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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一 王仲一,原名振翼,字壯飛, 1901年8月出生于山西省天鎮(zhèn)縣(現河北省陽原縣)小鹽廠村。王仲一在青少年時期勤奮好學,勇于探索真理。早在陽高第二高等學堂畢業(yè)考試時,他的作文《變法論》,把天地之變引伸到社會的變革,表現了他探索真理以救國救民的進步精神。 當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這一偉大的歷史時期開始時,求學于大同三師和太原省立第一中學的王仲一,與賀昌、張友漁等發(fā)表演說,聲討賣國賊,發(fā)起組織山西省學聯。 接著,王仲一受省學聯派遣到北京做聯絡工作。在北京大學,他找到了學生干部會的同鄉(xiāng)好友高君宇(尚德),又結識了文學院學生會負責人羅章龍(仲言),開始接觸《共產黨宣言》、《資本論入門》、《新社會觀》、《共產主義ABC》等馬克思主義著作,大開眼界。 1919年8月,在高君宇支持下,王仲一與賀昌等在太原創(chuàng)辦了《平民周報》。它披露人民疾苦,抨擊閻錫山的反動統(tǒng)治,在山西早期革命思想的傳播上占有重要地位。翌年,閻錫山邀請資產階級學者胡適和社會黨黨魁江亢虎來到太原“講學" ,販賣歐美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反動哲學,蒙騙青年。王仲一在《平民周報》上發(fā)表了署名“虎嘯”的文章,痛加駁斥,使山西反動當局大為震驚。 1920年春末,王仲一再次來到北大,經高君宇、羅章龍介紹參加了3月間剛成立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并直接聆聽了學會倡導者李大釗的講演。這使他澄清了不少模糊認識,世界觀有了飛躍。通過現實斗爭,大家都認為迫切需要成立一個組織。高君宇受委托來到太原,于1921年5月1日在太原一中秘密成立了有7人參加的“太原地區(qū)社會主義青年團” (SY),王仲一任團小組長.。(平民周報》改為團小組的刊物,先后出版了78期,影響很大。在五四運動兩周年紀會日,王仲一率領團小組全體同志,在太原市散發(fā)《共產黨宣言》油印本2000冊,此舉震動了省城。團組織又相繼開設晉華書社,組織青年學會,出版《青年》刊物,團結教育了周圍的青年,被譽為太原馬克思主義傳習所。 1921年秋,中共北京大學支部批準王仲一轉為中共黨員。此后,他受中共北京區(qū)委和勞動組合書記部的派遣,先后到京綏、京奉、京漢、道清、津浦及開灤、焦作等路礦從事工人運動,曾參與長辛店鐵路工人補習學校和俱樂部的創(chuàng)建工作。他同工人交朋友,住“鍋伙” (工人宿舍),啟發(fā)、教育工人要砸開頸上的鎖鏈,打遍天下不平,從而獲得了“王提轄”的親昵綽號。他還參與了唐山交通大學、保定女子師范的建黨、建團工作。1922年5月5日,王仲一以北方區(qū)代表的資格參加了在廣州召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和勞動大會。會后,他曾秘密回到太原,發(fā)動了大國民印刷所工人的第一次罷工斗爭。同年秋,他受黨的派遣到南京浦鎮(zhèn)機廠開辟黨的工作,與王荷波、王國珍3人組成江蘇省第一個黨小組--浦口黨小組。在二七大罷工中,王仲一以北方區(qū)工委代理書記的身份,參加了罷工最高領導小組,并駐守北京前門車站,負責鄭州以北的聯絡任務。罷工受挫后,他又根據黨的指示,星夜啟程趕回浦鎮(zhèn),與津浦鐵路工會主席王荷波一起,在2月9日發(fā)動了臥軌斗爭,使津浦鐵路南段交通一度中斷,浦口、浦鎮(zhèn)的水陸交通處于癱瘓,有力地支援了京漢鐵路的罷工斗爭。 爾后,王仲一擔任中共上海地方兼江浙區(qū)執(zhí)行委員會委員、勞動委員會副主任。1923年6月,他作為正式代表,到廣州參加了黨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同年9月,李大釗根據王仲一熟悉蒙語的條件,調他到中共北方區(qū)民族委員會工作,并參與創(chuàng)建中共蒙藏學校支部。