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衛國 | 明清文人筆下的北京記憶——以筆記書名中的北京稱謂為中心

何衛國

文章出處：《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4年第5期。本微信版文章注釋從略，引用請據原文。

筆記是都城文學書寫的重要文體，呂叔湘曾將《東京夢華錄》《夢粱錄》《都城記勝》等書視為“都市文學之濫觴也”。我國都城文學書寫的中心，宋以前在長安與洛陽，兩宋在汴梁與臨安，元明清時期則在北京。明清二代，專記北京之筆記數量劇增，一時蔚為大觀，形成筆記中的特殊景觀。為政之道，“正名”為先。立都之先，“必也正名”。都城之“名”（稱謂）是都城形象的第一標識，亦是都城留存在文人筆記中的第一印記。因而，探究明清筆記書名中的北京稱謂甚為必要。明清專記北京之筆記，內容龐雜，門類繁多，時間跨度長，作者身份千差萬別，其書名亦各不相同。較之“北京”，明清文人似乎更青睞京師、帝京、舊京、長安、日下、春明、天咫、宸垣、天府、燕臺等稱謂。這些北京稱謂蘊藏的“微言大義”，呈現了明清北京城在不同時空中的多面性與復雜性，展現了北京自明代以來波譎云詭的都城命運，體現了作者個人身份與遭際、特定時局與政局等因素對都城北京書寫的影響。考察之，是研究都城文學書寫的獨特視角，有助于都城文學研究的深入與深化。

北京是世界著名古都和歷史文化名城，也是新中國的首都。它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870年的建都史，悠久的建城史與建都史賦予了它復雜的城市文化記憶。這些記憶中，地名稱謂是北京獨特的文化標識。北京的稱謂多達60余種，有薊城、燕都、涿郡、幽州、薊州、燕京、南京、燕山府、中都、大都、汗八里、北平、北京、順天府等，一個個不同的稱謂指向北京特殊的城市變遷史，融匯在城市形象和城市文化的記憶里。

北京最早的稱謂為薊城與燕都。歷史地理學家侯仁之說：“北京建城之始，其名曰薊。”薊、燕為西周初年之諸侯國，薊城與燕都分別為其國都名，前者在今西二環廣安門內外，后者在今房山琉璃河。春秋時期，燕國并薊國，遷都至薊城，薊城為燕都所取代。秦漢隋唐以來，北京系北方軍事重鎮，稱廣陽、幽州、涿郡等。北京首次以“京”命名，始于遼?！哆|史·地理志》：“自唐而晉，高祖以遼有援立之勞，割幽州等十六州以獻。太宗升為南京，又曰燕京?！蹦暇ㄑ嗑┓Q謂的出現標志著北京從北方軍事重鎮向國家政治中心轉變。北京首次以國家之“都”命名，則始于金。金滅遼后，完顏亮遷都燕京，“燕本列國之名，今為京師，不當以為稱號”，因此改“燕京”為“中都”。元滅金后，在中都東北另建新城，定名為大都，大都即《馬可·波羅行紀》所稱“汗八里”。元明清三代，北京皆為大一統王朝之都城。

北京作為元明清三代都城的歷史，曾在元明易代后短暫中斷。洪武元年（1368），明軍攻克大都，朱元璋改大都為北平府，取“喪亂既平，既安且寧”寓意，北平重回北方軍事重鎮的地位。永樂元年（1403），朱棣升龍興之地北平為北京，“北京”之名第一次出現。此時，明朝名義上有三座都城，即北京、南京與中都（安徽鳳陽）。這其實沿襲了遼金的都城制度，如遼國實行五京制，遼上京臨潢府、中京大定府、東京遼陽府、南京析津府、西京大同府并列。此五京中，上京為首都，其他皆為陪都。在永樂遷都之前，北京亦為陪都。永樂十八年（1420）遷都之后，“改北京為京師”，北京才取代南京，成為明朝真正的都城。此后，“北京”取代燕京、大都等稱謂，成為北京城之正稱，沿用至今。

北京雖為明朝的都城，但官方或民間稱“北京”者少，而多以“京師”稱之。為何？《公羊傳·桓公九年》云：“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庇罉肥四辏w都后的北京成為“天子之居”，稱“京師”才能彰顯其國家政治中心的地位。清朝定鼎北京后，在正式稱呼中以“京師”代替“北京”。有學者認為是為了消弭明代的政治影響力，這種認識有失偏頗。其實，不論明清，別稱抑或正稱，“京師”之名較之“北京”更具都城色彩。在遼金五京制中，天子只能居“上”或居“中”，因此遼上京、金中都是為首都?！都t樓夢》雖然“地輿邦國”無考，但大體隱含南京、北京之事。然而《紅樓夢》通篇無“北京”二字，只有“長安”“京都”“神京”等字眼兒。為何如此表述？脂批言：“書中凡寫長安，在文人筆墨之間，則從古之稱。凡愚夫婦、兒女子家常口角，則曰中京，是不欲著跡于方向也。蓋天子之邦，亦當以中為尊，特避其東南西北四字樣也。”“北京”居“北”，顯然無法體現“天子之邦”“以中為尊”之地位。

