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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巴惠銀 一 在征集、編纂、研究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大清河北革命根據地斗爭史料的過程中，經常遇到這樣一個問題，即1941年6月和1947年8月日軍和國民黨軍對大清河北革命根據地進行大“掃蕩”后，這一地區是否變質為敵占區的問題。 曾在這一地區工作和戰斗過的老同志對此問題持有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在敵人這兩次大“掃蕩”后，大清河北根據地完全被敵人占領，已經變質為敵占區;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兩次“掃蕩”后大清河北根據地雖被敵侵占，但是我們的黨政軍民仍在堅持多方面的斗爭，部分村莊的政權仍為我們所掌握，因而沒有變質為敵占區。兩種觀點針鋒相對，而且都提出了一些事實作為依據。 對于這個問題，我們不是當事人，因而不存在絲毫的偏見。但是，作為黨史工作者，弄清楚這一問題，對于編纂、研究這地區的黨史和革命斗爭史，則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  大清河北根據地地處冀中平原北部北平(今北京)、天津、保定三大城市之間的三角地帶，東北有北寧鐵路，西北有平漢鐵路，南臨大清河、白洋淀，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因此，無論是抗日戰爭時期還是解放戰爭時期，這里都是敵我雙方激烈爭奪的戰略要地。這塊根據地的存在，不僅直接威脅著敵人在平津保地區的統治，而且長時期使敵人泥足深陷，牽制了大量的敵軍兵力，成為冀中根據地的觸角與屏障。在敵我雙方勢在必爭的情況下，這一地區的斗爭比其他地區要尖銳、激烈、復雜和殘酷得多。日本侵略軍在1941年6月和國民黨軍在1947年8月對大清河北根據地的大“掃蕩”，就是敵我雙方對這一地區激烈爭奪的集中體現。 敵人的這兩次大“掃蕩”，不論是在兵力、規模和對根據地殘酷破壞的程度上，無疑都是相當嚴重的。至于大清河北根據地在這兩次大“掃蕩”后是否變質為敵占區的問題，則需根據當時的歷史情況和有關“根據地、游擊區、敵占區”的標準進行具體的分析和論證。現就所掌握的情況和有關資料，對這一問題進行粗淺探討。  二 首先我們看一看日軍1941年6月對大清河北根據地的“掃蕩”及“掃蕩”以后的情況: 大清河北根據地由于其所處的重要的戰略地位，因而建成不久就招致了侵華日軍的注目。從1939年起，日本侵略軍華北當局就把這里作為必欲確保的地區，頻繁進行“蠶食”、“掃蕩”。1940年2月，日軍調集重兵，對永定河兩岸地區進行為期一周的壓縮式“掃蕩”，使這里的對敵斗爭環境變得殘酷起來。1941年，日軍加緊實施“治安強化運動”，進行所謂“軍事、政治、經濟三位一體的總體戰”，大清河北池區作為日軍推行“治安強化運動”的試驗區，更是首當其沖。 1941年6月10日，侵華日軍華北方面軍實施了代號為“新號作戰”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對大清河北根據地進行了長達兩個月的大“掃蕩”。2萬多名日軍和數千名偽軍在敵酋岡村寧次親自指揮下，封鎖公路、河流，以“鐵壁合圍”、“梳篦拉網”的戰術，尋找八路軍主力作戰;繼之以駐屯“剔抉清剿”，搜捕地方黨政干部和分散活動的抗日武裝人員。為了保存革命力量，十分區主力部隊大部轉移到路西山區，只留下二十九團4個連、縣區游擊隊和東進總隊等外圍武裝與敵周旋，縣區地方干部則采取隱蔽精干的方針，轉入地下斗爭。  