吉雅泰、烏蘭夫等就是在這個學校入黨并成為優(yōu)秀民族干部的。 （二） 中共北京區(qū)委和李大釗認為張家口是西北革命的樞紐和關鍵，計劃從京綏路、張家口打通和蘇聯及蒙古的聯系, 爭取國際的合作與幫助,以推動革命的進程。所以先后派遣鄧中夏、張國燾、羅章龍、范鴻劼等許多人前往張家口開辟工作。何孟雄在1922年五六月間創(chuàng)建了張家口鐵路工人黨小組,并在1925年5月,組織成立了東自西直門、西至歸綏(呼和浩特市)、包頭全線八大工會的聯合體--京綏鐵路總工會。 王仲一在張家口有妹妹和親友,與京綏鐵路很多工人熟悉。因此,常以“學生”身份, “探親”為名,活動于張家口、宣化及大同一線。1924年,王仲一受北京區(qū)委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的派遣到張家口專力做黨的工作。他與何孟雄將原有的黨小組擴建為三個黨小組,創(chuàng)建了京綏鐵路黨支部。不久,就著手在地方上的各業(yè)工人及學生中做發(fā)展黨的工作。1925年初,他成為張家口特別支部的書記,為同年秋籌建張家口地方黨的領導機構打下了基礎。京綏鐵路總工會成立月余,何孟雄因病回京,王伸一受“鐵總”黨團的委派,接任總工會秘書。6月間,我黨為了加強地方各業(yè)工人的團結教育,決定成立張家口市工人俱樂部,由王仲一主持,虞和卿任總干事。張家口橋東寶善街南頭“民樂園”附近的“八間房”是鐵路工人自己蓋起的8間土壞房。王仲一白天在這里開會、工作,晚上也就睡在這里。從外表上來看,看書、演戲、放映電影,它是工人業(yè)余活動場所,實際上是組織工人學習文化、學技術,傳播革命思想的地方。工人們喜歡到俱樂部里來,親切地稱它為自己的“會館” 。它是張家口市總工會的前身。 黨組織不斷壯大,工農革命形勢的迅猛發(fā)展,迫切需要在張家口建立黨的統(tǒng)一領導機關。1925年夏,王仲一根據中共北方區(qū)委的指示,與江浩共同著手籌建中共張家口地委,并把地委辦事處設在他的住處“八間房”。同年9月底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四屆二中全會擴大會議。會議分析了“五卅”運動后,隨著革命形勢的發(fā)展,革命統(tǒng)一戰(zhàn)線內部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爭奪領導權的斗爭日益尖銳,提出要總結這一時期的革命斗爭經驗,進一步擴大黨的組織和工農革命運動。王仲一參加了這次會議。會上決定成立中共張家口地委,這是在長城以北建立的第一個中共地方委員會。它是塞外黨的核心堡壘。張家口地委同時領導察哈爾、熱河、綏遠三個特別區(qū)黨的工作。李大釗強調指出: “張家口地委是內蒙建黨的基地?！?/p> 當時,中共北方區(qū)委派肖子暲(肖三)到張家口任地委書記,王仲一任組織部長，江浩任宣傳部長。同年10月,中共張家口地方執(zhí)行委員會正式成立,簡稱“地方” ,代號“章迪芳"。地委當時是秘密的,公開做國民黨工作。后來,肖三因在貫徹黨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中言語不慎,引起馮玉樣不滿。為避免摩擦,李大釗果斷決定從統(tǒng)一戰(zhàn)線要求和實現革命總目標出發(fā),安排肖三回京任北方區(qū)團委書記,張家口地委書記由王仲一擔任,堅定地爭取馮玉樣進一步傾向革命。當時,地委所轄的黨的基層組織有支部14個,黨員近百人。時至1926年“三·一八"慘案后,大批共產黨員遭到通緝，北方區(qū)委為了保存黨的力量,把在京已暴露而無法立足的一批干部,轉移到張家口及歸綏等地,并充實健全了地委領導機構。春末,北方區(qū)委決定派丁孜孜任地委書記,樂天字任農委書記。他們分別來到白色恐怖下堅持斗爭的“八間房”,見到了王仲一。王仲一繼續(xù)擔任組織都長兼工委書記。此外,地委還設置了青年、婦女、“民?！?指對國民黨工作)等機構。 黨為進一步爭取駐扎在張家口一帶的國民軍響應國民革命,加入反對北洋軍閥的行列,李大釗在1925年曾數次到張家口。這年夏，王仲一根據北方區(qū)委的電報,偕地委國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張良翰和國民軍代表到車站迎接李大釗。