或許是基于以上原因，明清文人筆記專記北京者較少以“北京”為書名，現存者僅陸啟浤《北京歲華記》一書。即使是《北京歲華記》，也另有書名《長安歲時記》。且該書除書名有“北京”二字外，在其3000余字的正文中再無一字提及。

明清筆記書名中雖然少有“北京”稱謂，卻有諸多北京之別稱。這些別稱各具特色，各領風騷，從不同側面描摹出北京城的多樣面貌，也透漏出不同歷史時期不同遭際文人的特殊著述心態。

明清時期，“京師”“帝京”與“舊京”皆為北京之稱謂，其核心詞為“京”。“京”是西周時期都城的稱謂，與“師”并稱“京師”?！对娊洝げ茱L·下泉》云：“愾我寤嘆，念彼周京。……愾我寤嘆，念彼京師?！迸c此類似的還有“都”?！蹲髠鳌非f公二十八年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币浴熬薄岸肌迸缮摹熬煛薄熬┏恰薄熬┒肌薄暗劬薄岸枷隆薄岸奸T”“都邑”等，成為后世都城的常見稱謂，北京亦如此。張爵《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朱一新《京師坊巷志稿》，柴?！毒熍加洝?，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潘榮陛《帝京歲時紀勝》，史玄《舊京遺事》，勵宗萬《京城古跡考》和楊靜亭《都門紀略》等，其書名即以此類稱謂代指北京。

明永樂十八年遷都后，北京成為京師。“京師”這一稱謂在明清筆記書名中亦得以凸顯。明清時期的兩部坊巷胡同專書，即以“京師”為名。明代張爵的《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按五城順序記錄當時內城的900多條、外城的300多條胡同。該書雖然旨在記述“五城坊巷”，但作者卻在序言中大贊北京作為“京師”的優越地位。張爵系嘉靖年間人，此序作于嘉靖三十九年（1560）。此時，北京作為都城的地位已得以穩固。其序云：“京師古幽薊之地，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誠所謂天府之國也。我成祖文皇帝遷都于此，以統萬邦，而撫四夷，為萬世不拔之鴻基?！笨梢?，書名以“京師”指代北京，并非隨意為之。晚清朱一新的《京師坊巷志稿》序言亦稱：“周官之制，度地居民，九經九緯，經涂九軌，顜若畫一，所以建皇極而隆上儀也。”此書名“京師”，既是對張爵《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的承繼，也是強調北京坊巷胡同有“建皇極而隆上儀”的京師特色。

劉侗、于奕正則在《帝京景物略》書名中以“帝京”稱呼北京。其“略例”云：“長安，都秦稱也，都燕，非所稱也。戰國曰燕，金曰燕京，元曰大都，我明而襲古稱，奚可哉！我明曰順天，迄八府而一稱之；曰北京，對南京而二稱之。今約略古甸服內也，稱曰帝京?！痹谧髡咝哪恐?，“長安”“燕京”“大都”“順天府”“北京”都不足以彰顯北京的都城地位，唯有“帝京”最為合適。在他們看來，北京有“守天下”之勢，“山水之攸結，莫并我帝京者也”?！兜劬┚拔锫浴烦蓵诔绲澃四辏?635），此時雖然距離明亡不足十年，但書中的北京“景物”，仍然一派承平氣象。此為晚明士人心目中的帝京印象，也是明亡后留給明遺民的帝京記憶。

這種帝京印象，在《帝京歲時紀勝》中得以接續。該書撰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作者潘榮陛曾任職于皇宮、史館，乾隆十一年（1746）辭官歸養。明清易代之后，北京城歷經百年的發展，再次迎來太平盛世。作者在書中，處處流露出對“皇都”北京的稱頌，其序云：“惟是皇都品匯萬方，澤流九有，而歲時令節，風土景物，典儀之盛，遠邁前古，豈可茫茫無記述？！因自不揣鄙陋，敬以耳目之余，匯集為編，顏曰《帝京歲時紀勝》。……略記熙朝景物儀文之盛。匪敢以蟬鳴蛙響，妄附鼓吹于盛世休明也?！鄙钤谌绱恕拔醭薄笆⑹馈毕碌谋本┤?，節日里一派喜慶祥和之氣，“除夕之次，夜子初交，門外寶炬爭輝，玉珂競響。肩輿簇簇，車馬轔轔。百官趨朝，賀元旦也?！痹摃小盎识计穮R”，更見北京之富庶?！豆饩w順天府志·藝文志》評價此書：“序述京師歲時勝事，當乾隆初年，海宇靜謐，人物富庶，游覽之勝，十倍今茲”。這是清乾隆年間文人心目中的北京印象，顯然，此時的北京較之明崇禎年間的北京更為富庶與安寧。

