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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清動蕩的年代，一個名叫盛宣懷的人物如同一道閃電，劃破了中國近代史的天空。他是李鴻章的得力助手，是輪船招商局的掌舵人，更是中國近代工業化的推動者。然而，在這些光環的背后，盛宣懷的名字卻總是與'算計'、'狠辣'等字眼聯系在一起。他如何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幕僚，一步步登上權力的巔峰？在這個過程中，他又如何對待那些曾經的合作伙伴和競爭對手？張謇、徐潤、胡雪巖，這些同樣在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人物，又是如何成為盛宣懷算計的對象？盛宣懷的成功，是靠真才實學，還是依靠無情的算計？讓我們一起走進盛宣懷的人生，揭開這個充滿爭議的歷史人物的神秘面紗。 1870年，一個名不見經傳的青年踏入了李鴻章的幕府，他就是日后叱咤風云的盛宣懷。彼時的盛宣懷，不過是一名普通的文案，被安排在行營內兼營務處會辦。這份工作看似平凡，卻為盛宣懷日后的崛起鋪平了道路。 盛宣懷深知，要在李鴻章的幕府中脫穎而出，必須展現非凡的才能。于是，他開始了自己的'表演'。盛夏炎炎，他不辭勞苦，每日奔波數十里，處理各種繁瑣事務。更令人驚嘆的是，他能在短時間內草擬出洋洋萬言的文稿，而且字字珠璣，頗具見地。這種勤勉與才能的結合，逐漸引起了李鴻章的注意。 然而，真正讓盛宣懷嶄露頭角的，是1872年那份著名的《輪船章程》。當時，李鴻章有意創辦北洋自己的輪船局。盛宣懷敏銳地捕捉到了這個信息，迅速擬定了一份詳盡的報告。在這份報告中，他提出了六條章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重商情'、'商本商辦'的思想。 這份報告體現了盛宣懷超前的商業眼光。在當時'官本官辦'的主流思想下，他大膽提出以商業化的方式經營輪船局。雖然李鴻章最初認為這一想法過于激進，但事實很快證明了盛宣懷的遠見。 在'官本官辦'的模式下，初創的輪船局僅僅運營幾個月就陷入了困境。這時，盛宣懷的建議終于得到了重視。然而，由于資歷尚淺，他并未能成為這項事業的主導。李鴻章將輪船局的總辦一職交給了上海灘著名買辦唐廷樞，會辦則由另一位知名買辦徐潤擔任。盛宣懷只能屈居二人之下，負責官商之間的聯絡工作。 盡管如此，盛宣懷并未因此氣餒。他繼續埋頭苦干，為輪船局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1876年，一個重大機遇擺在了輪船局面前。當時壟斷中國沿海和長江內河貨運業務的旗昌、太古、怡和三家洋行中，實力最強的旗昌公司因經營不善，有意出售其輪運資產。 盛宣懷敏銳地意識到，這是輪船局一舉扭轉局面的絕佳機會。然而，面對如此龐大的收購計劃，唐廷樞和徐潤卻猶豫不決，主要是因為難以籌集足夠的資金。 就在這關鍵時刻，盛宣懷再次展現了他的才能。他先是北上找李鴻章商議，雖然被以華北賑災為由婉拒，但他并未放棄。隨后，他又南下拜訪時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的沈葆楨。憑借一番慷慨激昂的陳詞，盛宣懷成功說服沈葆楨從藩庫籌集50萬兩白銀，并聯合李鴻章向朝廷請示，從江蘇、浙江、江西和湖北各省籌集了另外50萬兩白銀作為貸款。 有了這筆關鍵的資金支持，在盛宣懷的積極推動下，1876年12月31日至1877年1月2日，輪船招商局與旗昌輪船公司最終簽訂了收購合同。