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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湘軍誕生（二）  四、曾國藩擔任團練大臣曾國藩回到家鄉時，羅澤南的湘勇正如火如荼地搞著，知縣朱孫詒聽說二品大員回鄉了，自然也要巴結一番，也曾邀請曾國藩主持湘鄉團練大局，而羅澤南也表示愿意在曾國藩手下干活，不過曾國藩婉言謝絕了，沒有參與湘鄉團練的事情。不久，任命曾國藩為湖南團練大臣的上諭到了，于是，1853年1月29日，曾國藩到長沙走馬上任，開始干起了團練大臣這個事。據說，對團練大臣，曾國藩也不想干，準備以丁憂在家推掉這份差事，而私下里則向友人表示，這個差事不好干，認真辦則可能得罪人，若應付差事，高臥省城，則與國無益，不如推掉得好，在家盡盡孝道?？磥砘潞３粮∈畮啄辏鴩睬宄逋⒌墓賵霾缓脤Ω?，想干事則阻力重重。不過，巡撫張亮基和長沙的親朋故舊一再盛情相邀，曾國藩一看既然這么眾望所歸，不出山肯定是不行了，該是有點作為了，由此曾國藩開啟了新的人生道路。 和羅澤南一樣，曾國藩也迅速完成身份轉換，從循規蹈矩的京官立馬變成鋒芒畢露、獨當一面的地方大員。當然，同樣一個官，到不同人手里，效果大不相同，清廷前后任命了八十多個團練大臣，而真正干出成就的，曾國藩是獨一份。上任后，曾國藩主要干了兩件事：一是血腥鎮壓湖南的造反者，二是推動湖南各地大辦團練，而最核心的是組建了由自己掌控的武裝——湘軍。 關于第一件事，曾國藩一登場就亮明態度，對湖南的造反者，必須重拳出擊，重典懲辦，毫不容情，堅決消滅。他宣稱自己當上團練大臣一“不要錢”，二“不怕死”，就是要與大家“努力同心”，切實“剿辦土匪”。他批評湖南官場承平日久，疲沓松懈，對待造反者是“寬厚載福”，“暗弱寬縱”。他決心大干一場，“師武健嚴酷之為，以力振疲苶儒忍之風”。他親自指揮各州府縣對各類造反者“輕則置以家刑，重則置之死地！……格殺勿論!……其尤桀悍者，當斬一二人以威眾……若非痛加誅戮，與草剃而禽狝之，則悍民不知王法為何物……尤須認真訪查，斬數人以懲其馀……嚴縛匪黨，動與磔死”；這一道道命令血腥味十足。他往往繞過官方途徑，以私信方式與各州府縣和豪紳地主進行聯系，指揮他們快捕快判快殺，提高鎮壓效率。而他在長沙公館設立審案局，雇傭一批能臣干吏，親自審判屠殺了一批造反者，其目的同樣是為了繞過臬司藩司這些正規途徑，“無所掛礙牽掣于其間”，立審立辦立決。而對于大股造反者，他也主要依靠楚勇、湘勇這些團練武裝展開鎮壓，他們轉戰各地，四處平亂，消滅了一股又一股造反者，自身也在鎮壓事業中鍛煉了一下戰斗能力，為將來和太平軍對抗積累了一些經驗。曾國藩一番大干快上，確乎效果明顯，湖南的統治階級可以安穩一段時間了，而也為自己接下來帶領湘軍出征留下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后方。 對曾國藩的所作所為，湖南統治階級自是歡欣鼓舞，不過批評他嗜殺成性的有之，嫉妒他出盡風頭的有之，而他則振振有詞地反駁道：“書生好殺，時勢使然耳”，“書生豈解好殺？要以時勢所迫”，“現在設局審案，外間粗盜虛聲，實則繭絲自縛，曾不得放步大踏，寫平生欲白之懷?！笔堑?，之前還是一位大講仁義道德的書生，搖身一變，成了嗜殺成性的劊子手。封建王朝需要什么人物，什么人物就會產生，封建王朝的統治素來是“外儒內法”，儒家是治世的美德，法家是亂世的殘酷。