《帝京景物略》中的“帝京”印象，明亡后則成了“舊京”回憶。史玄在《舊京遺事》中，不時以“長安”“京師”“京都”“京城”“帝京”指代北京，書名則以“舊京”稱之。史玄，字弱翁，江蘇吳江人，清順治二年（1645）曾組織團練抗清。作者筆下的“舊京”，既有萬歷年間的承平氣象，亦有末世之亂象叢生。如“神宗時，天下乂安，……當時道路無警守，狗不夜吠。中秋月明之夕，長安街笙曲哀曼，宮城烏雀驚起復棲。二十年以前太平景象約略如此。顯皇崩，光廟早棄群臣，嘉廟即阼，逆賢竊弄，廠衛大播禍。追想神宗盛年，如東城老父述開元、天寶間事矣?！薄白废搿敝谐錆M回憶，“神宗盛年”對照明亡后的凄涼。此種愛恨交織的復雜心態，繪成作者心目中的“舊京”印象?！芭f京”二字，顯然寄寓著濃厚的遺民情結。由清入民國，北京再次成為“舊京”。此時的夏仁虎用《舊京瑣記》追憶北京，他在書前小“引”中感慨：“余以戊戌，通籍京朝。日月不居，忽逾一世。滄桑數變，逢此百憂?！丈Ｈ?，尚復有情。夢華一篇，況乃異代。……及今所述，已為陳跡。告諸后生，或疑誑汝。暇則趨錄，著之簡篇。鐘簴已往，懷哉舊京。薦紳羞言，是曰瑣記?！毕娜驶⒐P下的“舊京”，仍然保有遺民的都城書寫傳統?！杜f京遺事》與《舊京瑣記》中的北京，一為明之“舊京”，一為清之“舊京”，隔著近300年的風煙，重復著都城相同的命運。

《京師五城坊巷胡同集》《帝京景物略》《舊京遺事》等書，以書名中的“京師”“帝京”與“舊京”稱謂，形象地詮釋了明清北京城從穩固、鼎盛到崩塌的跌宕起伏的都城命運。

“長安”“日下”“春明”都是中國古代文學中典型的都城意象。在明清時期，它們皆可作都城北京之代稱，這在明清筆記書名中亦得以體現。

“長安”，不僅指漢唐都城長安，還指代后世都城。蘇軾“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少年”（《沁園春·孤館燈青》），此“長安”指北宋都城汴梁。屈大均“燕山連紫塞，千里抱長安”（《天壽山·其一》），此“長安”指明清都城北京。明清筆記書名中，以“長安”代指北京者，有徐昌祚《長安里語》（已佚）、蔣一葵《長安客話》、宋啟明《長安可游記》（已佚）、陸啟浤《長安歲時記》、楊掌生《長安看花記》等。從各書撰寫時間來看，“長安”一詞的使用，持續整個明清時期。當然，因作者所處時代背景、個人遭際不同，所用“長安”的寓意或有不同。蔣一葵的《長安客話》成書于明萬歷年間，早于《帝京景物略》，對后世影響較大。蔣一葵，字仲舒，號石原，江蘇武進人，萬歷間任京師西城指揮使。蔣一葵在目錄中以“皇都”指代北京，書名“長安”，或許是為了突出北京作為“京師”的獨特地位。陸啟浤《長安歲時記》又名《北京歲華記》。陸啟浤，字叔度，浙江平湖人，居都城北京20年，1640年離京。作者在序言中稱：

客燕二十年，略識歲時俗尚。甲申之秋，有過而問焉者，為憶所知，錄之于筆。今天子方建恢復大計，異時仍鼎故都，則游轍仕履且復親見之，何用此呫呫為？

從序言可知，此書作于甲申年（1644）的秋天。此年正值北京城的多事之秋，李自成起義軍攻入北京，明朝滅亡，滿族入關，北京作為都城三易其手?；厥妆本?，恍然有隔世之感。一書而二名，不知二者孰先孰后？“長安”“北京”雖都指向都城，但“長安”更具故都意象。在“甲申”這一特殊時局中，回憶故都承平歲月里一年的節日生活，定有物是人非之感。