輪船招商局以總價222萬兩白銀收購了旗昌的所有產業，這成為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中資企業并購外資企業的成功案例，在當時引起了巨大轟動。 然而，歷史總是充滿戲劇性。盛宣懷為輪船局立下如此大功，非但沒有得到提拔，反而因為朝中頑固派的彈劾，在1882年黯然離開了輪船局。這一挫折并未打倒盛宣懷，反而成為了他日后更加強勢回歸的鋪墊。 盛宣懷的崛起之路，充分展現了他敏銳的商業嗅覺、出色的謀劃能力以及堅韌不拔的性格。這些特質為他日后成為晚清最顯赫的紅頂商人奠定了基礎，也埋下了他與其他商界巨擘之間恩怨的種子。 1882年，盛宣懷離開輪船招商局后，并未就此沉寂。他深知，要在晚清的商界站穩腳跟，必須掌控實權。而輪船招商局，這個他親手推動成立的企業，無疑是最佳的目標。 盛宣懷的回歸之路始于1884年。這一年，中法戰爭爆發，輪船招商局因戰爭損失慘重，陷入了經營困境。朝廷急需一位能力出眾的人來挽救局面，盛宣懷抓住這個機會，以'總辦'的身份重返輪船招商局。 然而，盛宣懷的野心不止于此。他深知，要真正掌控輪船招商局，必須清除所有潛在的競爭對手。首當其沖的就是當時的總辦唐廷樞和總巡馬建忠。 唐廷樞作為上海灘的著名買辦，在商界有著廣泛的人脈和影響力。盛宣懷深知正面對抗難以取勝，于是采取了迂回戰術。他利用自己在官場的人脈，暗中向朝廷進言，指出唐廷樞作為洋行買辦，難免有'通洋'之嫌。在當時反洋情緒高漲的背景下，這一指控無疑是致命的。最終，唐廷樞被迫辭去總辦一職。 馬建忠則是另一個難啃的硬骨頭。作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學歐洲的官員，馬建忠在朝廷中也有一定地位。盛宣懷對付他的手段更加隱蔽。他暗中收集馬建忠在輪船招商局任職期間的一些決策失誤，然后將這些'證據'呈報給李鴻章。在盛宣懷的巧妙操作下，馬建忠最終也離開了輪船招商局。 清除了這兩大對手后，盛宣懷的目光轉向了徐潤。徐潤作為輪船招商局的創始人之一，在公司內部擁有巨大影響力。盛宣懷深知，要完全控制輪船招商局，必須除掉徐潤。 盛宣懷對付徐潤的手段可謂是狠辣。他首先利用自己在官場的影響力，暗中阻撓徐潤的官場晉升。同時，他在輪船招商局內部不斷削弱徐潤的權力，將一些重要決策權從徐潤手中奪走。 更為關鍵的是，盛宣懷利用了徐潤在經營上的一些失誤。1885年，徐潤主導的一項投資決策導致輪船招商局蒙受了巨大損失。盛宣懷抓住這個機會，向李鴻章和朝廷大肆宣揚徐潤的'無能'，同時暗示徐潤可能存在貪污行為。 在盛宣懷的巧妙操作下，徐潤的處境日益艱難。最終，在1886年，徐潤被迫辭去了輪船招商局的所有職務，徹底退出了這個他曾經參與創立的企業。 至此，盛宣懷成功清除了輪船招商局內部所有的潛在競爭對手，徹底掌控了這個當時中國最大的民族企業。他不僅成為了輪船招商局的實際控制人，更借此奠定了自己在晚清商界的霸主地位。 然而，盛宣懷的手段引發了不少爭議。有人稱贊他的果斷和魄力，認為他的行為是為了企業的長遠發展。但也有人批評他的手段過于殘酷，認為他犧牲了其他人的利益來謀取私利。 無論如何，盛宣懷在輪船招商局的爭權奪利，展現了他高超的政治手腕和商業頭腦。他善于利用各種資源，包括官場關系、商界人脈，甚至是對手的弱點，來達成自己的目標。這種能力，在后來的歲月里，讓他在更廣闊的舞臺上呼風喚雨。 盛宣懷的崛起，也反映了晚清時期商界的復雜生態。在這個官商勾結、利益交織的年代，像盛宣懷這樣既有官場背景又有商業頭腦的人，往往能夠占據優勢地位。