場域理論

胡火金.“場域”中的海洋文化建設——基于舟山海洋文化建設的思考[J].浙江學刊,2012,(02):220-224.

關于“場”的思想，老子的“道”從一個側面觸摸了宇宙萬物的“場”，所謂“道之為物，惟恍惟惚”、“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普朗克基于量子假說想象了宇宙能量場，那是一個普遍的網。如：“萬物因力而得以興起與存在……我們必得假設在力的背后，存在有意識、有智慧的心智。這心智就是萬物的母體。———量子理論之父馬克斯·普朗克以這些文字，描述了結合一切創造物的宇宙能量場，那就是'無量之網’。”“場”作為物理學概念，是指物質存在的一種基本形式，比如引力場、磁場等等。一切場中都包含實物，一切實物中都包含場，場具有具體的、隱約的、混沌的、恍惚的等多種存在形式，場是一切空間中物質、能量、信息的總匯。

宇宙系統是一個巨大的場，存在著各類星體及其各種宇宙環境的關聯。地球系統、生命系統、人類系統都是特定的場。人類物種從產生到終結的時空中，都與自然萬物相互關聯，任何的宇宙自然系統都對人類產生影響，人類世界在自然系統的整體關聯中存在。地球生命系統是一個關聯的網絡，處于相互平衡之中。康芒納持有“關于一個地球上的生命之網的看法”，他指出：“地球的生態系統是一個相互聯系的整體，在這個整體內，是沒有東西可以取得或失掉的，它不受一切改進的措施的支配，任何一種由于人類的力量而從中抽取的東西，都一定要被放回原處。”默特認為任何實體自身與其環境都是一體的，他指出：“當一個實體'能將自己所屬的更大整體納入在自己的范圍之內時’它才是他自身；'反之，也只有在它的所有界都能夠滲入它的環境，即在其中發現自己的同一整體的時候，它才是其自身’。”羅爾斯頓運用“場景”闡述有機論思想，指出作為主體的“我”是被置于自然場域中：“作為一個評價的代理人，我是置身于這個無所不在的自然場域中。作為主體，我并不能把那些被評價的客體納入'我的場域’之中；相反，我發現，我自己也置身于那個我要對之進行評價的公共場域中。”布迪厄基于社會學的考察，使用“場域”（ｆｉｅｌｄ）闡述社會組織關系。他指出：“從分析的角度來看，一個場域可以被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或一個構型。”如此等等，宇宙場———地球場———人類場———社會場，為我們提供了考察問題的“場域”視角：地球人類系統可以具分為若干不同的場，陸地和海洋，城市和荒野，乃至國家區域、政治經濟、民族宗教、社會文化等等，這些場都處于交互關聯之中，并且盡可能直指其包容的更為巨大的場———星球和宇宙自然。

人類社會因起源、環境、生活等等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文化場”，它影響決定了人們的價值系統、社會生活樣態以及經濟發展方式，并且在自然演進中相互影響，在相互關聯中被不斷構建和分野。人類早期基本屬于自洽的原生態系統，人類與自然基本處于諧和親近的關聯之中。隨著人類活動對于自然系統干擾的不斷加深，尤其工業文明、城市文明的迅速發展，處于原生態的自然環境系統受到干擾，資源、環境、生態等問題不斷顯現，人類生存發展岌岌可危。正如卡遜所言：“人類已經失去了預見和自制的能力，它將隨著毀滅地球而完結。”在歷史的反思和未來的憂慮中，一種普遍關聯的生態觀念開始興起，進而形成生態文化的理念。生態文化本質上屬于人與自然的“場域”，人類系統處在“人———社會———自然”的復合生態系統之中，我們要以整體系統普遍關聯的觀念檢討人類的所有活動。人類在對抗環境，形成文化的過程中，“包含著某種辯證的真理：正題是自然，反題是文化，合題是生存于自然中文化；這兩者構成了一個家園，一個住所”。人類既要仰望星空，又要敬畏生命；既要維護好草原山川，又不可無視每一片沼澤和荒野，這一切本屬于人類系統的“住所”，關乎人類自身的生存發展。生態文化是指以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為取向的價值觀念、情感態度及心理意識。它以人與自然實現本質統一的價值觀為核心，從而形成以人與自然和諧為基礎的行為方式及其社會機制。面對生態環境危機，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需要摒棄“人與自然二元對立”的觀念，而代之以“人與自然的協調統一”、“物我共生”的思想。人類社會的發展不可逆轉，人類對于自然生態環境的永恒依賴不可動搖。

李鷺. 簡析邊界建設對旅游者體驗滿意度的影響——基于“場域”理論的視角 [J]. 經濟問題探索, 2012, (11): 106-109.

簡析布迪厄“場域”理論：布迪厄認為: “在高度分化的社會里，社會世界是由具有相對自主性的社會小世界構成的，這些社會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邏輯和必然性的客觀關系的空間，而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邏輯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約成支配其他場域運作的那些邏輯和必然性。”關于何謂場域，布迪厄從多個層面作過論述。

第一，場域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社會空間。在布迪厄看來，場域是一種社會空間，而不是簡單的地理空間。布迪厄說: “我們可以把場域設想為一個空間，在這個空間里，場域的效果得以發揮，并且，由于這種效果的存在，對任何與這個空間有所關聯的對象，都不能僅憑所研究對象的內在特質予以解釋。”場域的相對獨立性表現為不同的場域具有不同的 “邏輯和必然性”即 “每一個子場域都具有自身的邏輯、規則和常規”。

第二，場域是一個客觀關系構成的系統。布迪厄說: “'現實的就是關系的’: 在社會世界中存在的都是各種各樣的關系———不是行動者之間的互動或個人之間交 互 主 體 性 的 紐 帶，而是各種馬克思所謂的'獨立于個人意識和個人意志’而存在的客觀關系。”“從分析的角度看，一個場域可以定義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一個網絡，或者一個構型。”“一個場域的結構可以被看作不同位置之間的客觀關系的空間這些位置是根據他們在爭奪各種權力或資本的分配中所處的地位決定的。各種權力或資本的分配中所處的地位決定的。”

第三，場域是一個充滿爭斗的空間。布迪厄說:“作為包含各種隱而未發的力量和正在活動的力量的空間，場域同時也是一個爭奪的空間，這些爭奪旨在繼續或變更場域中這些力量的構型。……他們的策略還取決于他們所具有的對場域的認知，而后者又依賴于他們對場域所采取的觀點，即從場域中某個位置點出發所采納的視角。”也就是說， “場域”是包含其中的各方勢力角逐和博弈的場所，是動態的，富于變化的，能夠與時俱進的。

第四，場域的邊界是經驗的，場域間的關聯是復雜的。場域作為一個社會空間，應該有自己的邊界。但是，“場域的界限問題是一個非常難以回答的問題”。布迪厄認為， “場域的界限只能通過經驗研究才能確定。盡管各種場域總是明顯地具有各種或多或少已經制度化了的 '進入壁壘’的標志，但他們很少會以一種司法限定的形式出現”，只有通過對每一個現實的具體的經驗世界進行研究， “你才會估量出它們具體是如何構成的，效用限度在哪里，哪些人卷入了這些世界，哪些人則沒有，以及它們到底是否形成了一個場域”，如果非要從理論上確立一條劃定場域界限的原則，只能說 “場域的界限位于場域效果停止作用的地方”。也就是說是域內各種社會關系和社會法則的作用力的物理和虛擬極限邊緣，超出這一邊緣，域內的社會關系和社會法則將不再適用，不再產生影響力。

趙巧艷. “農業——旅游”場域轉換與少數民族社會性別分工的實踐解釋 [J]. 婦女研究論叢, 2012, (06): 15-19 30.

