的需要，收寄驗視制度開始被引入到快遞行業。2008年發布實施的《快遞市場管理辦法》明確要求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必須在快遞服務的收寄環節進行收寄驗視，2013年修訂的《快遞市場管理辦法》再一次重申了此項要求。②近年來，鑒于安全事故的頻發，業內一致認為收寄驗視制度系從源頭上控制快件風險的利器，統一規范收寄驗視的具體操作流程的呼聲迭起。正是在現實需求的推動下，2015年5月國家郵政局在發布的《郵件快件收寄驗視規定（試行）》中，從適用范圍、驗視內容、處理結果、企業職責等方面對收寄驗視的操作流程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梳理。

快遞服務的收寄驗視是指在快遞服務的收寄環節，對寄件人所交寄的快件，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應當場查驗該快件是否符合快件寄遞安全的相關規定，并對快件的相關信息進行核實。快遞服務合同成立后，寄件人須依約定交寄快件，提供必要的信息并接受驗視，之后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方可提供快遞服務。結合快遞行業的實踐和相關法律法規的具體規定，本文認為，我國快遞服務的收寄驗視制度具有以下三個特點：

第一，收寄驗視為快遞服務合同的法定內容。業內一般認為，快遞行業屬于準公共服務領域。［2］快遞行業的外部性十分明顯，無論是健全運輸網絡，方便公眾生活，還是利用公共基礎設施、信息資源，快遞行業都不僅僅是一個單純的競爭性純商業領域。其“門到門”提供運輸服務和增值服務的行業特點，決定了快遞行業的準公共服務的法律屬性。正因如此，快遞服務的安全關系到不特定多數人的公共利益，禁寄、限寄物品的寄遞不但會損害到特定收件人，還會對整個寄遞網絡所涉及的社會公眾的人身和財產造成威脅。因此，收寄驗視為快遞服務合同的法定內容，不可依約定將其排除。

第二，收寄驗視兼具“安全性”和“確定性”雙重功能。其一，收寄驗視能夠從快遞服務的起點確保快件的“安全性”，以避免危險事件的發生。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應當按照相關法律規范，在收寄時拒絕禁寄物品進入寄遞渠道，防止禁寄、限寄物品以普通物品的名義進行運輸。其二，檢查、核對快件內容的“確定性”，以防止索賠爭議頻現。明確收寄物品的相關信息是快遞服務的前置程序，這便于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合理安排運輸工具、線路和費用，甚至決定是否攬收這一快件。寄遞合同雙方也能在此基礎上對快件的基本信息達成一致意見，減少快件丟失、毀損時所產生的索賠爭議。

第三，快遞服務的收寄驗視在操作時面臨重重困難。較之于郵政服務的收寄驗視，快遞服務的收寄驗視的執行難度更大。這主要是因為：其一，快件的收件場所為寄件人的住所或其指定的場所，上門取件的快遞業務員很難攜帶檢驗和監控設備；其二，快遞業務員素養有待提升，其入職條件較低，知識水平有限，工資也往往直接和攬收的業務量、時效性掛鉤，這就造成快遞業務員在一些情況下很難對快件的安全性進行準確判斷，甚至為了追求利潤鋌而走險，非法收寄禁寄、限寄物品。

在此需要指明的是，收寄驗視制度是權利義務的結合體，包括兩個維度的法律關系：一是內部法律關系。內部法律關系是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與寄件人之間基于快遞服務合同所產生的債權債務關系，其主要目的在于明確雙方的利益范圍，定分止爭，防止爭議頻現。收寄驗視是快遞服務合同的有機組成部分，在收寄驗視中，企業有權對其所收取的快件當場驗視，與之相對應，寄件人具有接受驗視的義務。快遞服務合同中債權群和義務束的重要組成部分由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與寄件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構成。二是外部法律關系。外部法律關系是指寄件人與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對不特定第三人的注意義務，其主要目的在于劃定寄件人與經營快遞業務企業的行為自由的界限，避免不法行為對社會秩序的侵害。雖然寄件人、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具有締結快遞服務合同的自由，但是其行為自由必須以尊重快遞服務合同主體以外的民事主體的人身和財產權利為前提。換言之，其行為自由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權益。

