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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湘贛省委成立后，在領導全區軍民積極對敵作戰的同時，展開了發動群眾深入土地革命、加強根據地建設和肅反等項工作。 在中共湘贛省委成立之前，中國共產黨內以王明為代表的第三次 '左'傾路線，已經通過1931年1月舉行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中共中央 領導機關中取得了統治地位。這條'左'傾路線，'在中國社會性質、階 級關系的問題上，夸大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比重，夸大中國現階段 革命中反資產階級斗爭、反富農斗爭和所謂'社會主義革命成分’的意 義，否認中間營壘和第三派的存在。在革命形勢和黨的任務問題上，它 繼續強調全國性的'革命高潮’和黨在全國范圍的'進攻路線’”。在組 織上，則錯誤地認為當時黨內的主要危險是所謂'右傾機會主義'和“富 農路線',并以積極擁護和執行其錯誤路線的分子“來改造和充實各級 的領導機關'。隨后又制定了許多包含有嚴重'左'傾錯誤的具體政策。 1931年9月，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成立，第三次'左'傾路線繼續發展。這條'左'的路線和'左'的政策，對中共湘贛省委的領導工作不能不產生影響。 深入土地革命，開展查田運動 湘贛蘇區的一些地區，雖然經過1928年和1930年兩次分田，但由 于強大敵人的不斷進攻，地主階級的搗亂破壞，群眾思想上有顧慮，以 及經驗不足，使蘇區的土地問題沒有得到徹底解決。1931年10月，中共 湘贛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和湘贛省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先后召開，作出 了深入開展土地革命，重新徹底分配土地的決議，以求進一步解決蘇區的土地問題。 10月中旬開始了分田運動。重新分配土地的領導機關，是各級黨和 政府領導下的土地委員會，并由農村中的雇農工會、貧農團協助進行。 在這次重新分配土地中，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和湘贛省委的決定，特別強 調了階級路線，在步驟上也是首先發動群眾劃分階級。 一般地仍按人口 平均分配，對富農則要求以勞動力為標準。經過4個多月的斗爭，永新、 蓮花全縣和吉安、茶陵等縣大部分地區，都重新分配了土地。1932年夏， 在邊沿地區和南路、北路以及萍鄉、攸縣等縣的部分地區，也分了土地。 由于各地區條件不同，平均每人分得的土地也不等。在分配土地的同時， 還沒收了地主的房屋、衣物、家具和牲畜，分給了貧雇農。紅軍及其家屬分了好田，實行了紅軍公田和蘇維埃政府公田制度。貧苦的老弱孤寡 也分了一份土地。通過這次重新分配土地，使蘇區的基本群眾得到了土 地革命的果實。但是，在這次分配土地中貫徹執行了第三次“左”傾路 線的'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驅逐豪紳地主家屬出蘇區'等錯誤政 策，對地主不給以生活出路，對富農打擊過重，同時侵犯了中農利益，從而擴大了打擊面，過多地樹立了敵人。 1932年秋，湘贛蘇區遵照中共中央、蘇區中央局和中華蘇維埃臨時 （紅軍公田和蘇維埃政府公田，是在蘇維埃政府控制下的一部分公共土地，由當地蘇維埃政府領導群 眾以義務勞動的形式耕種，收獲的谷物，作為補助紅軍給養、救濟紅軍家屬、安置殘廢軍人、慰勞紅軍以及其他公益事業之用。） 中央政府的指示，展開了查田運動。