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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貞革新在歷史上影響并不大，而且，從當時到后世，歷朝歷代史學家對這次革新，褒貶不一。 贊揚、認可的當然有，畢竟革新的出發點是好的，但是批評、反對的更多，因為這次革新，確實問題多多，而且，失敗迅速，沒有收到太大成效。 宋代史學大家，《資治通鑒》的作者司馬光，因為自身政治見解，極力反對同時代王安石變法的原因，在《資治通鑒》一書中，也將王叔文、王伾的這次變革，批評的一無是處，將王叔文、王伾描繪成奸佞臣子的典范。《舊唐書》、《新唐書》中，對二人的評價也不高。 與王叔文、王伾同時代的，被稱為“百代文宗”的韓愈，雖然和同為革新派的柳宗元、劉禹錫是好友，但同樣不認可這次革新，視王叔文、王伾為奸佞小人。韓愈在其詩作《永貞行》中，開篇即寫道“君不見太皇諒陰未出令，小人乘時偷國柄”，這里偷國柄的小人，就是指王叔文、王伾，批判他們“夜作詔書朝拜官，超資越序曾無難”。不過，韓愈并不認為自己的好友柳宗元、劉禹錫是王叔文等人的同黨，認為他們只是同樣持有革新的想法，和王叔文等并不親近，更非同黨，最后被貶也是受到他們的牽連而已。 當然，韓愈反對王叔文等人的革新，只是反對他們在當時錯綜復雜的環境下，簡單粗暴，甚至錯誤的革新手段而已。韓愈同樣旗幟鮮明的反對宦官專權，反對藩鎮割據，反對貪官污吏虐民。  平心而論，王叔文、王伾主導的這次革新，從出發點來說，絕對是好的。這些人還有著文人士大夫濟世救民之心和一腔熱血，看到唐德宗晚年的昏聵貪婪，看到宦官專權、藩鎮坐大、貪官污吏虐民，于是背靠皇帝，實行革新，希望能削弱宦官，打擊藩鎮，拯救百姓，加強中央集權。 可惜，想法雖好，但這次革新，從開始實行，就已經偏離了方向。 因為皇帝身體不好，甚至隨時有死亡的可能，王叔文、王伾等人難免有急迫感，在時不我待的心態驅使下，革新之舉開始的倉促、急躁，疏漏、錯誤的決策也就在所難免。 為了迅速推行新政，王叔文、王伾在極短時間內，越級提拔了一大批支持革新的官員。這又造成了新的問題。因為急于求成，提拔官員時，基本上只按照是否支持革新為標準，其他的例如人品、德行、才能、之前的品級、資歷等等，也就顧不得了。而這些被倉促提拔上來的官員，良莠不齊、魚龍混雜，對革新的實行，并無太多助力，而且還形成了黨爭的態勢。同時，一些投機官員，將此視為一條幸進捷徑，于是紛紛宣稱自己支持革新，也紛紛得到升遷的機會。如此一來，革新派官員體系內部，更加烏煙瘴氣。 王叔文、王伾本身也有很多、很大問題。他們雖然一直在朝廷內做官，但一直沒有真正主政過，并沒有多少施政經驗，也沒有全局觀念，驟然占據高位，難免顧此失彼。他們自身威望不足，對朝廷控制力不夠，為了推行新政，只能“挾天子以令群臣”，而且，施政手段粗暴，從而引起大量朝臣不滿。 他們根本沒意識到需要拉攏一些同盟者，這就使得他們單純依靠皇帝的支持，根基本就極其不穩的革新事業，在面臨無數反對者的攻擊時，卻得不到幾個盟友的支持。 因而，新政措施剛剛頒布沒幾條，革新派就得罪了宦官、藩鎮勢力不說，連文官體系的大量官員，也因為他們的所作所為，站到了對立面。 所有這一切，都注定了這次革新悲劇的命運。  反對者的反擊，來得迅猛而直擊要害。