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題研究“可行性”的四個認識誤區

陸增輝 2024-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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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里的課題“可行性”，主要是指選題論證的科學性，以及個人/團隊基礎、條件等的勝任力。然而，很多申報人對課題“可行性”的認知存在一些觀念誤區。當然，這里的“誤區”不是說，這些申報人說不清楚“可行性”具體是指什么。而是說，一些不合時宜的寫作觀念干擾到他們對“可行性”的判斷（多數情況下，傾向于質疑自己的課題），最終影響課題本身的寫作、申報與立項。歸納起來，課題“可行性”的認知誤區主要有四個。接下來，為大家一一介紹。

一、“學術研究”與“政府政策”相對立

“學術研究”對應著“學術性”，“政府政策”對應著“應用性”。這一誤區說的是，很多申報人只看到課題書寫作“學術性”的一面，而忽視了“應用性”，進而把“學術價值”與“應用價值”對立起來。一般來說，“學術性”跟課題申報人的學者身份相關，他們只是做理論研究，不參與政策制訂。而政策制訂，則由政府部門或特定主管部門負責。正是因為二者分屬不同的主體，所以很多申報人把“學術研究”與“政府政策”對立起來，認為自己不是政府人員，難以對“政策”產生影響，進而對課題的研究目的產生自我懷疑，擔心課題不具有可行性。

比如，某課題是“××政策與鄉村××耦合協調機制研究（202×-202×）”。里面有一項研究內容是，對202×-202×的××政策進行長時段跟蹤。申報人的困惑是：“我們不能左右政策的制定，那我們開展這個跟蹤的目的是什么呢？”這就把“學術研究”與“政府政策”對立起來了。高校教師出身的課題申報人，的確左右不了政策的制訂，但課題研究可以為相關部門的決策提供資政服務。也即，課題通過長時間跟蹤，可以了解現實中的“××政策與鄉村發展”是不是協調，有沒有不協調的情況，從而更好地把握政策實施的效果，為下一步提出對策建議打下基礎。

二、“資料收集”與“結項成果”相混淆

任何課題都涉及“資料收集”。換句話說，“資料收集”是任何課題都需要做的事情。但在“資料收集”這件事情上，很多申報人容易混淆兩個事情，即把“'資料收集’的論證說明”和“資料收集的結項成果”混為一談。在課題論證環節，一看到課題選題、研究內容，便擔心自己不具備相關的條件和基礎，認為自己收集不到課題資料，進而覺得這個課題對自己來說不具有可行性。但這同樣屬于認知誤區。接下來，我們結合具體實例，詳細解釋“為什么這是認知誤區”。

比如，某課題的研究內容涉及“××文化海外交流歷史”“海外××資源搜集與整理”和“海外中國傳統服裝服飾資源數據庫建設”。申報人看到上述研究內容，提出3個疑問。第一，這些史料分散在多個國家的檔案館和圖書管，這便涉及到如何去這些國家收集這些史料的問題。第二，選題涉及的資料范圍為“海外”，而非具體到某一個國家。評審專家肯定也會考慮到這個范圍太大，申報人有沒有這個能力。第三，這個數據庫是要建個系統出來嗎？這些疑問，反映出申報人對課題“可行性”的擔憂，特別是擔心自己沒有條件收集到那么多數據。但是，這些擔心都是不必要的。

因為，這里的“資料收集”只是向評審專家證明自己有條件、有能力獲取相關資料，而不是直接去搜集這些資料，后者是課題立項才需要考慮的事情。退一步講，即便自己確實缺少海外關系，但課題真正立項后，并不是申報人自己去做，而是整個課題組去集體完成。在這種條件下，完全可以選擇有“海外關系”的人作為課題組成員。另外，“數據庫”也不是課題申報階段就得建設出來。寫課題書時，只需要提出數據庫的建設思路，而不是拿出作為結項成果的“數據庫”。只不過，為了證明課題組有能力建設這樣的數據庫，而需要在課題書“課題組成員”一欄填上有計算機學科背景的人。

三、“框架思路”與“研究發現”相糾纏

很多課題書都要求填寫“框架思路”。這個地方，原本是讓申報人圍繞自己的課題選題，概述自己的研究構想，即準備研究哪些內容以及如何研究這些內容。但很多申報人容易陷入“事無巨細”的寫作陷阱，總想把研究內容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問題，都直接給出現成的答案。一旦想不明白或者不知道問題的答案到底是什么，便開始懷疑課題的“可行性”，覺得課題研究框架的某一條不給出直接答案，便沒法去寫框架思路的下一條。這其實混淆了“框架思路”與“研究發現”。

