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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更好閱讀本文，建議先讀： 以解散國會的代價，迎接張勛入京，黎元洪如何中了段祺瑞'圈套'？ 府院之爭：段祺瑞吊打黎元洪和國會，制勝法寶為何是“督軍團”？ 皖系、直系、奉系3大派系4股勢力，究竟如何形成？一文徹底搞明白 圍繞對德絕交，美日扶持黎元洪段祺瑞，如何挑起1917年府院之爭？ 袁世凱死后，為何段祺瑞掌握實權？段與黎元洪為何因徐樹錚交惡？ 袁世凱死后，總統黎元洪為何被架空？真相源自1912年《臨時約法》 袁世凱死后，段祺瑞圖謀，讓黎元洪坐3天總統，黎如何坐穩總統？ 1917年4月9日，在未經國會和總統批準的情況下，段祺瑞以召開全國“軍事會議”的名義通電各省區，下令各省督軍前來北京開會，“商討外交大計”。
在其召集下，25日，督軍團首次會議在京召開，與會代表計有督軍7人，督統2人，省長1人，各省代表10余人。涉及晉、豫、魯、贛、鄂、吉、直、皖、察、綏、蘇、陜、湘、疆、奉、黔、浙、黑、滇、川、熱河等20余省，參加會議的代表除皖系的各地方實力派之外，相當一批的非北洋系人物和部分直系巨子如直隸督軍曹錕、江蘇督軍李純、湖北督軍王占元、河南督軍趙倜等人也參加了這次會議。 1、黎元洪的“奧援”和參加此次會議的皖系督軍不同的是，這些非皖系的督軍們所擔心的是皖系利用這次參戰的機會趁機擴張自己的實力和地盤，并尋找外交借口消滅非皖系的其他軍事集團。因此，他們的出席僅僅是為了了解段祺瑞對德宣戰政策的底細。由于出席此次會議的皖系代表居多，督軍團會議結束時，25名與會者最終以17票贊成、7票反對和1票棄權的絕對優勢通過了“擁護總理外交政策”的決議和對德宣戰案。 在此次會議上，段祺瑞公開向其親信們表示，此次參戰的真正目的是謀取日本之借款及軍械，以堅固北洋派（皖系）之實力，制服國內的反對黨。 5月1日，在段祺瑞的支持下，倪嗣沖率督軍團部分成員擅自闖入正在召開的國務會議。在其壓迫下，北洋政府國務院正式決定并公布了對德作戰方針。隨后，憑著這個刺刀下形成的議案，段祺瑞即于當日率領出席會議的內閣閣員，親詣總統府，迫使黎元洪核準對德參戰案并提交國會辯論。 在這一時期里，在段祺瑞的支持下，皖系干將倪嗣沖活躍于北京政治社會，參與樞府外交計劃，往返于東交民巷，成了北洋政壇上一個相當活躍的人物。5月3日，倪攜另二位干將張懷芝、孟恩遠及其他皖系督軍團成員徑自闖入總統府，要求黎元洪發表對德宣戰的命令。 黎元洪從最初的主戰派轉向了反戰派完全是由于美國遠東政策的改變，而美國方面的這個政策轉變的原因，卻是因為段祺瑞從黎元洪的手中奪去了對于參戰案的控制權。對德絕交案的被迫通過是黎元洪在新一輪的政爭中暫時地敗給了段祺瑞。但他卻并沒有就此屈服。 正在黎元洪積極地尋找著新的反擊時機時，來自馮國璋等直系方面的反戰、反皖態度卻使他看到與段祺瑞一決雌雄的資本。
