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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共計2889字，建議閱讀時間10分鐘。 人是自私的嗎？這個看似簡單的問題，其實并不簡單。 首先，大家會承認，人就是自私的。實際上，現代市場經濟理論，正是建立在“人是自私的”這個基礎上，用經濟學術語來說就是“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因此，在傳播市場經濟觀念時，往往伴有“為自私正名”，也就是論證自私并不是壞事，而是既有利于個人也有利于社會的好事。 不過，稍有社會經驗的人，都知道有很多“利他”的情況。比如，在街上遇到走失的兒童，絕大部分人都會給予幫助。這種“助人為樂”顯然不符合“利益最大化”，因為幫助陌生兒童，不但沒有經濟收益，還要付出時間、精力等各種成本。 在現實生活中，這種“助人為樂”的大大小小的事情，我們人人幾乎都做過——只不過很多實在太小，我們都不注意也不會刻意記住，隨手做過，也就忘了。 怎么解釋這種“利益最大化”和“助人為樂”之間的矛盾呢？如果我們真是徹底自私、只顧及自己利益的人，那么我們就不會去做那些“助人為樂”的事情，可是，我們卻一直在做。 
對此的一種解釋是，認為“利他”實際上也是“利己”，所以，“利他”實際上是廣義的“利益最大化”。我們在幫助別人時，會感到滿足和高興，也就是助人為樂中的“為樂”。既然如此，利他和利己，實際上同一碼事。 這種解釋，很有些詭辯的意思。這是在消解問題，而不是在解釋問題。把“利他”解釋為另一種“利己”，這是在玩弄概念，沒有真正把事情說清楚。 人到底是不是自私的，要想說清楚這事，最好的辦法就是去直接觀察人，而不是脫離現實，把概念擺弄來擺弄去。 最近看到一些有趣的心理學實驗。這些設計精巧的心理學實驗，是對人、對人性很好的觀察。這種實驗，排除了亂七八糟的干擾因素，讓現象和規律更加清晰，得出的結論，很有價值很重要。 作為引子，先說一個流傳廣泛的心理學實驗——很多人應該知道這個實驗：分錢實驗。 分錢實驗是這樣的：有10元錢，甲乙兩個人分這10元錢。甲來決定怎么分。他可以把10元錢都給自己，也可以和乙平分，二人都得到5元，當然，甲也可以把10元錢都給乙，自己一分錢也不要。 規則是，甲的分配方案要得到乙的同意，如果乙不同意，那么實驗組織方收回10元錢，二人誰也得不到。 這個實驗的重點在乙。對乙來說，如果他不同意甲的分配方案，自己一分錢也得不到，收益為零。因此，作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個人，乙應該同意甲的任何分配方案——除了甲獨吞10元的那種。哪怕是甲得到9元，乙得到1元，對乙來說，也可以接受，總比不同意結果兩手空空要強，都算是利益最大化。 因此，如果乙真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人，那么，多人實驗的結果應該是多樣化的，或者說是隨機分布的。只要不獨吞，甲的任何分配方案，都可能出現。 但是，經過多人實驗發現，絕大部分分配方案都是二人平分，有一些上下浮動，但不大。對那些“顯失公平”的分配方案，比如甲分給自己9元、8元、7元的，乙“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不蒸饅頭爭口氣，寧可一分不要，也不接受“顯失公平”。 看來，在人們的心理中，公平和利益最大化，都是要考慮的因素。人們并不是只考慮利益最大化這一件事。人性，并不能簡單地用“自私”或者“利益最大化”來概括。 