他們的成功，既是個人能力的體現，也是那個特殊時代的產物。 在盛宣懷的商業生涯中，與張謇的恩怨無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幕。張謇，這位晚清狀元、實業家，本應與盛宣懷是志同道合的伙伴，卻因一場精心設計的'騙局'，成為了盛宣懷商業帝國擴張的犧牲品。 故事要從1896年說起。當時，張謇剛剛創辦了通州大生紗廠，正處于資金緊張的困難時期。恰在此時，盛宣懷向張謇拋出了橄欖枝。他提議由輪船招商局出資10萬兩白銀，入股大生紗廠。對于急需資金的張謇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 然而，盛宣懷的真實意圖并非如此簡單。他早已看中了大生紗廠的潛力，想要將其納入自己的商業帝國。但他深知，以張謇的性格，絕不會輕易放棄對大生紗廠的控制權。于是，盛宣懷開始了一場精心設計的'騙局'。 首先，盛宣懷利用自己在官場的影響力，為大生紗廠爭取到了一系列優惠政策。這些政策包括減免稅收、優先采購等，極大地提升了大生紗廠的盈利能力。張謇對此感激不盡，對盛宣懷的信任也隨之增加。  接著，盛宣懷又以輪船招商局的名義，為大生紗廠提供了大量低息貸款。這些資金的注入，使得大生紗廠的規模迅速擴大，很快成為了江蘇地區最大的紗廠之一。張謇對盛宣懷的感激之情更加深厚。 然而，盛宣懷的真正目的還未顯露。1898年，他提議將大生紗廠改組為股份公司，并承諾將引入更多資金，使大生紗廠成為全國最大的紗廠。張謇被這個宏偉的藍圖所吸引，欣然同意了改組計劃。 改組后的大生紗廠確實如盛宣懷所承諾的那樣，規模迅速擴大。然而，隨之而來的是一系列令張謇始料未及的變化。首先，盛宣懷以'專業化管理'為由，逐步將大生紗廠的管理權從張謇手中奪走。他派遣了一批自己的親信進入大生紗廠的管理層，實際上掌控了公司的日常運營。 其次，盛宣懷通過一系列復雜的財務操作，不斷稀釋張謇在大生紗廠的股份。他利用自己在金融界的影響力，頻繁進行增資擴股，每次增資都以各種理由排擠張謇參與。到1900年，張謇在大生紗廠的股份已經從最初的控股地位降至不足20%。 更令張謇感到憤怒的是，盛宣懷開始利用大生紗廠的資源為自己的其他企業服務。他強制大生紗廠以高于市場的價格購買自己控制的煤礦的煤炭，又以低于市場的價格向自己的紡織廠供應紗線。這些操作雖然損害了大生紗廠的利益，卻極大地增加了盛宣懷其他企業的盈利。 張謇終于意識到自己被騙了。他試圖通過法律途徑維權，但在當時的環境下，這種努力注定是徒勞的。盛宣懷在官場和商界的影響力，遠非張謇所能抗衡。 最終，張謇不得不黯然離開了自己一手創辦的大生紗廠。這家曾經是他引以為傲的企業，如今已成為盛宣懷商業帝國的一部分。張謇在日記中寫道：'吾負人者，人知之；人負吾者，天知之。'這句話無疑是對盛宣懷的控訴。 盛宣懷對張謇的'騙局'，展現了他在商場上的無情和精明。他善于利用他人的信任和弱點，通過一系列看似合法但實際上極具欺騙性的手段，達成自己的目的。這種手段雖然在道德上值得質疑，但在當時的商業環境中卻屢試不爽。 這場恩怨也成為了晚清商界的一個典型案例，反映了當時商業環境的復雜和殘酷。在這個官商勾結、法制不健全的時代，像張謇這樣的實業家往往難以抵抗像盛宣懷這樣既有官場背景又精通商業手段的'紅頂商人'。 盛宣懷作為晚清時期最具影響力的實業家之一，其與洋人的生意往來無疑是其商業生涯中最為精彩的一幕。這段歷史不僅展現了盛宣懷高超的商業手腕，也反映了當時中國與西方列強之間復雜的經濟關系。 盛宣懷與洋人的生意往來可以追溯到1873年，當時他剛剛開始在李鴻章麾下工作。那一年，盛宣懷被派往上海，負責與英國怡和洋行的談判。