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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7月，橡樹（中排左2）與祖母（前排中）、父母（前排左1、2）、姑媽、叔父及兄弟姐妹合影。 茶香伴隨窗臺明媚陽光，等幾聲鳥唱，往事便悠悠蕩漾，無聲浮游在陳舊、發黃、山西農大呂效吾先生1997年作序《銘賢校友錄》的內頁……《銘賢校友錄》是山西晉商史學人暢顯明先生所贈，書中零星記載了我的曾祖、祖等兩輩人留在銘賢學院的簡單的歷史痕跡。
銘賢學院為庚子國變之后，孔祥熙先生以歐柏林大學用庚子賠款建立的山西基金，以及在山西太谷、祁縣地方的籌款，操持籌辦的教會學校。之所以取名銘賢，實為銘記在庚子國變中罹難的殉道先賢。銘賢學院的校訓為“學以事人”，既寓意辦學勸教以人為本，完成學業以服侍社會大眾，也有傳統儒學強調的勤懇勤勉事人事君的意思。大致因為建校、校風、校訓等影響，銘賢學院成立伊始，校風溫潤剛強，人文氣氛更是極為濃郁。也是氣氛使然，在國共分流，左右翻臉為仇之際，銘賢學院作為國共兩黨在山西的重要據點，并沒有上演更極端的流血悲劇。1927年，銘賢學院學監的渠達成等銘賢師生婉拒地方警察進校逮捕師生要求，渠達成私人墊款和要求校董撥款，護送了郝保全、侯俊巖、馬定夫、侯維煜等左派師生撤離銘賢學院。太原會戰期間，銘賢搬遷大后方，留守師生以銘賢學院早年軍訓的20余支步槍，組建了太谷的第一支地方抗戰武裝太谷人民抗日自衛隊，期間，更有大批早年銘賢學生趕回山西參加抗戰，終于成就山西抗戰史極為光榮一頁。抗戰結束，參加山西抗戰的銘賢師生除卻殉國以外，幸存者幾乎都成為八路軍方面的軍政高級干部。
可惜，因為諸多歷史原因，很少有人清楚銘賢學校留在中國近現代史狹窄縫隙處的非凡、光榮。
其實，銘賢學校無論山西抗戰和文化啟蒙，影響都是非常深遠。清末及民國期間，作為華北教會新學翹楚，銘賢學院得到歐柏林大學以經費、教學、教師等等支持，得到太谷、祁縣等地晉商的辦學資金支持，雖然偏居太谷一隅，還是能夠聘請大量外國學者長年駐校講學，以及延請了中國著名學者梅貽寶博士、穆德甫博士、張復之博士等長期駐校講學，主持校務。諸如太谷孔家、曹家、祁縣渠家、喬家、何家等等晉商家族，都有子弟進入銘賢學院，或者參與運營、教學，或者入校學習……十余年后，孔祥熙離開銘賢學院，就任民國政府實業部長、財長、直至行政院長，銘賢學院師生既為孔祥熙施政羽翼，廣泛活躍在民國財經政界。以至于史書記載，孔祥熙拔擢助手、下屬，講究“惟賢、惟晉”。上個世紀20年代末期，正在勞作的銘賢學院學監渠達成、學生渠川長。在孔祥熙執掌行政院、決策財政部和中央銀行的抗戰時期，銘賢學子，晉商子弟為抗戰財政服務，幾乎據其半壁河山。抗戰期間，1938年6月，作為孔祥熙的政治助手，曾為銘賢學監的祁縣喬家子弟喬輔三與軍統配合協作，代表孔祥熙前往香港，與日本時任外相宇垣一成代表，日本駐香港總領事中村豐一秘密會晤。不過，在抗戰史上，中國通過這次談判挫敗日本旨在逼降中國的桐工作計劃，既客觀上延遲了日軍對武漢會戰的攻勢，同時，這次談判也扼制了地方動搖勢力的投日投機。當年，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中國與日本處于戰事狀態卻未有宣戰。因而，中國無法以政府名義在國際市場購買軍火。不得已間，中國只得將款項化整為零，分劃到大量的私人戶頭，以私人名義進行軍火交易及其他國際金融、外貿等活動。以寶貴的抗戰軍費委托私人進行運作，除卻頭腦精明，諳熟商務之外，經辦人操作海量現金，涉及醫藥、汽油、輪胎等稀有、緊缺物資，因而，抗戰外貿對經辦人的人品誠信，更是嚴格考察。我的祖父渠川長當年負責戰時物資貿易，長期往返滇、桂及中越邊境，每日戰戰兢兢，完全不敢稍微差錯。相傳，當年外貿既要防備奸商、間諜、土匪、漢奸坑蒙拐騙耍手段，打黑槍，每日進出都得小心，情形完全就是打仗。
說是生意，實則抗戰，大量的銘賢學子和晉商子弟走上了少為認知的抗日戰場，為此喪生何止個別。可是，人們看盡熱鬧，卻少有人知道原委，因而一旦站上道德高地，必然對大量銘賢學子和晉商子弟操作抗戰外貿極為不滿。要知道，全世界最會理財、最會辦金融事業的，是猶太人。我們山西人就是中國的猶太人和蘇格蘭人，辦了幾百年票號，在金融理財方面是天才，有傳統的經驗。我也因為是山西人，才能在財政金融上身負重任，做出一些成績。我用山西人是根據他們的才能來使用的，金融事業今后還要發達，還要大量使用，決不是因為同鄉關系才用的。1944年，迫于傅斯年等人無休止的正義凜然的攻訐，最終，孔祥熙只得揮手離職了財政部長。