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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2019年8月19日 這是饅頭說第 381篇文章 我們金融行業的外行人 對“通貨膨脹”四個字可能沒什么深刻認識 真正的“通貨膨脹”有多可怕？ 看完這篇文章就知道了 1948年8月19日 國民黨宣布發行“金圓券” 1 1948年的7月29日，蔣介石在莫干山召開了一個秘密會議。 此時的國民黨政權，已感受到了黑云壓頂之勢： 共產黨的軍隊已經挺過了國民黨最初的“全面進攻”階段，在劉伯承和鄧小平率軍“千里挺進大別山”之后，開始發動了局部戰略反攻。尤其是在東北，共產黨的軍隊已經控制了絕大多數的土地和人口，國民黨軍隊被壓縮在沈陽、長春和錦州三個互不連接的區域內，一場戰略大決戰一觸即發。 但在這個千鈞一發之際，蔣介石在莫干山召開的這個會議，卻不是談軍事，而是談另一件事：錢。 由于內戰，國民黨的軍費開支瘋狂增加，財政赤字直線上升，但最關鍵的是，國民黨政權的官方貨幣——“法幣”挺不住了。 “法幣”，是國民黨政府在1935年開始推行的國內流通貨幣，由于一開始發行量不大且穩定，所以對中國經濟的發展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八年抗戰，財政吃緊，只能靠大量印制法幣。到了抗戰結束時，法幣的發行總額已經到了5569億元，比抗戰前夕增長了約400倍。
超發貨幣，自然會帶來貨幣貶值的效應。 以100元法幣為例，在1937年可以買到兩頭牛，到1938年就只能買一頭了，到1939年只能買到一頭豬，到1941年只能買到一袋面粉，到1943年只能買一只雞，而到了1948年，買上一小捧大米都已經困難了。 發動內戰后，由于國民黨政府財政收入的75%都砸到了軍費開支上，所以只能飲鴆止渴，靠瘋狂加印法幣來填補財政窟窿。在這樣的背景下，到1948年，法幣發行額已經令人瞠目結舌地達到了抗戰前的47萬倍，導致居然出現了這樣的一種窘迫景象： 印刷廠剛印好的法幣還沒出廠，鈔票面值已經在市面上一落千丈，甚至已經抵不過剛才印刷的成本了。
經濟如果垮了，軍事肯定也垮了。面對這樣的境況，蔣介石只能把經濟工作會議擺到了軍事工作會議的前面——先解決糧草，才能有人打仗。 怎么解決？按照蔣介石的想法，是要一攬子解決問題——放棄法幣，發行一種新貨幣。 “幣制改革”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牽扯到方方面面，需要非常縝密的論證和研究。在當時國內炮火連天的環境下，本來就已經搖搖欲墜的國民黨政權還能進行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幣制改革”？ 面對眾人的勸阻，蔣介石卻一定要改。 因為他信任一個人。 2 這個人，就是新上任不久的財政部長，王云五。 王云五是三個月前才被任命為財政部長的，他其實并非金融專業的“科班出身”，而是個出版商——他是商務印書館的總經理。 必須承認的是，商務印書館在王云五主政時期，局面為之一新，出版了很多非常有價值的書籍，可以說是為中國的文化事業做出了卓越貢獻。而且王云五也頗有經營頭腦，商務印書館在他的經營下也辦得有聲有色。 也正是因此，王云五被當時負責組閣的行政院長翁文灝任命為財政部長，隨即又接到了蔣介石的命令：拿出“幣制改革”的整套方案。
其實當時蔣介石是同時讓俞鴻均和王云五各拿一套方案的。時任中央銀行總裁的俞鴻均拿出了一套“不改法幣本位，用新幣負責繳納稅收和買賣外匯”的溫和改革方法，按這個方法，大概能將當時中央財政的收入提高到支出的40%到50%。 但是蔣介石卻全盤否決了俞鴻均的方案，因為他更看好王云五的方案——徹底推翻法幣，推出全新幣種：金圓券。 王云五的方案是這樣的： 新推出的金圓券，每元法定含金0.22217厘，由中央銀行發行，發行總額定為20億元，面額為1元，5元，10元，50元和100元。金圓券1元，折法幣300萬元，折東北流通劵三十萬元。 