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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紹了《東垣筆下典型的味與脈丨《解構脾胃論》11》之后，本號的一位追更兩年不輟的老讀者來消息，說他嗜好咸味，但并未出現如《內經》所言的膚黑，而是膚色頗白。 我想起他還以前還說過，他曾自行服用孫真人的天門冬酒（參《傷寒、濕溫、中風，這三大證中的四種“陰火”方》），但并沒有如孫真人所言那般的發疹，而是前后瀉下多次瘀血便。 我知道他的體質是為“氣虛”，用如今的語言來說是側重于“衛氣線”循行不利。因而很難如孫真人筆下那般由衛氣推向體表，再由體表透發出來。 所以我對他說，你不是沒有瘀滯，只是瘀滯沒能被推向體表而呈現出膚黑。并建議他再去讀一遍《具備兩線認知，才能讀懂《內經》！》。 但令我得出如此結論的，除了《內經》以外，還有來自朱丹溪的一則醫案，后來由樓英記錄在了《醫學綱目》里。 病人平時謚號飲酒，某天忽然雙眼看不見了，脈澀。 眼睛，是為命門，衛氣循盡內部后，首先外出于此。眼睛忽然看不見了，可見衛氣稽留的嚴重急迫的程度。 那此人到底是因什么困住了衛氣呢？ 丹溪認為是其常年飲酒所釀生的胃中污濁之瘀血。 遂以蘇木湯調服人參膏令服，兩日后，病人的鼻子和兩手掌全都呈現紫黑色。丹溪說“此病退矣，滯血行矣”，意思是瘀血通行外達了。但實際上仍是衛氣通行外達了，并將瘀血給推了出來。隨后丹溪再以補氣活血下瘀之藥，以通利其瘀血，數日而愈。 也是這位讀者，隨后又問了我一個問題： 孟英的《阿喀琉斯之踵》，是不是正是因為他缺乏對于“經絡”的清晰的概念？即《我們為什么會讀不懂李東垣？》篇里所說的第一個原因。 我說是的。但更確切地來說，是整個明清的醫理坍塌之下，從認知概念里逐漸消失的“衛氣線”。 我多次提及過，孟英是我的“氣機”啟蒙老師。并且在學習的末了，將我引向了李東垣。恐怕是因為他自己很清楚，他只能給我一半兒，由李東垣來教授另一半兒是最為合適的。 但假如沒有孟英授予的一半兒，我便不可能將其剝離開來，辨認出具備完整醫理的李東垣筆下的另一半兒。 這另一半兒也正是我在學孟英期間與之后，始終擱置在一邊留待解決的首要問題之一。 我第一次發現問題，是在介紹《濕溫病篇第14條》時。 《濕溫病篇》的原文是：“濕熱證，初起即胸悶不知人，瞀亂大叫痛，濕熱阻閉中上二焦，宜草果、檳榔、鮮菖蒲、芫荽、六一散各重用，或加皂角、地漿水煎。” 孟英對此條的評價，是認為薤白瓜蔞豆豉梔子已夠用。我還同時摘錄了趙老的看法，有意思的是，他和孟英意見基本相同，似是認為一般入三焦的芳香宣通藥足矣。 但我認為這條內容非常兇險，別說孟英的建議用藥遠遠不夠，就連原條文的用藥也是只能適用于非極端情況。因而將孟英用于治療霍亂的含各種辛開藥的“奪命丹”，以及尺澤委中等處的放血急救法，給補充了進去。 后來讀到他治三女兒杏宜的內傷，他初起用的正是上面對《濕溫病篇》第14體條的建議用藥：枳實梔豉湯加前胡、紫蘇葉、杏仁、桔梗、黃芩、萊菔子。此方主入三焦，其中的辛開藥也多為三焦用藥。 但在衛氣線極度告急，一身之大門有隨時關閉之虞時，這類辛開藥是遠遠不夠的。在兩三次更方無效后，孟英用上薤白石菖蒲再加酒，外敷用蔥白，并以牙皂末吹鼻取嚏，這才轉危為安。 我當時表示，此案完全可以先逆轉衛氣線的虛實，即先達表，再化邪。實在要同用的話，可以參考仲景的烏梅丸。現在看來是因為后者以大量的行經通絡藥，助力衛氣線循行。 其實孟英醫案，若是有什么問題，基本都是出于同一個問題。 比如我多次提到的病人受驚嚇后不能說話案，孟英少用了一道宣法，在最近的《香附子》篇里，類似的情況下朱丹溪就沒遺漏掉這道宣法； 又比如《在“X閉”證中，是先解決X，還是先開閉？》里，有幾則孟英在按語中有過不那么認同的表達。暑閉用至寶丹加香薷；素有血證而痰喘用小青龍；脈洪大有力，面赤氣粗，痰火充塞，而用小續命湯…等等，別說王孟英理解不了徐靈胎，估計如今絕大多數的中醫學子閱讀下來，會更認同孟英而不是洄溪； 孟英不認同喻嘉言用人參敗毒散來治瘟疫，也是出于同樣的不理解。 但讀到這里，不要以為這是出于所謂的“寒溫派別”之別！ 首先，孟英非常善用“辛開藥”。 