日偽軍在完成對大清河北根據地“面”的占領之后，又進步“細碎分割”，挖溝修路，建點筑碉，實行點、碉、路、溝、墻五位一體的“囚籠政策”，把每一座城鎮、每一個村莊都置于其火力網控制之下。爾后，配合軍事占領，在大清河北地區強制推行“保甲制”，十戶為甲，百戶為保，幾個保為一聯保。保甲之內實行“連坐法”，“一人通八路，全甲格殺無赦”。同時，在各村設立聯絡員、情報員，實行特務統治，還組建偽自衛團，堅守村與村之間的封鎖溝墻，發現八路，立即鳴鑼報警。日本侵略軍妄圖以這種“筑堤攔水、攔堤淘水、淘水捉魚”的辦法，切斷共產黨、八路軍與人民群眾的聯系。 日偽軍這次空前規模的大“掃蕩”，使大清河北根據地基本上被敵人武力侵占，抗日力量遭受重大損失。在反“掃蕩”斗爭中，許多優秀的共產黨員和革命干部被捕或犧牲，大批抗日基本群眾慘遭殺害，也有少數不堅定分子貪生怕死，變節投敵，出賣同志。這些敗類叛變后，就瘋狂地指捕我黨員干部，使環境變得更加兇險、殘酷。在大“掃蕩”中留下來堅持斗爭的部隊和地方武裝也是處境艱難，損失嚴重。“二十九團三營最后打得只剩下幾十個人。冀中十分區黨政軍機關和分區警衛營、五總隊警衛營在安新三臺鎮遭敵合圍，激戰竟日，最后只有百余人突圍出來。縣區武裝損失更重，大部分都垮掉了。雄縣縣大隊只剩下十幾個人，搖著小船在葦塘里藏身”。①沒垮掉的縣區武裝也都轉移或隱蔽起來。 由于日偽軍在大“掃蕩”后很快建立了偽區鄉政權和憲警特等組織，在廣大鄉村普遍實行了保甲制，日偽點碉遍布大清河北地區，日偽軍和漢奸、特務到處橫行，一時間風云變色，不但大股抗日武裝難以活動，就連分散活動的地方黨政干部和抗日工作人員也難以存身，大清河北地區變成了抗目組織和抗日武裝“手插不進、腳踏不入的封閉地帶”。②“在敵人統治異常殘酷的形勢下，農村黨支部和革命干部不得不隱蔽起來，除少數黨支部和縣區干部在隱藏中繼續堅持斗爭外，大部分黨組織一度停止了活動”。③ 為了適應日益嚴峻的形勢，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堅持斗爭，大清河北地區的地方黨政軍領導機關改變了對敵斗爭方式和斗爭策略。 首先是打破原有各個縣的邊界線，建立聯合縣。1941年9月，中共冀中十地委決定:把大清河北地區劃分為3個聯合縣，分別是容定新雄霸聯合縣，即第一聯合縣，新固霸涿聯合縣，即第二聯合縣;永安宛固霸聯合縣，即第三聯合縣。成立聯縣是為了打破各單縣活動地區日益縮小造成的困境，便于縣、區武裝和地方干部就地堅持隱蔽斗爭，爭取較大的迂回余地。 其次是為了保存革命力量，以利于更長久地開展斗爭，對抗日干部和抗日骨干力量實行了精干隱蔽政策。把不能適應大“掃蕩”后殘酷環境的干部送到平漢路西山區根據地學習，不撤退的干部由組織或本人選擇可靠的村戶，以親戚的名義極為秘密地隱藏起來;對于某些過紅的，敵偽指名抓捕，在本地存身確有困難的村干部，允許其到大城市暫時隱蔽。許多隱藏起來的縣區干部在困境中搞到了合法掩護的身份。如二聯縣抗聯主任兼青救會主任劉浩在朱家鋪頭與叔父做豆腐為掩護，原雄縣的區委書記高振亮以吹鼓手的身份為掩護隱蔽活動，一聯縣干部李玉如以挑貸郎擔賣花線為掩護，三聯縣三區干部孔德亮、徐樹誠、楊樹彬等以開磨眼為掩護。④  第三是在公開的武裝斗爭行不通的情況下，暫時實行了革命的兩面政策，以公開“合法”的組織形式作掩護，領導群眾進行欺騙敵人的斗爭。日軍大“掃蕩”過后不久，這一地區的黨組織利用敵人建立偽基層政權和推行保甲制的機會，選派了一些機智勇敢，社會經驗比較豐富的黨員、干部打入偽政權、偽組織。 如固安縣圈頭營子村黨支部書記秦世祿，就是被黨組織派去當保長的。他以合法身份多次掩護我方干部，保護了群眾利益。