在7月29日的莫干山會議上，蔣介石正式認可了這套方案，但他有點不放心，在31號去專門咨詢了前中央銀行總裁張嘉璈。 經濟學科班出身的銀行家張嘉璈一點都沒給蔣介石面子，直言不諱地指出： “政府要發行一種新幣，必須要有充分的現金或外匯儲備，而且要能保證新幣的每月發行額度比舊幣要減少，不然肯定會導致物價飛漲，新幣貶值。” 而張嘉璈說的這幾個“必備要素”，國民黨政權當時其實一個都做不到。 8月17日，蔣介石還是不甘心，再一次咨詢張嘉璈，張嘉璈還是堅持自己的意見。 8月18日，蔣介石第三次召見張嘉璈，甚至把《幣制改革計劃書》的文本都拿給他看。但張嘉璈看完還是告訴蔣介石： 你們肯定守不住20億元的發行定額，新幣種可能在幾個月內就會大幅度貶值。
但此時的蔣介石，已經沒有退路了：行要上，不行也要上！ 1948年8月19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了“幣改方案”，之后行政院也討論通過。 當天晚上，蔣介石以總統名義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通過廣播播放。 這份“處分令”除了說明了“金圓券”的面值以及對舊幣的兌換比例之外，還額外強調了一點： “禁止私人持有黃金、白銀、外匯。凡私人持有者，限于9月30日前收兌成金圓券，違者沒收。” 蔣介石宣稱： “共產黨最怕兩樣東西，第一樣是世界大戰，這個明年肯定會發生，第二樣就是我們進行幣制改革，穩定經濟。” 3 1948年8月23日，金圓券正式發行。 應該說有些出人意料：金圓券發行后，全國的經濟居然進入一段“蜜月期”。 著名社會活動家楊杏佛（被國民黨特務暗殺）之子楊小佛，對當初這段“蜜月期”就印象頗深。 在國民黨政府正式推出金圓券后不久，就下達了一個“八·一九限價令”，即全國所有商品的售價以8月19日為準，一切交易不能超過此價。 在這樣的背景下，家住上海的楊小佛在頭兩天居然用4元金圓券，買到了食品商店里斷貨已久的美國產鮑魚罐頭，然后還用1.2元金圓券在南京東路的沙利文西餐館吃到一頓大餐。 在金圓券發行之初，由于國民黨政府態度堅決，又嚴格下達了兌換的限期，擺出了一副“鐵腕”姿態，所以全國的老百姓雖然有點將信將疑，但還是乖乖把手里的法幣等各種舊幣以及辛苦積攢的黃金外匯都交到了銀行，兌換成了金圓券。 8月23日發行的第一天，江浙沿海一帶經濟相對發達的城市，銀行門口都排起了長隊。在上海外灘中央銀行門前，很多上海市民從早上6、7點就開始排隊，很多人排到下午1、2點都還沒排上。
8月28日，金圓券發行滿五天，全國已經有價值2720萬美元的金銀外幣兌換成了金圓券。在之后的數周里，全國的商品價格受“八·一九限價令”控制，也基本都維持在金圓券發行前的價格。 國民黨內部一片雀躍，財政部長王云五自然也是備受鼓舞，認為這次的“幣制改革”“必將成功”。 但是，“蜜月期”真的就只維持了一個月左右。 作為親歷者的上海市民楊小佛，很快發現了一個普遍現象：商店櫥窗里雖然還稀稀拉拉擺著一點商品，但都是只展示不賣了；飯店里的飯菜分量開始大幅度減少了；就連早點鋪的包子、油條、陽春面，居然也開始“限量供應，賣完為止”了。 這是典型的“有市無貨”的征兆——商人們在“限價令”的威逼下，開始使用一切手段囤積商品，減少損失了。 而頭一個月的“內部消息”確實也不樂觀：金圓券發行首月，就超發了8000萬元。 相對于老實上繳“硬通貨”的普通老百姓們，那些多少有些內部信息渠道的工商業企業主和金融資本家們，早就洞悉了國民黨政府的經濟家底，所以紛紛開始耍起了滑頭。 在這個時候，退無可退的蔣介石只有一招可以用了： 用鐵腕政策，讓那些資本家們乖乖帶頭就范。 4 金圓券一發行，蔣經國就被老爸蔣介石派到了上海。 上海是全國的金融中心，工商業高度發達，各種金融資本家的勢力也是盤根錯節。可以說，上海是否能做好金圓券的兌換工作，關系到全國“幣制改革”的成敗。 這一年的蔣經國38歲，已經成了蔣介石的左膀右臂。所以他到上海時的頭銜盡管是“上海經濟管制副督導員”（俞鴻均是正職），但人人都知道——“皇太子”親自坐鎮上海，是來顯示蔣介石決心的。 對于這場“上海打虎”行動，蔣經國是頗有信心的。他定下的策略是： “此次經濟管制，是一次社會改革運動，如果用革命手段來貫徹這一政策的話，那么，我相信一定能達到成功。”
