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想讓別人主動幫助你，自己要先主動做兩件事
在中國近代史上，曾國藩無疑是一個傳奇人物。從一名默默無聞的七品芝麻官，到封侯拜相的一代名臣，他的人生軌跡令人驚嘆。然而，鮮為人知的是，這位看似運籌帷幄的大臣，曾多次遭遇挫折和失敗，甚至三度身陷牢獄之災。在這些危難時刻，總有貴人相助，將他從困境中解救出來。
是什么讓曾國藩在困境中總能得到他人的幫助？他又是如何在短短三十余年間，從一個籍籍無名的翰林，成長為一個手握重兵、影響朝野的重臣的？這其中，又蘊含著怎樣的為人處世之道？
一、曾國藩的人生轉折：從默默無聞到顯赫一時
道光二十年（1840年），30歲的曾國藩進京趕考。這一年，他高中二甲第四名進士，被選為翰林院庶吉士。對于這個來自湖南湘鄉農村的年輕人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飛躍。然而，命運的轉折遠未結束。
初入京城的曾國藩，如同大多數剛入仕途的年輕人一樣，顯得拘謹而謙卑。他每日勤勉工作，潛心鉆研經史子集，為自己日后的仕途打下堅實基礎。三年后，曾國藩順利散館，被任命為翰林院編修，正式踏上仕途。
然而，仕途并非一帆風順。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曾國藩因為在給道光皇帝的奏折中用詞不當，被降為國子監學錄。這是他第一次遭遇挫折，也是他第一次身陷牢獄之災。在獄中，曾國藩并未自暴自棄，而是利用這段時間反思自己的過失，并潛心研究《易經》。
正當曾國藩陷入困境時，他的老師賀瑞麟挺身而出，向道光皇帝求情。賀瑞麟在奏折中稱贊曾國藩'才學兼優，品行端正'，請求皇帝從輕發落。最終，在賀瑞麟的幫助下，曾國藩得以重獲自由，并被恢復原職。
這次經歷讓曾國藩深刻認識到人際關系的重要性。他開始努力經營自己的人脈網絡，同時也更加謹慎地處理公務。
然而，命運似乎總是在考驗著這位年輕的官員。咸豐元年（1851年），曾國藩因為在奏折中批評朝廷的軍事決策，再次被捕入獄。這一次，他的處境更加危險，面臨著可能被革職的嚴重后果。
就在此時，曾國藩的同鄉兼好友郭嵩燾挺身而出。郭嵩燾利用自己在朝中的關系，四處奔走，為曾國藩說情。他向朝廷大臣們強調曾國藩的才能和忠誠，認為朝廷不應該因為一時的言語失誤而失去一位有才之士。
在郭嵩燾的努力下，加上其他一些朝中大臣的支持，曾國藩最終得以重獲自由。這次經歷讓曾國藩更加珍惜友情，也讓他意識到在仕途中保持謹慎和低調的重要性。
然而，命運的考驗并未就此結束。咸豐三年（1853年），曾國藩因為在剿滅太平軍的戰役中戰敗，第三次被捕入獄。這一次，他面臨的處境比前兩次更加嚴峻，甚至有可能被處以極刑。
就在此危急時刻，曾國藩的老師、時任軍機大臣的何桂清挺身而出。何桂清向咸豐皇帝力陳曾國藩的才能和忠誠，認為曾國藩雖然一時失利，但仍是朝廷不可或缺的人才。在何桂清的極力推薦下，咸豐皇帝最終決定給予曾國藩一次改過自新的機會。
這三次牢獄之災，對曾國藩的人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每一次，他都從中吸取教訓，不斷完善自己的為人處世之道。他逐漸明白，要在官場中立足，不僅需要才能，更需要廣結善緣，培養忠實的朋友和下屬。
從這些經歷中，曾國藩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處世哲學。他開始注重培養人才，廣泛招攬門生故吏。他對待下屬極為寬厚，常常不計較個人得失，這使得許多人愿意追隨他，為他效力。
同時，曾國藩也開始注重宣傳自己的主張和思想。他通過與朝中大臣的交往，以及對門生的教導，逐步擴大自己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不僅限于官場，還延伸到了整個社會文化領域。