又如原雄縣二區組織委員劉儒存受黨組織派遣打入了孤莊頭鄉，并當上了偽大鄉副鄉長，他在掩護抗日工作人員，保護群眾利益，傳送情報，配合我方軍事行動等多種形式的斗爭中做出了貢獻。 除了逐步建立抗日的兩面政權外，各級黨組織還努力做爭取偽政權人員的工作。許多人經過爭取由事敵一面轉變成事敵我兩面，再逐漸轉變為真心事我，假意事敵。例如二聯縣五聯區干部黃維新、李智先后爭取了四里鋪保長郭天德，吉城保長田景春，金卜拉保長李旺，東西塘洋保長朱黑子，團亭保長徐振山，北程村保長張寶田等。據群眾基礎最好的二聯縣八聯區1942年年初統計，99個村政權中真心向我的有24個，經過爭取能夠做到兩面應付的有64個，死心事敵的只剩下11個。 當然，在采取革命的兩面政策同敵人進行斗爭的同時，我們的小股武裝也在利用游擊戰術同敵人進行著軍事斗爭。1941年8月上旬，東進總隊第三支隊乘暴風雨之夜，攻克固安縣永定河北岸大押堤(今屬大興縣)偽軍據點，擊斃作惡多端的偽軍中隊長，俘獲人槍各80余，8月中旬，新城縣縣大隊政委張馨，縣公安科科長王力軍(吳寶科)、泗莊區委書記李應龍和區長閣振卿等20余人，一舉攻克高科莊偽軍據點，俘獲人槍各20余，從而截穿了偽《新民報》宣揚的“大清河北剿匪告捷，新雄兩縣共匪滅絕”的政治謊言；更振奮人心的是，北上支隊1941年10月間在永清縣俘獲日本高級特務大本青。……然而，隨著大“掃蕩”后敵偽統治秩序的建立和鞏固，對敵斗爭環境日益惡化，抗日武裝活動的回旋余地越來越小，大清河北軍民的對敵斗爭進入了極端因難的階段。  從以上情況可以看到，日軍1941年6月對大清河北根據地進行的大“掃蕩”，不僅依靠強大的軍事優勢把抗日的主要武裝力量擠出了大清河北地區，而且用武力強制建起了一整套的統治秩序，并迫使我黨政組織撤出根據地或轉入地下。 而在這一時期，日軍趁抗日力量削弱的時機，又連續實施了三次“治安強化運動”，不但在軍事上繼續鞏固其統治，而且在政治上強化偽保甲組織，頒發“良民證”，并建立特務組織“新民會”。在經濟上,大量發行偽鈔票,征收苛捐雜稅。在一些大的據點，還設有糧庫，實行米谷統治，每日計口售糧，違者槍斃。同時，對食鹽、火柴、煤油、布匹、煤炭等生活必需品實行“配給制”，以經濟手段配合政治措施，加強對人民的控制。在文化上，加緊奴化教育，要各小學讀反共課本，學習日語，強迫青年受訓，街頭巷尾到處書寫“治安強化”、“中日提攜”、“共存共榮”等反動標語。經過這幾次“治安強化運動”，敵偽建立起來的統治秩序得到了鞏固和加強。 這時期，我們雖然派了一些人打入偽組織，并爭取了一部分偽組織成員，但是，在敵偽政權中，真心向我的畢竟占少數，大多數是親日的或中間兩面應付的，敵人的法令在大多數地方大致能夠得到貫徹。據此，日軍華北方面軍認為，經過大“掃蕩”和“治安強化運動”，已經把大清河北抗日根據地變成他們的“治安地區”。日軍所規定的“治安地區”的政治標準是:“主要縣城、城鎮、鄉村到處設有行政機關，大致遵守法令”。⑤ 那么，大清河北抗日根據地是否真的變質為敵占區了呢?我們再看一看有關權威資料對敵占區的劃分標準:晉察冀邊區政府負責人張明遠認為:“敵占區，包括敵占點線和面，還包括剛開展的秘密根據地，其特點基本上是敵人的秩序，抗日秩序是沒有或很脆弱的;敵軍事上占絕對優勢，兩面政策與合法斗爭是主要的，武裝斗爭時進時出;政權特點一般是中間與親日的政權，抗日的兩面很少”。④《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對彭德懷く堅持平原游擊戰爭幾個問題答復>的意見》中指出:“武裝斗爭是主要的斗爭形式，堅持根據地必須以武裝斗爭為主。如果取消了武裝斗爭，就不能算做根據地，只能算做敵占區”。⑦ 從前面所述事實和上面這些標準來看，我認為日軍1941年6月對大清河北根據地大“掃蕩”后的將近一年的時間，大河北根據地已經變質為敵占區。這一時期是大清河北地區環境最惡劣、斗爭最艱苦、最困難的時期。  