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古代皇帝們有廟號、謚號、年號等多種稱呼。通常情況下,唐朝以前的皇帝多以謚號稱呼,如漢文帝、漢武帝。唐朝以后的皇帝多以廟號稱呼,如唐太宗、宋太祖。明清兩朝的皇帝多以年號稱呼,如嘉靖帝、康熙帝。今天我們就試著用一篇文章搞懂中國古代皇帝的廟號、謚號、年號和它們的區別與發展。 廟號制度始于商朝,是古代帝王死后在太廟中被祭祀供奉時使用的名號。這里簡單講一下古代的太廟制度,太廟是古代君主用來祭祀供奉先祖的場所,各個朝代有不同的稱呼,夏朝稱“世室”,商朝稱“重屋”,周朝稱“明堂”,秦漢以后稱“太廟”。殷商時期,為了紀念那些對國家有大功的君主,創立了廟號制度,獲得廟號的君主可以享受子孫萬世的祭祀供奉,而沒有廟號的君主,神位會隨著世代的更替進行毀迭。 最初的廟號只有“太、高、世、中”四類,且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得到的(創立基業曰“太”,功高者曰“高”,世代祭祀曰“世”,中興者曰“中”)。商王朝17世31王中,獲得廟號的也只有六人,“祖有功,宗有德”,合為祖宗,萬世供奉。既然廟號并非人人皆可得,商朝的君主該怎么稱呼呢?答案是直呼其名,不過這個名字不是本名,而是日名。 夏商時期,人們還保持著原始的太陽崇拜。相傳古代天上有十個太陽,它們分別叫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合稱天干,每天有一個太陽照臨人間,十天為一個輪回,如此循環往復。商族部落崛起后,將君主視為人間的太陽,于是形成了以君主出生時所處的太陽日取日名的習慣,甲日出生的就稱某甲,乙日出生的就稱某乙,因此殷商世系,報丁起全系日名。例如商湯王,子姓,本名為履,成為君主后稱天乙,死后上廟號商太祖,配享萬世。 周王朝建立后,廢除了廟號制度,改用謚號體系。謚號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不再局限于君王,無論是周天子還是諸侯,死后都可以加謚號;二是謚號有很強的評判功能。有功有德的加美謚,例如周文王、周武王、周宣王,昏聵殘暴的加惡謚,例如引發國人暴動的周厲王,烽火戲諸侯的周幽王,英年早逝或意外死亡的加平謚,以表達哀思憐惜,例如即位僅三個月就去世的周哀王、被兄弟殺害的周思王。也正是從周朝開始,人們形成了以謚號稱呼君主的傳統,直到則天大帝橫空出世,這個我們后面再說。
秦始皇嬴政統一六國建立帝制后,認為謚號是“子議父,臣議君”的惡習,于是將其廢除,所以我們的政哥既沒有廟號也沒有謚號。劉邦建立漢朝后,在繼承秦制的同時,也恢復了商朝的廟號和周朝的謚號制度,所以劉邦的頭銜為漢太祖高皇帝。 兩漢29帝中有14人曾獲得廟號,由于太、高、世、中四個正統廟號不夠分配,人們便結合謚法又新增了一批廟號。不過這個時候人們還記著“祖有功,宗有德”的古訓,就連延續了文景之治、平定七國之亂的漢景帝都沒有廟號,所以有一些名不副實的廟號在后來被削除。第一次是光武帝劉秀推翻新莽復興漢室后,以王莽亂政的名義,削去了漢元帝、漢成帝、漢平帝三人的廟號。第二次是東漢末年,董卓以“無功德”為名削去了漢和帝劉肇、漢安帝劉祜、漢順帝劉保、漢桓帝劉志四人的廟號。因而兩漢29帝中只有七人有廟號,他們分別是太祖高皇帝劉邦,太宗孝文皇帝劉恒,世宗孝武皇帝劉徹,中宗孝宣皇帝劉詢,世祖光武皇帝劉秀,顯宗孝明皇帝劉莊,肅宗孝章皇帝劉炟。 漢朝以孝治天下,所以漢朝皇帝的謚號前面都有一個孝字,兩漢29帝中除了幾個早夭的幼年天子,大多都是美謚,不說文帝武帝這樣的明君雄主,就連漢成帝、漢桓帝這樣有極大污點的也能混個不錯的謚號,真正稱得上惡謚的僅有漢靈帝一人,誰讓他自己不爭氣又趕上了黃巾之亂。另外作為亡國之君的漢獻帝,雖然“獻”這個字作為謚號本身是個美謚,但結合實際情況來看,很難不讓人懷疑是曹魏在挖苦諷刺。而蜀漢政權給漢獻帝的謚號為“愍”,“在國遭憂曰愍,使民悲傷曰愍”,用在漢獻帝身上可以說是十分貼切的。
