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進入電影界 這一年初夏，大概是5月下旬，錢杏郵來找我，說他的同鄉好 友、明星影片公司負責人周劍云托他，邀請三位新文藝工作者到這 家公司去當“編劇顧問”,杏郵說：你不是在《藝術》和《沙侖》雜志上 寫過有關電影的文章嗎?我看這是一個好機會；還說，他和鄭伯奇 談了，鄭表示愿意，所以一定要我參加。 我對電影的確有興趣，但 是要我當編劇顧問，卻是一個十足的外行，加上對左翼來說，這是 一件新事，也是一件大事，必須經過“左聯”乃至“文委”的討論和批 準。杏郵同意我的意見，就先在我家寫了一個給“文委”的報告。 不久之后，在“文委”碰頭會上就討論了這個問題，這次會由瞿秋白 主持，我記得參加者除杏郵和我外，還有杜國庠、田漢和陽翰笙，好 像丁玲也參加了。 由于這件事來得突然，所以錢杏郵談了周劍云 和他的關系及明星公司的情況后，與會者意見很不一致，田漢首先 表示贊成，但也有人反對，主要是當時“電影界”風氣很壞，名聲不 好，當時的所謂國產電影又都是武俠、戀愛、倫理之類的東西，因此 秋白也認為應該進一步了解情況，慎重考慮。 會后，我想起了洪深，他社會關系多，和明星公司“三巨頭”(張石川、鄭正秋、周劍云) 都很熟悉，于是我和杏郵就一同去找洪深。 我們說明來意之后，洪 深笑著說，這件事“首先是我策動”的，事情的經過是明星公司為了 《啼笑姻緣》的攝制權問題，打了一場官司，而“九一八”事變前后， 當時紅極一時的電影明星胡蝶到北京去拍外景，又傳出了沈陽淪 陷之夕，張學良正和胡蝶在六國飯店跳舞的傳說，這一傳說更因為 馬君武那首有名的打油詩：“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當行”傳 誦一時，使明星公司的老板處于困境。 加上“九一八”、“一二八”之 后，廣大群眾的愛國抗日情緒高漲，對老一套的武打片、倫理片失 去了興趣，于是，作為張石川的智囊人物的洪深就向“三巨頭”提出 了“轉變方向”,請幾個左翼作家來當編劇顧問的建議。 當時上海 有十來家電影公司，但出片較多的只有“明星”、“聯華”、“天一”三 家。 這三家中，按當時的情況，“聯華”算是比較開明的，它的主持 人羅明佑是基督教徒，后臺是民族資產階級，所以他不拍色情片和 《火燒紅蓮寺》之類的武打片，也有了孫瑜、沈浮、卜萬蒼、譚友六這 樣的導演。 天一公司(也就是現在在東南亞和香港電影界很有勢 力的邵氏兄弟影業公司的前身)的老板是邵醉翁，在三家大公司中 可以說最保守，他是寧波人，上海話說“算盤打得頂精”,只要能賺 錢，什么片子都拍，例如德國海京伯馬戲團到上海演出哄動一時的 時候，他敢于出高價包下來，在一個晚上拍成一部紀錄片，賺了一 大筆錢。 至于明星公司，則張、鄭、周三位過去都和“文明戲”有關， 鄭正秋是文明戲的編劇兼“名演員”,以“言論老生”聞名，周劍云是 “劇評家”,有事業心，也比較開通，張石川則一般說來在政治上是 一個中間偏右分子，但對洪深這位留美名教授卻十分信任，因此， 在“一二八”之后的特定環境中，洪深提出聘請幾個左派人士來當 顧問，幫他們出點新的主意，就表示了同意。 錢杏郵和我在洪深家 里從傍晚一直談到深夜，為了了解明星公司的內情，我們向洪深提出了一大串問題，知道了“三巨頭”的性格、心理和對我們的要求， 歸納起來大致是三條： 一、編劇顧問的任務是每月開編劇會議一兩 次，討論公司打算開拍的劇本，更希望提出電影劇本或故事素材； 二、對公司內外可不用真名，公司擔保不暴露我們的政治面貌； 三、 每一顧問每月致車馬費五十元，寫劇本另致稿酬。 