“農業———旅游”場域轉換與少數民族社會性別分工的互動框架

實踐理論是布迪厄在《實踐理論綱要》中首先提出，并在《實踐感》一書中進行了深入分析，主要體現為四個關鍵概念：場域、慣習、資本和策略。

布迪厄認為現實是由一束束的客觀關系構成的，為了解讀這種關系，他提出了場域的概念。場域是實踐的行為空間，是關于位置的關系網絡或構型，場域并不是一個個的實體，而是一束束的關系。場域有自身特有的邏輯和相對的自主性，兼具歷史的生成性，每個場域都是經歷漫長的過程建構和積累起來的，是歷史生成和建構的產物。另一個用來解釋布迪厄實踐理論的概念是慣習。慣習是持久的、可轉換的潛在行為傾向系統，是一些有結構的結構，傾向于作為促進結構化的結構發揮作用。慣習是歷史和現實的客觀條件的體現和存在，也受到行動者與所處情境的共同影響，這是外在性的內化過程；慣習傾向于以促進結構化的方式發揮作用，一旦這種結構化的結果得以形成，就會成為客觀的條件（即場域）反作用于慣習，這是內在性的外化過程。慣習的生成能力就表現為兩個過程的綜合。

場域的形成和結構本質上是對場域內行動者資本占有關系的一種外在反映。布迪厄的資本概念主要有四種類型：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和符號（象征）資本。[8](PP468- 469)上述資本形式可以相互轉化，但一種特定的資本總是在一定的場域中才是有效的，它既是場域中各種斗爭的焦點，又是斗爭所用的工具。適應一定場域并對場域結構造成影響的主要是經濟資本的分配結構，其他類型的資本雖然也發揮著作用，可是都要轉化成經濟資本后才能進行比較，而轉化的效率和效果則受到策略的影響。布迪厄指出，影響資本作用大小的重要因素不是資本占有量的多寡，而是資本的再生產功能。資本的互動與轉化能力決定了資本依附群體的社會地位和與之相應的慣習，而影響資本轉化能力的重要手段就是策略：“實踐完全內在于持續時間，不僅因為它在時間中展開，還因為它在策略上利用時間”。綜合上述四個概念，布迪厄提出了公式：慣習×資本＋場域= 實踐，而實踐又具有策略性。

薇薇安·金奈爾德與德里克·霍爾 （Vivian Kinnaird & Derek Hall）曾經指出，民族旅游的過程及其與之相關的旅游活動是由性別化的社會建構的，而性別的關系也是在與社會化實踐的互動中形成的。民族旅游與少數民族社會性別角色的變化也是一個實踐的過程，并且可以用上述四個關鍵概念構建二者互動的框架。（見圖 1）通常來說，民族旅游開發以前，少數民族主要從事傳統農業，并在長期的歷史演化過程中形成了傳統農業場域，與之相適應的資本形式主要體現為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和符號資本的作用較為有限。在傳統農業場域內，男性憑借身體、技能和傳統的社會性別規范擁有了較女性明顯的性別優勢，無論在家庭事務還是社會事務中都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是家庭收入和社會財富的主要創造者，理所當然地成為經濟資本的占優者，也因此獲得了更多的社會資本（如家庭和公共事務的參與和決策權），社會資本優勢反過來又強化了男性經濟資本的獲取能力，從而決定了場域結構及其相應的慣習（本文稱之為“傳統慣習”）。在傳統農業場域內，少數民族與外界的交流較少，因此傳統慣習的形成也較少受到外部客觀條件的影響。在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影響下，傳統慣習形成和穩定下來，并對場域的結構產生影響，而場域結構反過來又強化了傳統慣習的內容，并最終形成穩定的少數民族社會性別分工，即常見的“男主外，女主內”關系。

隨著民族旅游的開發，傳統農業場域向民族旅游場域為主、傳統農業場域為輔的結構轉變，與之相應的資本形式也有了變化。民族旅游離不開民族文化（或以符號化方式體現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展示，文化資本和符號資本的作用得到提升。資本類型的增多和東道主少數民族與游客互動的增加使得場域內不同類型資本的轉化更為復雜，策略對資本的轉化效率和效果產生調節作用。在不同的策略下，不同性別或者相同性別間都會出現其他類型資本向經濟資本轉化的效率差異，從而造成異性之間、同性內部不同個體經濟資本占有數量的差異，并影響到場域的結構及與之相應的慣習（為了與傳統農業場域內的慣習進行區分，本文把這一慣習稱為“生成慣習”）。此外，生成慣習除了受少數民族內部經濟資本占有量的多少影響外，還受到其他民族旅游利益相關者（如政府、旅游企業、游客等）的影響，即客觀條件對民族旅游中性別角色選擇性偏好 （或者稱歧視）的影響。生成慣習推動了民族旅游場域的結構轉變，后者又反過來強化了前者的內容，最終導致社會性別角色的重構。民族旅游中女性的參與比例和旅游收入普遍較男性高，經濟地位的變化推動傳統上男性占優的社會性別結構向男女平等甚至女性占優的社會性別結構轉變。

光映炯,毛志睿. 旅游場域中文化權力的生成與表達 [J]. 思想戰線, 2013, 39 (01): 123-128.

近年來，布迪厄的理論和研究在當代人文科學的眾多領域中產生了重大影響。其理論主要從社會關系的角度進行分析與研究，提出了構成其獨特理論體系的重要概念“場域” 以及 “資本”、“習性”，而“場域”必須是研究活動的中心。 在旅游業的發展中，由于卷入的社會關系力量繁多，且在旅游市場經濟的作用下存在不同的利益爭奪，因此成為得天獨厚的 “場域理論”的運用情景。

在旅游時代的背景下，旅游已深嵌于大眾生活之中，圍繞著旅游已形成了各種關系網絡的“旅游場域”。旅游場域，是因卷入旅游活動的各種社會角色而形成的客觀關系構型。就目前的研究來看，主要集中于三方面: 一是對 “旅游場域”的概念分析和相關探討; 二是對 “旅游場域”的運用研究及對不同類型 “旅游場域”的具體分析，如 “民族旅游場域中的民間規則對民族文化的有效保護”、 “宗教旅游場域中的沖突與共贏問題”; 三是對 “旅游場域”中一些具體問題的分析，如 “舞臺真實”問題、“歷史和文化的重構”、 “權力譜系和異化問題”，等等。雖已有學者涉及文化資本及文化再生產、權力與政治的研究，但是就旅游場域的演進動力問題還鮮有研究，而 “文化與權力”的相互關系是解決此問題的關鍵。