三月，宦官俱文珍、劉光琦、薛盈珍等人，向皇帝啟奏，應該冊立太子。 王叔文等人當然試圖反對。 王叔文明白，這是反對派在效仿當初的自己，以太子為核心，組建新的利益集團，對抗自己這些人。 按說皇帝還在，太子及其身邊之人，最多只是潛在的威脅，就如當初的自己。但是現在情況特殊，皇帝雖然活著，但長期臥病在床，又不能說話，因而，太子確立后，很容易出現對自己這些人不利的變化。 但是，如何反對？以什么理由反對？本來皇帝即位，就應該冊立太子，而且現今皇帝身體不好，更應該速速冊立太子，這是國之基本大事，又怎能反對？ 反對派施展的，本來就是陽謀，無法破解。 翰林學士鄭絪更是干脆，直接在紙上寫了“立嫡以長”四個字，也就是冊立嫡長子為太子的意思，呈給唐順宗看。唐順宗當然也沒什么意見，點頭認可。冊立太子之事，就這么確定下來。 三月二十四日，唐順宗李誦的嫡長子李淳被冊立為太子，并改名為李純。 五月，王叔文在原有的起居舍人、翰林學士、度支鹽鐵轉運副使等官職上，又被加封為戶部侍郎，可同時，卻被宦官俱文珍等人一番操作，削去了翰林學士的職務。 王叔文接到詔書，大吃一驚，自己正因為有了翰林學士的職位，才可以在翰林院辦公，可以隨意進出宮廷，方便見到皇帝，沒了這個職位，即使身為宰相，不能見到皇帝，也是得不償失啊。 王伾得知消息，也非常震驚，反復上書替王叔文申請。最終王叔文被勉強許可，三五天可以進入一次翰林院，但翰林學士的職務還是被免除了。 雪上加霜的是，因為施政方式不同，王叔文和韋執誼這兩大革新派的掌舵人，由開始的配合默契，開始發生矛盾。隨著矛盾加深，二人漸行漸遠。  六月，藩鎮節度使聯合朝廷官員的致命反擊到來。劍南西川節度使、中書令韋皋上表建議，皇帝身染重病，應該由太子監政。韋皋同時給太子寫去書信，痛斥王叔文、王伾、李忠言等人，任用私人，公器私用，廣結朋黨，敗壞綱紀，并建議太子稟奏皇帝，立刻驅逐這些小人。 隨即，荊南節度使裴均、河東節度使嚴綬的奏章和給太子的書信到達，意思相同。 原來掌控禁軍的宦官，也開始發動自己在軍中的力量，和王叔文派出掌控軍權的范希朝、韓泰等人，爭奪禁軍掌控權。宦官在軍中根基深厚，范希朝、韓泰無可奈何。 就在革新派焦頭爛額，王叔文殫精竭慮準備反擊的關鍵時刻，消息傳來，王叔文母親病重，于六月二十日去世。王叔文不得不丁憂守喪。 王伾的本領本就不如王叔文，之前一直是王叔文挑起革新大旗，王伾負責奔走而已。現在革新形勢惡劣，王叔文又服喪回家，王伾頓時亂了手腳，每天四處奔走，希望說服皇帝下旨，奪情啟用王叔文。 所謂丁憂，就是按照儒家孝道觀念，朝廷官員無論擔任何職，如若父母去世，都必須在得知喪事那一天起，辭職回祖籍地，為父母守孝三年。而奪情則是丁憂制度的延伸，是指在特殊時期的特殊人物，國家實在離不開，因而由皇帝特意下旨，奪去其孝親之情，不必去職，而是穿著孝服，正常任職、辦公。 可惜，王伾連上三道奏章都沒有收到回復。無奈的王伾氣急敗壞，索性也撂挑子不干了。這天夜里，王伾在翰林院中枯坐良久，突然大叫：“我中風了。”然后倒地不起，第二天被抬回家中。從此躲在家中，再不出門。 革新派勢力迅速遭到強力打壓和排擠，各負責官員紛紛被排斥出朝堂。 革新陷入絕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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