比如，某課題是研究“某地某非遺項目瀕危資源的搶救性整理與傳承”這個問題。其中，研究框架有一條是讓寫“瀕危資源的挖掘整理”，但申報人覺得，自己“對瀕危資源的認識有些模糊，瀕危資源的挖掘整理應從哪些方面呢？目前也沒有可供參考的文獻”。實事求是地說，該地該非遺項目瀕危資源到底有哪些，以及從哪些方面去挖掘整理這個非遺項目的瀕危資源，的確沒有可供參考的文獻。因此，申報人“不知道”是正常的。而且，課題申報階段也不需要直接寫明，這個非遺項目的瀕危資源到底有哪些。只有課題立項、真正展開調研后，才能知道具體有哪些瀕危資源，“研究發現”才會被揭曉。

這個課題研究框架里的“瀕危資源的挖掘整理”，只需要從“非遺瀕危資源”的一般意義上去交代，比如把瀕危資源分成有形資源和無形資源。并不需要細化到，這個非遺項目瀕危的有形資源和無形資源分別是什么、有哪些。同時，把瀕危資源分成以上兩類后，就可以繼續往下介紹“搶救性整理與傳承”等后續的內容思路，而不必等搞清楚“瀕危資源具體有哪些”，才能往下寫。

四、“公司意見”與“學校意見”相糾結

對于購買了選題論證服務的申報人來說，自己對課題“可行性”的擔憂，往往集中體現為“公司意見”與“學校意見”相左。從道理上說，人文社科領域的很多問題，并不像“1 1＝2”那樣絕對，只有一個統一的固定答案。也即，意見相左并不代表“你對我錯”。人文社科領域的研究，本身就具有多樣化理解的特點。這個道理并不難懂，但夾在兩方意見中的申報人，往往想求一個絕對的萬全之策，而感到十分糾結。比如，公司曾先后論證過兩個課題選題，但兩位作者都提到，學校邀請的校外專家質疑他們的選題。

其中，一個選題研究的是“數字經濟與'休閑—生育’悖論”，另一個選題研究的是“新文科與教師跨學科教研能力”。校外專家認為，第一個選題“不符合倡導數字經濟的趨勢，并且現在沒有任何政策文件內容涉及這部分內容”；對第二個選題的質疑，體現在“《新文科建設宣言》中，沒有具體說明新文科建設中教師到底要做哪些”“教學能力，需要跨學科嗎？如何跨？科研也是，作為教師，如何去明確在新文科中如何跨”。上述質疑，因為是校外專家提出的，所以申報人都很重視，也很糾結。但是這些質疑，其實都源于對選題理解不到位。

第一個選題里的“數字經濟”只是一個背景，但研究重點在“休閑-生育”悖論，而且從理論上說，數字經濟的發展，使人從繁重的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中解放了出來，讓人有了更多的時間進行休閑，享受美好生活包括生育。但是，生育率并沒有提高。也就是說，數字經濟跟休閑、生育是有邏輯關系的，且“休閑-生育”悖論也是客觀存在的。因此，“數字經濟”相關政策提沒提這個悖論，并不重要。第二個選題，正因為《新文科建設宣言》沒明確“教師做什么”，所以才有研究的必要。即實際落實宣言要求時，需要落到具體的教師教研行為上。至于“教學能力，需要跨學科嗎”，則更好回答。新文科本身就是對傳統文科進行學科重組、文理交叉的一種教育模式，教師教研自然需要跨學科。

有一位博導說過：“沒有一個問題是完美的，再牛的大咖思考確定的問題，拿給一百個人，也會有一百種不同的質疑。”這種情況下，與其從“哪一方的想法更好”出發，去判斷課題“可行性”，不如基于個人實力，選擇一種自己更能駕馭得了的思路繼續寫下去。

五、小結

以上就是課題“可行性”的四個認知誤區。這些誤區，都混淆了“實然”與“應然”的關系。比如，“學術研究”是應然的，而“政府政策”是實然的，混淆“實然”與“應然”，就會忽視課題研究的應用價值；“資料收集”和“框架思路”的論證說明是實然的，是課題申報的當下就得寫的，而“結項成果”和“研究發現”是應然的，是未來立項后要實現的；“公司意見”與“學校意見”的沖突都是實然的，需要當下就盡快作出選擇，而不能苛求絕對完美的“應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