“文化與權力”，是布迪厄理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核心主題。場域中的文化，并非一個簡單的概念，而是意義與權力的體現; 場域中的運行邏輯也表現為權力的策略。為了獲得經濟利益最大化，旅游場域的各行動者都圍繞著 “文化資本”的轉換、支配與控制等競爭方式來獲得各自所需的資本。在旅游場域中，文化就是最重要的資源和資本。“一個場域是由附著于某種權力 ( 或資本) 形式的各種位置間的一系列客觀歷史關系所構成。”文化為人類實踐行為的交流與互動提供了基礎，它不僅是旅游場域中不同社會行動者占支配地位的根源，甚至體現著利益集體間的權力博弈。布迪厄認為，所有的文化符號與實踐———從藝術趣味、服飾風格、飲食習慣，到宗教、科學與哲學乃至語言本身———都體現了強化社會區隔的利益與功能。場域的所指，要多于市場的 “看不見的手”，旅游市場中的行動者在生產、經營與消費的每個環節都能擁有一種特殊的權力。現代大眾旅游的熱潮，為旅游場域中各種資本的形成及其轉換提供了條件和動力，文化的權力生成也在旅游場域中擁有了合理化的空間; 而且，文化權力的生成與表達，影響著各種資本的轉換以及各行動者的利益訴求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旅游場域中文化權力的生成

旅游場域中任何行動者同時具有社會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三種資本形式，而文化資本是討論得最多且居于核心地位的一種重要資本。場域中的“文 化”，是 一 種 獨 特 的 “權力”形式。文化資本是特殊形式的權力資本，它像其他資本那樣發揮作用并有自己的實施法則。布迪厄認為，文化資本有三種存在形式: 具體的形態、客觀的形態和體制的狀態。 但是，旅游場域中文化權力的生成需要社會的和個體的結構互動，而且除了歷史的積累與自然的生成外，還需要三種重要的策略: 區別異己爭奪大眾、爭奪資本獲得霸權性、符號再生產追逐利益化，才能使三種存在形式得以合理化與合法化。

區別異己爭奪大眾。在布迪厄的視野中，文化資本主要有兩種效用: ( 1) 區別。“要存在就得有區別，也就是要占據特定的與眾不同的位置”，對文化資本來說，沒有區別就意味著不存在。 ( 2) 爭奪普通大眾。如果旅游大眾不認可，行為便沒有了合法性，文化資本的權力機制就建立不起來。因此，區別 于 他 者 擁 有 “惟 獨 性” 甚 至 “稀 缺性”，是旅游場域中文化權力最基本的生成策略。

爭奪資本獲得霸權性。場域是一個圍繞特定的資本類型或資本組合而組織的結構化空間。可以說，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資本是旅游場域中最主要的財富，旅游場域中的各種資本，只有以此為中心才能獲取相關的資本和利益并實現資本的轉換。相對而言，如果說通過區別他者塑造一種稀缺性屬于民間的存在與力量，那么爭奪重要的文化資本甚或符號資本獲得霸權地位就需要國家的在場與賦予，并獲得權力實施的合法性。這種策略主要有兩種: 對“名譽”的爭奪與文化保護體系的劃定和建構。

符號再生產追逐利益化。符號性合法權力的生成，主要來自于社會。在社會行動者獲得“名 譽” 或 “保 護”的符號資本后，就有了文化再生產的特殊權力與經濟利益的訴求及實施的重要條件。進一步，擁有了文化資本的特殊權力，就能將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社會資本進行轉換并推動旅游場域的運轉，因此文化資本的主要行動者就要通過文化的商品化來獲取經濟資本，同時傳承、推動文化的重構和創新; 并從政治資本那里得到合理性與合法性。資本起作用的真正邏輯，就在于從一種資本轉換為另一種資本，而經濟的 “利益”是推動資本發生轉換的關鍵要素。雖然旅游場域中的文化資本具有相對的獨立性，但也是經濟資本的從屬物，經濟資本處于最根本的位置。

旅游場域中文化權力的表達

旅游場域同樣也是指商品、服務、知識或社會地位以及競爭性位置的生產、流通與挪用的領域。旅游場域中文化的權力生成后，還需要通過文化商品化或市場化的形式，進行策略表達并獲得社會的認同或認定，符號資本的再生產就成為最重要的形式，符號的背后不僅有文化意義的生產，更是對文化權力的直接攫取。在未分化的傳統社會中，權力的策略主要依賴家庭和人際網絡等，而在現代分化的社會中，則主要依賴于學校對文化資本的獲得以及網絡式的社會資本中。特別在現代旅游場域較成熟的地區或較發達的階段，文化的權力除了依賴家庭、學校外，還離不開旅游市場中生產、傳播和消費的過程，每個過程都存在著各種權力關系，而且每個環節往往是聯合在一起進行符號化地再生產和表征的過程;又具體圍繞景觀的生產與空間消費而展開，并形成了景觀、影像與形象的由內至外的符號生產體系。

王維艷,明慶忠. 社區響應鄉村旅游發展的實踐邏輯與治理路徑——基于布爾迪厄的場域分析視角 [J]. 云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13, 45 (01): 33-39.

布爾迪厄場域理論的基本觀點及評價

場域、資本與習性，構成了布爾迪厄場域理論的三個核心概念。所謂場域，是“位置之間客觀關系的網絡或圖式。這些位置的存在、它們加諸于其占據者、行動者以及機構之上的決定作用都是通過其在各種權力（或資本）的分布結構中的現在的與潛在的情景客觀地界定的，也是通過其與其他位置之間的客觀關系（統治、從屬、同一等）而得到界定的”。場域有四方面的結構特征：其一，場域中的位置是由不平等的資本分配而不是位置的占據者的貢獻決定的；其二，場域是為了控制有價值的資源（資本）而進行斗爭的領域；其三，在場域中活動的行動者必須具有適當的習性以便使他們能夠并愿意在特定場域中投資；其四，場域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對于外在環境的自主性。

場域分析首先引導研究者關注并揭示對立觀點之間的一體化邏輯，它鼓勵研究者尋找特定領域中的沖突的根源；其次，“文化資本”的觀念富有洞見地喚起了對于文化資源在市場社會中權力方面的廣泛關注；第三，用“關系的”或“結構主義的”思維模式，以及“相對自主性”概念，賦予場域的內部分析以優先性，并通過“習性”及其“適應”或“區分”策略，提 出 了 解 決 能 動 性 與 結 構 之 間 關 系 的理論。由于場域、資本與習性概念及其特征契合了中國旅游目的地的空間社會性，布爾迪厄場域理論于本世紀初被引入中國旅游研究領域，已對旅游場域的概念做出了界定，對旅游場域中的社會資本、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運作模式進行了分析，指出旅游場域在權力場域中處于被支配的地位，旅游場域的構成及位置由它所附著的各種權力（資本）形式和分配地位及其各種位置間的客觀關系所決定，對云南三個傣族文化生態旅游村的“旅游場域”進行了比較研究。但筆者發現，上述“旅游場域”中三大資本之間的運作模式，并非像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形成了良性 循 環，相反卻暴露了缺環的問題：即社會資本和經濟資本通過駕馭文化資本而雙雙得利，而作為文化資本的主人（社區）卻因為這種單向度的開發使自己的文化自主權與收益權被忽略了（圖１）。

郭文,黃震方. 基于場域理論的文化遺產旅游地多維空間生產研究——以江南水鄉周莊古鎮為例 [J]. 人文地理, 2013, 28 (02): 117-124. 