在我國古代，“日”可象征人間君王，所謂“日為陽精，人君之象”。君王所居之都城即被稱為“日下”，《世說新語·排調》“日下荀鳴鶴”之典即以“日下”指代西晉都城洛陽。清代，時人亦用“日下”指代都城北京。文康《兒女英雄傳》“緣起首回”云：“因所傳的是首善京都一樁公案，又名《日下新書》?！贝恕叭障隆奔粗浮笆咨凭┒肌北本?。以“日下”命名的筆記，有朱彝尊《日下舊聞》、于敏中等敕修《日下舊聞考》、闕名《日下尊聞錄》、小鐵笛道人《日下看花記》等。

朱彝尊《日下舊聞》分星土、世紀、形勝、宮室、城市、郊坰等13門，共42卷。朱彝尊，字錫鬯，號竹垞，浙江秀水（今嘉興）人，康熙十八年（1679）應博學鴻詞科，以布衣授翰林院檢討，參與修撰《明史》?？滴醵辏?684），朱彝尊謫居于宣南古藤書屋，期間，有感于“故老淪亡，遺書散失，歷年愈久，陳跡愈不可得而尋矣”，遂從1600余種歷代圖籍中輯錄遠古至明代的北京史料，搜訪北京掌故遺跡，撰成《日下舊聞》。其序云：“今之京師，……元曰大都，明曰北京，皇朝因之，以統萬國。宮殿井邑之繁麗，倉廩府庫之充實，詩所云四方之極者也?！笨梢姡煲妥鹨浴叭障隆狈Q呼北京，是對北京都城地位的肯定，也是對傳統都城意象的接續。此書記事上自軒轅，下迄明末，不述清代之事。該書有姜宸英、高士奇、馮溥等人的序言，此為探究作者著述心態的重要資料。姜宸英序曰：“是編摭拾止于前代軼事，然觀其所述，……其以翼經而補史之所不及者，尤作書之深意，不可以無察也。”高士奇序曰：“嘗思我朝當聲名文物之盛，據天下形勢之雄，控制中外，遐邇向化，梯航萬邦，時集都下。欲著燕京一書垂示永久，補前人所未逮?！瓪q癸亥，與同年友竹垞偕侍直廬，每言及此，慨焉興嘆。彈指五年，竹垞日下舊聞之書成，……使有班孟堅者出，當必取之為史家之一助也?！鄙鲜鲂蜓猿浞挚隙嗽摃媸?、以史為鑒之作用，至于是否寄寓故國之思、亡國之痛，則只能揣測了。

《日下舊聞》之后，又有《日下舊聞考》。該書由乾隆下旨敕修，于敏中、英廉等領銜，在《日下舊聞》的基礎上編纂而成，雖仍沿用《日下舊聞》的體例和編次目錄，但內容和篇幅大為增加，分18門，共160卷。該書始修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成書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關于該書編纂之目的，乾隆諭旨稱：“使天下萬世，知皇都閎麗，信而有征，用以廣見聞而供研煉?！鼻》浅Ｖ匾曉摃木幾?，其題詞一曰：

重考彝尊書以成，七言權當序而行。名因日下荀鳴鶴，跡逮春明孫北平。掛漏豈無補所闕？淆訛時有校從精。百年熙皞繁文物，似勝三都及兩京。

乾隆特別提及“日下”之書名，可見他非常贊同朱彝尊以“日下”指代北京。都城作為國家的政治、文化中心，具有特殊的歷史地位。正統王朝理應確立其都城的正統地位。北京的正統性，不僅源于元明以來都城的傳承，更來自大清帝國王朝的正統地位。正統帝王當仁不讓為“日”，帝王所居之處即為“日下”。這既是對自我的肯定，也是對大清王朝的肯定。這種稱呼，顯然較之“長安”“春明”更具政治意義。乾隆十八年（1753），乾隆書寫并敕立《帝都篇》《皇都篇》御制碑于永定門燕墩。在兩篇碑文中，乾隆比較了西周鎬京、東周洛邑（洛陽）、漢唐長安（西安）與明清北京城，認為北京是當之無愧的帝都，贊美北京“惟彼陶唐此冀方，上應帝車曰開陽”，“地靈信比長安長”，“富乎盛矣日中央”。從這兩篇碑文，亦可見乾隆對都城北京地位的推崇。