當前，學界對收寄驗視的內部法律關系關注不夠，通常認為收寄驗視是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的法定義務。這完全忽視了收寄驗視的內部法律關系，導致對收寄驗視的法律性質的認識不夠深刻。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剖析收寄驗視的內部法律關系，并在此基礎上重塑收寄驗視的責任體系。

二、夯實收寄驗視的權利根基

作為快遞服務的提供者，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擁有在快遞服務中收寄驗視的權利。但也有觀點認為，應當將《郵政法》第25條所確立的收寄驗視制度定性為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基于快遞服務合同所負擔的法定義務。［3］本文認為，《郵政法》第25條所確立的法定義務并非是基于快遞服務合同所產生的。正如上文所言，整個收寄驗視制度實際上包含了雙重法律關系：內部法律關系和外部法律關系。《郵政法》第25條所確立的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的法定義務，本質上是基于外部法律關系所產生的。簡言之，該法定義務的真實內涵是基于對整個快遞服務安全性的保障，郵政監管部門規定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的法定義務。而在內部法律關系中，快遞服務合同一旦成立，寄件人應當交寄符合寄遞安全要求的快件，并有義務接受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的驗視。與之相應，根據合同中權利與義務相對應的規則，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有權要求對寄件人交寄的快件進行驗視。因此，從內部法律關系的視角來看，基于快遞服務合同，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具有收寄驗視的權利。

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的經營活動，主要采取直營連鎖經營或加盟連鎖經營模式，即依靠企業自身力量建設直營分支機構，或選擇加盟者擴大經營網絡。兩種經營模式的核心都是以連鎖經營的模式開拓業務規模，提高經濟收益，這也是由快遞行業依靠寄遞網絡資源生存發展的行業特性所決定的。因此，我國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一般都擁有龐大繁雜的子公司、分公司、營業部等，這些經營網點具體承擔著快件的攬收工作，在經營許可或備案的基礎上可以行使對快件內件的收寄驗視權。［4］不過，在具體實踐中，這項工作是由負責攬收的快遞業務員完成的，基于其雇員身份，由其代表企業與寄件人訂立快遞服務合同，在辦理交寄手續時當然可以對寄件人交寄的物品進行檢驗。 

收寄驗視旨在確定快件的“安全性”和“確定性”，包含兩項內容：第一，快件是否屬于禁寄、限寄物品。①這些禁寄、限寄物品不僅威脅到快遞業務員的人身安全，還會危及不特定他人的人身和財產安全，甚至危及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應當被嚴格禁止。快遞業務員一旦在攬收時發現禁寄、限寄物品，應當拒絕辦理交寄手續，并按照規定及時向有關部門匯報。另外，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還可在法定禁寄、限寄物品名錄的基礎上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進一步明確本企業的禁寄、限寄物品名錄，并以服務承諾的方式向社會公布。以百世快遞為例，其在法律法規的規定之外，將貴金屬、古董、動植物標本、易碎品、電池類等物品也納入到該企業的禁寄、限寄物品名錄中。②第二，快遞運單上所填寫的快件信息是否與真實情況相符。寄件人在交寄物品時，需要填寫快遞運單，在該運單上對寄件人、收件人以及與快件相關的基本信息進行說明，并以簽字的方式予以確認。所寄遞物品的不同，對運費、包裝、運輸方式等均有影響，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會根據寄遞物品的情況來決定合同的具體條款，甚至決定是否締約；同時，快遞運單上經確認的快件信息亦是所寄遞物品丟失、損毀時的重要賠償依據。因此，快遞業務員在收寄環節有權對快件內件進行檢查，并核對寄件人填寫信息的真實性和有效性，發現填寫信息與快件內件不符時，快遞業務員可以提醒寄件人予以更正，在其不更正的情況下拒絕收寄。