曹魏代漢后,“始受封”的魏武帝曹操作為實際上的開國君主,廟號太祖,“始受命”正式稱帝的魏文帝曹丕,廟號高祖,雖然曹操確實配得上太祖的廟號,但也算開了生前未稱帝,死后追尊廟號的先例。而魏明帝曹叡則作了個更壞的示范。廟號和謚號一樣,都是死后由后人評定的,但曹叡卻毫不羞恥地在生前就給自己定了一個烈祖的廟號,成為曹魏萬世不祧的三祖之一。
這里有一個“祧”的概念,展開和大家說說。“祧”字本意指遠祖之廟,古人講天子七廟,說的是天子要祭祀供奉一祖、二祧、四親七位先祖,一祖指的是始祖,二祧指的是兩位功德卓越保留在太廟中不遷的遠祖,四親指的是父親、祖父、曾祖、高祖四位直系父祖。除了一祖二祧,四親之廟是要隨著世代的更迭進行替換的,每當新主即位,就會有一位血緣最遠的先主從太廟遷入遠祖之廟,這個過程就叫“祧遷”。雖然各朝各代的宗廟制度不盡相同,但只要能稱“祖”,就能享受萬世不祧的殊榮。這才促使曹叡在生前就給自己定下了“烈祖”的廟號,只可惜曹叡費盡心思選了個好廟號,卻沒選好托孤之臣。
晉武帝司馬炎建立晉朝后,他所面臨的情況比曹魏還要復雜,最好的太祖給了生父司馬昭,稍低一檔的高祖給了祖父司馬懿,自己作為開國皇帝只能仿照光武帝劉秀的舊例定為世祖,而在晉朝建立過程中同樣功不可沒的司馬師為世宗,畢竟不是父子,司馬炎肯給個世宗已經很厚道了。永嘉之亂東晉建立之后,廟號的水份越來越大,東晉11帝中,有六人享有廟號,晉元帝司馬睿建立東晉,勉強算個中興之主,給個中宗的廟號還算貼切,但當了一年皇帝就憂懼而死的簡文帝司馬昱也配稱太宗?
而到了南北朝,廟號更是成為皇帝的標配,什么“祖有功,宗有德”,那都是老黃歷了,現在別管是什么類人生物,只要能坐穩皇位并保證是自己的兒子即位,都能混個廟號玩玩,其中稱太祖者有五,高祖者有六,世祖者有六,太宗者有三,高宗者有五,世宗者有三。曾經用來評定一個人是非功過的謚號,也在這一時期脫實向虛,成為粉飾吹捧皇帝的“面子工程”。 這里補充兩個有意思的案例。 永嘉之亂時,匈奴人劉淵在北方稱帝自立,以“漢之外甥”的名義,宣布繼承兩漢和蜀漢的法統,給劉阿斗加上了“孝懷皇帝”的謚號,同時尊昭烈皇帝劉備為烈祖,于是太祖劉邦、世祖劉秀、烈祖劉備就這樣尷尬的坐在了匈奴人的太廟中。劉淵自詡為漢室后裔,但很明顯他的子孫們并不這么認為。族子劉曜即位后,以劉淵立漢廟是“以從民望”的權宜之計為由,毀漢廟,以冒頓單于和劉淵為祖,“撥亂反正”,并將國號改為“趙”,即前趙。 另一個案例是北魏。拓跋珪建立北魏后,一口氣追尊了代國時期整整二十八代先祖為皇帝,其中廟號稱祖者就有三位。所以后來漢化組組長孝文帝上線后,不得不重新評定廟號,代國三祖的廟號被削除,道武帝拓跋珪的廟號改為太祖,以正開國君主之名。統一北方的太武帝拓跋燾加世祖廟號,萬世不祧。同時為了凸顯孝道,給自己的短命父親加了個顯祖的廟號,而孝文帝自己則被后人尊為高祖。如此一來,北魏也湊出了自己的四祖。 進入隋唐后,廟號恢復到以往一祖多宗的常態,出現多個“祖”的話,一般是追贈的先祖。例如隋朝開國皇帝楊堅,為高祖文皇帝,其生父楊忠尊為太祖武元帝,隋煬帝楊廣沒有廟號。