我專門寫過他治溫病及各種郁熱癥狀，不憚于使用各種辛溫辛散的宣通藥，如《薤白》、《紫蘇葉》、《蔥須》、《柴胡》，這點已超越與他同朝代的諸多其他溫病學家； 即便在中風領域里，他因為格外重視該用的宣通與氣化，也遠超后來的張山雷，我為此總結過一期三部曲：《在中風領域，張山雷恐怕仍未全面超越王孟英》《此案若初起即用紫石英，便能獲效么？》《黃醴泉此案是否如張山雷所言，在王孟英之上？》； 甚至他還常將桂枝作為令三焦氣機外達的通陽藥，為此我還特地寫過一篇《醫案，有其危險之處》，表示給孟英做評按的石念祖沒能讀明白這點，瞎改了桂枝為桑枝。 但對于“辛開藥”有明確的意識與不忌憚的取用，不等于意識到了“衛氣線”！（這也是我必須升級語言的原因） 因而，在熱盛或氣逆更為明顯時，由于缺乏“兩線”的醫理認知，便不可能多用助力衛氣線的用藥，更不可能純純用之。 進而，在只呈現熱盛或氣逆，而沒有典型衛氣線警報癥狀的情況下，更是完全不可能使用分毫衛氣線助力藥了。 這是孟英出現以上我所例舉的諸多問題的原因，也是他不認同李東垣版清暑益氣湯的原因。 另一個支撐“與寒溫派別無關”的依據有，最重扶陽的黃元御，也讀不懂李東垣筆下的升降。黃元御認為胃氣都不降了，胸脅壅滿，上熱燔蒸，你怎么還能用升陽的風藥？！ 既然是不降，就應該令其降行，而不能再用升了。 這是醫理坍塌后，絕大多數人所秉持的“常識”。并且延續到了現當代以后，胡天雄就因李東垣稱“陰火上沖”的情況下，還“治以升陽”，批評東垣“升降紊亂”，參《我們為什么會讀不懂李東垣？》。 所以，這不是孟英個人的問題，更不是所謂“寒溫派別”的區別所致。 而是整個醫理的全面坍塌，被時代洪流所裹挾的個人，皆難以幸免。 本號開號以來，前后有不少讀者來問過，我為什么會有氣機意識？ 如果說孟英是我的氣機老師，我又為何能屢次依稀看到，他文字里那些他本人醫理認知以外，當時還未觸及到的“衛氣線”呢？ 誠懇地來說，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么，或許與我大量讀古案有關吧。 在學孟英之后，我也始終沒放手對于另一半氣機的追尋。 在《中暑》篇里，我雖例舉了河間與孟英的從二便開門法，但仍表示若是我來處理的話，會首選體表；后借《河間的明辨與局限》再次提出或可從表走；之后對《徐文兵腦炎案》首方建議解表發汗；《一次博弈》里對喻嘉言的認同；《非發汗不可》篇里以東垣法為高，貶斥了后世的收斂法；《大門》提出一身之門有關閉之虞時要能動用有力的達表藥…等等。 都是出于隱約感覺到還存在著更為廣闊的“氣機”相關醫理，卻苦于模糊不可完全觸摸到，想要突破出去的掙扎與渴求。 直到用了各種角度各種方式猛攻李東垣近一年后，才終于開始柳暗花明，來到了“兩線”的桃花村。 隨后我就能看到更多了。 原來~那時候的醫家們都深諳此理！ 許叔微沒有因病人煩躁胸滿氣逆而使用降行藥，反而是用“破陰丹”來打破“陰陽交”，令陽氣得以外達，實現陰陽的正確歸位，參《河間的明辨與局限》； 李東垣不會因為病人不惡寒而熱燥，甚至熱而汗出，便看不到“衛氣線”循行不利的急迫問題，參《姜附》參《通脈四逆湯的啟示》； 朱丹溪也不會因為病人發癇的暴厥之勢，而不顧已岌岌可危的衛氣線，不憚于使用灸法，參《朱丹溪用香附子來教你，什么是真正的“陽中求陰”！》。 為什么在如此氣逆/暴厥/熱盛的情況下，他們為什么不用看似能直接解決陰火的藥，而是仍要助力衛氣線助力陽氣外達？ 李東垣說的是：“不令經絡遏絕（于里）”；許叔微說的是：“（否則）所伏真火愈見澌滅”； 朱丹溪說的是：“陽不升，陰不降，乖隔而成矣”，“死在須臾，升降不通故也”。 丹溪的這話，出自于他筆下的“霍亂”證。他說大法用吐，而且，即便病人已有吐瀉，仍是用吐法，“還用吐，提其氣起”。 我讀來甚喜~！ 自打我得知孟英死于霍亂后，我一直都在找合適的人去“救他”。 霍亂一證，最是兇險，尤其是便閉吐瀉難出的干霍亂。 孟英不該參與其中，甚至就不該搬來上海。 霍亂一證是升降出入的急速關門，遠非“寒熱”可概！后世不具備“兩線”認知，只以寒熱虛實來分霍亂具體證型的，是不具備足以應付此證的醫理基本功的。 可能有人會說，明清大多都不具備，不也留下來諸多相關成功治驗么？