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度政府近日宣布取消價值23億印度盧比（約合1.93億元人民幣）的400架防務無人機國內采購訂單，理由是這些無人機采用了中國制造的零部件。這一決定不僅引發國際輿論對印度國防工業自主化戰略的關注，而且折射出當前印度政府在中印關系與產業鏈建設之間的復雜權衡，以及其一直存在的“去華迷思”。 印度政府此舉背后交織著多重政治與戰略動機。首先，內部政治的需要。持續數年的邊境對峙讓印度對華戰略信任持續走低，近來兩國關系雖有所回暖，但印度疑華、防華思潮始終驅之難散，重回正軌仍需時日。防務產品禁用中國零部件，也是安撫國內民族主義情緒的需要。 其次，地緣政治博弈的考量。深知中美博弈態勢、看重印美戰略關系，且擅于在大國之間“游走”的印度，自然要向美國新政府展示其“對華強硬”姿態并未軟化，避免削弱印美戰略合作的共同基礎。 再次，經濟民族主義的驅動。印度政府近年來在國防等制造業領域力推“印度制造”，后進一步升級為“自力更生的印度”戰略，希望通過政策激勵、私營部門參與、外資合作，扭轉長期依賴進口的國防工業格局。印度《國防采購規程》明確規定禁止進口可在本土生產的武器系統，并逐步提高國產化率門檻。此次無人機訂單的取消也是該政策的一種延伸，旨在倒逼國內企業擺脫對外技術依賴。 毋庸諱言，國防工業是一個國家的安全命脈，選擇何種途徑實現發展是國家自身的戰略選擇。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印度的國防自主化愿景值得尊重，但實現途徑更需要理性和務實。近年來，印度國防自主在一些領域取得突破，部分武器裝備還實現了對外出口，但國防工業在核心技術、關鍵材料與高端制造能力的缺失，讓印度至今仍未擺脫進口替代的初級階段，面臨多重結構性瓶頸，呈現出“部分突破與系統性短板并存”的復雜情況。 第一，研發與生產脫節嚴重。印度國防研究與發展組織（DRDO）長期主導裝備研發，但成果轉化率很低。例如，“阿瓊”Mk-1A坦克雖號稱本土化率超過50%，但其關鍵部件仍需進口，且其過于笨重、故障率高等問題始終沒有解決。 第二，供應鏈十分脆弱。2023年的印度審計報告顯示，其70%的國防電子元件、90%的特殊合金依賴進口。俄烏沖突導致印度版本T-90坦克的俄制熱成像儀出現斷供，就是其供應鏈風險的體現。 第三，私營部門參與受限。目前，印度的國防訂單仍由國營單位主導，私營企業只能承擔分包角色。印度工業聯合會于2023年指出，軍方付款延遲、技術標準不透明等問題阻礙了私營投資。 第四，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印度國產裝備普遍存在交付延誤與超支，例如，印度的第一款國產戰斗機“光輝”研制周期長達30余年，單價漲至8000萬美元以上，遠超同類進口機型。 第五，美國等西方國家對技術轉讓設限。美國通過“國防技術與貿易倡議”向印轉移用于“光輝”Mk-2戰斗機的F-414發動機技術，但未分享相關技術的核心代碼。法國達索公司的“陣風”戰斗機雖已實現50%的零配件在印度組裝，但發動機、雷達等核心技術尚未對印方開放。 現代防務裝備高度依賴全球化分工。近年來，中國憑借完整的工業體系、成熟的供應鏈網絡和規模效應，已成為全球制造業樞紐，中國在全球防務產業鏈中的地位也難以替代。以無人機產業為例，中國占據全球商用無人機70%市場份額，深圳大疆的飛控系統、寧德時代的電池等技術已被多國軍工企業采用。如果要將中國因素從全球防務產業鏈中剝離，就如同試圖從混凝土中抽離砂礫，最終只會讓整個結構分崩離析。印度若執意以“政治正確”為由一味排斥中國零部件，既想推進國防自主，又繼續沉湎于“去華迷思”，反而會繼續推高武器裝備成本、延遲裝備列裝進度，最終事倍功半。久而久之，這種政治化操作還會形成惡性循環，即為滿足國產化率要求，企業被迫采用次優方案，致使裝備性能不達標、軍方拒絕采購，進而影響企業的自主研發投入和生產意愿。印度陸軍在2022年退回了67%的國產彈藥訂單，正是這種惡性循環的反映。 在中印關系持續回暖、全球產業鏈深度交融的今天，印度應擺脫“去華迷思”，以超越短期地緣競爭的視角，與中國共同探索新興領域技術合作的共生之路。真正的國防生產自主不在于意識形態領域的“去中國化”，而在于通過內部改革提升效率，在開放中構建多元的供應鏈體系，從而實現產業升級。選擇性的合作遠比盲目脫鉤更符合自身的國家利益。（作者是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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