這次談判的目的是為了購買一批軍火，用于鎮壓太平天國余部。在談判中，盛宣懷展現出了驚人的才能。他不僅成功地壓低了軍火的價格，還巧妙地將付款期限延長到了三年。這次成功的談判，為盛宣懷贏得了李鴻章的賞識，也為他日后與洋人打交道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1880年代，盛宣懷開始大規模與洋人進行商業往來。當時，他已經成為了輪船招商局的實際控制人。為了擴大輪船招商局的規模，盛宣懷決定向英國訂購一批新式蒸汽輪船。在與英國船廠的談判中，盛宣懷表現出了高超的談判技巧。他不僅成功地將船只的價格壓低了20%，還說服英國船廠派遣技術人員來中國，幫助培訓中國的船員和技工。這一舉措不僅節省了大量資金，還為中國培養了一批航海技術人才。 然而，盛宣懷與洋人的往來并非總是一帆風順。1885年，輪船招商局與英國怡和洋行在長江航運權上發生了激烈的沖突。英國怡和洋行憑借其強大的資金和技術優勢，試圖壟斷長江航運。面對這一挑戰，盛宣懷采取了一系列巧妙的策略。首先，他利用自己在官場的人脈，成功地說服清政府出臺了一系列保護本國航運業的政策。其次，他巧妙地利用了當時中國社會的反洋情緒，發動了一場'抵制洋貨'的運動，打擊怡和洋行的聲譽。最后，他還通過低價競爭等手段，與怡和洋行展開了激烈的商業戰。經過兩年的激烈競爭，怡和洋行最終被迫退出了長江航運市場，輪船招商局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地位。 在與洋人的往來中，盛宣懷不僅展現出了高超的商業手腕，還表現出了強烈的民族自尊心。1890年，美國人試圖收購中國電報總局。盛宣懷得知這一消息后，立即向李鴻章進言，指出電報事業關系國家安全，絕不能落入外國人之手。在盛宣懷的建議下，李鴻章否決了美國人的收購計劃，并任命盛宣懷為電報總局總辦。在隨后的幾年里，盛宣懷大力發展中國的電報事業，不僅擴大了電報網絡的覆蓋范圍，還培養了一批中國自己的電報技術人才。 然而，盛宣懷與洋人的往來并非總是對抗性的。在許多情況下，他表現出了高超的合作技巧。1896年，盛宣懷與德國西門子公司合作，在上海創辦了中國第一家現代化發電廠。在這次合作中，盛宣懷不僅成功地引進了先進的發電技術，還通過巧妙的合同安排，確保了中方在合資企業中的控制權。這種既引進先進技術，又保持自主權的做法，成為了后來中國企業與外國公司合作的典范。 盛宣懷與洋人的往來，還體現在他對西方科技的學習和引進上。1903年，盛宣懷主導創辦了天津北洋大學堂工藝科（今天津大學的前身）。他親自前往歐美考察，聘請了一批外國專家來華任教，為中國培養了大批工程技術人才。這種引進西方先進教育理念的做法，對中國近代高等教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總的來說，盛宣懷與洋人的生意往來，展現了他作為一個近代企業家的多面性。他既有與洋人抗衡的勇氣和智慧，又有學習和引進西方先進技術的開放心態。他的這些經歷，不僅反映了當時中國與西方列強之間復雜的經濟關系，也為后來的中國企業家提供了寶貴的經驗。 盛宣懷的晚年生活始于1908年，當時他已年過花甲，正值清朝末年。這一時期的盛宣懷，雖然在商界和政界的影響力依舊巨大，但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和變革。 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相繼去世，朝廷權力更迭。作為洋務派的代表人物，盛宣懷在新的政治格局中顯得有些格格不入。