正是通過這些努力，曾國藩從一個默默無聞的翰林，逐步成長為一個手握重兵、影響朝野的重臣。他的rise吸引了許多人的關注，也為他贏得了更多的支持者和追隨者。
二、不貪戀他人功勞：贏得信任與尊重
曾國藩在仕途中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于他的處世之道。其中一個關鍵原則就是不貪戀他人功勞，這一點在他與穆彰阿的交往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33歲的曾國藩被提升為翰林院侍講、詹事府少詹事。這個職位使他有了經常接觸皇帝的機會，每隔幾天就要為皇帝講解四書五經。這種'皇恩正隆'的地位自然引來了許多人的關注，其中就包括當時的一品大臣穆彰阿。
穆彰阿是滿族正黃旗人，曾任內閣學士、戶部尚書等要職。他在朝中地位顯赫，但在某些事務上仍需要曾國藩這樣能接近皇帝的年輕官員的幫助。有一天，穆彰阿找到曾國藩，請求他在皇帝面前為自己的弟弟穆同美言幾句，希望能讓穆同出任浙江鄉試的副主考。
這個請求讓曾國藩陷入了兩難。一方面，穆彰阿是朝中重臣，不好得罪；另一方面，曾國藩深知穆同的才學平平，實在難以向皇帝推薦。面對這種情況，曾國藩采取了一個折中的辦法：他向穆彰阿表示會盡力而為，但實際上并未在皇帝面前提及此事。
令人意外的是，不久之后，穆同還是被任命為浙江鄉試的副主考。穆彰阿認為這是曾國藩在皇帝面前美言的結果，特地帶著五百兩銀票登門拜謝。面對這種情況，許多人可能會欣然接受這份'功勞'和謝禮。然而，曾國藩卻做出了一個令人驚訝的決定。
他婉拒了穆彰阿的謝意和銀票，坦誠地表示自己并未在皇帝面前提及此事。曾國藩解釋說，穆同能獲此任命，完全是皇帝慧眼識珠的結果，與他無關。這種誠實和謙遜的態度讓穆彰阿大為感動。
曾國藩的這一舉動看似吃虧，實則為他贏得了更多。穆彰阿被他的誠實和正直所打動，從此對曾國藩更加信任和尊重。在之后的日子里，穆彰阿多次在朝中為曾國藩說話，幫助他渡過難關。
這個故事在當時的朝廷中廣為流傳，為曾國藩贏得了良好的聲譽。人們開始將他視為一個誠實可靠、不貪功的官員，這種形象為他日后的仕途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曾國藩的這種行為方式并非偶然。在他的日記中，多次提到要'不爭功'、'讓人'的處世之道。他認為，一個人如果處處與人爭功，不僅會得罪他人，還會失去真誠的朋友和支持者。相反，如果能夠謙遜退讓，不貪戀他人功勞，反而能贏得更多人的信任和支持。
這種處世之道在曾國藩的仕途中多次得到驗證。例如，在平定太平天國的過程中，曾國藩多次將戰功讓給其他將領，這種行為不僅沒有削弱他的地位，反而使他的威望日益提升。許多將領因此心甘情愿地追隨他，為他效力。
然而，曾國藩的這種行為方式并非沒有代價。有時，他的謙讓會被一些人誤解為軟弱，甚至被利用。但長遠來看，這種處世之道為他贏得了更多的支持者和追隨者，成為他最終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曾國藩的這種不貪戀他人功勞的態度，不僅體現在他與上級和同僚的交往中，也體現在他對待下屬的方式上。他常常將功勞歸于下屬，而將過失攬于自身。這種行為使得他的部下對他極為忠誠，愿意為他赴湯蹈火。
這種處世之道也影響了曾國藩的門生。例如，后來成為重要大臣的李鴻章，在處理人際關系時也常常采用類似的方法。這種影響力的傳播，使得曾國藩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在晚清官場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主動贊美他人：收獲意想不到的回報