唐朝開國皇帝李淵,為高祖太武帝,其生父李昞為世祖元皇帝,祖父李虎為太祖景皇帝,曾祖李天賜為懿祖光皇帝,李世民以下二十帝,廟號全部稱宗。 盡管李唐王朝在廟號的選擇上保持了相當的克制,但他們卻把旺盛的精力和創造力都用在了謚號上,以至于把沿用了一千多年的謚號體系徹底玩壞了。 李世民死后,最初的謚號是“文皇帝”,但唐高宗李治即位后,由于自己多病,政事就交給了武則天處理。為了名正言順,武則天發明了一個新制度:尊號。丈夫李治稱“天皇”,自己則稱“天后”,同時為了避免別人說閑話,武則天夫婦也把李世民和李淵的謚號一并改了,太武帝李淵改成了神堯皇帝,文帝李世民改成了文武圣皇帝。 武則天稱帝后更是放飛自我,搞出了圣母神皇帝、則天大圣皇帝、天側金輪大圣皇帝等一大堆尊號。俗話說上梁不正下梁歪,武則天死后,她的好孫子唐玄宗李隆基也是位好大喜功、貪圖虛名的主,給自己搞了個“開元天地大寶圣文神武孝德證道皇帝”的尊號。當然,唐玄宗也沒有忘了祖宗們,高祖李淵加謚為“神堯大圣大光孝皇帝”,太宗李世民加謚為“文武大圣大廣孝皇帝”,中宗李顯加謚為“大和大圣大昭孝皇帝”,睿宗李旦加謚為“玄真大圣大興孝皇帝”。
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皇帝的謚號就如老太太的裹腳布一樣又臭又長,唐朝的謚號多數五到七個字,宋朝十六個字,明朝十七個字,清朝更夸張,有足足23個字。站在你面前的是,和碩寶親王、長春居士、十全老人、詩人、牛皮鮮制造者、江南巡閱使、文殊皇帝、騰格里特古格奇汗、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欽明孝慈神圣純皇帝,愛新覺羅·弘歷。
隨著謚號的評價體系崩潰,廟號取代了謚號評定功過的功能,例如此前僅出現在謚號中的文、武,也被拿來用作廟號。因此,唐宋之后的皇帝們,在廟號的選擇評定上格外重視。太、高、世、中四個頂級正統廟號中,由于出了后晉高祖石敬瑭、南漢中宗劉晟、宋高宗趙構這三位臥龍鳳雛,直接導致這三個廟號被棄用,烈祖、顯祖這些雜號的祖則默認用給追尊的先祖,太祖太宗成為開國皇帝和二代目的標配,世祖則用在了開創新世代的皇帝們身上,例如元世祖忽必烈,清世祖順治皇帝。 這里再補充兩個特例:明成祖朱棣和清圣祖康熙。這個我們分開來說來。 按照前面太祖太宗連用的慣例,朱棣奪了朱允炆的皇位后,廟號自然是太宗,而之所以后來變成成祖,這完全是八套帝君、雜毛老道干的好事。 武宗朱厚照無嗣而終后,嘉靖帝朱厚熜以外藩的身份繼承大統,即位之初就鬧出了大禮議事件。所謂大禮議,議的是嘉靖即位后,是否要更換父母的問題。按照慣例,嘉靖既然繼承了皇位,就應該以明孝宗朱佑樘為父,表示皇位是從朱佑樘那里繼承過來的。例如漢光武帝劉秀作為開國君主,為了大義名分,也要認八竿子打不著的漢元帝為父,親生父母只能安排臣民代為祭奉。 但嘉靖出于各種原因,鐵了心的要追尊自己的生父為皇帝,配享太廟,甚至為此杖斃大臣十六人,最終才心滿意足的給生父興獻王朱祐杬加上了帝號,廟號睿宗。并且為了彰顯外藩繼統的正當性,嘉靖還將朱棣的廟號從“太宗”改成了“成祖”。其實按道理,“靖難救國”、遷都北京、開創永樂盛世的朱棣即便要稱祖,也應該稱世祖,可嘉靖想把“世”這個頂級廟號留給自己,明太宗朱棣就這樣成了不倫不類的明成祖,自己則得償所愿成了明世宗。 清圣祖這個就更奇葩了,這里不針對康熙帝本人,只是討論圣祖這個廟號。歷史上的確有過圣祖這個廟號,例如唐圣祖、宋圣祖,可唐圣祖是老子李耳,道家始祖,民間管他叫太上老君。宋圣祖則是人皇九人之一,在宋代是和玉皇大帝放在一起祭祀的,民間管他叫人皇天尊大帝。