孔祥熙交手財政部長之時，經過宋子文等人帶隊查賬才驚訝發現，原來，中國于積貧積弱之下，被日本全面入侵，國土大幅淪喪且發達地區完全淪喪的惡劣態勢下，中國負隅西南，在苦苦支撐，堅持抗戰將近八年之后，中國國庫外匯不減反增，達到9億美元。無疑，孔祥熙以商養戰的抗戰財政，確為中國抗戰苦撐取勝的根本。得悉中國抗戰財政狀況，蔣介石既公開將孔祥熙比為抗戰蕭何，更在日記對孔祥熙的抗戰財政予以了極高的評價：那一年，隨著美軍戰機對日作戰奪得制空權，日軍轟炸機再無襲擾大后方機會，重慶上空也就變得安詳、平靜。于是，在人們不經意處，位于重慶渝中半島的心心咖啡廳、皇后歌舞廳、國泰電影院等，以一抹飄忽、隱約的霓虹，點綴著山城的夜色，終于為這座苦難的城市帶來了新年的希望。也就在這一年，一位名叫蔣志祥的年輕商人眼見重慶太平，遂取出積蓄，在重慶臨江門甕城、來龍巷兩處買下數畝地皮，雇工開始修建2棟白洋灰磚小樓。在當年的重慶，蔣志祥一個普通的商人，長衫大褂，干練敏捷，尤其喜歡寫字、唱戲、敲梆子、逗孩子……當然，最讓他高興的是，春節過了，他的美麗的女兒出生了。抗戰勝利往后數年，蔣志祥在重慶城本分經營他的平凡人生、2棟白洋灰磚小樓及蔣記商鋪，閑暇，總會帶著他的寶貝女兒去唱戲、聽戲、看電影、下館子。蔣志祥和妻子都參加了公私合營運動，往重慶牛角沱郊外參加勞動，瞬間，家里幫傭、工人們隨風離散，唯有年僅10歲女兒呆坐空空舊屋，每逢夏雷陣陣、暴風驟雨，驚悸難眠……經過諄諄教導，蔣志祥惦記女兒，在公私合營文件上惶恐簽字。隨后，他被結束勞動，安排在解放碑某個國營商號的柜臺后面，開始了千篇一律的沒有希望卻也不再失望的平淡日子。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頗為艱苦時候，他每逢心情大好，總會帶我去解放碑的頤之時餐廳，點了大約七八個菜肴，然后，教導尚僅數歲的兒時橡樹，男人下館子、點菜、碰杯等等瑣碎趣事。我至今珍藏一本兒童版水滸小說，1972年出版，就是他在解放碑新華書店買來送我的，書背一個“解放碑形狀的賣書鮮章”，至今醒目。就在抗戰即將勝利，我的外公忙著置產重慶的期間，因為抗戰期間渠達成已在南泉老宅去世，祖父渠川長因為生性自由，再無約束，也無從仕心情，更不留戀中央銀行重慶留守處主任工作，也就每日勸說祖母陸續賣掉重慶家產，準備戰后返回山西祁縣老家及接收開封、漢口等地家族生意。那時，祖父祖母與兒時的父親、二叔、大姑坐在木制炕上，暢談未來。確實，經歷八年戰亂，故鄉的老宅和生意也是應該好好整理一番了。然而，在1946年初，先回老家的親友傳來消息，說是白晉戰役打響，祁縣及附近，已經成為了國共內戰的戰場。在1949年春秋，他們終于留在重慶，成了大溪溝蒲草田的居民。大溪溝位于重慶的下半城，雖然后來貴為重慶大禮堂和政要所在地，不過，在老重慶人的眼里，下半城約等于下里巴人，總不如上半城洋氣。我懂事以來，母親每次生氣，總會用重慶話“踏雪”家父為下半城人。
其實，家父少年粗略學過英語、俄語、又會唱歌、跳舞，到了1977年改革開放廣泛流行交誼舞之后，每逢節假日及周末，當時報社大院及周圍單位的時髦人士趕往我家，排隊求學倫巴、狐步、探戈、恰恰……我很感謝我的父親與母親，無論他們的健康、漂亮，以及開明、開朗、恬淡、沉思、獨立等等，總是讓我感到父母饋贈如此豐厚，對生命敬重敬畏油然而生。記憶中，我幼小成長外公外婆身邊，性情驕橫，每逢不滿，必然哭鬧震天要找外婆外公“伸冤”。她總是參考我熟悉的某個電影模樣，收拾一個簡單行囊，親切塞在我的腋窩，然后，輕柔卻非常肯定地推我出門，含笑讓我出行，自己去外公外婆家中。出門之時，眼前車水馬龍，我只能茫然、驚悚地環顧四周，數分鐘之內，也就放棄要強，抹著眼淚，一路嚎啕回家。母親別具一格的教育，使得我在發橫、發懵的童年，幾無有了相對同齡人更早的一縷冷靜的思考。現在還記得那時，她允許我在非公開環境抽煙喝酒，允許和贊助我集郵和周末“交易郵票”，以學外語之名給我買小錄音機、以準備投稿之名給我買相機、允許我翹課回家看小說、課余“創作”詩歌散文及向《少年文學》投稿……我從16歲開始發表散文、詩歌，母親才是真正的啟蒙老師。那時，連班主任和科任老師們都知道目前對我的包容和另類，相互通氣，口稱要請橡樹的家長，絕對不能請母親，只能請父親。然而，父親總是愿意聽母親一勸，總會讓母親去學校開家長會。故而，16歲至今，我的天性始終得到了母親呵護，終于從男孩成為男人，卻又越來越真切地腳踩紅塵、站穩自己、難能可貴地將自己的少年、本真、獨立、思考等等養在了內心。感謝他們饋贈的生命，感謝他們遺傳的向往自由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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