場域

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迪厄 （Pierre Bourdieu）超越社會結構與行動、社會物理學與社會現象的二元對立，創立了極具解釋力的實踐社會學，并于 20 世紀 60 年代提出 “場域”概念。在布迪厄看來，在高度分化的社會里，社會世界是由具有相對自主性的 “社會小世界”構成的，這些 “社會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邏輯和必然性的“社會關系網絡”。網絡主要由行動者的不同社會地位、資本力量和權利范圍、所賦有的精神狀態和力量及象征性符號等要素組成。按照布迪厄的理解，社會是由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等等不同的場域所構成，在不同歷史時代和社會條件下，每個場域都有自己特定的運行邏輯和資本，具有某種慣習的主體在場域中因占有不同位置或地位而占有了資源，社會主體不斷為這些資源而競爭和沖突，以此推動場域的不斷發展，動力就是行動者個人和群體之間的權力關系。社會中任何一個場域始終都是個人的或集體的行動者運用其手握的各種資本進行相互比較、交換和競爭的斗爭場所。皮埃爾·布迪厄場域理論的基本框架由 “場域—資本—慣習”三個核心概念及關系組成，基本內容可以表述為：“一個場域由附著某種權利 （或資本）形式的各種位置空間的一系列客觀關系所構成，而慣習則由'積淀’于個人身體的一系列歷史的關系所構成，其形式是知覺、評判和行動的各種身心圖式”。客觀性的場域和主觀性的慣習存在 “本體論契合”關系，存在雙向構建的動態特性，相輔相成，密不可分。

旅游場域

皮埃爾·布迪厄將場域視為在各種位置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的網絡。場域中的不同社會要素占有不同的位置，擁有不同的社會資源在場域中存在和發揮作用。在現代社會中，旅游作為一種特殊的現象，已經成為 “社會事實”（“社會事實”是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的觀點，由信仰、傾向和習俗等構成，這點與皮埃爾·布迪厄觀點極其相似），旅游可以視作社會大場域中的 “特殊場域”；而針對具體某一旅游目的地，圍繞旅游開發形成特有的客觀關系網絡或卷入到旅游活動中的各種社會角色所形成某種關系類型，則可以視為“旅游場域”。較多的案例證明，在這個場域中，地方政府、當地居民、旅游開發商、游客等等占據不同的位置，依據自身的慣習 （性情傾向）進行資本的競爭與轉換，共同推動著旅游場域的再生產過程。

謝小芹. “場域—行動分析”視角：貴州西村農民的旅游抗爭 [J]. 人文地理, 2019, 34 (04): 135-142.

提要：隨著地方社會不斷卷入到旅游開發浪潮中，圍繞旅游而發生的抗爭日漸增多，這里稱之為“旅游抗爭”。旅游抗爭主要發生于 20 世紀 90 年代以后，對中國地方社會的穩定和政治生態產生了重大影響。本文提出“場域—行動分析”這一新分析視角，破解“結構—制度分析”和“過程—事件分析”兩種分析模式內蘊的“行動—結構”、“個人—社會”和“主觀—客觀”二元困境，將“結構—制度分析”化約為“場域”，具體分為社會場域和文化場域，將“過程—事件分析”化約為“行動”，具體分為行動的策略和一般演化路徑。在該理論視角的關注下，本文對貴州西村旅游抗爭的緣起、策略、演化路徑及后果進行了完整敘事，為抗爭研究提供了新視角，同時重構了二重性分析范式。

已有關于旅游抗爭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績，從抗爭原因、策略、特點和意義等方面為我們分析旅游抗爭提供了有益洞見。同時值得一提的是，就其理論視角而言，一方面已有研究涉及事件分析視角、沖突論視角及行動者視角等。這些視角的引入豐富了當前農民抗爭研究，然而，當前研究因過度的“拿來主義”而彰顯出本土化不足。要深刻理解旅游抗爭的復雜性就必須發展出更具有穿透力的理論，因此，本文打算在理論視角上對已有研究進行拓展，提出“場域—行動分析”視角，期望達到豐富抗爭行為的研究。另一方面“場域—行動分析”視角的貢獻可以更大，“'結構—制度分析’與'過程—事件分析’是流行于社會學等學科的兩種研究模式”，本文努力嘗試打破這兩種研究模式存在的“'行動—結構’、'個人—社會’和'主觀—客觀’二元對立困境”，將前者化約為“場域”，具體分為社會場域和文化場域，將后者具體化約為“行動”，操作為行動的策略及一般演化路徑。該視角意欲凸顯旅游抗爭發生的“場域”特質，場域中行動者的“行動”特性，及“場域”與“行動”之間的互動性，將旅游抗爭納入到社會學二重性范式中進行探討。關于二元論與二重性的區別，有人認為二元論指涉一個現象的單獨兩面，而二重性則指涉它們的相互依賴關系。此外，該理論視角的提出可以為旅游管理部門在處理和規避旅游開發過程中的抗爭行為提供理論參考。

“場域—行動分析”：一種新視角

“結構—制度分析”和“過程—事件分析”蘊含著“行動—結構”、“個人—社會”、“主觀—客觀”和“微觀—宏觀”等的對立面。前者由張靜倡導，“分析者往往會特別重視具體'事件’和'過程’所反映的社會 （結構） 關系，因為他們假定，人們的行動總是被他生存其中的 （正式或非正式） 的制度所刺激、鼓勵、指引和限定，'事件’是現時各種制度、社會關系 （結構） 復雜作用的'產物’。在這個假定中，制度之于行動顯然有更為重要的地位，因為不同的制度會刺激出不同的行為 （發生不同的事件） ”。后者由孫立平倡導，“'過程—事件分析’偏重于關注、描述、分析具體的事件與過程，對其中的邏輯進行動態的解釋”。前者因過于關注宏觀層面的制度和結構忽視微觀細節而遭到詬病，相反，后者因過于關注具體過程等細節忽視宏觀的社會結構和制度而同樣遭到質疑。兩種研究模式彰顯出較大的矛盾，其根源在于無法走出傳統社會學蘊含的二元對立困境。為了彌合兩者之間的溝壑，并形成新的視角，諸多學者也做過不少努力。法國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皮埃爾·布迪厄 （Bourdieu） 是其中一位，他認為基于二元對立范式基礎上的社會學都無法解釋深層結構的本質特性，需要基于關系角度，“揭示構成社會宇宙的各種不同的社會世界中那些掩藏最深的結構，同時揭示那些確保這些結構得以再生產或轉化的'機制’”，他進而提出了“場域—慣習”理論，該理論的核心可以用布迪厄的一句話來概括，即歷史的客觀存在及其在身體中的具體反應。具體而言，布迪厄認為，“場域 （field）是位置間客觀關系的網絡或一個形構，這些位置是經過客觀限定的”，將場域視為個人、組織等行動者之間因面子、榮譽、資本和聲望等資源而開展競爭的動態場所，場域之下又包含很多相對自主的子場域。資本與場域密不可分，場域中包括很多資本，將資本分為經濟、文化、社會和符號資本四種類型。慣習、資源和行動密不可分，“行動并不是建立在行動者有意圖的計算和選擇上，而是由于慣習的傾向使行動者偏向于選擇依據他們的資源與過去經驗最可能成功、最合適的行為方式”，“只有在布迪厄那里，實踐才第一次成了一種雙向度的表述，彌合了長期困擾社會科學領域的主客二元對立”。布迪厄的理論給本文兩點啟示：第一，二重性范式的重構。慣習和場域是一對二重性概念，兩者相互形塑，互為依賴。第二，關系主義的角度。“場域與慣習是一種通過'實踐’為中介的'生成’或'建構’的動態關系”。他試圖通過二者的建構、生成關系來揭示社會生活的實質和實踐邏輯，這就意味著研究者不但需要充分尊重并在實踐中去理解農民的抗爭行為，還需要試圖在實踐中把握旅游抗爭這一行動在場域中是如何生成的。