因為，自天津調停返回南京后，4月8日，馮國璋曾公開發表聲明，反對加入協約國，反對對德參戰，主張對外政策應慎重從事。并表示：其在京時之所以贊成絕交，系調停府院，非出本心。 另一位使黎元洪大受鼓舞的人物是非皖非直的張勛。張曾經是徐州“十三省區聯合會”的參與人之一，北洋督軍團的始作俑者。 盡管1916年6月后，張勛組織的這個督軍團曾為段祺瑞在第一輪府院之爭中出過相當的力氣，也給黎元洪添加過不小的麻煩，但是，隨后逐漸表現出來的段、張之間的不斷擴大的裂痕卻終于使黎元洪看出，張勛本人并不是段祺瑞忠實的追隨者和擁護者，其最初在北洋系內所扮演的角色僅僅是想充當北洋盟主而已。 從段、張之間的矛盾出發，黎元洪有把握地相信，在與段氏的較量中，張勛會成為自己得力的助手。 對此，他不但曾特別地向美國方面作出過切切實實的保證，而且他甚至相信在張勛和其他直系勢力的支持下，他完全可以將段祺瑞免職，然后再組織一個新的內閣，而且不與任何派系合作，也能將政府維持下去。 在段祺瑞的主持下，1917年5月7日，國務院將對德宣戰案送交眾議院請求討論。而在討論前，各政團就對德參戰問題進行了預先表決。各政團的議決結果卻使段祺瑞看到了國會通過該案的暗淡前景。因為，在已經表決的各政團中，除研究系、大同俱樂部等明確表示贊成段祺瑞的對德宣戰外，其余各政黨、各派系或明確宣布反對參戰，或暫時保留意見，主張付全委員會表決。而事實上，這個結果已經表明，當時國會內反參戰勢力已明顯地占了上風。 于是，如何壓迫國會在對德參戰的問題上乖乖地就范，便成了段祺瑞和督軍團的督軍們迫在眉睫的第一要務。為此，他們已達成了關于武力迫使國會通過對德參戰案的決議，并且一致認定，如果全院委員會不通過此案，便決定“解散國會”，且“無論如何障礙，必其達到目的”。 2、公民團的“鬧劇”與此同時，皖系干將傅良佐、靳云鵬、王揖唐等人已奉命四處收買大批游民，組織各色各樣的“請愿團”和“公民團”，準備在5月10日國會正式表決時應急。
5月10日的國會會議在皖系軍人、政客們經過一番精心策劃之后開幕了。 是日午后1時，議院開全院委員會審查參戰案。會議尚未開始，門首早已聚集了數千人，各持標牌、旗幟，上書陸海軍人請愿團、五族公民請愿團、政學商界請愿團、學軍商界請愿團、北京學界請愿團、北京市民請愿團等。包圍了國會的這些形形色色的“請愿團”和“公民團”們，高呼口號，向國會議員們分發傳單，揚言：國會“倘不通過參戰案，一個議員也別想出去”，出去“則打死無赦”。 部分國民黨籍議員因不愿接受請愿團的傳單，或接受傳單稍遲，當場遭到毆打。當場有“請愿團”的代表趙鵬閣、吳光憲、劉堅、白亮、張堯卿、劉世鈞等6人入謁議長，聲稱“議院須于當日將宣戰案通過，否則不許議員出院”。
據當時的估計，參加此次公民團請愿和圍毆眾議院議員的“公民”先后達數千人。其中除部分由陸軍部組織起來的政客、議員和其他皖系御用人物外，其余均為用錢收買來的下層苦力和乞丐，或來自于雜役，有的是零散的人力車夫，有的是有組織的軍人和警察，甚至一些七八歲的小孩也參與其列，搖旗吶喊。而參會者的勞金則各有等差，有半元者，有銅元二十枚者，甚至有十五枚、七八枚等，不一其數。而會場各處則設有專門供應這些“請愿”人員的點心、茶水。 《中華新報》的一則報道極為生動地描繪了5月10日包圍議會的公民團和請愿團的情形：
利用軍隊，組織公民團和制造“民意”壓迫國會，在北洋政府時代首肇于袁世凱。1913年10月的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選舉中，正是靠著這種手段，袁世凱才登上了中華民國總統的寶座。 當段祺瑞承襲了袁世凱的政治衣缽之時，也同樣地承襲了袁世凱這種惡劣政治伎倆，只是相比之下，段祺瑞的這場表演遠不及袁世凱逼真和圓滿，因此所收到的功效恰恰也就只能是事與愿違了。 3、何以適得其反？