曾國藩的成功不僅僅來自于他不貪戀他人功勞的態度，更來自于他主動贊美他人的行為。這種行為方式不僅幫助他贏得了眾多支持者，還為他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回報。在曾國藩的一生中，有許多這樣的例子，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莫過于他與沈葆楨的交往。
咸豐七年（1857年），曾國藩正值事業低谷。此時的他，因為在平定太平天國的戰役中屢屢失利，不僅失去了朝廷的信任，還面臨著被革職的危險。就在這個關鍵時刻，一位名叫沈葆楨的年輕官員進入了曾國藩的視野。
沈葆楨是福建閩縣人，比曾國藩小十六歲。當時，他剛剛通過會試，正準備參加殿試。雖然沈葆楨還只是一個未出仕的舉人，但曾國藩卻敏銳地看出了這位年輕人的潛力。
在與沈葆楨的幾次交談中，曾國藩被他的才學和見識所折服。盡管自己正處于困境，曾國藩仍然毫不吝嗇地贊美沈葆楨。他在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沈葆楨才學出眾，品行端正，日后必成大器。'這封信很快在京城傳開，為沈葆楨贏得了不小的名聲。
曾國藩的這種行為在當時的官場中并不常見。許多官員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往往會打壓或貶低年輕有為的后輩。但曾國藩卻選擇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他不僅不吝贊美，還主動為沈葆楨創造機會。
在殿試前夕，曾國藩特意邀請沈葆楨到自己家中住宿，并親自為他講解應試技巧。這種舉動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許多人都對曾國藩的慷慨感到驚訝。
果然，在隨后的殿試中，沈葆楨表現出色，被授予翰林院編修的職位。這個結果不僅證實了曾國藩的眼光，也讓沈葆楨對曾國藩充滿了感激之情。
然而，曾國藩對沈葆楨的贊美和幫助并未就此停止。在接下來的幾年里，他多次在朝廷中推薦沈葆楨，幫助他迅速晉升。每當有人質疑沈葆楨的能力時，曾國藩都會站出來為他辯護，稱贊他的才能和品德。
這種持續的贊美和支持，讓沈葆楨對曾國藩產生了深深的敬佩和感激。他開始主動為曾國藩在朝中奔走，為他說好話，幫助他重新獲得朝廷的信任。
咸豐十一年（1861年），當曾國藩因為戰事失利再次面臨被革職的危險時，正是沈葆楨在朝中極力為他辯護，強調曾國藩對平定太平天國的重要性。正是由于沈葆楨的努力，曾國藩才得以保住職位，繼續領導剿滅太平軍的戰役。
這種互相支持的關系一直持續到兩人去世。在曾國藩最后的日子里，沈葆楨一直陪伴在他身邊，照顧他的起居。而在曾國藩去世后，沈葆楨也繼承了他的衣缽，成為了晚清重要的政治家和軍事家。
曾國藩與沈葆楨的這段交往，充分展示了主動贊美他人所能帶來的意想不到的回報。通過真誠地贊美和支持一個年輕人，曾國藩不僅幫助沈葆楨成長為一位杰出的官員，也為自己贏得了一個忠誠的支持者和朋友。
這種行為方式并非曾國藩的偶然之舉。在他的日記和書信中，常常可以看到他對他人的贊美之詞。無論是對下屬、同僚，還是對上級，曾國藩都能找到值得贊美的地方，并且毫不吝嗇地表達出來。
這種主動贊美他人的行為，不僅幫助曾國藩建立了廣泛的人際網絡，也為他贏得了良好的聲譽。人們開始將他視為一個慷慨、善于發現人才的領導者，這種形象極大地提升了他在官場和軍中的威望。
然而，曾國藩的這種行為并非單純的策略，而是源于他對人性的深刻理解。他認為，每個人都渴望得到認可和贊美，如果能夠滿足這種需求，就能激發出人們最大的潛力。因此，他的贊美總是真誠的，而非虛偽的恭維。
四、合理化解矛盾：化敵為友的藝術