至于湖南巡撫駱秉章，對曾國藩自是全力支持，而曾國藩實際上就是專事鎮壓的第二巡撫。 關于第二件事，曾國藩就不能像第一件事那樣，雷厲風行，大干快上，因為他一針見血指出搞團練需要錢啊，需要地主階級出血呀，于是他就只能勸諭了，只能引導了，不能強迫了。不過，在血腥鎮壓的引導下，團練還是有一些效果。它是各地地主階級穩定自家統治的基本手段，鎮壓效果明顯，說明團練水平也在提升。另外，曾國藩一再倡導各地地主階級要依靠自己的民間力量，不必太過依靠官府，來穩定自家的統治，比如依靠宗族勢力、保甲手段、團練組織等。 當然，湖南這個湘軍大后方之所以安寧穩定，不光是靠曾國藩血腥鎮壓，也在于革除了一些弊政，實施許多善政。如果沒有一些善政做支撐，光靠鎮壓只會陷入惡性循環。關于這些善政，我們接下來還會介紹。 五、曾國藩在長沙創立湘軍以上工作可以視為是面上的工作，而組建一支由自己掌控的武裝，才是曾國藩的關鍵點。搞面上工作，曾國藩明顯不相信低效的官府，另起爐灶，自搞一套。而對八旗綠營正規軍，曾國藩同樣也是批評不斷，指責官軍耗費軍餉而毫無戰果，怯弱怕戰，不敢與太平軍正面對抗，“竊維軍興以來，官兵之退怯遷延，望風先潰，勝不相讓，敗不相救，種種惡習……推原其故，總由平日毫無訓練，技藝生疏，心虛膽怯所致?！彼Q作為團練大臣第一要務就是要練兵，練出一支精兵來，改變清軍目前的狀況。 如何練兵呢？到長沙第二天（1853年1月30日），他就乘著湖南兵力不足，長沙防務空虛，向皇帝建議調各地團練武裝到長沙，“于省城立一大團，認真操練，就各縣曾經訓練之鄉民，擇其壯健而樸實者招募來省，練一人收一人之益，練一月有一月之效……臣擬現在訓練章程，宜參訪前明戚繼光、近人傅鼐成法，但求其精，不求其多；但求有濟，不求速效。誠能實力操練，于土匪足資剿捕，即于省城防守亦不無裨益?！?/p> 這個建議提了出來，各方面都沒有意見，當時的湖南巡撫張亮基以及后來的駱秉章都表示支持或至少沒有反對。至于咸豐帝，只在奏折上寫了句“知道了，悉心辦理，以資防剿”的沒有感情色彩的批語，算是表示同意。于是1853年1月30日的這份奏折就成了湘軍誕生的源頭。 接著，曾國藩就開始從各地調集團練武裝，首先調來的自然是自己家鄉的湘勇，這支武裝早已表示要聽命于他，現在無疑成了他的心腹部隊。另外還調來了辰勇（辰州）、寶勇（寶慶）、道州勇、靖州勇。最終曾國藩在長沙初步匯集起三千余各路團練武裝，也算初具規模。 現在人齊了，下一步就是勤加操練，曾國藩一再批評八旗綠營疏于操練，那他肯定是要把操練放在第一位了，他肯定是要親自督導指揮操練這件事了。操練這件事肯定是要不管嚴寒酷暑，不管刮風下雨，都堅持不懈，唯有這樣才能磨煉出一支軍隊堅強的品性。曾國藩作為團練大臣，自然不可能事必躬親，但經常的訓話、觀摩、指導是必須的，以此為督導的手段，推動這支軍隊提升戰斗力。 湘軍脫胎于湘勇，各項制度以湘勇為藍本，不過，隨著湘軍規模越來越大，四處征戰，也會有許多改進。首先，進一步鞏固兵歸將選，兵為將有這個制度基礎，先定將，后定兵，營官根據上面給的編制和餉銀自行選擇自己部屬和士兵，甚至你自己拉起一支隊伍，想加入湘軍也可以，只不過你獨立性更強一些。 二是從羅澤南創立湘勇開始，湘軍就開始確立一個不成文的原則：儒生典兵或書生典兵，即湘軍內的武將文官盡量選取有學識的儒生，而這些儒生又大都來自湖南的兩大書院：長沙的岳麓書院和城南書院。他們文化學識相近，階級出身相近，又渴望建功立業，出人頭地，內部又以師生、同窗、親族、好友等各種人情關系結成一體，因此，他們凝聚力能強一些。 