然而，后來者也不斷質疑、反思和批判布迪厄“場域—慣習”的二重特性。第一，該理論試圖走出二元性，但仍是一種建構主義的結構論，最終還是難免陷入到唯物主義、客觀主義泥淖中。尤其慣習的爭議最大，“①從長遠來看，能夠產生行動的是行動者，而不是慣習；②能夠進行所謂的'即興創作’的也是行動者，而不是慣習；③能夠采取策略的也是行動者，而不是慣習”，慣習仍然是結構的產物；第二，該理論更多的是在對傳統社會學二元對立范式進行理論上的突破，并未將其運用于實踐，場域—慣習理論對具體事件的解釋力仍需得到進一步驗證。因此，有學者對吉登斯和布迪厄的思想進行了專門研究，得出了一個基本判斷，即兩者仍未能走出二元論窠臼。鑒于“慣習”概念的諸多模糊性和能動性不足，本文取“場域”棄“慣習”，并將“場域”與“旅游”結合而生成的領域稱為“旅游場域”，指旅游開發商、旅游者和當地人等不同行動者圍繞旅游開發活動而不斷發生關系的空間。布迪厄將場域細分為經濟、藝術、司法、學術等場域。本文則根據本人在西村的深切親身和所思所想，將旅游場域分為社會場域和文化場域。前者指人們長期棲息其中的慣常場景，具體包括經濟子場域、群體子場域和政治子場域。為了突出地方文化的作用，本文特將文化場域單獨進行分析，特指引發旅游抗爭的非慣常和即時的文化場景。

諾曼·龍 （Long） 在《行動者視角的發展社會學》中提出了與制度主義不同的“行動者為導向”的研究方法，即行動者有力量且可能改變事情的性質和過程。行動者視角能夠很好的解釋微觀場景中發生的具體實踐活動，本文借“行動”概念，指位于旅游場域中的不同行動者及其行動策略，主要從行動策略和一般演化路徑來分析行動是如何產生的及行動對場域的反作用。

旅游抗爭的“社會場域”與“文化場域”

場域是一個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空間，充滿競爭和沖突，旅游場域亦如此。本文將旅游場域類型化為社會場域和文化場域。社會場域指的是促使旅游抗爭發生的較為長久、穩固的場景，而文化場域指的是旅游抗爭的非穩態的即時性的場景。美國結構功能主義大師帕森斯認為社會系統由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等子系統構成，場域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帕森斯所說的縮小了的社會，如果說文化場域主要指涉一種文化子結構，那么，社會場域則指涉剩下的子系統。當然，兩者之間是相互影響的。

陳曉亮,蔡曉梅,朱竑. 基于“地方場域”視角的中國旅游研究反思 [J]. 地理研究, 2019, 38 (11): 2578-2594.

概言之，地方場域視角下，旅游可以被定義為：人與人以及人與非人等流動性主體通過邂逅和相遇的過程，所形塑的不斷變化的有關經驗性的、體驗性的、反思性的以及實踐性的地方場域。為方便理解，基于地方場域視角的旅游概念和研究可以由圖1進行表達。與經典的旅游地理模型不同 （從空間形式來看，旅游系統是旅游客源地與旅游目的地通過旅游通道相互作用的一個空間系統），旅游場域實際上是由“人與非人構成整體”的“在場 （presence） ”的地方與“人與非人構成整體”的“不在場 （absence） ”的地方通過邂逅和相遇所形塑的流動的空間性關系體。這一理解中暗含了一個哲學預設，即人的存在或存在狀態并不是孤立性的存在，而是一種在追求自我 （self） 與地方同一性（identity） 的過程中 （人地關系過程中） 通過實踐經驗所形塑的共在性的認識，也就是說人對自身和世界的理解和認識總是或多或少帶有“地方”的烙印，這是一種基于地方經驗和日常生活網絡所建構的必然結果。每一個旅游主體都會基于“自身的地方”建構相應的地方場域，旅游場域可以看作是不同旅游主體所建構的地方場域之間沖突和融合的總體。關于encounter的理解，實際上既可以被翻譯成邂逅也可以被翻譯成相遇，但是二者中文詞匯語境的差異性恰恰共同構成了本文所強調的概念內涵，即在旅游活動日益生活化的今天，不期而遇 （邂逅） 和平常的遇見 （相遇） 二者結合在一起才能共同反映日常生活的真諦。本圖中，相對于旅游主體而言，在場的地方常常表現為隱性的地方場域，它由微觀心理層面的旅游主體的心理認知、環境知覺和宏觀社會層面的社會慣習、行為模式、文化知識、社會階層、日常生活策略以及潛在的政治實踐等構成；不在場的地方常常表現為顯性的地方場域，它由旅游客體的物質構成、社會形態、文化環境、組織模式等旅游吸引物系統構成。同時，場域和場域之間在社會互動和意義建構的過程中被不斷的消解、整合、滲透和重構，表現為一種相互影響的建構性關系，這就使得隱性的地方場域和顯性的地方場域之間能夠不斷的轉換和變化，并形成新的隱性或顯性的地方場域。在該模型中，旅游通道以及相關旅游必備要素實際上被整合進人與非人構成的整體之中，一方面體現了旅游通道或者旅游交通邊界的模糊性，表現為隨著技術的進步，旅游交通所構成的旅游連接過程越發具有多樣化和體驗性，旅游交通在一定條件亦成為構成旅游吸引物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信息時代移動隨身設備在日常生活和旅游過程中其重要性越發突出，已經成為身體尺度層面的連續性的延伸。需要指出的是，在該模型中，地方場域的邊界和范疇并不是一成不變的，相反，地方場域的邊界及其尺度隨著旅游主體的移動和交互作用，呈現出不斷變化的特征，原因在于旅游主體對于感知信息處理的“調取性”和“創造性”過程具有流動性的特點。最后，旅游主體和旅游客體之間具有相互轉變的特征，表現為在某些情況下，游客既是旅游消費的主體，同時在特定的商品化策略下，也可能是“被消費”的客體。需要提醒的是，旅游場域并非是一個“去政治化”的領域，期間也交織著沖突和權力政治關系，不同旅游主體 （旅游者、不同層級管理機構、媒介組織、地方居民、“看客”、非人等技術實體，以及制度、話語等） 之間通過關聯機制共同參與旅游場域的政治化實踐過程。不管怎樣，旅游地方場域模型突破了傳統的旅游客源地和目的地二分法的局限，將旅游現象和旅游活動作為一個復雜的、不斷生成的基于地方的關系體來研究，無論在方法層面還是在視角層面，都具有一定的實踐價值。