在查田的具體工作中，又發生了“查三代''查五代'的錯誤，有些地區把一些貧雇農查成中農，把一些中農查成富農，甚至把一些本來屬于基本群眾和同盟軍的人也當成階級敵人。 重新分配土地運動中已經發生了的'左'的錯誤有了進一步發展。 肅反運動 湘贛臨時省委和湘贛省委，根據中共中央和蘇區中央局的指示，從 1931年8月起，在蘇區黨政機關和紅軍中展開了大規模的肅清反革命分 子的工作。肅清內部反革命分子是革命斗爭中的一項重要任務，但是， 中共中央對革命內部隱藏的階級敵人，作了過分夸大的估計，制定了過 '左'的肅反政策。湘贛臨時省委和省委，對本地區的干部情況也沒有作 認真的調查研究，盲目地接受了中共中央和蘇區中央局的錯誤指示，認為湘贛地區的黨、政府和軍隊中都有反革命“AB 團”分子活動，在組織 上按照當時中共中央的規定，設立了脫離黨委集體領導、脫離群眾監督 的肅反機關；在案情審理上，又采取了逼、供、信的錯誤辦法，使肅反 工作發展到亂捕錯殺，不少優秀干部受到錯誤處理。據不完全統計，到 1931年底，全省已處決了1210人，造成黨內極為痛心的損失。尤其對 與富田事變有牽連的西路地區，錯誤更為嚴重。在一個短的時間內，出 現了人人自危、相互猜疑的混亂局面。在這種情況下，湘贛省委雖然對 這種做法發生過懷疑，并在某些具體措施上有所緩和，但是，在當時 中共中央的錯誤政策下，肅反工作中的錯誤，沒有也不可能得到糾正。 1932年春，袁德生、王震出席中華蘇維埃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回來，傳 達了毛澤東關于肅反工作的正確指示，蘇區中央局在1932年1月《關于 蘇區肅反工作決議案》中，也指出了肅反工作中的一些錯誤，湘贛蘇區 在肅反工作上的簡單化、擴大化的錯誤才得到暫時的糾正，釋放了被關押的600余人，被錯判死刑的酃縣縣委書記張平化等得到了保護。 1932年底，由于各種原因，湘贛蘇區的肅反工作又重新搞起來了。 1932年2月，蘇區中央局聽了湘贛省委委員劉士杰的口頭報告，認為湘 贛省委犯了'嚴重的右傾機會主義動搖'的錯誤，決定改組省委，湘贛 蘇區的肅反工作就搞得更'左'了。這時，湘贛黨、政府和軍隊中的一 些領導干部，也被錯誤地作為肅反對象予以逮捕審訊，有的甚至被殺害。 在肅反運動中，湘贛地區被殺害的領導干部有：省委常委、省蘇維埃政 府主席袁德生，省委常委、職工會書記劉其凡，湘贛軍區政治部主任 于兆龍，紅軍學校政治委員曾毅之，省委委員李孟弼，新獨立1師政治委員陳韶，紅8軍第23師師長楊茂等。 肅反擴大化原因很多，客觀上，當時革命根據地處于反革命勢力包 圍中，敵人確實不斷派密探、奸細打入革命陣營內部，給革命造成很大 損失，革命隊伍內不得不時時處于高度警惕中，難免有時就擴大了敵情 的嚴重性。主觀上，也是最主要的，首先是中共中央的'左'傾路線和 錯誤肅反政策影響。其次，省委和肅反領導機關在思想上存在主觀主義， 在認識上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加上逼供信的審訊辦法，這就不 可避免地導致嚴重惡果。肅反擴大化傷害了許多優秀干部和進步人士，教訓是極為深刻的。 開展革命競賽，加強根據地建設 1932年春，湘贛省委乘敵人新的'圍剿'尚未開始的有利時機，領 導全省軍民，通過革命競賽的方式，在許多工作上造成了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使根據地建設的各項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績。 在擴大紅軍方面，黨和政府通過各種群眾團體，運用報刊、集會、 演戲、個別訪問和新兵回鄉串連等方式，向廣大群眾講清革命形勢和擴 大紅軍的意義，動員大家自覺地積極地參加紅軍，武裝保衛分田果實， 保衛工農革命政權。在提高思想覺悟的基礎上，黨和政府又進一步地在 各種革命組織間，在縣、區、鄉、村間，開展擴大紅軍的競賽。