三是湘軍雖然明確營官自選部屬和士兵，但也不是隨便選，要確保兵源質量，即“須擇技藝嫻熟、年輕力壯、樸實而有農夫氣者為上。其油頭滑面，有市井氣者，有衙門氣者，概不收用”“山僻之民多獷悍、水鄉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習、鄉村多樸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常好用山鄉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大致來說要選擇那些老實巴交的農民為兵源，而有家有業、還能生存下去、還留在小農體系中的農民必然是老實巴交的，而脫離小農體系的流民、游民、饑民、災民等不可能是老實巴交的，而城市工商階層老實程度也差一些。因此，士農工商，湘軍只選擇士農兩個階層，并且只選擇這兩個階層質量相對高的部分或者說容易調教的部分，再利用各種人情關系，再施以升官發財、光宗耀祖、忠君愛國等封建倫常教育，打造出一支質量相對較高的軍隊。 四是湘軍的餉銀高于綠營，可以保證士兵養活全家，還有剩余，這也是保證湘軍較有戰斗力，吸引農民參加湘軍的一個重要因素。至于湘軍餉銀來源，目前主要是向地主階級募捐，將來則抽厘金、撥丁漕、提關稅、收雜捐、售餉鹽、直接向中央和各省要錢等多樣化了。當然，這支來自湖南的隊伍，很長時間里主要還是依靠湖南湊集軍餉，而湖南之所以能支撐起這樣一支龐大隊伍，則得益于巡撫駱秉章及其幕僚左宗棠的認真治理，關于湖南的治理實績我們接下來還會介紹。 五是一般部隊為了保證戰斗力，都有去舊招新，優勝劣汰的制度。湘軍同樣如此，而且裁撤的力度和頻度更高，一支部隊戰場表現不佳、營務廢弛、管理松懈、久戰疲憊都會被裁撤掉，一支部隊只打了一仗暫時無事可干也會被裁撤掉。沒過幾年，湘軍就會更新輪換一遍，始終保持常用常新的效果。另外，湘軍某個營的營官不在了，別的營官一般不會接手他的部隊，而是招募新兵，另立新營。兵歸將選，兵為將有另一面就是將走兵撤，將只會選擇自己熟悉和信任的人充當自己的部屬。因此，湘軍中就不容易出現八旗綠營中將兵不相知的局面。 湘軍集團是一個排他性很強的集團，曾國藩的軍隊別人就指揮不了，自己的部隊只能由自己指揮，這是一種軍閥傾向，是一種脫離中央的分離傾向。當然，曾國藩是出于公心——維護清王朝統治的公心，看到八旗綠營的種種弊病，才創立了湘軍。他只是回歸了封建制度分散封閉的本性，讓這只軍隊符合這個本性，因而提高了效率，避免了八旗綠營的弊病。中國的封建王朝從來就是在允許山頭主義和控制山頭主義間取得平衡，當中央王朝強大時，山頭主義較弱，當中央王朝衰弱時，山頭主義就會增強。中央朝廷對付不了太平天國，于是地方勢力就要起來自救，于是曾國藩的山頭主義出現了，這是一個孰強孰弱的問題，誰強誰就出來主持大局，誰弱誰只能退居二線。 閑言少敘，回歸正題。再說一下湘軍營制。這個營制相較原來的湘勇有所變化，主要規模擴大了，從原來360人擴大到500人。不過，更詳細的資料表明，湘軍實際營制應該是700人，即450人的戰斗人員和250人的后勤保障人員。之所以常言500人，可能給營官吃空餉留下一定空間。武器裝備依然是冷熱兵器混搭。每營依然是四哨，每哨依然是八隊，而火器隊和刀矛隊各四隊。四哨兵力是368人，和原來的鄉勇沒有區別，而額外增加了六隊，由營官親自掌握，從而提高了營官掌控戰場的能力。