基于地方場域視角的旅游知識生產方向

米歇爾·福柯 （Michel Foucault） 的知識譜系學研究提醒人們，知識總是情境性的，是一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尤爾根·哈貝馬斯 （Jürgen Habermas） 指出，知識的構成受到三種利益的驅動，不同的利益旨趣會促進不同類型知識的生產。旅游管理領域的知識網絡構成主要揭示了工具技術知識以及經驗分析知識對現實世界的解釋作用。當然，知識的生產并不是一個穩定的實體，而是一套持續的實踐。知識永遠不會是同質的和無爭議的，旅游研究也不會以一種一致的聲音和方式來說明或呈現。對于知識的反思和理解尤為必要。

實際上，通過前述論述可以知道，全球現代性理論在元敘事層面賦予了地方以后殖民主體式的價值，重新定義和認識人與地方之間的關系，表現為地方傳統的挖掘和再創造、地方內部主體的實踐多元性，以及地方之間交流、融合、沖突所帶來的豐富的地方想象過程。地方的內涵及其所形塑的場域具有知識解放和社會進步的政治可能性，人與地方所形塑的場域可以是實體性的社會空間，如基爾伯恩（Kilburn） 之于多琳·馬西、洛杉磯 （Los Angeles） 之于愛德華·蘇賈，未來亦可以是非實體性的社會空間，比如對于遺產保護數字化處理所形成的仿真性空間。無論形式如何，其關鍵在于如何打開對話的窗口，釋放其能動性潛能。當然，需要警惕地方本體論政治過程中的“地方主義”或領地性 （territoriality） 陷阱，因此，批判性、反思性研究不可或缺。

鑒此，本文從旅游發展自身的改變和旅游研究的改變入手，提出五種知識生產模式抑或稱之為未來的研究方向：基于地方實踐的知識生產、基于批判反思的知識生產和基于技術變革的知識生產，強調的是旅游發展自身的改變而產生出的新的內在要求；基于參與共建的知識生產和基于跨學科研究的知識生產強調的是旅游研究的改變進而產生出的未來研究思考（見圖2）。不管怎樣，研究希望通過五個方面的論述來為未來的基于地方場域的旅游研究打開對話的窗口。

周坤,王進. 場域織補：旅游傳統村落更新理論新議 [J]. 人文地理, 2020, 35 (04): 17-22. 

提要：文章引入織補理論和場域理論，采用理論演繹與概念詮釋方法，從場域織補視角出發對旅游傳統村落更新理論進行思辨。研究發現，旅游重構了傳統村落更新方向與邏輯，村落“碎片化”提供了織補理論應用的復雜性與矛盾性條件；旅游引發傳統村落場域解構為旅游、生活、生產三大子場域，資本分化和競爭加大場域內外壓力并引致場域失調；在保持村落復雜性前提下，場域織補可通過調適場域而作用于旅游傳統村落更新過程。研究認為，場域織補的基本內容包括文化場域織補和關系場域織補，可運用資本調適作為場域織補的技術工具。

織補理論來源于美國城市學家柯林·羅（Colin Rowe）的《拼貼城市》一書，自20世紀70年代甫一提出就引起城市規劃界關注。柯林·羅抨擊了城市規劃者對“城鎮景觀的膜拜”和對“科學幻想的膜拜”，他認為建設和使用多年的城市，就像成熟的生物組群，具有相當復雜的隱含的秩序，生長經絡和極其明顯的多樣性。現代城市產生的諸多問題“就是缺少復雜性”。而復雜性的形成，源自城市的“拼貼”，源自“一種根據肌理引入實體或者根據肌理產生實體的方法”。拼貼城市的主旨表現為促進城市的傳統性與現代性有機結合，織補理論則進一步指出如何在傳統與現代拼貼中實現城市整體發展和有機融合。約翰·波特曼（John Portman） 認為城市更新就是在舊的城市肌理中植入新元素，新舊建筑并存，延續城市的活力。在城市規劃中，織補理論可應用于正確處理鄉村發展與城市建設的關系。為了滿足人們對綠色的需求，人們甚至可以建造野生城市（wild city），把自然與城市編織在一起。織補理論適用于指導城市如何保持傳統性與現代性的協調，以文脈主義（contextualism）解決城市空間整體性問題。

資本視角下旅游村落場域解構與分化

場域是“由附著于某種權力 （或資本） 形式的各種位置間的一系列客觀歷史關系所構成”。場域是一個關系空間，表現為“關系的系統”，具有能夠使個體的社會角色得以固定和展開的特性。旅游傳統村落場域即以旅游業為主導的鄉村社區內，各類行動者以優勢資本為工具，依托旅游業建構起來的競爭空間和關系構型。它依托于游客活動和消費的村落空間展開，既是利益相關者憑借各類資本開展競爭的關系空間，同時是行動者關系連接的結構空間。場域的概念往往與資本緊密相連。布爾迪厄將場域內行動者擁有的資本分為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和符號資本。行動者依托自身的優勢資本在場域內展開競爭，以期獲取優勢地位，為自身資本增值提供條件。布爾迪厄指出，“場域可以細分為子場域，每一個子場域都具有自身的邏輯、規則和常規”，旅游村落場域可進一步解構為若干子場域（圖1）。

場域織補基本內容：從文化場域到關系場域

織補是對整個社會生活的系統性縫合，“織補城市”、“織補建筑”和“織補景觀”的最終目標是“織補”生活及生活方式。景觀、建筑、街巷等硬件織補是村落更新的基礎，更復雜且對前者能夠產生負面作用的生活方式、社會關系、階層分化等軟件更新卻往往被人忽視。場域的特征決定場域織補關注地并非單純的空間更新，而是同樣重視村落空間之中涉及人的關系、文化、階層等軟件更新，希望于二者互動之間找到和諧發展的平衡點。無論是有形空間還是關系空間，旅游傳統村落場域至少體現為兩個層面的織補，才能有效地宏觀指導旅游傳統村落更新。

基于資本調適的旅游傳統村落場域織補策略

社會資本的再平衡：賦權與限權社會資本概念的核心在于社會場域中的“關系”以及因“關系”而產生的利潤。關系是圍繞權力展開的，權力是資本在場域中彼此作用并追逐的目標——每一種資本均可化約為場域中的某種權力。“賦權”與“限權”是權力關系變遷的兩個基本工具。從旅游傳統村落場域視角看，社會資本的賦權與限權包括兩個層面，一是政治權力的“管”與“放”，二是居民權力的“賦”與“限”。

經濟資本的雙兼顧：公平與效率

經濟資本是場域中最有效的資本形態，分化表現為貧富差距。以經濟資本調適織補旅游傳統村落場域，主要作用于關系場域織補。充分發揮經濟資本調適作用，要求管理者密切關注貧富差距大小及村民反應，及時采用適當的金融、稅收、管理機制等方法調節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不斷擴大村落中產階層比例，控制基尼系數。另一方面，還應加強富裕人群對貧困人群幫扶力度、充分利用村規民約發揮經濟資本控制作用、利用功德碑等傳統形式宣揚經濟資本正向價值等。

文化資本的社區化：重視文化繪圖技術

旅游場域割裂的關鍵問題之一即傳統文化與現代業態之間的矛盾共生，本地居民、政府官員、旅游規劃者、文化學者、游客等利益相關者對傳統文化的不同理解與需求加劇了文化沖突。因此，如何傳承并科學利用傳統文化成為文化場域織補的前提和基礎。基于“他者”和“本我”的融合，文化資本發揮調適作用既需要借助外部的現代技術和理念，也要充分保障本地居民的主體地位，在最大程度上保持文化原真性的同時科學地完成文化提煉和應用。運用文化資本作為場域織補策略，需要提高村民研習、傳承及發展本地傳統文化的權力，包括設立民間文化組織、搜集和整理傳統文化資料、開展文化研習活動等方面。

黃幸,谷浩,石美施. 場域理論視角下商業紳士化對周邊老舊住區的影響——以成都大慈寺社區為例 [J]. 地理研究, 2022, 41 (10): 2726-2741.