《日下舊聞考》編纂者最能揣摩乾隆之旨意。在英廉等人上書中，不惜筆墨為北京“正京師之號”：此地“經天曜帝座之垣”，“括地志神畿之府”，有“龍盤鳳舞之祥”、“棋布星羅之勢”，延“千百國朝宗之盛”、“億萬年祚世之長”。同時，還大肆夸耀“今日”北京之盛況，頌圣之意溢于言表。在正文中，編撰者也不吝贊美之辭?？梢哉f，《日下舊聞考》就是對乾隆《帝都篇》《皇都篇》的具體詮釋。

以“日下”命名的筆記還有闕名《日下尊聞錄》、小鐵笛道人《日下看花記》等?！度障伦鹇勪洝穼Ｓ浨宕鷮m廷苑囿，書中編入大量乾隆帝詩句。《日下看花記》記嘉慶初年都下各部伶人，原題《判花偶錄》（或名《判花小詠》）?！度障伦鹇勪洝放c《日下看花記》皆產生于嘉慶初年，所記內容迥異，卻皆用“日下”之名，應是受《日下舊聞考》影響所致。

“春明”成為都城的代稱，源于唐代。唐都城長安的“東中門”名春明門，為進出京城之要道。唐代詩歌喜用春明門代指都城長安，如劉禹錫“莫道兩京非遠別，春明門外即天涯?！保ā逗土詈喙珓e牡丹》）宋以后，文人亦用“春明”指代都城，如明代李東陽“極目春明門外路，扁舟明日定天津?！保ā赌君S先生將登舟以詩見寄次韻》之二）春明門見證了大唐帝國的崩塌，“（黃巢）陷京師，入自春明門，升太極殿”（《新唐書·黃巢傳》）。大唐帝國的榮光與末世崩塌的蒼涼，形成巨大反差，恍若南柯一夢。于是，都城文學書寫與“夢”文學書寫相結合，組合成“春明”“夢”意象，承載著文人回首故國、盛世、都城、朝堂、仕宦等的復雜心緒。“春明”“夢”意象廣泛存在于文人詩詞之中，如清代錢謙益“春明之夢已殘，京華之書久絕。”（《寄長安諸公書》）梁章鉅“三年皮骨走崢嶸，夢到春明身已輕?！保ā稓w田瑣記·北東園日記詩》）

以“春明”命名的筆記，有孫承澤《春明夢余錄》、俞蛟《春明叢說》、何剛德《春明夢錄》、讓廉《春明歲時瑣記》等。俞蛟《春明叢說》以“春明”命名，從書前小序看，“春明”與“長安”“都下”都指北京，有一定的隨意性。《春明歲時瑣記》作者讓廉另著有《京都風俗志》，二書內容高度重合。從《春明歲時瑣記》末句“余雖陋，敢志京都一歲之遺俗如此也”推測，書名“春明”應是強調該書所記乃“遺俗”。孫承澤《春明夢余錄》與何剛德《春明夢錄》，書名僅差一字，其中寓意也有相似之處。

孫承澤《春明夢余錄》記明代北京的建置、形勝、城池、宮闕、壇廟、官署、名跡、寺廟、陵園等，《四庫全書總目》云：“于明代舊聞，采摭頗悉，一朝掌故，實多賴是書以存。”《春明夢余錄》書名中的“春明”“夢”并非隨意之筆，當有深意存焉。孫承澤，字耳北，號北海、退谷等，順天府大興縣人（北京大興人）。孫承澤初入東林，繼降大順，后附大清，氣節有虧，為人所輕。他臨終前曾賦詩：“進退死生兩大事，孤心留取照幽墟?！薄洞好鲏粲噤洝纷饔趯O承澤退居西山期間，以“春明”指代北京，應是強調該書“丁鼎革之際，追記春明繁盛”，“以志滄桑之感”。

清遺民何剛德再作《春明夢錄》。何剛德，字肖雅，號平齋，福建閩侯（今福州）人，光緒三年（1877）進士。該書作于壬戌年（1922），作者已年近七旬，其序云：“回憶七十年來，身世所經歷，耳目所接觸，幾如云煙過眼，渺然而無可捉拿?！糜讶艘浴洞好鳌芬讳?，可以存掌故而補遺佚，慫恿付梓。因復加刊削，屬諸手民。非敢言問世也，亦藉以志世變已耳?！庇赏砬迦朊駠本┰馐軒锥唷笆雷儭?。作者筆下，承平年代的北京，“京師為首善之區，鐘虡所在，觀聽肅焉”，“人言朋友之樂無如京師，蓋于飲食酬酢外獨得真趣也”；而亂象叢生的北京，則“法越構釁，黨派漸歧，乃激成甲午中東之戰”，“黨禍萌芽，潛滋暗長，戊戌政變，庚子拳亂”，兩者形成巨大反差，作者“回首春明，重溫舊夢，不禁百端交集已”，確實是世事滄桑、人生如夢。