之后幾天，杏郵 和我又去找了鄭伯奇，交換了意見。伯奇在我們這些人中是一個 “長者”,敦厚樸質，待人寬厚，1929年我們辦上海藝術劇社，他就 是我們的“社長”,因此談到電影，他就表示了異常的熱心，認為這 是一個很好的擴大進步文藝影響的機會，只要組織上同意，他愿意 參加。 大概是6月底，我們在“文委”會議上向秋白匯報了我們了 解到的情況之后，就得到了秋白的同意。他說，在文化藝術領域 中，電影是最富群眾性的藝術，將來我們“取得了天下”之后，一定 要大力發展電影事業，現在有這么一個機會，不妨利用資本家的設 備，學一點本領； 當然，現在只是試一下，不要抱太大的希望，更不 要幻想資本家會讓你們拍無產階級的電影，況且他們只請你們三 個人，你們既沒辦電影的經驗，又沒有和資本家打交道的本領，所 以特別要當心?！?/p> 你們特別要當心”這句話，我們三個人琢磨了很 久，大家都認為這句話涵義很深，一是要我們謹慎小心，堅持立場， 同時，由于電影界情況復雜，風氣不好，所以要我們防止沾染不良習氣。 在一個盛夏的晚上，杏郵、伯奇和我在善鐘路、霞飛路口的一 家外國人開的 DD 咖啡館和周劍云見了面(在DD 咖啡館見面是 我約定的，因為這地方安靜，我常在這個地方約人見面，店主的外 國老太太，把我當作?？?，相當客氣)。 可能是錢杏郵已經向周劍 云介紹了我們的姓名，所以周劍云對我們非?？蜌?，講了一些“久 仰大名”之類的客套話之后，就單刀直入地說：這次“明星”請你們 幫忙是有誠意的，主要是請你們對公司今后的方向出主意，最好還是要請你們寫劇本。 我試探了一句：聽說電影是要經過工部局和 國民黨市黨部的檢查的，我們寫的劇本怕通不過吧。 他點了點頭 說：要檢查，但只要“不太刺眼”,還是有辦法的。 接著他帶點神秘 的口氣說，各位也許不了解，工部局也好，市黨部也好，只要有熟 人，必要的時候“燒點香”,問題還是可以解決的，顧問的聘書上不 署三位的大名，就是為了這個，當然，我相信你們會了解公司所處 的環境的。 這是一次相當坦率而又相互間心照不宣的談話，最后 約定了下個星期參加他們的編劇會議。 我們三個人都取了一個化名，錢杏郵叫張鳳梧，鄭伯奇叫席耐 芳，我叫黃子布。 參加第一次編劇會，是在下了一次陣雨之后的晚 上，在杜美路明星公司召開的，參加者除張石川、鄭正秋、周劍云 外，還有三位明星公司的主要導演，即程步高、李萍倩、徐欣夫。 開 會之前，先由周劍云一一作了介紹，在會客室里寒暄了幾句，然后 正式開會。從日本回國以后，我總算接觸過不少社會上的各式人 物，但不論在開明書店、立達學園、乃至“左聯”,絕大部分都是知識 分子，而現在，真的得和資本家打交道了，于是秋白的“你們要特別 當心”這句話，又重新浮上心頭。 張石川的魁梧和鄭正秋的瘦小， 是一個很鮮明的對比，張頗有點“老板”氣派，而鄭正秋則不像文明 戲演員，舉止談吐都像一個很有涵養的書生。 在三位導演中，程步 高和李萍倩都是知識分子，程步高還能講流利的法語，而徐欣夫則 頗有一點江湖氣，后來才知道他還是上海工部局的一個“特別巡捕”(所謂“特別巡捕”既不是“包打聽”,也不是“三道頭”,按性質可以說是志愿警，平時有自己的職業，有特殊情況時可以穿上警裝， 替工部局服務)。 這一天除了張石川講了開場白，對我們表示歡迎 和希望之外，主要的發言人是洪深，“洪老夫子”的口才是有名的， 那一次會上我們正好像聽了一次他口若懸河的演說，他從“一二 八”以后的國內形勢講起，講到電影對社會的影響，以及中國電影目前所處的危機，結論是電影一定要革新； 這些大道理，他事先都 和我們談過，卻想不到當著三位老板和三位導演(還有一個叫王乾 白的秘書),特別放大了聲音說：工部局、市黨部對電影都要審查， 但是“沒有一個定律沒有例外”(這句話他講的是英文),“沒有一個 條例沒有空子可鉆”,所以，請你們三位先研究一下審查條例，然后 想出一些對付它的辦法。 