孟英兩次出版《霍亂論》，期間救人無數，難道不也是成功治驗么？ 沒錯，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可以的。 因為，絕大多數情況的氣機狀態到不了那么極端。由于人體本自具足的陰陽互根的能力，即便在用藥稍有偏差的情況下，也能調動自身的陰陽來自行糾偏，補足偏差。 但是，一旦進入到極端的氣機狀態，病人自身的體質又難以實現自主的糾偏… 那將是一場死局。 而且是必死。 孟英其實是個典型的“熱中”型陰火體質。以后有機會我會拿他的諸多記錄來進行分析下，看看東垣筆下的“熱中”與“陰火”，是怎么體現在具體的人身上的。 而且麻煩的是，他具足了陰火①②③型，唯獨沒有④型。即沒有下焦的過度疏泄來給氣機與郁熱以出路，這也是他對于那些能有出路的人常常表示羨慕的原因。 他這個體質，有因于家族的基因，有因于幼年長年累月的腹瀉，亦有因于晚清時局、醫理末世、家庭不幸、個人身心等各方面壓力所帶來的痛苦抑郁共同導致的。 也就是說，盡管他表現為陰火三型為主，實際上卻存在著數十年來嚴重的“衛氣羈留”。 這樣的體質如果生活在現下，應該是不至于早早殞命的。但他偏偏生活在了內憂外患的晚清，更因太平天國掀起的戰亂與動蕩不安，而不得不暫居上海。 那時候上海的水，可不是現在經過層層加工過濾的飲用水。 在霍亂的流行時期，任何人都可能中招。但其他人或許大多可活，孟英卻難免于一死。 在身體本就嚴重衛氣稽留的情況下，再遭到重遏，你讓孟英一身的衛氣還怎么外達？ 1863年農歷六月的一天，孟英去世了。在他身邊給他診斷處方服侍進藥的汪謝城和陸定圃，直到孟英死后都仍然搞不清楚： 這究竟是個寒證還是個熱證？！ 這個問題，恰也是李東垣母親生病至去世期間，那些接診的醫者們所面對而不得解的。 終究是后世醫理坍塌所致的“兩線”認知缺失，導致了這么一位不世出之天才的早殞。 你說某些人是不是該罵？！ 那么，既然孟英本就是典型的陰火型體質，又剛好缺乏李東垣所具備的兩線認知，為何不讓李東垣來救人？ 如果能有兩位名額的話，我會給東垣與丹溪。 但若是只能留下一人，那還是交給朱丹溪吧。 因為東垣身上雖然沒有bug，卻有個實操手法空白，即吐法。 而吐法是朱丹溪靈活運用了幾十年的看家本領之一。 丹溪治孕婦因轉胞而小便閉塞，不憚于使用大劑量的補氣藥，進行探吐，參《轉胞》，此案讓我開始鎖定于他； 丹溪治癇，能不惑于暴厥暴痛之勢，而有膽識魄力動用灸法，參《香附子》，令我基本傾向于是他了； 直到我翻閱到丹溪治霍亂，主張用吐法，且即便有吐瀉之疏泄，仍用吐法時，我便終于可以徹底的放心，將急救孟英的任務交給他了！ 我本來想過是否可以找戴人，但奇怪的是，這么善用吐法的戴人對于霍亂一證倒是直接沿用了河間法，也是后來孟英沿用的通利小便法； 《保命集》無論是張元素寫的還是劉河間寫的，又說霍亂不吐瀉者死，沒提供治法； 東垣書里醫方不涉霍亂一證，僅刺絡放血法適用于類霍亂的“五亂”； 孟英留下的《霍亂論》所引用的諸多前人之言之案也好，古今醫案里的治霍亂案也好，又大多都圍繞寒熱虛實。 只有丹溪之說，甚得吾心。 在丹溪筆下，此證不講寒熱虛實，只有“升降不通”。 有治療此證所須的兩線認知，善用各種內外治法結合，會花式吐法，又與孟英一樣常年生活在江南熟悉這里的氣候地宜… 且丹溪亦如東垣那般，兼具謹小慎微與殺伐果斷，也就是年輕人常說的“可甜可鹽”。 因而，若是只能有一人的話，丹溪是最合適的！ 王孟英本人也確實更為喜歡朱丹溪。 明末清初以降，醫界皆因景岳貶丹溪之說，唯有他護丹溪貶景岳。 孟英在力證痰阻氣逆不得使用東垣方時，還引用了朱丹溪某案里所說的“素無痰者，服升、柴不致滿悶”。 只是孟英不知道，丹溪與東垣其實是同一個醫理體系里的，更不知道的是，丹溪一生私淑東垣，深諳東垣之學。 所以，盡管要派丹溪去救人，但更適合做十幾歲孟英的啟蒙師父的，還得是李東垣。醫理之外，孟英那陰火型體質，也就早早地被調理好了。 冥冥之中，自有因果！ 古人的因果，也是王孟英最終將我引向李東垣的因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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