蔣經國一到上海，就在九江路中央銀行大樓三層設立了經濟督導員辦公室，親自坐鎮指揮上海的經濟管制。 首先，他輿論先行，發表題為《上海向何處去？》的“告上海人民書”，宣誓： “天下再沒有力量比人民力量更大，再沒有話比人民的話更正確”。 “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決，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將社會翻過身來，非用最大的代價，不能成功!” “只打老虎！不拍蒼蠅！”
然后，蔣經國就真的動起手來了——踐行“用人頭平物價”的承諾： 林王公司經理王春哲，因私套外匯被判死刑； 上海警備司令部科長張亞民、大隊長戚再玉因勒索罪被槍決； 憲兵大隊大隊長姜公美因破壞經濟管制，被槍決； 申新紡織總經理榮鴻元、美豐公司總經理韋伯祥、中國水泥公司常務董事胡建梁，都因私逃外匯、窩藏黃金等罪，被捕入獄。
在這樣的威懾之下，一些工商界的“大佬”開始畏懼了。上海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劉鴻生立刻上繳黃金800條，美金230萬元。劉鴻生對自己企業的負責人說： “蔣太子滿臉殺氣，他是什么都干得出來，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 然而，即便是這些工商業巨子，最多也只能算“大蒼蠅”。 蔣經國發現在《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之前，有人私自走漏消息，提前拋售股票。蔣經國隨即帶人闖進上海交易所，用槍頂著負責人交出所有賬目，結果發現兩個拋售大戶： 一個大戶是財政部機要秘書陶啟明之妻李國蘭，陶啟明隨即被捕入獄。 另一個大戶名叫杜維屏，同樣也被關進監獄。 下令關押杜維屏的時候，蔣經國不是沒有過猶豫，因為杜維屏有個老爹，叫杜月笙。 上海灘一時轟動： “蔣經國連杜先生的兒子都抓，看來是要動真格了！”
但是，杜維屏的老爸畢竟是杜月笙。 杜月笙知道兒子被抓后，也不找蔣經國要人，而是在蔣經國9月下旬召集的一次各行業企業家會議上，公開說了這樣一段話： “犬子維屏違法亂紀，是我管教不嚴，無論蔣先生怎樣懲辦他，是他咎由自取。不過，我有一個請求，也是今天到會各位的一致要求，就是請蔣先生派人到揚子公司查一查。蔣先生若是不方便，各位同仁和記者先生可隨杜某去開開眼界。”
這一段話，把蔣經國頂到了杠頭上——揚子公司當時違法囤積的貨物，是全上海最多的。但揚子公司的董事長，叫孔令侃，孔令侃的老爸，叫孔祥熙。 孔令侃是宋美齡最疼愛的外甥，孔、宋兩大家族也是蔣介石最重要的兩大支撐。 但事已至此，決定破釜沉舟的蔣經國派人查封了揚子公司上海總部，并封鎖所有倉庫。 上海輿論頓時興奮起來：野生的小老虎打完了，親生的大老虎真的敢打嗎？ 就在揚子公司被查封的第二天，宋美齡直接飛到了上海，當面要求蔣經國和孔令侃和解。 蔣經國不肯，雙方大吵一架。 不久之后，已經與中共在東北展開戰略決戰的蔣介石從前線連夜飛到上海，把蔣經國臭罵了一頓。 第二天，上海警察局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揚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資均已向社會局登記”。而積極報道“揚子案”的《大眾晚報》、《正言報》被勒令停刊。 上海嘩然，全國嘩然。
