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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同志被選中入京繼承大統那日，根本不知是福是禍，只能與妻子約了平安暗號。 1990年前，大學畢業生是國家資源，統一分配，根本沒有擇業自由。上海人也有可能被分配到江西等地，從此山高路遠，成了上海人看不起的鄉下人。 隨著遷徙自由從憲法上消失，連帶著他們的子女，再也回不了上海，得從內陸重新奮斗起步，爭取回到第一線。 時代在一代人身上打下了沉重的烙印，擺弄了他們的命運。  這幾天，一段爆火視頻里，85歲的上海奶奶說她就后悔讀了同濟大學。 能在上世紀60年代讀上大學并且還是著名的同濟大學的，想必都曾是才華橫溢的青蔥少年。 1966年開始高校停止招生，而她正好在之前一年即1965年畢業于同濟大學。 這所重點大學的畢業生，面向全國分配，于是她一個上海小姑娘，被分配到江西南昌工作。 那個時候，接收單位和所在單位要雙雙同意，然后取得兩地人事部門的批準，才能調動。哪怕在今日，體制內跨省調動，除非有中組部的調令，否則難于上青天，更何況那時。 念去去，千里煙波；這一去，便是天涯路遠。 1958年1月，《戶口登記條例》開始施行，中國人的戶籍被分為農業和非農兩類，奠定了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的基礎。 從此，不但農民進城即盲流，寫在憲法上的遷徙自由，事實上已成為不可能。 直到1975版憲法，徹底刪除了「遷徙自由」。 由此被改變命運的不只有她，她的兒女后代的人生軌跡也隨之拐了一個大彎，成了南昌人。 雖然2014年后戶口制度開始松動，但在南昌工作了一輩子的老太太，直到1997年退休后，才回到從小生活的上海。 她在鏡頭里笑意盈盈，可一提到退休待遇，笑意漸漸褪去，「我的退休工資只有5000元不到，比上海足足差了一倍」。 據她所知，那些昔日與她同窗苦讀、能夠留在上海工作的同學們都能拿到從八千到一萬多不等的退休工資，她卻只能享受江西的退休工資，到手的錢不及同學的一半。 從裝束看，她與同齡的上海老太太沒什么差別，她也說「這么點錢，我還是夠用的，我的衣服都是十幾年前的」。 但她一扯身上的衣服，就顯得松松垮垮，似乎早在多年之前便已失去織物面料本該擁有的彈性。 就像她失去了彈性的這輩子。
「我是一塊磚，哪里需要哪里搬。」哪怕是為新中國成立立下汗馬功勞的地下黨員，也同樣要面對從大都市移居落后地區的窘境。 我曾經寫過一位太原老干部的家傳。1945年，父親留學日本學習化學的高老，考上了上海交大化工系，并加入了地下黨。 新中國成立前夕，他接到命令，撤退到華北解放區，在輾轉奔赴天津、河北泊頭、石家莊等多個城市后，最終在山西太原停下了腳步，并負責一家軍工企業非常重要的技術工作。 從繁華的大上海來到艱苦的太行山，曾經衣食無憂的他每日飲食變成了一日兩餐，而且每兩天才能吃上一頓細糧。 從1949年到1988年的40年間，高老做過技術員、車間主任，曾出國考察技術，也住過牛棚和地下室，最終成為了國防骨干企業的總工程師，家最終留在了太原。 年歲更迭，他不后悔將一生奉獻給熱愛的事業，唯獨妻子在被關牛棚后患上了精神疾病，孩子們的學業也一度受到了影響，只能留在太原。 當他看著患病的妻子職業生涯被迫中斷、昔日承歡膝下的稚兒長大成人，不知道是否會后悔當年選擇離開上海。 海上生明月。坐在上海開往天津的船上，高老曾感慨于海上日出日落的綺麗壯觀。此時的他并未能預見到海上這一行之后，未來他與他的一家從此便扎根于太行山的深處，不再回歸上海。 一戶1920年代就留學日本的書香門第，就這樣沉寂于太行山深處。 太原與上海的城市量級、發展機會不可以道里計，我曾與高老的子女聊過人生，但不敢提起這個話頭，怕引他難過。 憑心而論，如果他不是一個重要的人物，只是一個普通人，可能反而能留在繁華的上海，子女的人生完全會是另一個模樣。