具體而言，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在收寄驗視過程中可以行使以下三項權利：第一，對交寄物品進行檢查的權利。快遞業務員在收寄環節要求寄件人拆開物品封裝，接受安全性和確定性的檢查，是快遞服務收寄驗視制度的核心所在。收寄環節的檢查往往由快遞業務員通過對交寄物品的現場目檢完成，具體范圍包括：快遞運單信息是否完整、清楚，交寄物品是否與運單信息相符，交寄物品是否存在潛在危險，是否存在超量寄遞等。第二，要求提供相關證明的權利。現實中通過寄遞渠道運輸的物品五花八門，種類繁多，諸如毒品、劇毒物質、爆炸物和假發票等。［5］單憑快遞業務員的目檢很難識別出所有交寄物品的屬性，因此快遞業務員無法有效確認交寄物品的性質時，有權要求寄件人出示安全證明文件，如檢疫證明、化學品合法使用證明等。第三，拒絕收寄交寄物品的權利。在寄件人拒絕開拆驗視，快遞運單信息不真實完整，交寄物品為禁寄、限寄物品以及其他不符合寄遞安全的情形下，快遞業務員在充分說明理由后，可以拒絕收取寄件人的交寄物品。如果發現交寄物品屬于危害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的違法物品，快遞業務員可以直接扣留交寄物品，并按照程序向有關部門報告。①

快遞服務的“門到門”和時效性的特點決定了大多數收寄環節由上門取件的快遞業務員單獨完成，由于專業金屬檢測設備體積龐大，成本昂貴，一般很難隨身攜帶，所以實踐中收寄驗視的具體檢查方法為人工目檢而非設備機檢。［6］然而寄件人交寄的物品名目不一，從個人消費用品到工業配送商品，無法要求快遞業務員僅憑自身的知識水平來識別所有交寄物品的屬性。另外，即便借助微劑量X射線等高科技檢測設備對交寄物品進行檢查，現代技術存在的客觀缺陷和盲區仍然導致機檢亦不能保障交寄物品的絕對安全。因此，筆者認為，應當將快遞服務的收寄驗視視為一種形式上的檢查，不能認為一旦通過驗視，快件就百分之百安全，更不能由此免除寄件人的責任。同時，只要快遞業務員嚴格執行了收寄驗視的法定程序要求，就不應過分苛責其個人。畢竟，快遞服務由諸多寄遞環節共同構成，涉及公共交通工具、公共場所等公共領域，各經營網點、各有關部門都有責任對進入該環節、該領域的快件進行檢查，“即查即停”，一旦發現不安全因素立即停止對該快件的寄遞，并按有關法定程序進行處置，以維護社會公眾的人身和財產的安全。

三、強化收寄驗視中的寄件人義務

在收寄驗視的內部法律關系中，寄件人因快遞服務合同而與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形成債之關系。債之關系通過給付義務創設出債權人與債務人之間的緊張關系，這種緊張關系即為“法鎖”，債務人須在一定的給付行為條件下方能解開該“法鎖”，由此促成了金錢、貨物以及服務的流動。［7］ 因此，基于快遞服務合同，為了促成快遞服務的順利進行，寄件人在收寄驗視中須切實履行以下三項義務：如實提供快件信息的義務、特殊物品的告知義務以及接受驗視的義務。美國聯邦快遞在其服務指南中，也要求寄件人必須提供所有履行寄遞服務所必需的信息，并對交寄的快件進行合理分類、包裝和標識，以充分顯示特殊物品的相關性質。②

（一）如實提供快件信息的義務

掌握與快件有關的基本信息是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進行快遞服務的基本前提，物品的名稱、類別和數量等，直接關系快件運輸的費用、方式以及其他具體要求，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只有在知悉物品的相關信息后方可安排具體的寄遞行為。所以，寄件人應當恪守誠實信用原則，在填寫快遞運單時應履行如實提供快件信息的義務。具體而言，寄件人應當在快遞業務員的指導下，如實提供快件的名稱、性質以及數量等重要信息，以保證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做出合理的安排，確保快件寄遞過程中的安全性。