日偽不僅在兵力上占有絕對優勢，對大清河北地區進行著嚴密的軍事統治，而且較為普遍地建立了基層偽政權，對大清河北人民進行著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多方面的統治。雖然這一段時間內我們也做了一些工作，如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爭取、分化、瓦解敵偽軍工作，建立保壘村、保壘戶和秘密聯絡點的工作等，雖然我們也有一些小型的、三兩人為主的武裝小組給敵人以騷擾和打擊，但是能夠影響、動搖敵偽統治秩序的大的武裝斗爭基本沒有，因而個別的小型活動影響不了大的局面。就如東北三省，雖然有抗日聯軍在不斷襲擾打擊日本侵略者，但直到日本投降，誰也不會否認它是日寇占領區。 三 下面我們再來看一看國民黨軍1947年8月6日對大河北根據地的“掃蕩”及“掃蕩”后的情況: 抗日戰爭勝利后，作為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政治代表的蔣介石反動集團，為了繼續維持其獨裁統治，在美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從空中、海上加緊向平津保一帶運兵、運武器、運接收人員，搶占地盤，收編偽軍，進攻解放區，把大清河北地區人民又拖進了內戰的深淵。 1946年5月，國民黨軍隊就發動了對大清河北地區的大規模進攻，比蔣介石發動的全面內戰還早一個月。駐扎在大清河北根據地周圍的國民黨正規軍及其收編的“先遣軍”、“地下軍”都成了打內戰的先鋒，其人數大大超過抗日戰爭時期這一地區駐扎的日偽軍總數，對大清河北根據地構成巨大威脅。 從1946年5月到1947年7月間，國民黨軍隊接連不斷地向大清河北解放區發動進攻，大清河北軍民奮起自衛，武裝保衛解放區。十分區部隊在冀中軍區獨七旅和友鄰分區部隊的支援下，進行了龐各莊、固安、勝芳等數次保衛戰，并先后攻克容城、葛漁城、辛章、柳泉、得勝口、堂二里、永清等敵人侵占的城鎮，給進攻解放區之敵以沉重打擊。 由于大清河北解放區位于北平、天津、保定三大戰略要點之間，具有非同尋常的戰略意義，因而決定了這一地區的敵我爭奪必然是非常激烈的。  1947年8月6日，國民黨十六軍大部、九十四軍一部及王鳳崗部保安團共3萬多人，對大清河北地區進行了長達月余的瘋狂“掃蕩”。國民黨軍在“掃蕩”中采用了日本侵略軍用過的戰術，首先封鎖公路、河流，然后以分割封鎖、駐屯“清剿”的手段，東起勝芳，西至容城，北到固安，用武力將大清河北地區分割成數塊。兩天時間即占領了永清、霸縣等數十座城鎮。嗣后，敵軍一方面對大清河北地區實行軍事控制，沿大清河、拒馬河沿岸及平大公路、新固公路、雄霸公路兩側，大肆修筑據點、碉堡;另一方面則瘋狂破壞我地方黨政組織,殘酷鎮壓人民群眾，抓捕和屠殺共產黨員、干部、土改斗爭骨干和軍屬。 雄縣龍灣、崔村、南關3個村就有26人被殺。新城縣共有415個村莊，敵人犯下殺人罪行的就有290個村。在敵人的合圍“清剿”中,新城縣委副書記宋煥章、固安縣縣長王建輝和農會主任史昆山等一些優秀干部犧牲。在敵人大“掃蕩”之初，為避敵鋒芒，十分區黨政機關、部隊和部分縣區干部有計劃地撤至大清河南，各縣區只留下少數干部堅持反“掃蕩”工作。同時，十地委為了繼續領導大清河北地區的對敵斗爭，抽出部分成員組成“前方工作委員會”，王之任書記，劉秉彥、徐英為委員，率領精干部隊戰斗在平大公路以東地區。大“掃蕩”后留下來的小股縣區武裝、地方黨政干部和民兵，在非常殘酷的環境下，繼續頑強地堅持游擊斗爭。 國民黨軍這次大“掃蕩”無論在人數和規模上都要超過日軍1941年6月的大““掃蕩”，加之伴隨而來的由惡霸、地主、流氓土匪組成的還鄉團在大清河北根據地進行的猖狂的反攻倒算，使這一地區，處在一片血雨腥風之中。 