湘軍一營合計38個隊，一隊10名或12名戰斗人員，合計大概450名戰斗人員。 湘軍創立過程中遭遇的一些事情。雖然在省城立一個大團的那份奏折沒人反對，但這個大團真正立起來了，反對的聲音出現了。曾國藩另起爐灶鎮壓造反者，就引起了湖南官場特別藩司臬司衙門的不滿，由此得罪了不少人。而他在練兵過程中又想把手伸向綠營部隊，想拉著綠營部隊跟自己的湘軍一塊訓練。 這里我們要提到一個人，就是塔齊布。此人是滿人，是綠營中的中下級軍官，不過沒有綠營和滿人的那些嬌慣習氣，“忠勇奮發，習勞耐苦”，因而獲得曾國藩的賞識，而他也想獲得曾國藩的提攜，于是兩人就很投機。曾國藩就想拉著塔齊布的人馬跟自己的人馬一塊訓練，但是這綠營兵那經得住這“夏練三伏”的苦，肯定是怨聲載道，而其首領提督鮑起豹，副將清德自然是不滿于曾國藩把手伸向綠營。同時綠營和湘軍因為一些小事不時爆發一些沖突，矛盾不斷激化。9月間，一隊綠營官兵在鮑起豹和清德的縱容下，先后沖擊了塔齊布和曾國藩的住宅，并威脅到曾國藩的性命。當然，曾國藩也進行了反擊，參奏了清德，并保舉了塔齊布，前者被革職拿問，后者獲得升職。但是曾國藩還是感到強龍不壓地頭蛇，長此以往，對自己肯定不利，而以駱秉章為首的文官系統對自己的處境也是冷眼旁觀，不予支持。 六、湘軍轉移到衡州于是，曾國藩決定帶著自己的湘軍（包括塔齊布）撤離長沙，轉移到衡州。衡州遠離權力中心，少了紛爭，也少了應酬，曾國藩可以安心訓練自己的軍隊。其實，衡州才是曾國藩事業的真正起點。他的好友郭嵩燾、劉蓉、陳士杰、李元度相繼來到衡州，幫助曾國藩訓練湘軍，成為他的幕僚。郭嵩燾為他湊集了二十萬，他自己又從別的地方挪用了四萬，軍餉充裕，事情就好辦了。曾國藩此時是人才濟濟，財源充裕，氣象興旺。大家天天商討練勇之事，參照戚繼光的束伍成法，結合目前的實際情況，制定詳細的軍事條例，湘軍各項規章更加完善。與此同時，李續賓、曾國葆、金松齡、鄒壽璋、儲玫躬、江忠濟等從湘鄉、靖州、辰州、新寧、寶慶等又募集了大批兵員，湘軍兵力由此增至六千余人，合計十三營，曾國藩最終帶著這十三營人馬投入對抗太平軍的作戰中。 至于訓練更是加緊展開，日夜不停。曾國藩親自制定了嚴格的營規：每天五更三點放炮，聞炮即起；夜晚每營派十人巡邏；黎明演早操，營官、哨官必須親自到場；午刻點名一次；日斜時演晚操，二更前點名一次。每逢三、六、九日午前，曾國藩本人親到演武坪監督操練并訓話。從早到晚，每天演武坪塵土飛揚，殺聲不絕。 這段時間又發生了一件事，就是王錱與曾國藩分道揚鑣。湘勇到達長沙之初，正逢太平軍圍攻南昌，于是就被駱秉章派往救援，不過初戰不利，損失了一些人馬。這時王錱站了出來，宣稱要為犧牲者報仇，并向曾國藩請纓再募壯勇數千，大力擴充湘軍。此人極為張揚，回到湘鄉后，是大張旗鼓，四處炫耀，倒是效果不錯，很快就募集了三四千人。不過，這時候他的心態也變了，不愿聽從曾國藩安排，卻又和巡撫駱秉章搭上了關系。當然，曾國藩也沒有馬上撕破臉，考慮正是用人之際，而王錱也算一將才，于是千方百計進行挽留，當然前提條件是王錱要把自己的人馬無條件交給曾國藩支配。王錱自是不能答應，最終投在了駱秉章門下，在湘軍中自樹一旗。這就是山頭主義反噬山頭主義，曾國藩可以樹立一個山頭，其內部也可以再搞出山頭鬧獨立。其實發展到后來，湘軍內部也是派系林立，是眾多山頭的集合體。當然，在創業初期，大家都羽翼未豐，需要報團取暖，因此人心還是比較齊，封建時代的創業者們往往是共患難易，共享福難。 湘軍水師。