摘要：以成都市大慈寺社區商業紳士化為例，基于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從不同行為主體的視角出發，分別分析了地方政府、開發商、紳士化群體、原住居民、周邊商戶及周邊小區各自的利益訴求與資本獲取，探尋商業紳士化空間對周邊老舊住區的影響。研究發現：商業紳士化空間及其周邊住區共同構成了一個紳士化場域，不同的行為主體在場域中獲取和積累各自資本從而確立其社會實踐地位。特別地，紳士化核心場域由地方政府、開發商和紳士化群體共同構成的利益聯合體推動形成，體現一種至上而下的全球化資本邏輯運作；邊緣場域由原住居民、周邊商戶和周邊租戶在周邊小區構建而成，其受到了核心場域的支配和影響，與核心場域內的三類主體形成了動態互哺關系，從而逐漸產生新一輪紳士化進程，呈現一種至下而上的本土化資本發展邏輯。大慈寺社區商業紳士化中的核心場域與邊緣場域之間存在著既相互分異又相互融合的復雜特征，構建了兩者之間的循環發展路徑，帶動了中心城區的整體更新發展。研究填補了中國商業紳士化對于周邊住區影響的理論空白，同時也對城市中心商業空間更新的良性改造提供一定參考價值。

鄒潤琪,孫佼佼,陳盛偉,等. 紅色博物館的時空敘事與記憶場域建構——以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為例 [J]. 旅游學刊, 2023, 38 (07): 36-51. 

［摘要］紅色博物館作為儲存紅色記憶的場所和載體，在紅色價值傳播的過程中具備重要意義，但紅色博物館作為“記憶之場”的建構路徑尚待探究。文章以上海淞滬抗戰紀念館為研究案例，運用敘事分析法和內容分析法對淞滬抗戰紀念館的文本、場景的時空敘事以及觀眾發表的線上游記文本展開分析。研究結果認為，該紀念館的物理場域由歷史性敘事、創傷性敘事、成就性敘事和反思性敘事4種不同敘事類型構成，在場景時空中依據特定的邏輯進行劃分、排列，同時采用多元敘事視角與隱含作者身份進行立場表達與價值生產。游客通過認知記憶、體驗記憶以及重構記憶將其精神世界嵌入該紅色記憶場域中，成為心理場建構的核心要素。該研究建構了紅色博物館記憶場域的概念模型，認為紅色博物館是一個建立在社會價值理念之上，以時空敘事為核心的物理場域以及以觀眾為主體的精神世界共同建構而成的心-物交織的場域空間。研究對紅色博物館的發展提出了管理啟示，認為紅色博物館應同時注重文本與場景的時空敘事，關注游客對敘事表征的接收內化過程，強調游客的在場體驗質量。

勒溫場域理論

本研究對紅色博物館記憶場域建構路徑的分析建立在勒溫提出的場域理論基礎上，該理論認為個體的行為同時受到物理場與心理場的影響，即“場”內所有能夠被感知到、與該情境相關的全部情況決定著個人行為的產生。勒溫的場域理論源于格式塔心理學（gestalt psychology），認為行為不僅是外部刺激的結果，還取決于個人如何感知這些刺激。通過構筑個體的生活空間，即個體產生主觀體驗的整體心理環境，可以解釋、預測和改變個體乃至群體的行為。目前，以勒溫為代表的場域理論主要應用于社會心理學、組織行為學、管理學、教育學和醫學等領域。在旅游研究中，謝彥君基于該理論提出“旅游場”概念，認為旅游體驗同時受到旅游氛圍情境和行為情境的影響，用以解釋游客旅游行為發生的過程以及與當下環境的互動關系。同樣地，建立在勒溫場域理論的基礎上，Tomassini 和 Lamond 認為，旅游是情感和行為交互的社會空間，旅游的情感關系是行動者和空間性之間的關系函數。

與布迪厄場域理論強調社會學視角的行動者關系網絡不同，勒溫的場域理論從心理學的角度強調決定個體行為的內在動因與外在條件，解釋了人如何能夠對物質世界產生情感共鳴，更契合本研究試圖通過在博物館認知環境與觀眾記憶間建立鏈接，從而理解紅色博物館價值傳播的目的。在紅色博物館場域中，文本與場景的時空敘事可看作外在物理環境的主要表現形式，而觀眾的記憶則作為內在的心理環境影響著場域的建構。只有同時討論物理場與心理場的組建過程及關系，才能對紅色博物館的記憶場域建構過程具有更加清晰的認知。

博物館中的時空敘事

敘事指的是通過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互動進行協商、塑造和轉化的故事環境。敘事不僅服務于交流和互動，還服務于認知功能，往往被看作是一種文化工具或中介手段。時空敘事來源于敘事空間理論，該理論認為將事件作為時空敘事的基本節點，以多個事件的聯結形成敘事在空間中的動態結構。在敘事情境效應影響下，制度與組織環境的嵌入、社會與文化規范以及敘述者/聽眾的特征形塑著敘事行為和方式。如謝迪斌從政治立場以及敘事主體視角對延安敘事形態進行了劃分，包括正統敘事形態、對應敘事形態以及衍生敘事形態，3種不同的形態塑造了延安的歷史記憶。作為搭載文化的載體和記憶儲存的倉庫，博物館中的敘事空間也受到了學者們的關注。博物館展覽中的時空敘事通過敘事媒介在實體空間中連續不斷變化而形成]。基于博物館與敘事之間的關系，部分學者認為博物館承擔了敘事主體的角色，通過媒介、場景、故事、身份的創新，構建博物館的特殊語境以及隱喻功能，讓受眾在臨場體驗過程中進行文化認知。也有學者認為博物館就是一個被建構而成的敘事客體，通過既定的展覽主題，參與到特定的群體對自身歷史與身份的講述之中，博物館敘事同時包括建筑敘事、展陳空間敘事、參觀者敘事3個不同類別。博物館通過選擇性的敘事與緘默，實現集體記憶的塑造。與此同時，也有部分學者強調游客在博物館敘事中的作用，認為敘事除了需強調主體的作用外，還需依靠觀眾的涉入度、意愿以及體驗能力，并基于游客的參與敘事實踐展開討論。

楊馥端,竇銀娣,李伯華,等. 符號消費與場域轉換：傳統村落文化空間演變與重構 [J]. 地理研究, 2023, 42 (08): 2172-2190.