接下來是另一個心理實驗，也是分錢類的。 有甲乙兩個人。規則是：甲是“獨裁者”，有權決定怎么分錢，乙只能接受，沒權利說三道四。 有兩個分配方案。方案一：甲得到6元，乙得到1元。方案二：甲乙都得到5元。 如果甲追求“利益最大化”，他會選擇方案一，6元顯然比5元多，至于乙只能得到1元，甲何必在乎呢？但多人實驗的結果是：四分之三的甲，都選擇了方案二，也就是四分之三的人為了讓乙得到更多，寧可自己少得一點。 問題在于，甲的“慷慨”行為，是自私還是利他呢？ 為了進一步研究這個問題，實驗組織方又設計了另一個實驗。 這個實驗在上述實驗中增加了一個方案三。方案一是甲6乙1，方案二是甲5乙5。這時，四分之三的甲“慷慨”地選擇了方案一。接下來，增加了一個方案三：甲得到10元，而乙被要求掏出15元，也就是乙是-15元。 方案三是新增加的，方案一和方案二沒有變化。這時，你猜，甲的選擇是什么呢？ 按說，方案三不影響方案一和方案二，也就是不影響甲繼續“慷慨助人”，但實驗結果是，很多原本選擇方案二的甲，在新的實驗中，選擇了方案一。他們忽然不那么“慷慨”了，他們變得自私了。 這是怎么回事？他們為什么不那么慷慨了？ 進一步的分析結果是：如果只有甲6乙1的方案一和甲5乙5的方案二，這時，選擇方案二，會讓人感覺自己很慷慨，是個樂于助人的好人。但當甲10乙-15的方案三出現時，明顯更自私的方案三，讓甲6乙1的方案一的“自私”感覺，不那么強烈了。人們可以輕松說服自己：我沒有選擇方案三，我可不是個自私的家伙。 這樣一來，人到底是自私的，還是利他的，就亂套了。 
把這堆“亂套”整理清楚，也不難，但要放棄“自私-利他”這種二分法，也要放棄“理性自利人”的假設，而要引入“社會人”的概念。 上面一共說了三個心理實驗。這三個心理實驗的結果，都和“利益最大化”不符，也難以用“利他”來解釋。合理的解釋是：人并不只是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作為一個社會人，人還很在乎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第一個實驗是，我可不是個好欺負的人。后兩個實驗則是：我可不是個自私自利的家伙。 從生理學上來講，人天生是一種社會動物，從來都是聚居生活。既然是聚居生活，自己在其他人眼中的形象，就很重要。萬人嫌人人討厭，萬人迷人人喜歡，太軟弱了會被人欺負，慷慨助人，會得到其他人的贊賞和支持。 如果某個行為，雖然能得到利益上的好處，但會損害自己的社會形象，人們往往會寧可避免這種行為。這種情況，不符合“利益最大化”，但符合“社會人”的要求。 我們所有人，既是“理性自利人”，同時也是“社會人”。我們追求的目標，并不總是利益最大化，很多時候，我們會為了打造自己的社會形象，寧可損失一些利益，比如上面那個方案一。 這種心理已經滲透到人類的底層心理，即使其他人不知道，比如上述實驗中，即使乙不知道怎么回事，甲同樣會做出那些選擇——他自己知道，所以他有“社會人”固有的滿足感或者不安感。 尤其是加入了方案三的那個實驗，更是充分表明了這一點。更自私的方案的出現，幫助人們卸掉了心理負擔，讓他們可以心安理得地選擇不那么自私的方案一。 
說到這里，我們回頭去看，就會意識到，主流經濟學，以“理性自利人”作為理論的基礎和起點，這實際上是在假設，人是以孤立個體的方式來生活。這顯然不符合事實。人一直都是社會動物。人性的底層已經被打上了“社會”的代碼。“社會人”而不是“理性自利人”才是對人的正確描述。 這個觀點用在分析經濟問題時，重要作用就在于提示人們：大到國家、中到企業和各種社會組織，小到家庭，各種人類組織的作用，至關重要。脫離這些組織，或者認為這些組織只是對人性的“束縛”，認為“解放”就意味著擺脫所有組織和約束，徹底個人化，是很膚淺、很錯誤的認識。 在這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組織中，最重要的，往往不是直接的經濟因素，而是各種復雜因素在起作用：時間、關系、責任、習慣、風俗、情感等等，等等。 貶低乃至無視這些復雜因素，只看到經濟因素，不但不是深刻，反而是天真幼稚，錯得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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