曾國藩的處世之道中，最為高明的莫過于他化解矛盾的能力。在他的仕途生涯中，曾多次面臨與同僚或下屬的矛盾，而他總能以獨特的方式化解這些矛盾，甚至將對手轉化為朋友。這種能力在他與左宗棠的關系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左宗棠，字翰臣，湖南湘陰人，比曾國藩小六歲。兩人早年都是湘鄉名士賀瀚的門生，本應親如兄弟。然而，由于性格和處事方式的差異，兩人之間的矛盾逐漸加深。
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天國起義軍攻占南京，朝廷命曾國藩組建湘軍抗擊太平軍。左宗棠原本期望能在湘軍中擔任要職，但曾國藩卻并未重用他。這讓左宗棠心生不滿，開始在私下里批評曾國藩用人不當。
矛盾的轉折點出現在咸豐五年（1855年）。當時，湘軍在江西樵舍遭遇重創，損失慘重。朝廷震怒，下令徹查此事。左宗棠借機上書朝廷，極力批評曾國藩的用兵方略，認為他'輕進冒險'，導致大敗。這封奏折給曾國藩帶來了巨大的壓力，甚至面臨被革職的危險。
面對這種情況，許多人都認為曾國藩會對左宗棠采取報復行動。然而，曾國藩的反應卻出人意料。他不僅沒有反擊，反而主動向左宗棠示好。
首先，曾國藩派人私下拜訪左宗棠，表示理解他的批評，并承認自己在用兵上確實存在不足。這種誠懇的態度讓左宗棠感到驚訝，也稍微緩解了兩人之間的緊張關系。
其次，曾國藩在給朝廷的奏折中，不僅沒有為自己辯護，反而肯定了左宗棠的一些觀點。他寫道：'左宗棠雖言辭激烈，但所言不無道理，臣當深思反省。'這種態度不僅化解了朝廷的怒氣，也讓左宗棠感到意外和感動。
更令人驚訝的是，曾國藩在隨后的用人上，主動向朝廷推薦左宗棠擔任要職。他在奏折中稱贊左宗棠'才智過人，忠心可嘉'，建議朝廷重用他。這一舉動徹底打動了左宗棠。
咸豐六年（1856年），在曾國藩的推薦下，左宗棠被任命為湖南按察使，開始參與平定太平天國的戰事。從此，兩人的關系開始逐漸改善。
在接下來的幾年里，曾國藩多次在公開場合贊揚左宗棠的才能和功績。例如，在左宗棠收復浙江時，曾國藩在給朝廷的奏折中大加贊賞，稱其'用兵如神，功勛卓著'。這種公開的贊美不僅提升了左宗棠在朝廷中的地位，也進一步消除了兩人之間的隔閡。
左宗棠也開始改變對曾國藩的看法。他在給友人的信中寫道：'曾公寬厚仁德，用人不疑，實乃難得之良師益友。'這種評價與他早年對曾國藩的批評形成了鮮明對比。
隨著時間的推移，兩人的關系逐漸從對手轉變為互相支持的同僚。在平定太平天國的戰役中，他們多次合作，互相配合，取得了一系列重要勝利。即使在意見不合時，兩人也能夠心平氣和地交流，尋求共識。
這種關系的轉變不僅影響了兩人的個人命運，也對清朝的政局產生了深遠影響。曾、左兩人成為了晚清最重要的兩位重臣，他們的合作為清朝的統治提供了重要支撐。
曾國藩化解與左宗棠矛盾的方式，展示了他高超的處世智慧。他沒有選擇正面對抗或者暗中報復，而是通過坦誠、謙遜和主動示好的方式化解矛盾。這種方式不僅避免了沖突的升級，還成功地將一個潛在的敵人轉化為了重要的盟友。
這種化解矛盾的藝術并非曾國藩的偶然之舉。在他的仕途生涯中，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無論是面對下屬的不滿，還是應對同僚的競爭，曾國藩總能找到合適的方式化解矛盾，維護團結。
這種能力源于曾國藩對人性的深刻理解。他認識到，大多數矛盾的根源在于誤解和不信任。因此，他總是選擇坦誠相見，主動示好，以誠意打動對方。同時，他也善于找到雙方的共同利益，通過互利共贏的方式化解矛盾。
五、以德服人：贏得長久的敬重
曾國藩的處世之道中，最為根本且影響深遠的莫過于他'以德服人'的理念。這種理念不僅體現在他的日常行為中，更是貫穿了他的整個仕途生涯。通過以德服人，曾國藩不僅贏得了同僚和下屬的敬重，更為后世樹立了一個典范。