從“長安”“日下”到“春明”，北京作為都城的形象在明清筆記中得到突顯，傳統的都城意象得以延續與生發。蔣一葵的《長安客話》突出了北京的京師地位；朱彝尊《日下舊聞》中的“日下”通過《日下舊聞考》將北京作為都城的正統性、優越性體現得淋漓盡致；孫承澤《春明夢余錄》、何剛德《春明夢錄》以“春明夢”或隱或顯“追記春明繁盛”“以志滄桑之感”。“長安”“日下”“春明”，同為都城意象，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著錄心態下，亦有不同寓意。

在諸多北京稱謂中，“天府”“宸垣”“天咫”大體上以“地”命名，彰顯的是北京作為都城的地域優勢。以此為書名者有孫承澤《天府廣記》、吳長元《宸垣識略》、震鈞《天咫偶聞》等，三書皆歸入《四庫全書》地理類。

天府，本有天子府庫之義，引申為物產富饒、地勢形便之地。三國時，蜀國都城成都即被譽為“天府之國”。孫承澤的《天府廣記》以“天府”代指北京?！短旄畯V記》內容上與《春明夢余錄》重合率頗高，不過“《春明夢余錄》偏重于明代的典章制度，而《天府廣記》則偏重于人物、藝文，以上兩書各有側重，相互補充，可以共讀，并存不廢?！睂O承澤為何80高齡還要編撰《天府廣記》，且將北京之代稱“春明”改為“天府”？稱北京為“天府”，并非始于孫承澤，乃始于先秦?！度障屡f聞》所引《戰國策》云：“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民雖不佃作而足于棗栗，此所謂天府者也?！痹鲿r期，北京亦有“天府”之稱?！度障屡f聞》所引《輟耕錄》云：“至元四年正月，城京師，以為天下本。右擁太行，左注滄海，撫中原，正南面，枕居庸，奠朔方。峙萬歲山，浚太液池，派玉泉，通金水，縈畿帶甸，負山引河。壯哉帝居，擇此天府?！笨梢哉f，“天府”是北京的熟稱之一，孫承澤改“春明”為“天府”，并無不妥。至于改名之原因，孫承澤本人無說明，后人只能揣測。從字面上看，“春明”一詞，因前人的闡發，不僅有指代都城之意，或許還有世事滄桑之感，主觀色彩濃厚。而“天府”則側重地域之優越，更具客觀性。淡化政治色彩，或許正是孫承澤改“春明”為“天府”的原因。

“宸垣”亦代指北京，吳長元《宸垣識略》即以此命名。“宸”字本義為屋檐、屋邊，引申為帝王的住處、王位的代稱等，“宸垣”即帝王所居之城?！跺吩R略》系根據《日下舊聞》和《日下舊聞考》兩書提綱挈領，增刪重寫而成。因有以資游覽之目的，又增王侯甲第與名人故宅，并繪制有18幅地圖。吳長元生平履歷不詳，邵晉涵、余集在《宸垣識略》的序言中對其有簡要評價。邵晉涵稱其“久客都下，雅才洽聞。公卿士大夫爭招致仇校藝文，益充拓其識。博觀而約取，以身所涉歷，融洽前言，編纂成書，題曰宸垣識略?！庇嗉Q其“客京師十余載，以著述自娛”，“將擬為帝京景物、長安可游之續”。邵晉涵為史學家、經學家，余集為畫家、藏書家，皆入四庫全書館任編修。二人同為《宸垣識略》作序，且對吳長元贊譽有加，可見吳并非籍籍無名之輩。

邵晉涵在序言中還分析了吳長元編撰之目的，“吳君沐浴雅化，親見輦轂聲華之盛，卿云賡和，協以衢歌，翔和輯慶之景象，薈萃簡編”，“將使四方萬國，俱得望光耀之逡躔，戴景承暉”。邵晉涵此言與《日下舊聞考》英廉等人的上書，非常相似。吳長元為何用“宸垣”之名？就作書目的而言，作為以資游覽的書籍，應與敕修之書相區分，故應重新命名。而從字義來看，“宸垣”與“日下”都有帝王之城的意思。且較之《日下舊聞考》，《宸垣識略》小而精，所述范圍縮小至京師地域。“日下”在乾隆筆下更多地指向“冀方”，而“宸垣”顯然區域更小，更多地指向北京城。因此，對應全書的內容，“宸垣”顯然更為恰當。

