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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廷黻死在紐約——1965年，10月9日的事。七十歲，病榻之上，兩滴眼淚滑落。一滴是史書，一滴是情劫。 史書寫了一半，余下的擱了；情劫拖了十八年，生未脫，死方了。 他是中國近代史的大師、外交場上的老將。頭上頂著“國士無雙”的名號，風光了大半生。可這一場婚姻的泥潭，他踩進去了，就再沒拔出腳。  荒誕得很。堂堂外交家，怎就敗在一樁家務事上？更荒的是，他死了，唐玉瑞沒哭。是的，一滴也沒流。 那天她站在葬禮上，神情冷冷，嘴角沒有動，眼神沒有晃，就像站在陌生人的墳前。這一段夫妻糾葛，長達十八年，像一根釘子，死死釘在蔣廷黻的心上，也釘進他命數里了。 他是湖南邵陽人，1895年12月出生，家境不富。父親半耕半商，日子清苦中帶著點希望。小時候聰明，念書快，十一歲進西式學堂。十六歲，一個人漂洋過海，去美國。孤身一人，半工半讀，遭病魔纏身也不服輸。一個人熬著，咬著牙，拿下了博士學位。 在哥倫比亞大學，他遇見了唐玉瑞。那會兒兩人還年輕，一個是少年留學生，一個是上海來的女學者，在異國的林蔭道上相識、相知、相愛——像小說，像夢。 1923年，兩人在美國結婚。誰能想到，他們的故事，不是浪漫的長卷，而是一部殘忍的戲劇。婚后回國，蔣廷黻做教授，寫史書，在清華執教，門下弟子如云。風頭正盛。  他站在講壇上講中國近代外交史，講得有聲有色。后來還成了行政院的政務處長，風光了。唐玉瑞也不閑著。操持家務，育子四人——兩男兩女，樣樣周全。是個賢妻，是個好母親。要是故事停在這里，該多好。 但沒有。變故來自橋牌桌。蔣廷黻愛打牌。有一回，在牌桌上認識了沈恩欽。她是他下屬沈惟泰的妻子，一位儀態萬方的女子。  日子一長，兩人眉目里就有了來回的火星。原配遠在美國，小兒子病了，唐玉瑞帶著去看病；大女兒在南京，小女兒在北京，兒子參軍了，家里空空的。他們倆便熱了。 荒唐的是，蔣廷黻動了真情。更荒唐的是，他動用權力，把沈惟泰調去了國外。為的是獨處。 接著他寫信給唐玉瑞，說想離婚。信寄到美國，唐玉瑞炸了。心塌了一半。她不答應。 1947年，他做了聯合國安理會代表。第二年，他偷偷繞去墨西哥，辦了離婚手續。對外說自己恢復自由之身。 然后他和沈恩欽結婚了，唐玉瑞沒認這事。她告他重婚——輸了；再告他通奸——又輸了。法律拿他沒辦法。他是外交官，有豁免權。鐵皮罩著，告不進。 那她就不走法律路子了。她搞輿論。去找報社，發照片，發控訴信。還去找羅斯福夫人，希望聯合國主持公道。 她到會場外舉牌子，站一下午，只為了讓蔣廷黻難堪。她坐第一排，冷著臉，只盯著他。每一次都出現。十八年如一日。  蔣廷黻受不了了，退了職，病了，沉了。1965年，病重時，他寫了遺囑。家產對半分——唐玉瑞一半，沈恩欽一半。不知是愧疚，還是自責。 死前，他說了句：“一生，最對不起她。”他說的是唐玉瑞。 那天的葬禮，唐玉瑞來了，兩個女兒陪著她。她穿黑衣，神情冷淡，不悲不喜，不流淚。她已哭盡，心干了。 蔣廷黻這一生，是中國近代史之父，是外交大才；可做丈夫，做父親，他是失敗的。 劉紹唐說得準：他失敗，只因他多了一個女人。這話狠，但準。 唐玉瑞信的是“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一諾到底；蔣廷黻信的是“愛已盡，緣應斷”，情變就走。 一個信舊，一個向新。一個抱死傳統，一個投奔自由。這不是夫妻的爭吵，這是兩個世界的對峙。是中國道德和西方觀念的交鋒。 誰對？很難說。 但唐玉瑞的堅持，是她能掌握的唯一武器了。她輸了法律，不肯再輸尊嚴。她不是不肯放手，她只是怕，若這一次退了，后面就再也站不住了。 十八年，蔣廷黻被她追著跑，沒一日安生。他死了，她站著，一滴淚也不掉。冤孽終了，風吹過。 留下的，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影子，是人性深處最微妙的掙扎——才華有時掩不住人心的脆弱；愛情再深，也經不住裂痕久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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