湘贛省蘇維埃政府根據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的擁軍優屬條例，及時制定和頒布了補充條例，規定：因參軍而缺少勞動力的家庭，其田地由政府組織 群眾幫助耕種，并免除一切捐稅；紅軍家屬買東西可以享受優先和九五 折的待遇；全省實行無代價優待紅軍勞動日和建立紅軍公田等制度。由 于黨和政府擴大紅軍的號召，和及時采取了這些有效措施，掀起了蘇區 人民的參軍熱潮，到處出現母送子、妻送郎和兄弟爭當紅軍的動人事例。 從1932年3月到6月的3個月里，就有6741人參加了紅軍。大批有覺 悟的工農青年參軍，使湘贛蘇區的武裝力量在短時期里得到了很大的發 展。蘇區的英雄人民，不僅將自己的親人送去當紅軍，并且從物質和精 神方面盡一切可能來關懷和幫助自己的子弟兵。他們踴躍地交送紅軍公 糧，做軍鞋，經常組織歌舞隊、洗衣隊和補衣隊等到紅軍部隊里進行慰 問。紅軍住到哪里，哪里的群眾就同親人一樣地給紅軍讓房子、借家具， 幫助攤鋪，燒茶送飯，爭著替戰士洗補衣裳。擴大紅軍和擁軍優屬的群 眾運動，既從人力方面增強了紅軍，也從政治方面鞏固和鼓舞了紅軍，并且使紅軍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更加密切了。 在發展生產方面，廣大農民在重新分配土地以后，生產積極性進一 步高漲。在黨和政府的領導下，深耕細作，改良種子，興修水利，開墾 荒田，興辦了石膏、造紙、木材和樟腦等適合當時環境的小型廠礦。為 了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保障人民群眾的生活需要，省蘇維埃政府積極 幫助群眾集資開辦了各種生產與消費合作社；在邊沿地區設立秘密的貨 物交換所，與白區商人建立了貿易關系，用根據地剩余的工農業產品—— 竹、木、煤、棉花、豬肉等，換回當時蘇區無法生產的藥品、食鹽、布 匹、文化用具等必需品。為了解決食鹽的不足，還組織群眾熬制硝鹽代用。 省蘇維埃政府成立了財政經濟委員會，創辦了工農銀行，加強了全省的 財經領導，并在發展生產的同時，開展了厲行節約運動。各級黨、政機 關普遍裁減冗員；少發或不發辦公費用；群眾團體一律經費自給；任何 機關不準請客；禁止用糧蒸酒、熬糖或做米果。機關干部日食兩餐， 一 干一稀；干部不分職位高低，規定每人每日發伙食費3分(但經常不能保證)。 在文化教育方面，省委、省蘇維埃政府為了滿足人民群眾的要求， 先后創辦了工農夜校800余所，列寧初級小學700余所，高小5所，女 子職業學校3所，婦女半日制學校204所，識字班2500余個，劇團30 多個。列寧室、讀報組、識字牌、黑板報、演戲團和歌舞隊，各鄉各村 都普遍地建立了起來，深受群眾歡迎。與此同時，省委和省蘇維埃政府，還組織群眾大力開展了衛生防疫工作。 在黨和政權的建設方面，各級黨組織結合中心任務，積極進行了黨 的發展工作。僅在1932年的3月到6月，就發展黨員6400余人。省委 開辦了黨校，培養支部書記以上干部，并將大批在長期革命斗爭中表現 忠誠勇敢的工農分子提拔為黨的各級領導干部。1932年夏，省委所屬組 織進行了調整，南路、湘南兩特委，改為河西、湘南兩道委，北路特委 改為分宜中心縣委。省委共轄屬2個道委、1個中心縣委、1個白區區委 (長湘區)和10個縣委(永新、蓮花、茶陵、吉安、萍鄉、安福、寧岡、攸縣、 酃縣、遂川縣委)。各級政權機構也都進行了組織調整，并開展了反對官 僚主義、貪污腐化等不良傾向的斗爭，健全了各種業務工作和工作制度。 雇農工會、婦女會都有了很大發展。反帝大同盟會員發展到12萬人，互濟會會員發展到15萬余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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