這一席話，我們聽了頗感意外，可是 張石川、鄭正秋也居然微笑點頭，似乎也表同意。至于劇本問題， 好像他們都還沒有準備，除了程步高說，前一年五省大水災，他到 漢口去拍了一點外景，也看了不少“救災”場面，他想以水災為背 景，編一部故事片，等寫出草稿后再請各位指教之外，沒有多談。 我們也只說了幾句客氣話，會議就算結束。周劍云送我們出來，看 見有一輛漆著明星公司商標的汽車停在門口，周劍云客氣地請我 們上車，說要送我們回去，但我們都婉拒了，理由很明白，在當時的 情況下，我們的住處——甚至方向，都是不能讓別人知道的。 過了一天，我們三個又在赫德路杏郵家里開了一個小會，研究 今后對策，根據前天晚上開會的情況，和洪深和我們談過的明星公 司的過去和現況，以及對張、鄭、周等人的作風性格，我們得出的初 步看法是： 一、這次“三巨頭”邀請我們是有相當誠意的，不像是有 意設置的陷阱； 二、“三巨頭”中張石川有決定權，而張對洪深是信 任的； 三、我們懂得洪深的政治態度和性格，但覺得他那晚上講話 似乎有點過火， 于是我們商定，“初出茅廬”,還是穩重一點為好，一 是不要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二是不要因為資本家有求于我，就認 為可以為所欲為。 萬事開頭難，我們一定要先和老板、導演們搞好 關系，解除他們對“左”派的疑慮，待人以誠，認真地幫助他們拍出 幾部好影片來，站定了腳跟，然后再看具體情況，穩步發展。 在這 次討論中，伯奇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例如“待人以誠”這句話，就是 他提出來的。這一方針后來我們分別和秋白、雪峰、翰笙他們談過，并得到了他們的同意。 要在荒涼而又荊棘叢生的電影園地上去建立一個進步文藝工 作者的立足點和逐漸發展的基地，單憑我們這幾個人顯然是不夠 的，單靠我們這幾個外行人寫劇本，到票房價值至上的電影界去打 天下，也顯然是不夠的，于是我們就和洪深、田漢、陽翰笙商量，想出了一些為進步電影奠定基礎的方案。 這就是： 一、通過當時在報 刊上已有的戲劇評論隊伍，把重點逐漸轉到電影批評，批判反動的 外國電影和宣傳封建禮教、黃色低級的國產電影，為進步電影鳴鑼開道； 二、把當時在話劇界已經初露頭角的、有進步思想的導演、演 員，通過不同的渠道，輸送進電影界去，培養新人，擴大陣地； 三、翻 譯和介紹外國(在當時，主要是蘇聯)進步電影理論和電影文學劇 本，來提高我們的思想藝術水平。 事隔半個世紀，現在回想起來， 這幾項工作中做得最成功的是影評工作。我們很快地組成了一支 有力的影評隊伍，打進乃至占領了包括《申報》在內的各大報的電 影副刊； 其次，對我們陌生的電影界輸送新人和爭取同路人，也取 得了很大的成績。 從1932年秋到1933年冬(這一年11月12日， 國民黨組織了一批自稱“上海電影界鏟共同志會”的暴力團，搗毀 了藝華電影公司),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內，就有一批“左聯”、“劇 聯”的盟員和革命文藝工作者加入了“明星”、“聯華”、“藝華”公司， 初步形成了一支新的隊伍。 