但是，經過八年抗戰的大清河北解放區，由于黨組織的鞏固、發展，人民武裝力量的不斷壯大，更由于土地改革運動的開展，使這一地區的群眾基礎更加廣泛和深厚，對敵斗爭的意識和自覺性不斷提高。因此，雖然在敵人的大規模進攻面前我們的主力部隊和黨政機關大部轉移了，雖然敵人占領了所有縣城和一些重要村鎮，雖然革命力量遭受了重大損失，但是這一地區的基層黨政組織和留下來堅持斗爭的縣區武裝并未被擊垮，仍在這一地區頑強地堅持對敵斗爭。所以，從本質上說，大清河北地區并沒有完全變成敵占區。且看下面的事實: 第一，大清河北軍民的武裝斗爭一天也沒有停止。 在國民黨軍大“掃蕩”的當天和第二天，雄縣縣大隊和民兵就在王克橋、王槐、白家碼頭阻擊進犯敵人，斃傷80多人; 8月12日，敵人大“掃蕩”正在瘋狂進行的時候，地委前委書記王之和分區司令員劉秉彥即率1個連在固、霸交界處的趙各莊找到前委委員徐英，舉行前委會議，分析斗爭形勢，安排部署了反“掃蕩”工作; 8月15日，霸縣北楊莊民兵29人，在五區區長崔毅和武委會干部杜森林指揮下,頑強地阻擊國民黨九十四軍1個連的進攻,縣委副書記黃忠帶縣大隊1個連和大各莊民兵趕來支,斃傷敵軍30余人；  8月17日，國民黨十六軍二十二師所部200余人,向霸縣大各莊發動進攻，該村民兵20余人在五區武委會主任崔勛、副主任關增年指揮下，依托房屋院落，打退敵人進攻，斃傷敵軍16名; 8月21日，駐南苑、魏善莊、安定、榆垡、白家務、南王力等地的國民黨軍2000余人，配屬6架飛機，向大興縣委、縣政府駐地西里河村合擊，大興縣大隊予以迎擊，斃傷敵30余人，掩護縣委、縣政府轉移到永定河西; 8月29日，霸縣石城村民兵利用地雷陣和地道工事抗擊敵軍1個團的進攻，殲敵30余人; 9月中旬，大興縣柳園、管家務一帶10余個村莊的200多名翻身農民組成保田大隊，拿起武器同敵人展開武裝斗爭。大清河北地區的縣區武裝，特別是民兵在反“掃蕩”中頑強斗爭的英勇行為，狠狠打擊了國民黨軍隊的囂張氣焰，給這一地區群眾以極大的鼓舞和信心。霸縣、新城、雄縣等地民兵的英勇斗爭,受到冀中軍區的通令嘉獎《冀中導報》還專門發表了《向大清河北軍民致敬》的社論。 國民黨軍向大清河北解放區瘋狂進攻之際，正是全國戰場上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反攻之時。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大清河北地區的斗爭形勢雖然經常處于敵強我弱、敵優我劣的局面，但是，周圍其他戰場形勢的變化，野戰軍主力部隊和兄弟部隊的大力支援，也使大清河北地區的對敵斗爭形勢不時出現其轉機。 1947年9月和10月，在晉察野戰軍發起的“大清河北戰役”與“清風店戰役”中，冀中十分區主力部隊殺回大清河北，在兄弟部隊配合下，收復新鎮、霸縣、雄縣、容城4座縣城及數十個村鎮，大量地殲滅了敵人的有生力量。但是，由于國民黨主力回防，大部分城鎮又落入敵手。 1947年11月11日，為配合晉察冀野戰軍解放石家莊的戰役，十分區七十五、七十七兩個團在分區司令員劉秉彥指揮下，攻克安次縣達王莊據點，殲滅國民黨反動武裝朱占魁部第三大隊450余人。在此之前,十分區部隊于11月4日在霸縣城北披甲營一帶，殲滅國民黨地方武裝70余人。在此之后，16日攻克固安渠溝鎮;21日攻克良宛縣碼頭鎮，殲敵40余人。 12月27日，晉察冀野戰軍對平漢、北寧、津浦等鐵路展開破擊戰，十分區部隊和冀中回民支隊趁勢在大清河北地區發起“冬季戰役”，20天時間計攻克雄縣縣城等敵軍據點30余個，毀碉堡40座，殲敵156人。 1948年1月18日，十分區七十五團、七十六團在在冀中回民支隊配合下，對國民黨河北省第十專署專員兼保安司令王鳳崗部設置的平大公路兩側及白溝河、大清河沿岸碉堡封鎖線發起攻勢，至21日上午，再次攻克了雄縣城以及霸縣、昝崗、牛駝、白溝等城鎮，摧毀了封鎖線上所有碉堡工事，殲滅王鳳崗部保安十五團670余人，使王風崗在大清河北苦心經營的“三角暗碉、點線封鎖”戰術徹底破產。  