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東淄博地區，自周代就因經濟發達而出現強盛的諸侯國，現存大型遺址齊臨淄故城。此后的北朝佛教石刻、明清官員文人舊跡等也都具有代表性。而從淄博高鐵站往北的桓臺、高青、博興三縣，還有幾處小眾國保，從中可見當地歷史脈絡之一斑。 第七批國保·四世宮保坊·明·桓臺  桓臺縣因傳說中的齊桓公戲馬臺而得名，但舊跡已難覓。所轄新城鎮南距張店城區僅10公里，且為人口密集的大鎮。明清時期，鎮上的王氏家族地位顯赫，現存兩處國保、一處省保古建，均與之有關。其中的四世宮保坊是在明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為表彰時任兵部尚書王象乾而敕建。  宮保是明清時期太子太保、少保的統稱，為官員的榮譽稱號。新城王家世代為官，尤以王象乾為最。他歷經嘉靖至崇禎五朝，雖為進士出身，卻屢立戰功：中年時知播州（今遵義）平定苗亂，后又鎮守北疆多年，甚至退休后還一度重新啟用，直至84歲去世。因其功績卓著，朝廷將他本人以及也曾出仕的祖上三代均授予太子太保稱號，因此稱“四世宮保”。牌坊南、北面對聯分別為“佑茲岳牧公孤，世表勛名於中外；底定獞苗蠻貊，贊襄威伐於昌明”“纘舊維牙，恩錫表榖詒於克紹；慶賢有涉，榮名耀竹冊以彌光”，高度概括了王家的昔日榮耀。   牌坊為磚石混合結構，四柱三間，原跨街而立，后出于保護需要而為其騰出一片空地，但仍可自由出入，與居民生活融合無遺。古牌坊中石質較為常見，木制留存少量，而下為石構、上以磚砌的僅此一例，且通體布滿各種雕刻，實為少見之杰作。   石雕部分主要是基座和抱鼓石、石獅等。基座由巨型方石砌成，下層雕刻蓮瓣，上層雕刻龍、馬、鹿、獅、麒麟等走獸，姿態如行云流水，雖部分略有風化。石獅前后共8尊，雌雄各半，雌獅弄娃，雄獅戲球，充滿生活氣息。   上部磚雕更為細密。屋頂為三間歇山式，檐下有六鋪作仿木斗拱，出昂呈云朵形，瓦當、椽子都很逼真。檐下還配有雀替、垂花柱等裝飾。牌坊密布著磚雕人物、龍、麒麟、花卉等圖案，形式活潑多樣。但整體風格仍井然有序，又體現了官式建筑嚴肅性。 第八批國保·王漁洋故居·明至民國·桓臺  四世宮保坊往西數百米，可見一處規模宏大的宅院，其主人是清初官員兼文人的王漁洋。他本名王士禛，號漁洋山人，身后因雍正帝名胤禛而改稱士禎。以漁洋稱之，更體現其文人身份。他是明代王象乾的侄孫，家學淵源深厚。其祖父王象晉在明代為官，清代不愿出仕，但對這位孫子長期言傳身教，對其官風和詩詞造詣方面影響深遠。  王漁洋（1634—1711）在25歲時即中進士，后赴任揚州，其間游歷大江南北山水，留下不少詩作，如：吳頭楚尾路如何，煙雨秋深暗白波。晚趁寒潮渡江去，滿林黃葉雁聲多。他還參加過如皋水繪園（國5）詩社，與民間人士交流頗深。34歲進京任職，輾轉于禮部、戶部，直至升任刑部尚書。晚年因受案件牽連而罷官，逝于新城老宅。史載他一生志趣高雅，為官清廉，尤其在揚州周旋于鹽商之間而不染，后被康熙帝賜予“清慎勤”之匾。  此故居是在明代王家祖宅長春園基礎上，由王漁洋于清康熙年間改建而成，時稱“西城別墅”。王漁洋宦游后，每回家鄉皆暫住于此，最終告老還鄉。民國時該宅售于馮姓富商，又名馮家花園，并按照近代風格進行了改造。建國后又該作他用，直至辟為景區，并恢復了部分建筑。如今分東中西三路，東中路多為舊物，西路園林以重建為主。 故居建筑皆青磚灰瓦，垂花門內庭院深深，嚴謹有序。建筑均已修葺一新，只在闌額、雀替等處仍可欣賞雕刻細節。部分墻壁還保留了特殊時期的革命標語，可謂歷史的沉淀疊加。 在正堂宸翰堂內，不僅懸掛著康熙帝的御賜匾額，還有其臨摹米芾的書法作品。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王士禛于紫禁城保和殿得此墨寶。