公民團的鬧劇演到晚上八九點時達到了高潮。 由于對段祺瑞拙劣表演的激憤，不但反戰的各黨團表現了不愿屈服的態度，而且部分原來對參戰處于觀望態度的議員，因反對脅迫，轉而成為反戰派的支持力量。于是，原本意見分歧的許多政黨派系，在段祺瑞督軍團的壓迫下，反而因全體憤激，“黨見盡消，患難與共，反見一種親昵現象，而宣戰問題，于此乃有一轉折”。 原先對于參戰案贊成和反對兩派并不分明的陣容，如今都在對公民團的一致激憤之下，一變而以反對者成為多數。這種事與愿違、弄巧成拙的后果卻是段祺瑞所未料及的。 于是，參加全院委員會的議員們一致決定，暫不討論對德宣戰問題，改為召開全體議員大會，并要求國務總理段祺瑞、內務總長范源濂出席會議，就北京秩序和議員安全問題接受國會質問。 公民團圍攻議會的鬧劇從上午八九點一直持續到晚上九點，直到一些“公民”向議院內投擲石塊時砸傷了日本記者，段祺瑞才指示北京警察總監吳炳湘派出馬隊，將“公民團”驅散。至此，一些扮演成“公民”的士兵也逐步地暴露出自己的身份。 他們曾這樣責問：
而僅僅在數小時之前，這些“請愿公民”還在向議院恫嚇：
段祺瑞并沒有能通過公民團迫使議會通過對德宣戰案。盡管在此次事件之后，在京皖系各省督軍在北京頻頻設宴，邀請議員及各國公使，為段祺瑞作疏通之活動，但卻無法消除議會因公民團事件對于段祺瑞和督軍團所產生的普遍惡感。 在5月19日該案的復議時期，不但國會一致主張此案緩議，而且以三分之二的多數票通過了改組內閣的提案。 在此之前，段內閣的農商總長谷鐘秀、司法總長張耀曾及外交總長伍廷芳已因公民團干擾議會事向總統府和段祺瑞分別提交了辭呈。因此，段祺瑞內閣此時已經面臨著解體的危險。 來自社會各界強烈的抗議浪潮使段祺瑞進一步陷入了十分孤立的地位。公民團事件次日，孫中山即與岑春煊、唐紹儀、章太炎、溫宗堯等兩次聯名發表通電，要求北洋政府立即嚴懲擾亂國會的肇事者和“偽公民”。 北京、上海等地的學、商二界，南方各省督軍、省議會，馮國璋、李純等部分直系將領亦紛紛發表通電，抗議皖系軍人組織煽動公民團、偽造民意的專橫行徑。 5月18日，北京的一家英文報紙揭露了段祺瑞勾結日本和借款一億日元以擴充軍隊、整理兵工的秘密后，國內輿論更加沸騰。
至此，段祺瑞和督軍團終于意識到，他們與國會之間的對立已經失去了任何的轉圜余地，遂決意徹底破壞國會。 于是，5月19日，督軍團20余人聯名向總統提出解散國會的要求，理所當然遭到了黎元洪的嚴辭拒絕。而且黎元洪還就此宣布將要解除段祺瑞的國務總理職務。 于是，惱憤之中的督軍團便轉而組織力量，并約定相繼離開了北京，嗣后，他們前往天津、徐州結集，一場更大的陰謀策劃也就這樣悄悄地開始了。 4、黎元洪的“盟友們”5月23日，由總統府發出的對于國務總理段祺瑞的免職令一發表，立即便遭到了段祺瑞的強烈抗議。 黎元洪在其免職令中稱，免去國務總理的職務系根據《臨時約法》之三十四條之規定。 但段祺瑞卻于同一日的通電中指出：
因此，總統府發出的通電即按《臨時約法》之規定，未經段祺瑞副署，并不能生效，“將來地方、國家因發生何等影響，祺瑞概不負責”。按照段祺瑞的這個邏輯，只要他自己不愿意下臺，那么，任何關于他下臺的法令都只能是無效。 但是，“公民團”事件和段祺瑞私借日本貸款事件被公開和泄露后，全國各地反對段祺瑞的聲潮使黎元洪受到了巨大的鼓舞。 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部分直系軍人以及滇督唐繼堯、湘督譚延闿等人也在關鍵時刻向黎元洪發出聲援。特別具有影響的是，當離京的皖段督軍團代表們紛紛集結徐州，策劃著對于黎元洪的新一輪攻擊時，黎有充分信心地相信，擁有武力、坐鎮徐州的張勛已經成為他這一時期最為可靠的盟友。