在李大釗親自主持下,正式成立了國民黨察哈爾特別區(qū)黨部。張良翰擔任區(qū)黨部常委負責人,王仲一兼工人部長。10月間,北方區(qū)委為動員察、熱、綏和內蒙古各方面革命力量,結合成新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決定召開“西北農工兵代表大會” 。李大釗囑王仲一參加大會的籌備工作。11月間,李大釗親自主持大會并擔任農工兵大同盟書記;王仲一被選為大同盟中央執(zhí)行委員。這種形式的聯盟,推動了西北各階層人民和工農革命運動的新高潮。 1925年冬,奉系軍閥在英、美、日帝國主義的支持下發(fā)動了對馮玉祥國民軍的進攻。我黨在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總任務下,號召張家口工人積極支援國民軍。黨組織力量最強的鐵路機修廠成了兵工廠,生產了鐵甲車兩列,迫擊炮身二三十座,以及大批炮彈、手榴彈,鐵路工人開了鐵甲車到天津英勇參戰(zhàn);同時,地委職工運動委員會進一步組織工人糾察隊,以大刀和軋制鋼管作武器。統(tǒng)一服式,設小分隊。工人糾察隊儼然成為張家口的第二政權,使國民軍的大本營張家口秩序井然。但是,這時鐵路工人已3個月沒開工資,生活更加困難。黨支持工人群眾提出的“要小米,飽肚子”的索薪斗爭。王仲一與工會骨干秘密商議,并坐鎮(zhèn)總工會,直接領導了這一斗爭。當時鐵路沿線各工會組織群眾集會進行支持,向鐵路局督辦署遞交了要求發(fā)清欠薪的公函。當局先是以“訓話”來桐嚇；接著用“稟報”作拖延；最后又以“召見”代表來京相欺騙。黨領導工人團結斗爭,一方面派出兩名身背大刀的糾察隊員護送代表赴京,并商定以“安"字為電訊聯絡暗號,作好了兩手準備；一方面占領控制了各站電報房,通電工人聽候統(tǒng)一號令,全路一萬三千人嚴陣以待,誓作談判后盾。街道各處貼滿了“誓死要支”的標語。當局懾于工人們的聲威,路局局長孫連仲在接見工人代表時也驚呼: “啊:你們武裝起來了” ,接受了工人們的要求,索薪斗爭取得了全勝。 張家口華北電燈公司工人,在鐵路工人索薪斗爭的影響下,面對他們低微的工資和艱苦危險的工作條件,以及公司受日人操縱, “中日合營”早已徒俱虛名,決定立即向資本家展開“反日增資”斗爭。作為張家口地委主要負責人的王仲一早就了解到工人的這些疾苦,他又找到電燈工會負責人和先期入黨的李朝璽(李振庭)等人,商討如何進行斗爭。這年臘月,王仲一代電燈工會起草了《罷工宣言》。在取得初步勝利的基礎上,剛過年,王仲一又代起草了電燈工會和公司方面的《勞資互惠合同》,提交工人們秘密討論；同時,以張家口鐵路分工會會長李澤和謝守明等3名代表為中正人,共同與資方交涉。終于雙方簽字以“合同”的形式定了下來。建國后擔任河北滄州發(fā)電廠廠長的李振庭,在事隔30多年后還能清楚地記憶,他感慨地說: “當時我們的覺悟還不高,根本不懂得勞動保護、勞動保險這類合法要求。光知道給加點工資就行了。在起草合同的過程中,王仲一同志給了我們很大教育,具體出了不少點子。黨對我們工人真是無微不至的關懷??！”特別是合同對每個工人每年撥教育經費15元及工會有權查賬兩項,第一次提出了工人當家作主享受教育及監(jiān)督經濟的權利。 每次經過實際斗爭的考驗,黨組織更獲得了相應的發(fā)展、壯大。發(fā)展黨員是極其審慎嚴格的。地委負責同志要親自談話或參加支部大會，當監(jiān)誓人。王仲一曾經多次與電燈工人李振庭談話,進行教育；陳儒仁等6人就是由王仲一主持發(fā)展的新黨員。后來,陳儒仁在革命低潮時成為中共順直省委第三特別支部書記和張家口市委書記。同時,地委極為重視在一些關鍵部門發(fā)展黨組織的工作。甚至在西北邊防督辦署和西北軍干部學校也先后建立了黨的支部。 1926年“三·一八”慘案后，國民軍在奉系軍閥和帝國主義的夾擊下,被迫退守南口。同年8月,張家口告急,地委指示職工運動委員會由王仲一帶領,全力協(xié)助國民軍西撤。各業(yè)工會骨干34人,連同工人技術力量近百人(內有黨員40來人),隨軍西行。轉戰(zhàn)甘陜,為配合北伐戰(zhàn)爭做出了很大貢獻。 到1928年,國民黨在張家口組織“黃色工會,成立后不得信任群眾謀改組” , “秘密的電燈工會,首先巧妙地借黃色工會的合法外衣,恢復了起來,并且利用國民黨買好工人的欺騙口號,恢復了1926年的《勞資合同》" ,并補發(fā)了一年欠薪。