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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地理分布及歷史源流上看，目前現存的中國碉樓可大體分為五大類：西南少數民族碉樓，漢族傳統莊園碉樓，屯堡碉樓、贛閩粵客家傳統碉樓和五邑僑鄉碉樓，羌族碉樓即屬于第一類。中國西南部的羌、藏、回、苗、彝等少數民族，自古就有修造碉樓的傳統。目前見于歷史文獻記載的最早的碉樓建筑，就是由少數民族的先民創造的。目前遺存數量較多的少數民族碉樓，是羌族和藏族的傳統碉樓。羌族是我國歷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早期是農牧兼營部落，分布在中國西北部，河湟地區是其活動的中心區域。其后，羌族中的部分部落，由半農半牧進一步建成為以農為主業的部落。因不同的經濟生活方式，形成不同的文化，羌族部落由此逐漸形成若干新興的民族，并向四處擴散。在秦漢時期，一部分羌人進入岷江上游地區，并擊敗土著居民“戈基人”，成為當地主體居民。唐朝時，吐蕃兼并了高原內部諸羌族，藏文化開始形成。岷江上游成為吐蕃與中原漢族政權互相爭奪的地區，當地部族大多被吐蕃所同化，其中小部分依靠唐、宋朝廷，避過岷江東岸而結寨自保，并保存其舊俗語言，這就是現今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內的羌族。這里遺留下的傳統建筑，是羌族早期建筑的代表。據阿壩州的文物普查信息可知，州內茂縣、理縣及汶川三個羌族聚居縣均有一定數量的碉樓遺存。羌族碉樓建造的歷史十分久遠，可遠溯至岷江上游的原土著部落。早在《后漢書》中就有關于“邛籠”的記載，這是目前文獻中對碉樓最早的描述，據說最高的“邛籠”高度可達23米左右。由此可證，至少在漢武帝時期，這一地區的土著居民就已開始建筑高大的碉樓。這種傳統被其后遷入這一地域的羌人所接受和沿用。羌人在秦時受到強大的軍事壓力而開始大規模遷徙，進入岷江上游地區后又陷入吐蕃與唐政權的軍事對峙，持續三百年以上的隴右羌亂，對蜀中羌人也影響極大。生活在岷江流域這條中國西南部最為活躍的民族大走廊里，羌人時時為戰火所困。而且岷江上游少數民族性格勇武好斗，頻繁的戰亂和械斗使得羌人必須要修建一定數量的防衛性建筑以自保，于是碉樓建筑被廣泛地應用于村寨和住宅之中。這應該是羌人興建碉樓的主要原因。另外，羌族宗教認為萬物有靈，而以白石最靈。據傳說，當年羌人與岷江上游土著居民“戈基人”發生沖突屢屢戰敗，后得神人指點以白石為武器才戰勝敵人。因此，崇拜白石是羌人的傳統。羌族建筑的屋頂上的轉角處一般都疊放有白石，常以五塊白石代表天神、地神、山神、樹神、寨神等保護五神。而高大的碉樓可以把代表諸神的白石托舉到離天最近的地方，猶如通天塔。在這里碉樓被賦予了一定的宗教情感和想象，與西藏宗堡建筑中作為經樓的高大碉樓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岷江上游的傳統碉樓除了防御之外還有一個作用，即驅趕生人，使之遠離村寨。據《理番廳志·卷四·邊防志》記載，因為“地寒冷，染痘者易死。酋長忌見，恐帶痘瘡進也。大金川獷野更多忌，遇人至，則上碉遙放鳥槍，持刀呼躍，狀如內陸逐疫者，云恐帶鬼至”。修筑碉樓除了上述原因之外，還是一種榮譽和權力的象征。在部分地區甚至還有生男丁全村筑碉慶祝的習俗。羌族傳統碉樓的形制，在《隋書·卷八三·西域·附國傳》中就有比較詳細記載：“其巢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丈，每級丈余，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巢上方二三步，狀似浮圖。