太平軍在長江上來去自如，清廷內部早就意識到必須有一支長江水師對付太平軍。向榮早就提出廣東派水師支援長江作戰，而江忠源、黃經等人也提出沿江各省要建立水師對付太平軍，而咸豐帝也向沿江各省提出相關要求，但最終把這件事落到實處的唯有曾國藩。曾國藩來到衡州后就開始考慮建立水師，后來從廣東解往江南大營的十萬餉銀中截留四萬余兩，作為啟動資金，正式開始籌劃水師船炮建造購置。戰船采取廣東快蟹與三板船式、廣西長龍船式，先后在衡州、湘潭建廠，大規模建造，并就地招募船戶、江湖漁民入水師。不過水師將領就不能只來自湖南了，得在沿海地區招募了，李孟群、褚汝航、夏鑾、成名標、陳輝龍等皆來自兩廣地區，而楊載福、彭玉麟是他一手提拔上來的湖南籍水師將領。 曾國藩搞水師效率很高，1853年下半年開始著手，到至1854年初，共造長龍船40艘、快蟹船40艘、三板船80艘，合計160艘，募水勇5000人，分10營，有各式炮船240艘。而向榮從1853年上半年就開始呼喚廣東水師前來支援，直到1854年下半年它才到位。 湘軍水師營制如下：每營炮船21艘；營官領快蟹船1艘，有槳工、舟虜工、頭篙、舵工、炮手合計45人；諸哨分領長龍船10艘，三板船10艘，一艘長龍船或三板船有各類人員18到24人，每營合計425人?？煨泛烷L龍有炮7門，重700～1000斤；三板有炮4門，大的重600～800斤，小的重40～50斤。各船均配備洋槍、鳥槍及刀矛等若干，以備近戰。 湘軍水師戰船大概達到廣東水師的水平，在西方列強面前是小蝦米，但在太平軍面前卻是高大威猛的存在。太平軍雖然早就有水師，但那些船都是載十來個人的小漁船，根本不是戰船，太平軍也不重視水師建設，和湘軍水師對抗中很快就敗下陣來。其實，接下來的對抗中，太平軍的整體質量不如湘軍，湘軍可以對抗數倍于己的太平軍，湘軍從將領素質、兵源選擇、軍事訓練到后勤保障大都優于太平軍。 七、湘軍1853年出省救援行動和曾國藩的戰略謀劃上面說了湘勇到長沙之初就派往救援南昌，這是湘勇第一次出省作戰。后來太平軍進攻湖北，咸豐帝命令曾國藩湘軍再次出省救援，駱秉章和曾國藩原打算派王錱出馬，不過沒等行動，太平軍又撤離武漢。年底太平軍開始進攻廬州，江忠源四處求援，當然也包括向曾國藩求援，同時咸豐帝也嚴令曾國藩帶著自己的陸師和水師沿江東進，與江忠源和其他省份的兵力合力夾擊太平軍。湖南方面則派出了楚勇支援江忠源（湖南的楚勇是江忠源留在湖南的楚勇老部隊擴編而來的，也算是湘軍的一部分，但相對獨立）。但曾國藩拒絕派湘軍主力增援，原因很簡單，自己的軍隊特別是水師還尚未成形，根本無力救援，不可能有大規模沿江東進的局面。為此他向咸豐帝做了詳細解釋，咸豐帝批評了幾句，倒也沒深究。其實，我想咸豐帝對曾國藩本來就沒抱太大希望，一個書生能成什么大氣候，他不能出擊，說明他就不咋地。 曾國藩在拒絕增援的同時，卻又提出一個“四省合防”戰略構想：“竊自田家鎮失防以來，督臣吳文镕、撫臣駱秉章與臣往返函商至十余次，皆言各省分防，糜餉多而兵力薄，不如數省合防，糜餉少而力較厚。即與張芾、江忠源函商，亦言四省合防之道，兼籌以剿為堵之策。” 其實在復呂賢基的信中，他對這個構想有更深刻闡述：“假令再延歲月，仍守故轍，兵餉兩絀，羅掘并空，自顧不暇，何論鄰??！統籌全局，自應為四省合防之計，且須謀以剿為堵之道。該逆以舟楫為巢穴，以擄掠為生涯，千舸百艘，小汊支湖，橫行無忌。今為堵御之謀，若全仗官兵之力，則四省會合，既無統領之人，各營參差，又無齊一之志。