大清河北軍民的武裝斗爭，不僅大量地殲滅了敵軍的有生力量，而且打破了敵人對這一地區的軍事控制，使敵軍經常處于分兵把守、疲于奔命的境地。雖然從表面上看敵軍在兵力和裝備上一直占有優勢，但是他們得不到人民群眾的支持，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說，他們并沒有掌握真正的優勢。 第二，大清河北地區的土地改革運動在敵人“八·六掃蕩”后并沒有停止。 1947年11月27日，十地委在雄縣黃李村召開會議，傳達了中國共產黨全國土地會議制定的《土地法大綱》，并就貫徹中共中央新土地政策及整黨工作作了布置。 從1948年1月開始，大清河北地區近半數的村開始平分土地。容定縣全縣，勝霸縣辛店、蘇橋、元里、堂二里，信安5個區鎮，永清縣李家口、養馬莊、惠元莊3個區，大興縣白家務、柳園、押堤3個區，津武縣七區，新固縣二、五、十區，雄縣七、八區，安次縣別古莊區等鞏固區都開始平分土地，并結合土改進行整黨。 在土改運動中，各縣還分別組織了數十至上百人的土改工作隊，由黨政主要干部帶領，分赴各區、村幫助指導土改。這說明敵人“八·六掃蕩”后，國民黨在大清河北地區并沒有建立起鞏固的秩序，除了在他們占領的縣城、集鎮利用刺刀推行政令外，別無他法。而我們黨的政策法令在一定范圍內(接近半數的村莊)還是能夠得到貫徹執行的。  縱觀國民黨軍1947年8月6日對大清河北地區的大“掃蕩”及這一地區軍民的反“掃蕩'情況,我們可以看到,盡管國民黨軍隊及其依附的還鄉團來勢兇猛，如黑云壓城，使大清河北地區一時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但是，殘酷的環境與敵強我弱的形勢并沒有使這一地區的軍民屈服。 在十地委和軍分區的領導下，大清河北軍民同進犯之敵進行了頑強的不屈不撓的斗爭。民兵和縣區武裝在對敵斗爭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而主力部隊也不斷抓住戰機，在友鄰部隊的配合下，向國民黨軍主力及地方武裝頻繁發起攻擊，從而使這一地區經常處于敵我拉鋸狀態。敵人依靠軍事上的優勢并沒有達到完全占領、統治大清河北地區的目的。十分區主力部隊、縣區武裝和民兵進行的經常不斷的武裝斗爭，土地改革運動在近半數村莊內有組織有秩序的開展，即說明在國民黨軍“八·六掃蕩”及其以后的一段時間內，大清河北解放區并沒有變質為敵占區。 我們還可以通過另外一個明顯的事實來證明這一點。1948年2月，國民黨軍主力和地方武裝25個團，又對大清河北地區進行了長達25天的大規模圍攻。試想，如果國民黨軍1947年8月的大“掃蕩”達到了占領并控制這一地區的目的，那么，他們是沒有必要再來一次大“掃蕩”的。雖然經過這次圍攻，敵人在大清河北地區的統治似乎有所加強，但也只不過是垂死前的掙扎而已。敵人這次大“掃蕩”之后還不到兩個月，十分區主力部隊和部分地方黨政干部即進入大清河北地區，以武裝斗爭為先導，從多方面開始進行恢復地區的工作。 因此，我認為:1947年8月6日國民黨軍大“掃蕩”后，大清河北地區沒有變質為敵占區，只是從鞏固的根據地變成了游擊根據地或游擊區。 四 綜合目前所掌握的日軍1941年6月和國民黨軍1947年8月對大清河北根據地兩次大規模“掃蕩”的材料，可以看出：日軍和國民黨軍在軍事行動本身和主客觀情況等方面，既有相同之處，又有不同之點。 日軍和國民黨軍這兩次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從他們的主觀愿望上看，都是企圖通過大規模的“掃蕩”達到占領并統治大清河北地區的目的，而且在軍事行動的規模、方式及所采取的戰術手段上也基本相同，在“掃蕩”后的一段時間內都占有軍事上的優勢。 