于下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必關閉，以防賊盜。”目前在阿壩州所遺存的羌族碉樓，通高大多在20米左右，頂部為平頂，墻體有明顯收分，通體成多棱錐體。底部墻厚在0.7~1米之間，四面墻身都向中間傾斜。平面為多邊形，有四邊、六邊、八邊三種，邊長3~6米。但是由于這一地區屬地震多發區，當地工匠為了加強碉樓下部的抗震能力和穩定性，常常會在壘墻時，使各邊的中線突出形成一條棱線，而這條棱線又與邊線相連形成弧面。碉樓通常只在底部開一小門，窗戶則多開在三層以上，采用當地傳統的斗窗形式，外小內大，既有利于擴大射擊角度，又便于射擊手隱藏。碉樓內部用木梁及樓板分層，少則四五層，最多可達到十三層。這些情況與史書中記載的碉樓形態完全吻合，可見它們基本反映了羌族傳統碉樓的原貌。羌族傳統碉樓基本上是墻承重結構，承載樓層的木梁都直接穿擱在墻上，室內空間跨度一般都在5米以下。為了加強抗震效果，墻基必須加深加厚，墻基一體，墻角深入地下的深度以見硬底為準。碉樓內部交通多用獨木梯，待人上樓后便可將梯子抽上以防不測。 
圖1 羌族碉樓平面圖（圖左為八角碉樓，圖右為五角碉樓）
圖2 羌族碉樓《羌族碉樓建筑與嘉絨藏族碉樓建筑對比研究》阿壩地區的羌族傳統碉樓，按建筑材料可分為壘石碉樓和夯土碉樓兩種。夯土碉樓數量極少，目前尚存三座，為清代所建，碉樓基礎部分仍為石結構，高出地面數米以上則用夯土筑墻體。
按照碉樓的功能，可以分為戰碉、村碉（寨碉）、房碉三種。戰碉一般由村民個人家庭出資出人修建，村寨里往往修建多個戰碉構成立體防御體系。戰碉的門往往修筑在髙處，沒有長梯很難攀爬，碉身上密布“楔形”射口（內大外小），可以從碉樓的各個方向攻擊敵人。造型一般有四角、五角、六角、八角等形體之分。“村碉”或者“寨碉”，多為一個村寨的百姓共同出資修建，多建于村寨中間或村寨周邊山嶺之上視野開闊地帶，用于傳聲示警和燃放烽煙，也叫“烽火碉”，造型通常為四角碉樓。“房碉”是功能最為豐富且與百姓日常生活最為貼近的一類，是羌族民居與碉樓在空間上最為親和的狀態。通常建于村寨內作為房主儲藏糧食與貴重財物之處，該類碉樓通常與碉房聯建，造型通常為四角、五角和八角碉樓等。
除上述類型外，羌族碉樓還有作為地標象征的“界碉”；為保護當地土司住宅而修筑的“土司官寨碉”；修筑于風水關鍵點或災難事故頻發處，用于保護一方平安的“風水碉”；用于舉辦村寨重大儀式，為民祈福的“儀式碉”；為記述某一重大事件而修建的“記事碉”等其他類型。
隨著時代的變遷，碉樓的軍事意義雖然逐漸消退，但其獨特的魅力使之成為羌族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碉樓是民居與戰爭防御工事巧妙結合的典范，它記錄了羌族人民對文化的創造和追求, 是一部真正的“石頭寫成的歷史”。參考文獻： [1]何威.羌族碉樓建筑與嘉絨藏族碉樓建筑對比研究[J].中國民族美術,2017,(03):66-75. [2]馬寧,錢永平.羌族碉樓的建造及其文化解析[J].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03):20-23. [3]李祥林.作為生活場域的羌族碉樓民居[J].文史雜志,2019,(02):44-49. [4]程遠蝶.羌族碉樓建筑的美學研究[D].昆明:云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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