快遞服務的收寄驗視制度旨在對寄遞物品的安全性和確定性進行核實，因此當快遞業務員對寄件人所寄遞快件的安全性存在疑問時，寄件人當然負有提供相應證明文件的義務，在特殊情形下，快遞業務員還可以進一步要求寄件人出具書面憑證的原件。這是因為：首先，寄件人對其所交寄物品最為熟悉，要求其出具的相關證明文件具有現實可行性，無論其是否為交寄物品的所有權人，寄件人都應當對現實占有的交寄物品有支配力。其次，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會根據寄遞物品的性質選擇適宜的運輸方式以保證快件按時送達，而寄件人提供的相應的證明文件則成為選擇運輸方式的重要依據。最后，現實中客觀存在寄件人主觀上為了規避許可管理、高額運費等而謊報內件品種的情況，要求其提供證明文件可以有效避免此種法律風險的發生，從寄遞源頭上減少或消滅利用寄遞渠道進行違法行為的現象，保證企業的合法權益。證明文件的類型根據交寄物品的具體情況而定，如普通化學品的寄遞需要提供由地區衛生管理部門出具的化學品毒性鑒定書，超量煙草的寄遞需要提供由煙草專賣行政管理部門出具的煙草準運證，大宗藥品的寄遞需要提供由區域食品藥品監督管理部門出具的藥品生產經營的資質證明，等等。

（二）特殊物品的告知義務

特殊物品的告知義務是指，寄件人在交寄快件時，應當本著誠實信用之原則，如實向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告知其交寄快件的特殊性質，并采取適當措施，以利于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作出考量，從而維護其利益。①快遞服務涉及公共安全，寄件人在交寄物品后就失去了對快件的實際控制，因此，寄件人也應當在收寄環節承擔特殊物品的告知義務，從源頭上防止風險延伸到快件運輸的其他環節當中。

結合快遞行業的實際業務操作，筆者總結出以下幾類特殊物品的告知義務：第一，異型物品應當進行重量、體積的專業核準。和傳統物流運輸不同，我國快遞服務合同對快件的重量以及體積有所限制，為了保障快件的時效性和寄遞物品的安全性，過大過重的快件應采用物流運輸的方式更為合適。因此，異型物品的寄件人應當提前通知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并接受其現場核準。第二，貴重物品應當進行價值聲明，并簽訂保價條款。貴重物品通過快件的方式進行運輸具有相當高的風險性，一旦毀損，產生的賠償金額往往與快遞運費不能形成公平的對價，尤其是一些古董、高價藝術品的價值本身就很難估量。為此，寄件人應當在交寄貴重物品時進行價值聲明，并提供相應的質量鑒定證明，同時還應簽訂有關損害賠償的保價條款。第三，液體類、粉末類物品應當保有原包裝，并進行合理標識。液體類、粉末類物品可以通過快件進行寄遞，但是其在寄遞過程中極易發生破碎、泄露、散落等現象，因此寄件人應當保證液體類、粉末類物品的原包裝完整，或防止拆封后再次包裝時的不當操作。另外，寄件人還應按照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的要求，在快遞運單及快件外包裝上進行標識，以供航空運輸、鐵路運輸的安全檢查需要。第四，普通化學品應當按指示進行交寄。對于不屬于《危險化學品名錄》《禁寄物品指導目錄及處理辦法（試行）》中的普通化學品，可以通過快件寄遞渠道進行運輸，但是寄件人必須前往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指定的專門營業場所，或是在企業安排的專門人員在場時辦理交寄手續。同時，寄件人還必須提供未確定安全性的普通化學品的專業證明，并進行妥善封裝。第五，生鮮類物品應當在交寄時聲明，并選擇專項寄遞服務。生鮮類物品一直是快遞服務中的重要類型，既包括植物類的水果、蔬菜，也包括具有生命特征的海鮮、河鮮。一般來說，生鮮類物品可以寄遞，但是需要寄件人事先聲明并經核準，并按照企業的要求，選擇當日達、次日達等專項增值寄遞服務，以保證生鮮類物品在寄遞過程中不發生腐爛、變質的現象。