然而，他并未因此而退出政壇。相反，他利用自己多年積累的人脈和經驗，繼續在朝廷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1909年，清廷頒布《欽定憲法大綱》，開始推行立憲改革。盛宣懷作為資政院議員，積極參與了這一改革進程。他提出了一系列建議，包括擴大民間資本參與國家建設、改革教育制度等。這些建議雖然未能完全實施，但反映了盛宣懷對國家發展的深層思考。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作為清朝重臣，盛宣懷起初站在了革命的對立面。他積極籌措軍餉，支持清軍鎮壓革命。然而，隨著革命形勢的發展，盛宣懷逐漸意識到清朝已無法挽回。在這種情況下，他開始轉變立場，主張和平談判。 1912年1月，盛宣懷作為清廷代表，與革命黨進行了談判。在談判中，盛宣懷表現出了高超的外交技巧。他一方面堅持維護清室利益，另一方面也表現出了對革命黨的理解和尊重。最終，在盛宣懷等人的努力下，雙方達成了《清室優待條件》，實現了清朝的和平退位。 清朝退位后，盛宣懷并未像許多清朝官員那樣選擇隱退。相反，他積極投身于新的共和政體。1912年8月，他被任命為北洋政府交通總長。在這個位置上，盛宣懷繼續發揮著他在實業方面的專長。他大力推動鐵路建設，制定了一系列鐵路發展規劃。這些規劃雖然因為當時的政局動蕩未能完全實施，但為后來中國鐵路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然而，盛宣懷的晚年并非一帆風順。1913年，袁世凱開始獨攬大權，推行獨裁統治。作為立憲派的代表，盛宣懷對袁世凱的做法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他多次在國會上發言，批評袁世凱的專制行為。這種態度使得他與袁世凱的關系日益惡化。 1915年，袁世凱開始籌劃稱帝。盛宣懷作為國務院資政，堅決反對這一做法。他在給袁世凱的奏章中直言不諱地指出：'帝制非國家之福，實為亂之源。'這種勇于直諫的態度，充分體現了盛宣懷作為一個老臣的責任感和使命感。 然而，盛宣懷的勸諫并未能阻止袁世凱稱帝的野心。1916年1月，袁世凱正式稱帝。面對這一局面，盛宣懷選擇了辭官歸隱。他回到了家鄉無錫，過起了隱居生活。 在隱居期間，盛宣懷并未閑著。他開始整理自己一生的文稿，撰寫回憶錄。在這些文字中，他回顧了自己的人生經歷，總結了自己的政治和商業思想。這些文字后來成為研究晚清歷史的重要資料。 除了寫作，盛宣懷還熱衷于慈善事業。他捐資興辦了多所學校和醫院，為家鄉的教育和醫療事業做出了重要貢獻。這種回饋社會的行為，體現了盛宣懷作為一個成功商人的社會責任感。 1916年6月，袁世凱去世，中國再次陷入了軍閥混戰的局面。面對這種情況，已經年逾古稀的盛宣懷再次出山，試圖調和各方矛盾。他多次往來于北京和上海之間，與各方勢力進行談判，希望能夠實現和平統一。雖然這些努力最終未能成功，但也體現了盛宣懷對國家前途的深切關心。 1922年4月27日，盛宣懷在上海病逝，享年78歲。他的去世，標志著一個時代的結束。作為晚清到民國初年的重要人物，盛宣懷的一生見證了中國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艱難歷程。他的經歷和思想，至今仍是我們研究這段歷史的重要參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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