上海老太太的故事可以講一大堆。在消滅了資本家，建立起計劃經濟后，個人除了服從，再無選擇機會。 除非家里有靠山。 知名文史作家十年砍柴最近寫了一本書《歸來徐家良》，這是上海徐氏家族史的第三部，主書名用了「歸來」二字，副題為「貴州到上海有多遠」，從題可知義。 1956年，作為計劃經濟制度建立后開始調配的第一批大學畢業生，出生于上海的徐家良在大學畢業后被分配進入貴陽市人民醫院成為兒科醫生，后又在1970年被調到「三線」城市凱里。 僅僅過了一年，1957年春節，他不辭辛勞、歷時三天三夜回到上海，希望能夠通過運作調回家鄉。他走訪了上海的多家醫院的人事部門，也有不少醫院愿意松口答應接收。 但事不遂人愿，上海市衛生局無權決定他的去留，關鍵在于貴陽市衛生局是否愿意放人。但可想而知，醫療資源相對匱乏的貴陽必然不愿意放走這么一個業務精湛的年輕醫生。 南昌老太太不會成功，徐家良當然也不可能。 直到1981年，徐家良一家才得以回到朝思暮想的家鄉。 從貴州到上海，徐家良走了整整25年！ 人的一生，有多少25年？他的孩子，同樣生在貴州。他可以「回」到上海，他的子女，與其他進上海打拼的外地青年有何不同？ 據粗略估計，改革開放后的十多年間，大約有二百萬在外地「支內」上海人，包括知青子女、頂替子女、回鄉工人、退休人員、病退職工，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回到上海。
我給嘉興電力局老局長金老寫過家傳。1965年從浙大最著名的學系之一電機系畢業后，他被分配到江西工作。 這一去，回浙江就成了老金一生的奮斗目標。 1968年，正是「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里吃閑飯」口號傳出的那一年，干部下放勞動聲勢浩大，2000萬知青和干部再次出城入鄉。老金因為知識分子的身份，在妻子臨盆之際再次被安排下放。 「分飛萬里隔千山，心聲托付鴻與雁」。妻子還在浙江，兩夫妻被迫兩地分居，日常只能靠書信來往。每年只有14天的探親假，只能如同牛郎織女般一年短暫相聚一次。 13年后，眼看調回浙江無望，金老將妻子接到了江西一個小城。 1991年，浙江家中老人需要照顧，在一位老干部的幫助下，金老夫婦終于得以回到浙江。但落后地區來的干部能力不被認可，他作為一個正處級干部，不得不到基層線路隊里去當支部書記。 他本以為此時能安定下來，結果工作需要又調到另一個地市，原定兩年的任期也變成了四年，夫妻再次分居兩地。 等他回到嘉興落戶定居時，職業生涯已所剩無幾。 若不是被下放和被分配，老金本應在專業范疇發揮才干、投身建設，本應與妻兒共聚一堂，在高堂前盡孝。 但在那樣的時代里，正如人們無法輕易改變河流的走向，他們也無法抵抗時代洪流的席卷，無法抗拒那雙冥冥之中的命運推手。 甚至是幸運地考上知名高校，偏偏成為被遠徒的理由。 時代造成的家庭悲劇何其之多！ 我寫過的另一位上海地下黨高級干部，其子女一個被派到北京山溝里的一家兵工廠工作；另一位被安排到貴州金沙縣農村工作，從此與整個家族拉開了距離。哪怕他最后折騰回來，也是在江蘇南通退休。 咫尺之遙，再難跨越。 多少奔波在城鄉之間的半邊戶，孩子一出生只能隨母親成為農村戶口，從此過著留守兒童的生活。 我們不能埋怨父母，將我們生在哪個角落。但從父母的視角，多少人夜里難安，愧對后人。 時代之痛，加諸每一個人頭上。命運的齒輪，從此滯澀。 但愿那樣的時代，不再。 我寫了300多部家傳、整理了1200部家庭相冊，發現旺族多出自讀書人、紳士、企業家、地主，少數平民子弟則通過讀書、從軍、創業改變命運。 家史即國史，現代國家鼓勵學生先講家史、次學國史，汲取智慧、經驗、教訓，節節攀升。 死亡不是人生的終點，遺忘才是。如果沒有記憶，家就是個空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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