至于創作進步電影劇本問題，解放后 的許多記述和回憶這一時期的文章和史料中(如《中國電影發展 史》),我認為對這方面的工作，有不少過譽或溢美之詞。 以明星公 司出品的《狂流》為例，把它說成我的“創作”,作了過高的評價，我 認為是欠妥當的。 對此，我得說明一下當時編劇方面的情況(這里 講的是明星公司，聯華公司有孫瑜這樣在美國留過學的導演，也許 會正規一些),據我們所知，在明星公司，不論張石川或鄭正秋拍戲 時用的還只是“幕表”,而沒有正式的電影劇本，所以我們參加了明星公司，參觀了他們的拍戲現場之后，對于他們用這種辦法居然能 拍出像《孤兒救祖記》那樣的影片，真有點感到吃驚。 他們拍戲之 前，先由導演向攝制組(當時也還沒有這個名詞)全體講一遍故事， 所謂“幕表”只不過是“相逢”、“定情”、“離別”……之類的簡單說 明，開拍之前，導演對演員提出簡單的表演要求，就可以開燈、動機 器，而且很少N.G., 我真的佩服他們的本事實在太大了。 由于這 種情況，作為“編劇顧問”,我們和導演們交換了意見之后，我覺得 應該和可以幫助他們的，首先是根據他們已有的故事情節，給他們 提一些意見，并寫一個成文的提綱乃至分場的梗概。 程步高的《狂 流》,就是通過這種程序拍出來的，我聽他講預定的故事，記錄下 來，然后我們三個人(有時洪深也來參加)仔細研究，盡可能保留他 們的情節和結構，給他寫出一個有分場、有表演說明和字幕(當時 還是無聲的所謂“默片”)的“電影文學劇本”,經導演看后再聽取他 們的意見，作進一步的加工，最后在編劇會議上討論通過或者重新 修改。 我和程步高最初合作的“劇本”,如《狂流》等，都是這樣定稿 的。 這樣做有許多好處，首先是解除了剛認識不久的導演們對我 們的戒心，覺得我們尊重他們的原作，不強加于人，目的是為了提 高電影的質量，在意識形態上我們也可以“滲入”一點新意，他們不 僅不覺得可怕，而且還認為拍這樣的片子可以得到觀眾和影評人 的贊許(當時的國產電影觀眾主要是青年學生、店員、職員和小資 產階級，所謂“高級華人”是不大看得起國產片而迷信美國片的)。 這樣，經過幾部片子的合作，一方面，他們就很自然地成了我們的 朋友，同時，我們這些外行人在合作中也逐漸學會了一些寫電影劇 本的技術。 從1932年起，不到一年，電影界就有了一支相當可觀的新生 力量，一方面是許多“劇聯”成員參加了電影工作，如鄭君里、金焰、 王人美等加入了“聯華”,沈西苓、司徒慧敏、柯靈(高季琳)、王瑩、陳凝秋(塞克)等加入了“明星”,同時，我們和程步高、李萍倩，田漢 和史東山、卜萬蒼、孫瑜、蔡楚生等也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 由 于我們“待人以誠”,真誠地幫助他們提高質量，所以這些當時電影 界知名導演，絕大部分都成了進步電影的同路人，后來有不少人還 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舉程步高為例，在白色恐怖最嚴重的1934年， 他可以在約定的時間把他華安大廈七樓住房的鑰匙交給我，作為 地下黨開會之用。 在這里我要著重地記述一下影評工作。 當時在上海，除了地 下發行的黨刊之外，沒有一家我們自己的報紙(《文藝新聞》前后發 行了六十期，終于在1932年6月20日?？?。 因此，要發表影評， 非在公開合法的大報上爭取版面不可，我們通過各種渠道(如劇評 家和各報副刊編輯的私人關系，及各電影公司廣告部和各報經理 部關系等),先后把上海各主要大報的副刊爭取過來，在副刊上開 辟了影評園地。 