蔣經國的老部下賈亦斌登門質問蔣經國：“揚子案究竟辦還是不辦了？”蔣經國黑著臉，回了一句： “我是盡孝不能盡忠，忠孝不能兩全啊。” 揚子公司被放生，“只拍蒼蠅，不打老虎”的說法立刻傳遍全國，蔣經國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權威頓時灰飛煙滅，市場信心頓時崩潰。 從10月起，上海的物價掉頭急升，再次飛漲。 據民國記者、蔣經國的朋友曹聚仁記錄，那些日子蔣經國“幾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至于狂哭狂笑”。 5 1948年11月9日，俞鴻均給蔣介石發了一封密電：頂不住了。 截至到11月9日，才發行了3個月不到的金圓券，已經印刷了19億余元，逼近了當初20億元的限額。 但與此同時，因戰爭而急劇擴大的軍費窟窿，卻像一個永遠填不滿的無底洞，吞噬著國民黨政府的所有財政收入。 在這樣的情況下，俞鴻均只能申請蔣介石下令：盡快放寬金圓券的發行限額。 11月11日，行政院公布了《修正金圓券發行辦法》，《修正人民所存金銀外幣處理辦法》，宣布： 取消金圓券的發行最高限額，準許人民持有外幣，銀行可以開始流通；金圓券存入中央銀行一年后，可折提黃金或銀幣；對外匯率由原來1美元折合4金圓券，增加至20金圓券。 這等于是變相承認：“幣制改革”方案失敗！ 但三個月時間，兩份文件一來一去，中國很多普通老百姓家庭的財富，一夜之間就蒸發了。 11月20日，各地授權銀行的存款兌換金銀業務開始辦理，各個兌換處人潮洶涌，排起了長龍。在上海，很多市民往往是要露宿街頭，才能在第二天黎明時分排上隊伍去銀行兌換。12月23日，對金圓券完全失去信心的上海市民有約10萬人在銀行門口擠兌黃金，結果造成踩踏事件，105人受傷，7人死亡，是為“黃金擠兌慘案”。
而此時，比各地人潮更洶涌的，是政府開足機器印刷金圓券的勢頭。 僅11月一個月，國民黨政府就印發了13億金圓券，12月更是印發了49億。 但這種數字，和后面的印發數額相比，不過是小巫見大巫： 截至到1949年4月，金圓券發行總額已經飆升到了4萬億，但這個數字還是太缺乏想象力——之后的5月僅一個月，就發行了63萬億，6月又印發了63萬億，總額達到了130萬億，是1948年8月發行金圓券時印發總額的24萬倍。 金圓券面額從原先最高的100元，突破到了500元、1000元、5000元、1萬元、10萬元、50萬元，100萬元。 而當時100萬元的一張鈔票，能買到一個饅頭已經很不錯了。
6 到了1949年5月間，很多人可能這輩子都見不到的種種“奇觀”，相繼發生。 在很多單位，到了發工資日，以金圓券結算的工資是先統一發到一個人手里而不是發到每個人手里，因為領到工資的人必須以百米賽跑的速度去兌換成銀元、美金或黃金，再發給眾人——不然的話，可能就這幾個小時功夫，領到手里的金圓券就只值幾小時前面值的一半了。 對于當時很多的普通老百姓而言，簡直晚上連覺都不敢睡，因為睡覺前可能自己的錢還夠買一袋米，等一覺醒來，就只夠買一碗米了。 當時民間流傳這樣一首歌謠： “大街過三道，物價跳三跳。工資像團雪，放會兒就化掉。” 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些看似“段子”，但其實是真實發生的故事在全國各地屢見不鮮： 有人從浙江定海往上海寄一封普通郵件，需要貼價值16萬元的郵票——每張郵票面額1000元，要貼160張。無奈之下，此人只能反過來將信封貼在郵票上，“信封貼在郵票上”的段子就開始流行開來。 上海有一位老太太早上去買菜，提了一個竹籃子，里面堆滿了金圓券。走到途中內急，把籃子放在廁所門口進去了，等她出來，發現竹籃子被人偷走了，那一堆百萬面額的金圓券堆在地上，無人問津。
金圓券當時貶值到了怎樣一個地步？ 按購買力計算，1949年5月時的500萬元面額金圓券，只相當于1948年9月的1元面值。用“萬”來做購買單位，已經早就不行了——當時上海一石大米的價格，是4.4億金圓券。有人當時專門做過一個精確統計： 以每石大米有320萬粒米計算，當時買1粒米，就要130元金圓券。 在這樣的情況下，當時的新疆政府創造了一個至今仍無法打破的世界紀錄：發行過面額為60億元的鈔票，而那張鈔票，當時在上海也就只能買到70粒米或一盒火柴了。 金圓券僅僅用了9個月的時間，就輕松超過了法幣發行14年以來的通貨膨脹速度。 7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 此時的國民黨政府，已經搖搖欲墜，但金圓券還在全國范圍內流通，只是很多地方已經開始拒收了。 5月27日，上海解放，國民黨政府大勢已去。 終于，在6月5日，民黨政府宣布：禁止金圓券流通。 