清末震鈞則將北京風土掌故雜記命名為《天咫偶聞》，“天咫”成為北京的又一代稱。有學者考證震鈞所用“天咫”的含義，認為“天咫”是以“距天咫尺”衍變為“咫尺帝王邊”來代指北京?！疤戾搿睘榈弁跛又?，毋庸置疑。但震鈞以此指代北京，蘊意或更深。震鈞，字在廷（亭），號涉江，鑲紅旗滿洲人，瓜爾佳氏。瓜爾佳氏系滿洲八大姓之一，震鈞在《天咫偶聞》中介紹其家世曰：“昔我始祖于天命二年歸朝，以二等侍衛事太祖、太宗扈蹕入關，定鼎京師。暨我二世祖、三世祖，亦克承前烈，以畢前人之勛。遂以造我區宇，用奠京師于金湯焉。……吾宗之入本朝，蓋二百八十年于茲矣。其始居陪京者三十年，居京師者二百五十年。”于震鈞而言，北京是國都，也是家園。居天子之側，處“天咫”之地，自豪感油然而生。然震鈞顯然生不逢時，他生于晚清，一生歷經咸豐、同治、光緒、宣統四朝。期間，清王朝爆發了“庚申之役”“甲申之役”“甲午之役”“庚子之役”、太平天國運動與義和團運動等，最終王朝覆滅。歷經北京之變故與個人之沉浮，震鈞“繩《夢華》、《夢粱》二錄之前蹤者”，從光緒二十一年（1895）開始“信手條記”，至光緒二十九年（1903），完成《天咫偶聞》一書，希望“睹承平面目者，庶其于此求之”。書成之時，震鈞感慨萬千，“追溯舊事，正不異玉堂天上之嗟。嗚呼！昔日之笑歌，所以釀今朝之血淚也”。此處“玉堂天上”與“天咫”同義，同指北京。震鈞回首北京，“昔日之笑歌”與“今朝之血淚”形成鮮明對照?！疤戾搿币辉~有濃厚的撫今追昔之感，雖曰“天咫”，卻也是“咫尺天涯”。

在“天府”“宸垣”“天咫”這組稱謂之中，孫承澤以“天府”淡化“春明”的濃烈色彩，以突顯北京乃物產富饒、形勢險峻之地；吳長元以“宸垣”替“日下”，帝居之氣象仍在，指向則更為集中；震鈞以“天咫”指代北京，昔日北京之“笑歌”，看似“天咫”，實乃咫尺天涯。占據地勢優越的“帝居”北京，最終也挽救不了大清王朝崩塌的命運。

在諸多北京稱謂中，以“燕”為核心的稱謂最具歷史感，“燕都”“燕京”“燕臺”即為典型。前文所述“帝京”“日下”“宸垣”等，為都城之統稱，僅在特定時空特殊語境中指向北京?！把喽肌薄把嗑薄把嗯_”則不同，它們是實實在在的北京地名，從遼金以來一以貫之。

“燕”既指周代的燕都，也指遼代的燕京?！堕L安客話》“古燕京”條曰：“燕以燕山得名。武王克商，封召公奭于北燕?！窬熤梁笪菏贾醚嗫?。石晉割賂契丹，改曰燕京。宋宣和中改名燕山府”。此后，又歷經大都、北平、北京諸名稱，但“燕”的舊稱一直流傳。

明清筆記中，以“燕都”命名者，有明代孫國敉《燕都游覽志》（已佚）、徐應芬《燕都識余》、錢邦芑《燕都紀變》、馮夢龍《燕都日記》等。后三部書皆記述北京甲申之變，以“燕都”代指特殊世變中的北京，其原因或許是受遼燕京變故相關文獻《平燕錄》《入燕錄》《陷燕錄》等影響，或許是在特定時局下的避諱?？傊?，在甲申之變的相關筆記中，“燕都”成為“舊京”的代名詞。民國時期，陳宗蕃于“舊京之淑園”編著《燕都叢考》一書。作者感嘆“亭園夷為邱墟，林木摧于樵牧。月明華表，傷城郭之已非；春滿平蕪，問王孫其安在？”再次以“燕都”命名此“黍離之作”。

進入清代，“燕京”之名頗受青睞。以“燕京”命名者，有清代闕名《燕京雜記》、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等?！堆嗑╇s記》作者已無可考，僅知其為嘉慶以后的人。該書主要記述北京歲時風俗、名勝古跡、園林景觀、名人故居、京師風尚、地方物產等，對市井生活著墨尤多。《燕京雜記》存《屑玉叢談初集》本，卷首有蔡爾康作于光緒四年（1878）的《燕京雜記序》，其序評價該書曰：“里巷瑣屑，藉作掌故，風塵跋涉，悉有心得，故能上述天時，下紀土宜，中參人事，旁志物產，原原本本，炳炳烺烺，……又何必侈述乎皇居，高談乎帝所，致冒目盲之誚，兼蹈臆度之鄙”。這說明此書的重點恰恰不在“皇居”與“帝所”，而在于“燕京”的“里巷瑣屑”，因此命名為“雜記”。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寫成于光緒二十六年（1900），初版于光緒三十二年（1906）。作為一部“歲時”文獻，該書重在記述北京人一年四季的日常生活，“究其大旨，無非風俗、游覽、物產、技藝四門而已?！?/p>