有事則相諉，臨難不相救，官場之頹風，弁兵之惡習，老前輩想亦稔知之，而亦痛恨之矣。鄙人愚見，欲合四省之紳耆，各招鄉勇，共成斯舉。召募受約束之卒，擇血性而曉軍事之君子將之，不調入營已久之兵，不用守備以上之將。掃除積習，更弦新張，或者猶有小補。” 因此，這“四省合防”不光是一個集合四省兵力統一對敵的問題，更有改弦更張，不用現有官僚系統和現有的八旗綠營正規軍，而是依靠地主階級民間力量（四省之紳耆），招募鄉勇，從基層選拔有才干的將領統帥之，對付太平軍。 咸豐帝對他的設想明顯不以為然：“今觀汝奏，直以數省軍務一身克當，試問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時漫自矜詡，以為無出己之右者，及至臨事，果能盡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張皇，豈不貽笑于天下？著設法趕緊赴援，能早一步即得一步之益。汝能自擔重任，迥非畏葸者比。言既出諸汝口，必須盡如所言，辦與朕看。”咸豐帝意在告訴曾國藩，我這個皇帝都不一定能做到這一點，你一介書生就有這個能力嗎？你若真能做到，就趕快拿出實際行動來，若做不到，就趕快眼前的事情辦好。是的，咸豐帝對這樣的計劃見得多了，他自己就有過不少這樣的想法，但沒一個實現。 其實，更深一步講，曾國藩一直都在思考湘軍未來的作戰方向。在他給王錱的一封信中，就當是的形勢做了更明確闡述：“荊、襄扼長江之上游，控秦、豫之要害，誠為古來必爭之地。然以目前論之，則武昌更為吃緊。蓋賊首既巢金陵，近穴鎮、揚二城，遠處所宜急爭者，莫要于武昌。昔人謂江自出蜀以后，有三大鎮：荊州為上鎮；武昌為中鎮，九江次之；建業為下鎮，京口次之。今粵逆已得下鎮矣，其意固將由中鎮以漸及上鎮。聞九江、安慶近已設立偽官，據為四窟。若更陷鄂城，上及荊州，則大江四千里，遂為此賊專而有之。北兵不能渡江而南，兩湖、兩廣、三江、閩浙之兵，不能渡江而北，章奏不克上達，朝命不能下宣。而湖南、江西逼近強寇，尤不能一朝安居。即使賊兵不遽渡湖南竄，而沅、湘固時時有壘卵之危。然則鄂省之存亡，關系天下之全局固大，關系吾省之禍福尤切。鄂省存，則賊雖南竄，長沙猶有幸存之理；鄂省亡，則賊雖不南竄，長沙斷無獨存之勢。然則今日之計，萬不可不以援鄂為先籌，此不待智者而決也?！?/p> 他看到太平軍以南京為據點向長江中上游推進的傾向，太平軍先后南京、鎮江、安慶、九江，在長江上來去自如，其繼續推進，攻占了武漢，大江上下四千里皆為其所有，清王朝的天下就會被截為兩段，因此湘軍的未來作戰以保住武漢為第一要務，而發展水師，與太平軍爭奪長江控制權又是關鍵所在。不管是“四省合防”，還是力保武漢，都是圍繞著長江控制權展開，上至荊襄，下至南京，由長江連為一體，接下來湘軍與太平軍的爭奪就是圍繞長江展開的。 八、關于胡林翼行文的最后再說說湘軍的另一個重要人物——胡林翼。湘軍誕生之初大約可以分為三脈，曾國藩為主脈；江忠源這個支脈崛起得早，但夭折的也早；而胡林翼算是另一支脈，他與曾國藩關系不錯，他后來擔任的最高官職是湖北巡撫，那時候曾國藩遭到清廷猜忌和排斥，于是胡林翼一度成了湘軍的首領。 胡林翼1812年出生于湖南益陽。胡林翼出身與曾國藩類似，其家族也是當地有名望的大地主，亦耕亦讀，到胡林翼父親這一輩，成功中舉，由此白衣之家變身官宦之家。不過其父最大做到四品京官，后因在一次科場失誤案受到牽連，背了個處分，此后就仕途蹉跎，再無升遷之望。 胡林翼自小聰穎異常，博覽群書，外加家教嚴格和名師指導，更顯能力出眾。