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延安寶塔山 1944年6月9日，革命圣地延安來了一批身份特殊的客人—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這個參觀團共有21人組成，其成員包括美聯社、合眾社、路透社、塔斯社等外國記者，《大公報》、《中央日報》、《掃蕩報》、《新民晚報》等中國記者以及國民黨官員。 據資料，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在延安參觀訪問了一個月時間，后于當年7月12日離開延安回到重慶，但外國記者繼續留下來參觀訪問。在眾多外國記者中，作為美國《紐約時報》和英國《泰晤士報》、國家廣播公司駐中國記者哈里森·福爾曼最引人關注。  左起：彭德懷、朱德、葉劍英、聶榮臻和陳毅 福爾曼在延安期間拍攝了大量中共領導人、八路軍高級將領的照片。從這些照片中，我們看到毛主席、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人的真實面貌，他們雖然穿著帶補丁的破舊衣服，身材消瘦，可精神狀態很好，渾身散發著偉人的光芒。 福爾曼很早就來到中國，他還深入西藏進行了大量拍攝。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后，福爾曼又來到上海。隨著對中國抗戰了解的深入，福爾曼逐漸對中共領導的八路軍感興趣。福爾曼說：“中國正在作著生死的抗戰，以反抗致命的日本封鎖。然而中國最精銳的50萬軍隊，卻據說正用以封鎖他們自己的人民，北方的中國共產黨。” 然而，國民黨方面對中共、八路軍等進行了瘋狂封鎖，福爾曼則渴望去延安參觀訪問。1943年11月，福爾曼向國民黨提出申請，蔣介石委婉拒絕了。隨著美國政府大力援助國民政府，他們也逐漸注意到中共領導的抗日革命武裝。  1944年2月，岡瑟·斯坦因、愛金生等10名駐重慶外國記者給蔣介石寫了一封聯名信，公開要求去延安采訪，結果再次遭到蔣介石的拒絕。就在此時，美國總統羅斯福給蔣介石發去電報。 電報中，羅斯福表示，“很愿意看到一個觀察組被派到共產黨地區，（請蔣介石給予支持和配合）。”在這樣的背景下，蔣介石只能同意，于是就有了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雖然參觀團成立了，可蔣介石卻提出了要求，“外籍記者前往延安必須逗留（至少）三個月。” 福爾曼等人起初認為這是一件好事，可很快他們就發現了蔣介石的真正用意。蔣介石認為，如果讓外籍記者在延安待的時間長一點，這樣可能跟中共方面產生摩擦。最終前往延安的外籍記者共6人，福爾曼是其中一員。  毛主席和福爾曼 毛主席非常重視中外西北參觀團的到來，向他們詳細介紹了當前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情況。同時，在延安交際處的安排下，中外西北觀察團參觀了邊區的機關、學校、工廠、鄉村、八路軍戰士和民兵等。 福爾曼等人還采訪了毛主席、朱德等人，并且拍攝了大量照片。比如美聯社記者斯坦因這樣描述朱德：
 福爾曼則多次跟毛主席交流，兩人還拍下了合影。除了采訪毛主席外，福爾曼還采訪了朱德、彭德懷、賀龍、陳毅、葉劍英、王震等人。通過近距離接觸，福爾曼認為毛主席依舊保持著勞動者的角色，他平易近人，毫無架子，即便破舊的衣服也難以遮掩他身上散發的偉人光芒。 福爾曼還描述了毛主席的生活情況，他居住的窯洞跟延安當地老百姓居住的窯洞沒有任何不同，窯洞里只有幾件破舊的家具，地面鋪著普通的地磚。晚上工作只有蠟燭，而招待客人的只有茶水、土制糖果和不同牌子的低質香煙。 另外，福爾曼還對毛主席進行了這樣的判斷：“毛澤東在延安并不是什么不可接近的神靈，也不是所有智慧和指導思想的唯一源泉，他的話也不是不可質疑的法律。不可否認，毛的觀點和建議對政策的形成有著巨大的影響，但這些只被看作是供共產黨領導成員討論和最終批準的基礎，而這些領導人決不是些人云亦云的人。”  周恩來 隨著對八路軍、抗日根據地的深入了解，福爾曼認為中共是真正贏得了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這跟國民黨的宣傳是完全不一樣的。1944年9月21日，福爾曼受邀參加了晉綏汾陽前線的八分區司令部歡迎大會。 福爾曼還在歡迎大會上進行了演講，他發自內心地說：“過去有人告訴我：八路軍不打仗，現在我親眼看見了八路軍是作戰的。過去有人同我講八路軍沒有傷兵，現在我看到了八路軍是有傷兵的。過去有人給我講這地方的人民害怕并恨八路軍，現在我看到了人民是愛護八路軍、擁護八路軍的。”  賀龍和福爾曼 值得一提的是，福爾曼后來根據在延安地區、華北抗日根據地的所見所聞，寫下了轟動中外的《紅色中國報道》(后譯為《北行漫記》)，他在書中把中共的真實情況向世界人民進行了客觀報道。 1973年，福爾曼在時隔20多年后再次來到中國，葉劍英、王震等人接見了他，對他的到來表示歡迎，稱他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1978年，福爾曼在美國紐約病逝，中國方面派出人員向福爾曼家屬表示慰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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