這種以德服人的理念在曾國藩平定太平天國的過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咸豐三年（1853年），太平軍攻占南京，朝廷命曾國藩組建湘軍抗擊太平軍。面對這支新組建的軍隊，曾國藩并沒有采用當時普遍的高壓統治方式，而是選擇了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
首先，曾國藩在湘軍中嚴格推行'軍法'，但這種軍法并非單純的懲罰制度，而是包含了獎懲并重的原則。他制定了詳細的獎勵制度，對于在戰斗中表現出色的士兵和軍官，不僅給予物質獎勵，還會在全軍面前表彰。這種做法極大地提高了士兵的戰斗積極性。
其次，曾國藩特別注重對士兵的人文關懷。他經常親自探訪傷病士兵，了解他們的疾苦。有一次，一名士兵因傷病去世，曾國藩不僅親自為其料理后事，還寫信慰問其家人，并送去撫恤金。這種行為在當時的軍隊中是極為罕見的。
更為重要的是，曾國藩在軍中推行教育。他設立了軍中學堂，鼓勵士兵在閑暇時學習文化知識。他還親自為士兵講解《孟子》、《大學》等儒家經典，培養他們的道德品格。這種做法不僅提高了士兵的文化素養，也增強了軍隊的凝聚力。
曾國藩的這些做法很快在湘軍中產生了深遠影響。士兵們不再將他視為高高在上的統帥，而是尊敬他如同父親。有一次，湘軍在安徽遭遇太平軍的猛烈進攻，情況危急。曾國藩親自率領部隊迎戰，士兵們見狀紛紛奮勇向前，最終取得了勝利。事后，許多士兵表示，他們之所以如此勇敢，是因為不忍心看到曾國藩陷入危險。
曾國藩的以德服人不僅限于對待下屬，對待敵人也是如此。在平定太平天國的過程中，他多次下令嚴禁濫殺無辜。當太平軍潰敗時，他命令部隊優待俘虜，甚至安排投降的太平軍將領到湘軍中任職。這種寬厚的態度不僅贏得了敵人的敬重，也加速了太平天國的瓦解。
同治元年（1862年），太平天國的重要將領李秀成被俘。按照當時的慣例，李秀成本應立即處決。然而，曾國藩卻給了李秀成優待，不僅沒有加以羞辱，還親自與他長談，了解太平天國的內部情況。這種尊重敵人的態度讓李秀成深受觸動，主動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
曾國藩的以德服人不僅體現在軍事上，在政治上也同樣如此。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國被平定后，曾國藩被任命為兩江總督。面對這個戰亂后百廢待興的地區，曾國藩采取了一系列德政。
他大力推行教育，重建學校，鼓勵讀書人參加科舉。同時，他也注重實業發展，支持新式工業的建立。在賑災救濟方面，曾國藩更是不遺余力，多次捐出自己的俸祿救助災民。這些措施很快贏得了民眾的愛戴，使得曾國藩在江南地區享有極高的聲望。
曾國藩的以德服人還體現在他對待同僚的態度上。即使面對那些與他有過矛盾的官員，他也總是以寬厚的態度對待。例如，在與左宗棠的矛盾化解后，曾國藩不僅不記前嫌，反而多次在朝廷面前稱贊左宗棠的才能，推薦他擔任重要職務。
這種以德服人的行為方式，使得曾國藩在晚清官場中樹立了獨特的威望。即使是那些與他政見不同的官員，也不得不對他的人品表示敬佩。李鴻章曾評價說：'曾文正公德高望重，為一代楷模。'
曾國藩的以德服人不僅贏得了同時代人的敬重，更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他的為人處世之道被后人廣為傳頌，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要的一部分。許多后世的政治家和軍事家都將曾國藩視為榜樣，學習他以德服人的處世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