父親在各地為官，他也常跟隨左右，這樣不但讀了萬卷書，也行了萬里路，于是更增長見識。他的婚姻也不錯，娶了兩江總督陶澍之女為妻，陶澍是鴉片戰爭前的經世致用派得力干將，曾主持和推動多項朝政的改革，政績卓著，胡林翼也曾得到老丈人的悉心指點，對清王朝的政務有更深刻理解。 胡林翼雖無心于詞章之學，反對八股取士、壓抑人才、束縛思想的做法，但以其博學多才、聰慧過人，應對科場八股游刃有余，自參加科舉以來順風順水，道光十六年（1836），即比曾國藩早兩年，就進士及第，而他的年齡比曾國藩小一歲。 不過他的仕途可遠沒有曾國藩順利。他和所有進士及第者一樣，首先入翰林院，擔任沒有具體職務的小京官。翰林院有紅黑翰林之說，所謂紅翰林就是朝廷經常派各種差事，前途光明的翰林，而黑翰林就是無所事事，干坐冷板凳，沒有前途的翰林。而胡林翼屬于紅翰林，一來就做了不少事，顯然有望被提拔重用。在二十九歲那年，他被委派擔任江南鄉試副考官，此乃肥差。曾國藩就靠擔任鄉試考官，得了不少好處。不過此次主考官在主持鄉試時犯了錯誤，被朝廷處分，胡林翼作為副考官以失察之過也受到牽連。這是一個嚴重挫折，他父親當年就是因類似情況受了處分，從此官場失意，而看到自己兒子同樣遭遇，跟著大病一場，一命嗚呼。橫遭如此變故，胡林翼自是心灰意冷，感到前途茫茫，而靠自己微薄薪資很難養活京城一家人，于是借著回鄉丁憂，離開京城官場，回歸亦耕亦讀的田園生活。 在家鄉蹉跎了幾年，胡林翼還是不甘心就此沉淪，他的同窗好友和親朋故舊都了解他的才能，都希望他復出。而希望他復出的還有一些大人物，如軍機大臣潘世恩、安徽巡撫王植、時任陜西巡撫林則徐，時任云貴總督陸建瀛等，這些人或是他進士及第時的座師，或是他岳父的好友。于是他一回到京師就如魚得水，在友人的全力資助下和林則徐的大力保舉下，他走上了捐官一途，被指派到貴州擔任地方官。花錢捐官的不一定都是壞官，復出后的胡林翼立志要當好官，他選擇了貴州這塊貧瘠之地，就表明了這一點，他父親當年在這里做過官，他決心是踏著父親的足跡走下去。 胡林翼先后在安順、鎮遠、思南、黎平擔任知府，毫無疑問，政績卓著，官聲遠播。首先自然鎮壓造反混亂，這是那個年代官員們政績的首要內容，胡林翼也是不依靠官府武裝，而依靠當地民間團練武裝，展開行動。他無疑是善于用兵的，對付小規模造反混亂不成問題，不過要想穩定貴州統治秩序絕非易事，造反叛亂此起彼伏，應接不暇，胡林翼只能治標無法治本。當然，除了鎮亂外，他還做了一些修治之事，包括懲治貪污、革除司法弊病、除暴安良、整頓治安、倡立義學、幫老百姓解決引水問題等，算是少許治本之策吧。 胡林翼在貴州待了八年，雖說官聲卓著，但行高于眾，人必非之，“公連月奔馳，蒙犯瘴癘，囚神瘁形，迄不得息。而官場流言，至有譏公為貪功擅殺者”——到頭來卻招來了不少流言蜚語。而他無論如何辛勤努力，貴州依然是那個貴州，貪官依舊貪得無厭，壞官依舊欺壓百姓，百姓依舊造反不已。而這幾年他經常用自己俸祿貼補公事，結果鬧得自己這個堂堂知府入不敷出，東挪西借，一貧如洗。而自己的家鄉現在也遭遇太平軍這個更大造反者的威脅，張亮基、曾國藩、左宗棠等家鄉人不斷邀請他“回鄉創業”。于是，他決定換個戰場，與更強大的造反者較量一番，由此他走上了一條新的人生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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