（三）接受驗視的義務

在收寄驗視中，寄件人雖然負有如實提供快件信息的義務和特殊物品的告知義務，但是上述兩種義務均依賴于寄件人的自覺履行，寄件人往往出于減少運費等目的而怠于履行其義務。僅憑上述兩項義務，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無法確定其所收取的快件是否符合快遞安全的具體要求，因此，上述兩種義務不足以有效維護寄遞活動的安全，維護快遞市場的良好秩序。據此，寄件人有接受驗視的義務，應當積極配合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驗視其所交寄的快件。通過規定寄件人此項義務，強化寄件人義務的有效履行，夯實快遞安全的法律基礎。

需要注意的是，寄件人接受驗視的義務是一種強制性義務，不得通過約定而排除。即使存在所謂的“免檢”或“抽檢”條款或合同，但因此類條款或合同違反了《郵政法》第75條的強制性規定，可能危及快遞安全，當屬無效約定。寄件人依然必須嚴格履行此項義務，自然不可以此類規定為由而拒絕接受驗視。質言之，收寄驗視是快遞服務中的法定程序，任何人不得以合同約定而將其排除。此外，收寄驗視是一種形式上的驗視，這意味著，寄件人須在此過程中積極配合驗視活動，并依據相關情況做出相應說明。具體而言：首先，寄件人須自覺接受驗視。寄件人不得以快件已封裝等任何理由拒絕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對快件的驗視，更不得以暴力行為阻擾正常驗視。其次，在驗視過程中，當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對快件的內件、封裝材料以及填充材料提出合理疑問時，寄件人有義務對此類疑問做出合理說明，必要時須提供有關部門所出具的相關證明文件。最后，當寄件人所交寄的快件與寄件人所告知或填寫在快遞運單上的信息不符時，寄件人有義務對此做出合理解釋，并協助快遞業務員進一步完善寄遞物品的真實信息。

四、重塑收寄驗視的責任體系

奧斯丁認為，義務是對行為的約束或限制，如果行為人不服從法律的命令與要求，即會遭受法律所施加的不利后果。［8］換言之，對義務的違反將會直接觸發法律責任，法律責任是義務得以履行的重要保障。如果沒有完善的法律責任制度，則法律義務形同虛設，無法發揮約束與限制作用。在收寄驗視中，寄件人與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在內部法律關系和外部法律關系中分別承擔著相應的義務，為了確保義務得以充分履行，促進收寄驗視避害止爭作用的實現，必須將法律責任落到實處。

（一）寄件人的責任

在收寄驗視過程中，基于快遞服務合同，寄件人有如實提供快件信息的義務、特殊物品的告知義務和接受驗視的義務。依債之本旨，債務據債務人之意愿而進行給付，不受他人強制。但是，當債務人應當給付而未給付或不完全給付時，即產生責任，債權人可以申請法院強制執行，而使債務人履行其債務。①若寄件人未履行上述義務，導致快遞服務合同履行受阻，應當承擔相應的違約責任。此外，寄件人如果違反收寄驗視義務，致使在寄遞過程中，因快件本身的性質造成他人的人身或財產損害的，寄件人應當對其侵權行為承擔侵權責任。