當時實際從事電影工作的人還不多，還沒有建立 黨的電影組織，但“劇聯”卻已有許多盟員在從事劇評工作，所以經 “文委”同意，先在“劇聯”領導下成立了一個“影評人小組”,這是一 個黨領導的松散的群眾組織，通過茶話會、座談會等形式歡迎影評 工作者自由參加。 由于它是公開的、合法的團體，所以參加的人很 多，接觸的面很廣，《申報》的“電影特刊”、《時事新報》的“電影時 報”、《晨報》的“每日電影”、《中華日報》的“電影新地”、《民報》的 “電影與戲劇”,幾乎全部為這個小組所掌握， 主要的影評工作者有 王塵無、石凌鶴、魯思、毛羽、舒湮、李之華等， 我和鄭伯奇、陳鯉庭、 沈西苓、施誼(孫師毅)、于伶(尤兢)、宋之的、聶耳也寫了不少影 評。 這個組織成立得最早(1932年7月),持續得最久(八一三抗 戰后大部分進步文藝工作者離開上海，這個組織的不少人還留在 “孤島”繼續工作),也可以說斗爭得最劇烈，這件事，在中國進步電 影發展史中，是值得大書一筆的，因為這支隊伍不僅為進步電影掃清了道路，而且為左翼文藝工作掙脫宗派主義、關門主義的束縛， 樹立了一個榜樣。 我已經記不起是哪一個月，大約是在1932年初冬，當我們在 電影界初步占領了一些“立足之地”之后，田漢、杏郵和我向“文委” 作了一次比較詳細的報告，這次會，秋白也參加了，他對我們報告 的內容，似乎感到新奇，很高興地同意了我們的做法，但還是再一 次提醒我們，不要因為初戰告捷而放松警惕。 我在前面說過“左聯”后期的起點應該劃在“一二八”戰爭之 后，這不單是由于主觀上的工作方法的改變，也還有由于民族矛盾 的上升而出現的一些客觀條件。 我們可以按時間次序，看一看以 下的事實： 1932年5月，明星電影公司請錢杏郵等三人任編劇顧問； 同年秋，田漢(陳瑜)任聯華影片公司編?。?/p> 同年7月，蔡元培、楊杏佛籌備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12 月17日正式成立，魯迅應邀參加了這個組織； 同年7月15日，《申報》館出版《申報月刊》,編輯部有不少進 步分子； 同年11月，《申報》副刊“自由談”改組，黎烈文任主編； 同年11月16日，商務印書館復刊《東方雜志》,由胡愈之主 編。 這一客觀形勢，迫使“文委”及其所屬聯盟逐步改變了過去那 種“作繭自縛”式的“左”傾路線和關門主義。 在瞿秋白的領導下， 文委決定了乘機四面出擊，各聯盟成員可以在《東方雜志》、《申報 月刊》上撰稿，同意了“劇聯”成員打入各電影公司和各報副刊，不 少黨員走出“地下”,如石凌鶴當了《申報》“電影?？钡木庉?，王塵 無當了《晨報》“每日電影”的編輯等等。 當然我們也不能忘記，那 時還在王明路線時期，“文委”(包括領導“文委”的秋白在內)要一下子沖破“左”傾路線和宗派主義是不容易的。 我記得“一二八”之 后，我們到滬西美亞綢廠去支援工人罷工，散發的傳單中還有“武 裝保衛蘇維?！钡目谔?，滬西區委對工會干部講話中，也還在宣傳 “全國革命總爆發”,但是無論如何，上海市民、小資產階級乃至一 部分民族資產階級(如《申報》的史量才),對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 已經有了強烈的不滿情緒，這對我們革命文藝工作的發展，給了有 利的條件。 我想，上面談到過的歌特的兩篇文章，就是在這種特定 的形勢下發表的，這也說明了在當時“臨時中央”內部，也已經有人 感到有反對關門主義、宗派主義之必要了。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