老話講得好,尬吹就是黑,把康熙帝和這些羽化登仙的大佬放在一起也不知道雍正是怎么想的。只能解釋為經歷過九子奪嫡的雍正,希望通過尊崇其父皇,來證明自己即位的合法性,你看我對父皇多孝順,皇位就應該是我的。 從商周一直拉到明清,我們簡單了解了一下廟號、謚號的發展,現在再來補充一下年號。年號,即古代用來紀年的一種名號。最初,人們習慣以君王即位的年次紀年,例如秦始皇在位37年,那么就以他即位第二年為始皇帝元年開始紀年,一直紀到始皇帝三十七年,然后等秦二世即位后又從元年重新開始紀年,如此循環往復。 到漢武帝時期,漢武帝為實現大一統,先是修明堂、改正朔、易服色,后又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總之要在各個方面加強中央集權和皇帝權威,于是就創造了年號這一紀年方式。漢武帝在位54年,一共使用了10個年號,前六個年號六年一換,后四個年號四年一換,最后兩年沒有年號,人們以后元紀年。 自漢武帝后,年號成為最常用的紀年方式,每個皇帝登基后都會取一個新年號,以表達自己的治國理念和美好愿景,用字上一般講究個“或取修美之稱,或宣紀德化,或章明功烈”,如漢武帝的十個年號,聽起來就很大氣,寓意也很好。當然也有一些年號,在今天看來會比較奇葩,例如南梁武帝的普通、大通、中大通、大同、中大同...... 漢武帝使用的年號: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后元 由于改元是皇帝獨有的權力,因而在歷史既有一個年號用到死的皇帝,如漢明帝的永平、唐太宗的貞觀,也有在位期間頻繁改元的,例如武則天一家子。唐高宗李治在位34年,換了14個年號,武則天在位22年,也換了14個年號,再加上她弄出的那些離譜的謚號、尊號,足以看出武則天在名號這件事上有多在乎。或許武則天也明白自己做的這些是自娛自樂,不會有人認同,所以死前反倒看開了,讓后人給自己立了塊無字碑,當然也可能是名號太長太多寫不上去。 拋開武則天這個奇葩不談,正常情況下更換年號是需要條件的,例如天降祥瑞、迎來盛世、幼主親政、皇帝新婚,或是出現天災,爆發戰爭,國家發生重大變故等等。按照《中國歷史紀年表》的統計,自漢武帝的建元至溥儀的宣統,中國歷史上一共產生了500多個年號,其中絕大多數年號為兩個字。 三個字的年號僅有三例,為王莽的始建國,南梁武帝的中大通、中大同。四個字的年號有11例,分別為漢光武帝的建武中元;北魏太武帝的太平真君;武則天的天冊萬歲、萬歲登封、萬歲通天;宋太宗的太平興國,宋真宗的大中祥符,宋徽宗的建中靖國,以及西夏的延嗣寧國、天佑垂圣、福圣承道、天安禮定、天儀治平、天佑民安。還有兩例六個字的年號,為西夏的天授禮法延祚、天賜禮盛國慶。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以身作則,一生只用一個年號,在“祖訓”的加持下,明朝的皇帝們也就不想在年號上多費心思了。楊慎在《丹鉛總錄》中就記有一句俗語:“亂主年年改號,窮士日日更名”,說明人們在當時已經達成了一個皇帝一個年號的共識。所以明清兩朝的皇帝多以年號稱呼,畢竟廟號和謚號都是死后才確定的,而年號則是百姓生活中經常接觸的,也沒什么忌諱,使用起來方便。唯二例外的是兩次登基的堡宗朱祁鎮,以及身兼后金國主和大清皇帝雙重身份的皇太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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