但是，即便在逃往廣州后，國民黨政府依舊在印發金圓券，直到7月3日才完全停止。而且作為替代品，國民黨政府隨即又推出了“銀圓券”——1元面額的銀元券可以兌換5億金圓券。 只是在此時，早已信用全失的國民黨政府連最短的“蜜月期”也無法享受到了，在國民黨統轄的城市里，老百姓都抵制兌換“銀圓券”，連國民黨自己的單位和機關也拒收“銀圓券”。 金圓券一共歷時10個月，成了中國貨幣史上最短命的貨幣，在世界貨幣史上可能也是屈指可數。 那位曾經做方案的王云五，在“幣制改革”方案失敗后，黯然引咎辭職。但在1949年后，還是跟隨蔣介石去了臺灣，并且依舊受到蔣介石的重用和優待。 有人曾分析，王云五本來也就是受蔣介石之命的“背鍋俠”，而且不管怎樣，通過發行金圓券，國民黨政府畢竟還是得到了好處——從全國收集到了當時價值2億多美元的各類外幣、銀元和黃金。 那都是全國各地老百姓的血汗錢。 饅頭說 1948年7月29日的那場“莫干山會議”，陳布雷也是參加的。 陳布雷當時的身份，是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代秘書長，而他更為人所知的一個身份，是蔣介石的“文膽”。 會上，經濟外行的陳布雷一言不發，會后，他做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陳布雷堅持把當時中央宣傳小組的100億法幣經費存入了銀行——盡管當時有人勸他換成黃金避免貶值。 第二件事，陳布雷會后途經上海時，回到家里，讓夫人王允默把家中的金器、銀器都整理出來，去兌換“金圓券”，并表示“我們要帶頭遵紀守法”。 后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 1948年11月13日，陳布雷在家中服毒自殺。 陳布雷是典型的知識分子，他對蔣介石，對國民黨一直是忠心耿耿的，因為他認為自己選擇的是代表國家、代表正義的一方。陳布雷的自殺，肯定不是因為自己的家產被自己政府發行的金圓券洗劫了，但確實和發行金圓券這件事是脫不了關系的，甚至可以說，這是壓垮他對國民黨信念的最后一根稻草。 當時陳布雷對金圓券迅速貶值的評價是： “國家利益被犧牲了，個人利益被犧牲了，卻便宜了金融家。” 在過去一段時間內，國內互聯網有那么一小群人，在他們的觀點言論中總能發現這樣一句類似的話：“蔣公一世英名，一時大意，被土共坐了江山。” 抗日戰爭結束后，國民黨軍隊擁有如此大的優勢，蔣介石擁有如此高的威望和地位，卻在短短三年多時間里，被一開始明顯處于劣勢的共產黨軍隊逆轉局勢，真的是一句“一時大意”能解釋的？ 但凡肯用點腦子稍微想一想，就知道肯定不是如此。 金圓券的鬧劇當然不能被解讀為國民黨丟掉大陸的唯一原因，但至少能為這場大潰敗提供一個很有說服力的注腳。 所以，多讀一點歷史，還是有好處的，知道勝為何勝，敗為何敗。 當然，也能讓人從中吸取教訓，避免再蹈覆轍。 End 本文主要參考來源： 1、《金圓券改革決策內幕考》（張秀莉，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16年02期） 2、《金圓券崩潰的前因后果》（金園同，《全球商業經典》，2017年07期） 3、《1948年王云五發行金圓券始末》（郭謙益，《江蘇錢幣》，2016年03期） 4、《1948年親歷金圓券的發行與崩潰》（楊小佛，《世紀》，2011年01期） 5、《1948年金圓券的發行及其最終命運》（王海蛟，《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3年07期） 6、《王云五與金圓券幣制改革逸事》（王晉陽，《金融經濟》，2006年15期） 7、《金圓券的搏殺——蔣經國與杜月笙初斗上海灘》（張宗高，《黨史縱橫》，1996年05期） 8、《舊中國通貨膨脹的惡例——金圓券發行內幕初探》（李金錚，《中國社會經濟學史研究》，199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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