所不同的是，國民黨軍對大清河北地區進行“掃蕩”時的客觀環境與日軍“掃蕩”時相比發生了重大變化。 日軍對大清河北根據地進行大“掃蕩”時，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正處于最困難時期，無力對大清河北根據地進行有效地支援，而大清河北抗日武裝同日偽軍在兵力上的對比又極為懸殊，為避免招致更大的損失，十分區主力部隊和黨政機關轉移外線，留下來的地方黨地干部也幾乎全部轉入地下，隱蔽待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日軍在完成了對大清河北“面”的占領之后，得以從容地對這一地區進一步進行細碎分割，挖溝修路，建點筑碉，實行點、碉、路、溝、墻五位一體的“囚籠政策”，將大清河北地區置于嚴密的軍事控制之下，并結合軍事行動，連續實施“治安強化運動”，推行“保甲制”，建立偽政權，從軍事、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鞏固其統治。  而國民黨軍1947年8月對大清河北根據地進行大規模“掃蕩”的時候，正值人民解放軍在全國戰場上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進攻，此時晉察冀和冀中軍區已經有了強大的野戰部隊，十分區有4個主力團，每縣都有獨立營，區村武裝也有著一定的基礎。因此，國民黨軍雖于1947年8月憑借強大的軍事力量占領了大清河北地區，而且也曾大肆建點筑、設置封鎖線，但卻未能在這一地區建立起鞏固的統治秩序。 國民黨軍為什么沒能在大清河北地區建立起他們的統治秩序?“非不想也，實不能爾”，晉察冀野戰軍、冀中軍區部隊、十分區主力團和縣、區、村武裝在大清河北及其周圍地區的頻繁出擊，攪得國民黨軍在軍事上尚且自顧不暇，還哪里能夠顧及其他。更何況由于我們黨在廣大農村領導了土地改革運動，翻身農民心向共產黨，國民黨若想在這些村莊建立治權來統治和驅使革命覺悟大大提高的人民群眾，無異于癡人說夢” 因此，盡管國民黨軍同日軍一樣在主觀上企圖通過軍事占領達到摧毀大清河北根據地，進而全面統治這一地區的目的，在軍事行動上也多方面仿效日軍的做法，但結果卻不同;日軍1941年6月的大“掃蕩”使大清河北抗目根據地變質為敵占區;而國民黨軍1947年8月的大規模“掃蕩”，只不過使大清河北革命根據地暫時變成了游擊區或游擊根據地。 ①曠伏兆《產冬過后是春天》、《星火燎原·平津保地區斗爭專輯》142頁，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7月版。 ②同上，155頁。 ③楊英《艱苦的斗爭歲月》《星火燎原·平津保地區斗爭專輯》167頁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7月版。 ④同上，171頁。 ⑤同③，173頁。 ⑥張明遠:《游擊區村政權問題》。載保定地委黨史辦編:《保定黨史資料》。 ⑦中國共產黨歷史資料叢書《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第一冊(文獻選編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3年11月版。 ⑧日本防衛廳戰史室:《華北治安戰》上冊第372頁，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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