寄件人的違約責任源于對快遞服務合同義務的違反。具體表現為：寄件人拒不提供快件信息，提供虛假信息或所提供的信息不明，未告知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特殊物品的性質，拒絕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對其所交寄的快件進行拆封驗視等。快遞服務合同之標的乃運送服務本身，寄件人是否真正有效履行其在收寄驗視中的各項義務直接決定了快件能否在特定的時限內安全、迅速地運至收件人處。寄件人一旦違反上述合同義務，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將無法根據快遞服務合同提供寄遞服務。這將會從根本上導致快遞服務合同履行受阻，合同目的落空。合同的神圣性以及嚴格遵守合同是合同雙方必須恪守的基本原則，但若合同目的已然落空，就有必要使守約方從合同義務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恢復其自由。［9］因此，如果寄件人未能履行其在收寄驗視中的義務而導致合同目的無法實現的，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則具有法定解除權。該解除權的行使屬單方法律行為，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因寄件人違反收寄驗視中的相關義務而要求解除合同的，須向寄件人表明，通知到對方后合同解除生效。企業在行使其解除權后，快遞服務合同開始失效，當事人回到未訂立合同的原初狀態。如果在收寄驗視中發現寄件人所交寄的快件為禁寄、限寄物品，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應根據快件的具體種類及時向相關部門報告或通知寄件人領回。如果寄件人所交寄的不符合禁寄、限寄規定的快件已通過收寄驗視，并進入分揀、運輸和投遞等環節的，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還可以根據《合同法》第97條的規定，要求寄件人賠償其在分揀、運輸和投遞等環節中所支出的合理費用。如果在分揀、運輸和投遞等過程中，該快件對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的財產或其所雇傭的快遞業務員的人身造成損害的，寄件人亦須對此類固有利益的損失承擔損害賠償責任。

寄件人承擔侵權責任的情形，主要是寄件人交寄的快件不符合寄遞安全的要求，致使他人人身或財產遭受損害。在此種情形下，寄件人之所以需要承擔侵權責任，是因為寄件人承擔不損害他人的義務。普芬道夫甚至認為，不損害他人的義務是人類生活的保證，是最為根本的義務。以任何方式對他人造成傷害或損失的人應當承擔賠償損害的責任。［10］快件的安全性直接關系收寄、分揀、運輸和投遞等整個快遞服務環節的安全，一旦出現問題，將嚴重危及他人的合法權益。寄件人雖然具有寄遞快件的自由，但是該自由必須限定在合理的范圍之內，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權益。正如康德所言，嚴格的權利表現為一種可能性，根據普遍的法則，普遍的、相互的強制，能夠與所有人的自由相協調。［11］因此，法律應當協調每個人的權利，收寄驗視是其中重要的協調機制之一。寄件人在寄遞快件時，必須對他人的權益盡到必要的注意義務。若其快件涉及禁寄、限寄物品的，即構成對注意義務的違反。在寄遞過程中，如果快件對他人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寄件人的寄遞行為即屬侵權行為，應承擔相應的侵權責任。《郵件快件收寄驗視規定（試行）》針對寄件人的責任做了明確規定，寄件人未如實提供快件的基本信息或者違反相關規定寄遞禁寄、限寄物品，對他人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的，應承擔侵權責任。①此外，需要注意的是，當寄件人交寄不符合寄遞安全要求的快件導致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受損時，請求權競合理論可以適用。

（二）經營快遞業務企業的責任

收寄驗視制度只有在被寄件人和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共同嚴格遵守的基礎之上方可發揮其安全閥的重要作用。對于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而言，收寄驗視既是其權利亦是其法定的義務。其中，權利是指根據快遞服務合同，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有權對寄件人交寄的快件進行驗視；義務是指基于對他人合法權益的保護，在收取快件時，須當場對快件進行驗視，以保證快件的安全性。［12］因而，對于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而言，收寄驗視并非基于快遞服務合同所生之義務，而系基于對他人人身與財產權益的尊重與維護所生之義務。質言之，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沒有進行收寄驗視，主要承擔的是侵權責任。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在取得經營許可之后，享有在特定地區開展快遞業務的權利與自由，但這并不意味著無限的自由。其在收取快件后，需經分揀、運輸和投遞等諸多環節方可完成快遞服務，在此過程中，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必須保證其經營活動無礙他人民事權益的保護。故法律以命令的形式規定其收寄驗視的義務，扭轉企業的非理性行為，該義務從本質上來說是對他人人身和財產的合理注意義務。然而，在實踐中，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出于拓展市場范圍和提高經營利潤的考慮，違背其在收寄驗視中的義務，侵害了他人的權利空間，威脅了他人的自由及財產安全，沒有發揮好“看門人”的作用，理應承擔侵權責任。