摘要：在城鄉要素流動、旅游產業轉型以及符號消費轉向的綜合作用下，傳統村落文化空間逐漸面臨異化和解體困境。作為承載中華優秀文化基因的重要載體和鄉村振興、城鄉融合的重要抓手，傳統村落文化空間的可持續發展已經成為新時代中國發展的必然要求和核心議題。基于此，以三元空間辯證法為根基，結合符號消費與場域理論，構建傳統村落“文化空間架構-演變邏輯解構-重構路徑探析”研究框架，并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龍山縣撈車村為例，通過解構撈車村文化空間在旅游場域轉換與符號消費語境下的生產演變邏輯，深入剖析撈車村文化空間異化的外顯表征和內隱動因，以此提出文化空間重構再生路徑。結果顯示：① 物質文化空間：呈現多元文化嵌套的符號拼貼現象，多元行動者通過同質化和異變化符號生產營造了傳統性與現代性混雜的符號化物質文化空間；② 制度文化空間：形成傳統治理制度和現代新型制度并置格局，地方政府等根本力量、旅游公司等推動力量、鄉風民俗等附加力量促使制度文化空間的契約化；③ 精神文化空間：面臨心理、文化和社會的三維分化與隔離，多群體共同實踐、多重話語建構、主客凝視互動等導致精神文化空間逐漸脫域化；④ 文化空間重構：根據撈車村文化空間異變的外顯表征和內隱動因，從優化空間秩序和重塑符號景觀兩個維度重構文化空間。本文旨在從理論和實踐中優化傳統村落文化空間轉型發展路徑，進而為鄉村振興和城鄉融合發展戰略提供動力支撐。

楊興柱,蘇云清,周玲,等. 場域理論視角下城市文化空間旅游化的特征與機制——以合柴1972工業記憶小鎮為例 [J]. 旅游學刊, 2024, 39 (07): 54-70. 

［摘要］城市文化空間旅游化對傳承城市文脈、實施城市更新戰略具有重要價值。文章基于Bourdieu 的場域理論，建構旅游場域的概念模型，并以合柴1972工業記憶小鎮為例，通過田野調查法、文本分析法以及數理分析方法對城市文化空間旅游化的特征與機制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表明：1）合柴旅游化經歷旅游市場初構、旅游空間置換、復合空間生成 3 個發展階段，在主體互動模式、資本累積、文化認同、價值理念等方面發生顯著變化；2）旅游資本和主體價值感知是關鍵的中介因素，通過有效銜接旅游慣習而形成3條推進城市文化空間旅游化的鏈式路徑，且游客和居民的作用效果存在顯著異質性；3）旅游慣習、旅游資本、主體價值感知是推動城市文化空間旅游化的核心條件，主要通過組態形式發揮作用，形成3種非城市文化空間旅游化的驅動類型——價值依存型、利益訴求型、慣習內化型。研究結論揭示了人的主體性影響城市文化空間旅游化的復雜因果關系及理論過程，為旅游地文化價值挖掘及可持續發展提供實踐借鑒和理論參考。

場域（field）最早由法國社會學家 Bourdieu 和Wacquant 提出，是場域理論體系中的重要概念，具有自身的邏輯、條件和規則，主要由附著于某種權力（或資本）形式的各種位置間的一系列客觀歷史關系所構成，可將其看作個體參與社會活動及資本競爭的空間。旅游作為經濟、文化、社會發展的復合現象，學界逐步開始以場域的視角來審視旅游目的地的營建活動。政府、居民、企業、游客等利益主體掌握不同資本介入旅游開發活動，他們在新的旅游語境下相互調適，形成新的規則和慣習，旅游場域（tourism field）則是因旅游開發而形成的各利益主體（行動者）間的特有客觀關系網絡或相互競爭空間。可見，旅游場域的發展主要涉及主體互動、資本競爭、慣習形塑3個方面的內容，場域理論可為分析旅游場域內諸多要素之間的復雜關系提供一個有效的理論工具。

以Bourdieu的場域理論為基礎，構建由旅游主體-旅游資本-旅游慣習三要素循環互動關系組成的旅游場域概念模型（圖1），為解構城市文化空間旅游化的生成邏輯提供理論依據。在旅游場域中，由于利益主體在場域內的位置由其擁有的資本數量和質量決定，使得旅游資本既是利益主體相互競爭的對象，也是博弈的工具。在慣習指引下，各利益主體憑借自身資本積累參與旅游資本（經濟資本、文化資本、社會資本、符號資本）競爭活動，并在場域內構成復雜的權力關系網絡，不斷對資本量及結構關系進行支配、轉化與控制。在復雜關系網絡中，各利益主體依據自身資本結構和總量形成特定的思考和行為方式，并在資本轉化過程中建構與場域相契合的慣習。正因慣習結構在主體資本博弈中逐漸被打破與調整，從而對個體觀念和行為模式產生持續性影響。可見，旅游場域內利益主體的行為是由旅游慣習支配的。慣習是個體或群體在社會環境中長期實踐而生成的統一原則或秉性系統，不僅包含慣習中重復性、經驗性的部分（持久性），還更強調可被后天改變的屬性（可轉移性）。隨著旅游和文化的全球化發展，旅游場域充斥著不同的旅游慣習，并通過相互妥協、競爭等方式在流動性塑造中發生行為模式和文化認同等方面的變化。因此，具有某種慣習的利益主體為提升自身在旅游場域內的位置而不斷對資本展開競爭和占有，新的規則和慣習在資本博弈下得以形塑，并指引利益主體調適資本爭奪方式及對關系網絡的再建構，進而推動旅游場域的動態演化和重構。

程波,李伯華,劉沛林,等. 傳統村落數字化保護的空間邏輯：場域轉換、樣態演進與價值實現 [J]. 地理研究, 2025, 44 (02): 434-449.

摘要：傳統村落中蘊藏著豐富的文化遺產和景觀資源，數字技術開辟了傳統村落保護與發展的新路徑，是推動傳統村落數字化建設的重要驅動力。本文結合場域理論、空間生產理論與景觀基因理論，構建傳統村落數字化保護的空間邏輯框架，分析數字化背景下傳統村落的場域轉換、樣態演進與價值實現。研究結果顯示：① 空間場域轉換構成了傳統村落數字化保護的邏輯前提。傳統村落中的要素流動催生場域資本發育，在資本全域化、符號化以及網絡化介入背景下，傳統村落空間場域向無界化、虛擬化和流動化轉變。② 空間樣態演進構成了傳統村落數字化保護的邏輯實證。在空間生產視角下，傳統村落面臨著物質實體空間景觀破碎、精神文化空間文脈失憶和社會生活空間關系離場的現實困境，亟需通過數字化手段實現空間重構、重塑與重組。③ 結合景觀基因的識別、提取與展演的過程，從功能整合、原真鏈接與時序延展維度歸納出優化邏輯，提煉出傳統村落數字化保護的價值實現路徑這一邏輯結論。研究旨在探討數字技術賦能鄉村振興的內在空間邏輯，為傳統村落數字化保護提供理論邏輯遵循，開拓傳統村落數字化保護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