與此同時，相當一些直系人物均對黎元洪表示了支持，馮國璋明白表示：
在其影響下，王占元、李純也表示“反對獨立”。 靠著手邊的這些本錢，在段祺瑞和一部分督軍團離京赴津之后，黎元洪又胸有成竹地向美國方面作出保證，他所面臨的一切危險已經過去，而且他將要免去段祺瑞的職務，組成一屆新的內閣，并且讓中國“在不受強迫的情況下，決定參戰問題”。 在5月25日總統府所下的段祺瑞的免職令中，黎元洪同時下令以原段內閣外交總長伍廷芳暫行代理國務總理，以陸軍部次長張士鈺代理陸軍總長，以王士珍為京津一帶臨時警備司令，江朝宗、陳光遠為副司令。 事實很快地向黎元洪表明，他不但過低地估計了自己的對手，也過于樂觀地估計了形勢。 5、孤家寡人的黎元洪首先，段祺瑞被免職后，根本就沒有人敢于冒段祺瑞及其督軍團的威風來撿拾國務總理這個“燙手山芋”。 伍廷芳代行國務總理后，黎元洪“初議東海（徐世昌）出山，未獲允諾，遂堅請騁卿（王士珍)擔任，專使絡繹，繼以親往，豬口曉音，再三鼓動，聘卿終薦先生（李經羲），自愿居陸軍總長之職，時機危迫，不得不曲循其請”。
問題的關鍵在于，誰都清楚，在這場已處于白熱化的府院之爭中，出任這個在段氏督軍團環伺下的國務總理將要遭遇到巨大危險。為了維持內閣的正常運轉，國會不得不按照黎元洪的提議，將國務總理交給了這個自民國以來便一直耿耿不忘亡清遜帝的舊官僚李經羲。 而李受職之后，恰值皖段鼓動北洋各省“獨立”。于是，他便一直躲在天津租界中，向黎元洪提出了自己的蒞位“條件”——必得有張勛入京保駕，他才能入京蒞職。 集結在徐州的督軍團的督軍們，按照預先的計劃向黎元洪發起了新的攻勢，但遠在徐州的督軍團的“盟主”張勛，卻并沒有像黎元洪預先設想的那樣成為總統的守護神，恰恰相反，5月24日，張勛率先發表通電，斥責黎元洪和國會，并謂“各軍以中央破壞法律，群情憤激，惟有自由行動”。 這封通電，不但公然地為北洋督軍團的干政行為掩飾狡辯，而且也直接地成為北洋各地方實力軍人獨立的宣言書。 繼張勛通電后，安徽省長倪嗣沖、奉天督軍張作霖以反對中央免去段祺瑞的國務總理為由，首先聲明脫離中央，宣告獨立。 隨后相繼宣告獨立的有山東督軍張懷芝、福建督軍李厚基、河南督軍趙倜、直隸督軍曹錕，此外響應的還有吉林督軍孟恩遠、山西督軍閣錫山、黑龍江督軍畢桂芳。北洋各地督軍中，只有長江三督馮國璋、李純、王占元未加入獨立的隊伍。 在上面的各省督軍中，張勛雖未明確發表獨立通電，卻仍沿用了“十三省區聯合會”的名義，直接通電，要求黎元洪下臺。 安徽省長倪嗣沖于宣布獨立后，并發表特別宣言，聲稱：
隨即，倪在蚌埠扣留車輛，以其侄倪毓芬為北伐司令，率兵直逼豐臺，與曹錕等會合，設總參謀處于天津，指揮各軍，拉出了一副共同進兵北京的姿勢。 北洋皖系各督軍獨立后，黎元洪曾先后電請徐世昌、梁啟超出面調停，但均遭到拒絕。
至此，黎元洪已彷徨無計，煢煢孑立中的北洋政府，至此已經籠罩在一片戰爭陰云之中了。 （正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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