當時中共順直省委的報告指出: “職工運動…目前比較可以作起來的只有張家口和京綏鐵路” , “同志對黨尚好”！ 王仲一前后七次被捕、坐牢。但他無論是大同親屬營救、上海澡堂脫險,還是在張垣、順直受到嚴密的偵察、跟蹤之中,除最后一次慘死獄中外,每次獲釋后,總有親友勸他,或是有的同志為他的征途耽心。而王仲一呢,不是一笑置之,便是鐵骨錚錚的說: “我活著就是要干革命的!革命者哪有怕坐牢的，坐牢不也是為革命嘛?！蓖踔僖坏仍趶堅晃菲D險、堅持斗爭,連國民黨行政院長向蔣介石的密報呈文中,也不得不承認: “查共產自十五年春落伏本口(指張家口)二年有余,工作頗有成績。“惟查平綏全路及張家口、宣化等地原為共產黨在西北活動之根據地?！庇址Q, “該黨計劃本埠為發(fā)展東北黨務之重心,將來黨務之進程要由北向南進攻……”云云。 (三) 當北方兩次革命高潮受挫、南方形勢有了新的發(fā)展時,在李大釗主持下,北方區(qū)委抽調一批中堅力量,支援南方各省的工作。王仲一受命于1927年春調到武漢,先后在中央局和湖北省委、武漢市委做宣傳和工運工作,并參加了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捌?、一五”反革命政變后,王仲一隨同擔任中央軍委書記的周恩來到達南昌,在賀龍率領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部負責政治訓練,后即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 起義失敗后,黨派王仲一到天津工作。同年9月22日順直省委改組,王仲一為省委常委、工委書記。為貫徹“八七”會議精神,省委決定舉行玉田暴動,暴動因寡不敵眾而失敗。省委常委、宣傳部長彭述之表示要立即再次發(fā)動暴動。王仲一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共產黨員個人不是包打天下的英雄,應發(fā)動和依靠群眾。但他的意見未被采納。這次暴動又告失敗,代表省委領導暴動的于方舟(省委組織部長)等4同志遇難。彭述之仍堅持已見,主張暴動起來以后,哪怕剩下一個人也要進攻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王仲一對彭的意見進行了批駁。但他卻受到了譴責。 1928年4月間,王仲一赴莫斯科出席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并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六大閉幕后,王仲一返回上海,由中央分配到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工作。 中共六屆二中全會時,王仲一受到撤銷候補中央委員的處分,撤銷工作后交江蘇編入支部組織。1930年10月區(qū)委決定,經江蘇省委批準開除黨籍。于1931年1月回到土生土長的北方。在天津,韓麟符等開辦了大道書店、慈惠醫(yī)院和光明影院。王仲一由于同他們在北方地區(qū)工作時的舊誼和當時的處境,很快參加了進去。他們還派出人去,雄心勃勃地要發(fā)動張敬堯起義、組織熱察綏暴動。這些活動引起了國民黨反動派的注意。1931年2月16日,他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入獄。書店、醫(yī)院、影院被查封,逮捕王仲一的人以捕獲“共匪”、“匪魁”論功。獲賞洋150元。王仲一被轉到北平軍法總處草嵐子監(jiān)獄。在獄中,他備受折磨,以致精神失常,他稍有蘇醒,聽到“九·一八”事變后學生、工人游行的口號聲,便呼喊: “紅軍進城啦! ”表示了他對革命始終不渝的堅定信念。王仲一終因摧殘凍餓,于1931年10月31日“不救致死"。同獄政治犯還秘密地為他開了追悼會。中共七大時,他當年的戰(zhàn)友肖三、樂天字等在小組討論中,一致贊揚了“他對敵英勇斗爭,堅貞不屈,受酷刑死于獄中的高尚氣節(jié)"。 (蔣維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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