因收寄驗視是對寄件人交寄的快件進行形式上的驗視，即使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履行了收寄驗視義務，也無法完全排除危險物品或者禁寄、限寄物品進入快遞服務的其他環節。據此，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對收寄驗視義務的違反有以下兩種情形：第一，快件未經驗視而直接進入寄遞渠道，從而對他人的合法權益造成損害。在此種情形下，無論是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還是寄件人，對損害的發生均具有過錯。例如，在“蘇州桐君國通快遞有限公司與吳江平望鈦達化工有限公司、昆山市亞龍貿易有限公司侵權責任糾紛案”中，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未履行收寄驗視義務，寄件人也隱瞞了寄遞物品的有毒性。①基于此，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和寄件人應分別承擔與之過錯相應的侵權責任。第二，快遞業務員對寄件人交寄的快件進行了嚴格的驗視，但是由于寄件人的惡意欺騙，使得具有危險性的快件進入到寄遞渠道中，從而導致損害發生。此種情形下，由于快遞業務員在客觀上已經全面地履行了收寄驗視義務且主觀上并沒有過錯，其對最后損害的發生不具有可歸責性，責任應由具有主觀過錯的寄件人承擔。本文認為，在上述兩種情形中，受害人的力量往往較為薄弱，寄件人更可能是在事故發生以后就消失了，要求受害人找到寄件人并提出侵權之訴以獲得相應的賠償存在較大難度，受害人的利益損害難以獲得及時有效的補償。考慮到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經濟實力較為雄厚，社會資源占有率較高，出于便利受害人的目的，應要求企業與寄件人承擔不真正連帶責任。不真正連帶責任意味著，受害人對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和寄件人均有損害賠償請求權。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在承擔損害賠償責任后，可就超出其責任范圍以外的責任依法向寄件人求償。［13］如此，受害人的損失能夠得到及時有效的補償，亦能夠進一步督促收寄驗視制度的真正踐行。

 結語

當今社會，快遞行業的發展勢頭強勁，其運輸網絡、派送終端等時刻與公眾社會聯系緊密。因此，緊抓收寄環節，從源頭上控制寄遞風險，對保障每一個社會成員的人身與財產權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國務院在2015年11月16日發布的《快遞條例（征求意見稿）》中對收寄驗視制度進行了明確規定。②隨后，2016年6月國家郵政局開始實施的《快遞安全生產操作規范》明確將收寄驗視制度從行業標準上升為國家標準。③但是，無論是《快遞條例（征求意見稿）》還是《快遞安全生產操作規范》，都沒能對收寄驗視的法律性質進行深入的剖析，忽略了收寄驗視的內部法律關系，對寄件人在收寄驗視中的義務和責任認識不清。收寄驗視制度具有內部和外部二維法律關系。在收寄驗視內部法律關系中，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擁有對快件進行驗視的權利，而寄件人則有義務予以配合；在外部法律關系中，無論是經營快遞業務的企業還是寄件人，均對他人的人身和財產權益負有注意義務。此外，義務的履行必須以落實責任為最終保障。當因快件自身的安全原因而造成他人損害時，不應一味苛求企業承擔責任，而應搞清事情的整個過程，審慎分析權利義務關系與責任構成，厘清收寄驗視的責任，在彌補受害人損失的前提下，更好地分配損害賠償責任。只有這樣，才能對社會合作中的利益和義務進行合理分配，進一步加強快遞市場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