其內容體現了康熙帝對王士禛政德操守的勉勵和鞭策，也是以他為榜樣，表達了對臣子的仕宦要求。故居雖新，但能列入國八，或許也是當代頌揚德治之需。 故居中還有假山石一尊，來歷不明，但主人曾長期生活在園林城市揚州，對此透雕般的物件也許有興趣。其下的漢白玉須彌座雕刻精致，且有佛教意味。 王漁洋有家書匯編《手鏡錄》傳世，記錄了他的為官心得，以謹慎檢點、為民擔當為主要思想，以示家族后人。此外還有史料匯編《池北偶談》等，為今人了解清代典章制度等提供了參考。王漁洋一生行走在廟堂與山林之間，在詩詞評論方面也頗有造詣，尤以“神韻論”為代表。他與畢生處于底層的同鄉蒲松齡也多有交往，并為《聊齋志異》作詩：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 山東省保·忠勤祠·明清·桓臺 忠勤祠又名王家祠堂，與王漁洋故居隔街相望。其所紀念的先祖王重光為明嘉靖年間進士，官至戶部左侍郎，因在貴州平蠻而歿于王事，嘉靖帝降旨以“忠勤報國”四字嘉獎。忠勤祠現存建筑并無太多特點，倒是院內幾株古樹，頗有些年代感。 史載明嘉靖年間，因北京皇宮三大殿遇雷擊遭火而急需修復，皇帝詔令王重光赴貴州伐木，并通過戰爭招撫了當地少數民族。由于操勞過度，加上西南瘴氣，王重光不幸病逝于途中。祠內現存明代石碑兩通，上有王重光的官服像線刻，還有簡潔的文字表彰其在貴州的功績。 忠勤祠內還保存了歷代碑刻數百通，多數記述王家歷代人物事跡，還有些早期名家碑刻收藏于此。其中的“水月松風”石屏為元代遺物，下款題“晉王羲之書”，實為集字而成。 第七批國保·陳莊－唐口遺址·西周至戰國·高青 陳莊－唐口遺址位于高青縣城南的小清河畔，因本世紀初建設南水北調動線工程而發現。據考證為西周早期城址，并延續至戰國，且出土了“齊公”銘文。當地在原址建設了下沉式博物館，兼顧保護與展示功能，比僅有文保碑的古遺址更有觀賞價值。 博物館面積不大，但遺存豐富，包括灰坑、窖穴、房基、道路、水井，以及祭壇、甲字形墓葬、殉馬坑、車馬坑等。通過這些碎片信息，可大致勾勒出西周早期齊國古城的場景。齊國為姜太公所建，但史書對其西周時期的歷史敘述較簡略，只提及一度定都薄姑（今博興、高青附近），后遷回臨淄。而此處考古發掘為這段歷史提供了更鮮活的證據。 灰坑分布較為密集，且多為圓形。灰坑是古人利用廢棄的窖穴、水井或建筑取土后的凹坑傾倒垃圾形成的，垃圾中往往積累了大量與生活相關的文物。灰坑之間還有一處木構水井遺跡，地面模擬了大致框架。 甲字形墓葬有一處，前有馬車，后為豎穴，雙重棺槨，如今只能看個輪廓。據說其中出土了一些青銅器、玉器和貝類飾物等。 殉馬坑也有幾處，每坑殉馬約六七匹不等。有的排列整齊，分前后兩列，可能是被殺后下葬的。但也有的前列馬腿疊壓后列馬首，還有的殉馬排列雜亂，不知是否為生殉。齊國是千乘之國，殉馬數量也是其國力的標志，只是此地尚處于該諸侯國早期，殉馬坑比臨淄故城的規模小很多。 車馬坑是最大的遺存，前、中、后成列擺放三輛整車，結構清晰。馬骨架呈跪狀，馬首的青銅裝飾依然可見。與人殉相比，動物殉葬已是向文明邁出了一大步，但仍帶有原始的殘忍性。 祭壇是爭議最大的部分，據說共有九層，但表面看不出來。此外，還發現了夯土墻遺存，有的僅剩墻基，有的被河水淹沒。從規模看，此處未必是早期城址，因墓葬密集且有祭壇，也可能是一處墓園和祭祀中心。更多的謎團，有待進一步考古發掘來解開。 第七批國保·青城文昌閣·清·高青 高青縣由民國時的高苑、青城二縣合并而成。青城鎮即原青城縣城，離黃河南岸不遠，也算是個交通要道。鎮中心十字街口坐落著一座文昌閣，建于清乾隆初年，為舊縣城的地標建筑。 閣樓立于磚石臺基之上，主體為三重檐木結構。其體量不大，但在古代的當地還算高層建筑，“高閣晴霞”也是青城八景之一。作為過街樓閣，臺基為十字形卷拱門洞，連接四面的道路。