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壽步 | 中國有必要制定《人工智能法》嗎？——中國《人工智能法》的立法進程觀察之二

新用戶82908zIt 2025-02-22 發布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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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靠什么掌握制定國際規則的主導權

二、在人工智能技術激烈競爭的背景下中國是否需要制定《人工智能法》

三、區分人工智能的國內監管和國際監管

四、結論

2024年8月8日，筆者發表《中國<人工智能法>的立法進程觀察》一文。那時至今，已過半年，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和國際局勢的變化使我們對相關問題看到更清楚。本文聚焦于中國是否有必要出臺《人工智能法》的問題，發表個人觀點，不代表任何機構。

一、靠什么掌握制定國際規則的主導權

約翰·奈斯比特和多麗絲·奈斯比特在2009年《中國大趨勢》一書中講到：“如果說美國是一個充滿無限機遇的國家，歐洲是沉迷于為所有事物訂立規范的聯盟，那么中國可稱為一個極具戰略眼光的國家。”這句話在某種程度上確實指出了中美歐的不同特質。

就人工智能的規制而言，歐盟制定了《人工智能法》，卻沒能讓歐洲國家的人工智能技術發展在全球處于領導地位，即沒有領先于美國和中國。歐盟制定《人工智能法》，就能掌握制定人工智能國際規則的主導權嗎？

當今人工智能領先技術掌握與否對一個國家國力乃至國運的影響可與一個國家是否擁有核武器相比擬。因此，我們可以回顧全球核武器相關規則制定的背景。

美、蘇（俄）、英、法、中五國先后于1945年、1949年、1952年、1960年、1964年成為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全球核武器相關的核心國際條約《不擴散核武器條約》于1968年簽署，1970年生效。該條約規定，只有在1967年1月1日之前制造并爆炸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裝置的國家（即前述五國），被認定為合法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因此，這些國家可以在戰爭中使用核武器攻擊他國且不違反國際法。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此后擁有核武器的國家如印度、巴基斯坦、朝鮮等則被視為非法擁核國家。非法擁核國家不允許在戰爭中使用核武器攻擊他國，一旦使用將面臨相關國際法的追究。

由此可見，要掌握國際規則的主導權，只能是靠實力——就核武器而言，就人工智能而言，首先都是靠技術實力。

二、在人工智能技術激烈競爭的背景下中國是否需要制定《人工智能法》

當今世界的人工智能技術競爭的第一方陣只有美國和中國，沒有歐洲。在近期召開的巴黎人工智能峰會上，歐盟領導人和歐洲主要國家領導人都不得不承認歐洲在人工智能領域并不處在全球領先地位。

在歐洲人工智能技術并不領先的背景下，歐盟《人工智能法》真能引領全球人工智能的規則制定嗎？如果沒有技術領先，歐盟的這一愿景恐怕終將落空。

與歐洲不同，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目標就是持續保持其全球技術的絕對領先地位，因此，基本不考慮用監管來限制技術發展。

鑒于人工智能技術在國家安全和社會發展方面的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在當今國際地緣政治背景下，中國要實現民族復興偉業，就只有一個選擇——全力沖刺。

中國現有的（和未來有需要時及時出臺的）針對人工智能的一系列“部門規章”，加上中國現有的比較完備的法律體系，加上中國法院在人工智能發展過程中已經進行和將會進行的司法實踐，加上未來有需要時中國對現有法律的立改廢釋，再加上中國特色的體制保障，應該足以應對人工智能未來“在中國境內”發展可能存在的任何風險，足以滿足監管需要。

這里講到的“部門規章”是指我國網絡安全法、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等法律實施以來，主要由國家網信辦單獨制定或者與其它主管部門共同制定的與這幾部法律相關的部門規章，尤其是近幾年發布的與人工智能密切相關的部門規章，如《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互聯網信息服務深度合成管理規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等。一方面，部門規章雖然位階不如法律、行政法規高，但是依然是中國境內的各種主體必須遵守的規范；另一方面，部門規章的立、改、廢在程序上較為簡便，有利于及時應對人工智能技術的最新發展變化。

這里講到的“中國特色的體制保障”是指，即使中國境內的人工智能技術已經發展到可以生產出具有孫悟空那樣本領的機器人，仍然可以相信，“中國特色的體制”背景下的監管機制會像如來佛那樣、將孫悟空掌控在手中。這是中國國情決定的客觀現實。

因此，在當今人工智能技術激烈競爭的背景下，中國沒有必要制定《人工智能法》。

如果有朝一日，中國已經取得人工智能技術在全球的全面領先地位，那時候再考慮制定《人工智能法》來引領全球的人工智能規則，也為時不晚。

三、區分人工智能的國內監管和國際監管

至于人工智能未來“在中國境外”發展可能存在的風險，只能依靠國際合作來推進。當然，基于地緣政治現實，人工智能監管的國際合作前景，并不令人樂觀。

四、結論

需要區分人工智能的國內監管和國際監管兩個不同層次，分別施策。

在當今人工智能技術激烈競爭的背景下，中國沒有必要制定《人工智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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