閣上供奉文昌帝君，以倡導當地文脈。閣樓每層檐下均有斗拱、彩繪裝飾，近年又進行了翻新，古意更失。 青城文昌閣結構并不復雜，作為國保有些勉強。同類還有河南浚縣的文治閣，同縣城墻打包列入了國七。如今各地城鎮面貌已發生很大變化，唯有街心舊樓仍存，也確有保護之必要。 第七批國保·丈八佛·北朝·博興 桓臺和博興為鄰縣，縣城相距不過20公里，但由于博興后來歸了隔著黃河的濱州市管轄，如今兩縣間已不通公交。丈八佛位于博興東南村中的興國寺內，寺為新建，佛像則原址保存。 丈八佛傳說建于東魏年間，為青石圓雕的大型立佛，像高5.6米，加上底座通高7.1米。山東的同類佛像共有四尊，還包括臨淄西天寺造像、青島博物館的兩尊造像，但博興這尊是當中最大者。 自北魏始，皇家和民間皆崇信佛教，并將其視為亂世救主，于是大興佛教，大量造像。在山東以青州為中心，周邊出土了大量佛像，皆制作精美。作為大型造像的丈八佛，曾因興國寺傾塌而長期露于曠野，經受風吹日曬。而在特殊時期，其臉部已被當做打靶目標而破損，頭還被用拖拉機扯下。后來再安上并修復臉部，上世紀末又重建寺院保護。 佛像頭頂肉髻，面相溫和，整體秀骨清像，南朝傳來的漢化元素較為明顯。其身著褒衣博帶式袈裟，胸前結帶，也是典型的中土特征。佛雙手作施無畏與愿印，姿態優雅。其赤足立于覆蓮座之上，底部衣帶褶皺貼身，有曹衣出水風格，自然而帶有韻律。 作為底座的雙層覆蓮，花瓣寬大，且保存完好。據說蓮座上還刻有力士、博山爐等形象，但已模糊不見。大佛距黃河不遠，傳說在古代還發揮著為防洪祈福的作用，為信眾提供與浚縣大佛（屬國5）同樣的情緒價值。 第六批國保·龍華寺遺址·北朝至隋·博興 龍華寺遺址位于今博興縣東北向，與青州龍興寺遺址（國7）一樣，也發現了大量窖藏的佛教造像，只是名氣遜之。此外，該寺還清理出了較多的建筑基址，因而文物價值更勝一籌。雖然大型遺址現已回填，僅見路邊莊稼地前的一對文保碑，但整個區域東西長2千米，南北寬1.5千米，難以想象當時規模有多宏大，足見北朝信眾對佛教的狂熱度。 龍華寺遺址出土造像多陳列于博興縣博物館內，2020年還到國家博物館展出（見：疫情期間 國博看展）。南北朝是國家大分裂時期，少數民族、外來文化等多種元素交織。而佛教為亂世中的人們提供了精神港灣，也是統治者馭民之需要。這一時期佛像呈現的成熟沉靜之美，既反映了藝術創作的新高度，也呼應了當時環境下人們的心理需求。 龍興寺造像也是典型的青州風格，主要包括單體圓雕佛、菩薩像和背屏式造像碑兩類。從東魏開始，青州佛教造像風格發生了變化，更注重人物形體和內心佛性的表現，因而表情安靜祥和，衣裝輕薄貼體。有的衣飾雕刻繁縟精細，有的則較為簡潔，重在刻畫內心，對信徒傳遞交流互動之感。 背屏式造像碑則內容豐富，不僅有一佛二菩薩二弟子，還上有飛天，下有石獅，以及小型佛龕、人物、花草等紋飾。此類造像意在營造較為完整的佛國天堂場景，且因體量較小，便于貴族們供奉在家。有些背面還有線刻人物故事，同樣精美且更含蓄。 還有部分殘存構件，如帶有年代和業主題記的基座、作為佛教護法的天龍等等。有的題記字跡古拙，但保存了一定的歷史信息。天龍多采取高浮雕手法，鮮活靈動。 龍興寺遺址還出土了很多小型鎏金銅像，這也是北朝至隋代流行的風尚，同時也傳到了日本。這些佛像早期受外來犍陀羅風格影響，后期則漢化程度較高。其體量較小，有的設置要用放大鏡觀看，估計也是供當時家庭收藏和禮拜的。 “奉為高祖文皇帝敬造龍華碑”為隋開皇年間所立，記載了文帝楊堅敕建龍華寺的舊事。此碑螭首為高浮雕形制，刀口如新，碑身書法流暢，且保存基本完好。 龍華寺始建于北魏，毀于北周武帝滅佛；隋代再次重建，不久又毀于農民起義；后世屢建屢毀，最終淪為廢墟。該寺見證了千余年世事的盛衰無常，而唯有藝術作品能流傳至今。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