《光緒順天府志·藝文志》評價《燕京雜記》曰：“此書雜記京師服食、器用、時節、頗為詳備，……署名不曰京師，而曰燕京，尚沿舊說之誤?！睍把嗑贝_實是“沿舊說”，但不能定論為“誤”。其實，書名“燕京”，更能突顯燕地之風土。無論是“里巷瑣屑”，還是“風俗、游覽、物產、技藝”，皆非一時所能形成，亦非某一朝所獨有，具有一定的持續性與穩定性?！把嗑敝Q謂，較之“帝京”“京師”“日下”等，更能體現北京的悠久歷史與獨特的民風民俗。因其著眼于燕地而不是都城，其視角更多地聚焦于市井與民眾，故而具有濃厚的世俗色彩。

“燕臺”即“黃金臺”，后代指北京。燕昭王所筑之“黃金臺”在定興，北京城之“黃金臺”為后筑。關于“黃金臺”，蔣一葵《長安客話》，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等書皆有記載，如《長安客話》云：“都城黃金臺，出朝陽門循濠而南，至東南角，巋然一土阜是也。日薄崦嵫，茫茫落落，吊古之士，登斯臺者，輒低回睠顧，有千秋靈氣之想。京師八景有曰'金臺夕照’，即此?！标P于朝陽門外“黃金臺”的具體地址，周汝昌曾撰文予以考證?！兜劬┚拔锫浴犯戒浂嗍孜娜艘髟仭包S金臺”之詩，可見其素為文人所鐘愛。順治、康熙年間京師詩壇的“燕臺七子”“燕臺十子”，皆取名于此。以“燕臺”命名者，還有舊題為項惟貞所撰《燕臺筆錄》，據《光緒順天府志》考：“惟貞，秀水人，彝尊門人。此書即《日下舊聞》內風俗一門”。查揆所作竹枝詞集，亦名《燕臺口號一百首》。

清代北京花譜，亦多以“燕”為名。清代北京，士優交往被視為風雅之事，文人樂于以此為談資，甚至編撰集子以流傳。播花居士言：“都中伶人之盛，由來久矣。而文人學士為之作花譜、花榜者，亦復汗牛充棟。名作如林，續貂匪易。”明萬歷間，北京已出現品評女妓專書《燕都妓品》。成書于乾隆五十年（1785）的《燕蘭小譜》，為現存清代梨園花譜中最早的一種?！堆嗵m小譜》作者“安樂山樵”，實即《宸垣識略》的作者吳長元。在《宸垣識略》中，吳長元以“宸垣”指代北京；而吟詠梨園之“花譜”，則以“燕”指代北京。與“宸垣”相比，“燕”顯然更具世俗色彩?；蛟S是受此開山之作的影響，后世的京師“花譜”多以“燕臺”“金臺”命名，如播花居士《燕臺集艷》、華胥大夫《金臺殘淚記》、粟海庵居士《燕臺鴻爪集》、蜀西樵也《燕臺花事錄》等。

燕都、燕京與燕臺，有著強烈的在地感。作為京師北京的舊稱，它們似乎有意回避或忽略北京作為京師的地位，呈現去都城印記的傾向。特別是《燕京雜記》《燕蘭小譜》等書中的“燕京”“燕臺”，不是“皇居”與“帝所”，而是蕓蕓眾生生活的凡俗之城。

明清筆記書名中，還有以“人海”（查慎行《人海記》）、“六街”（馮勖《六街花事》）代指北京者；亦有標北京某特定區域者，如顧炎武《昌平山水記》、沈榜《宛署雜記》、高士奇《金鰲退食筆記》等。當然，也有書名未含北京稱謂而實寫北京者，如戴璐《藤陰雜記》、昭梿《嘯亭雜錄》、福格《聽雨叢談》等。還有非專寫北京而涉及北京者，如陸容《菽園雜記》、陸深《玉堂漫筆》、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劉廷璣《在園雜志》、王士禎《池北偶談》、陳康祺《郎潛紀聞》、姚元之《竹葉亭雜記》等。限于篇幅，本文僅以筆記書名中的四組典型稱謂為考察對象。

此四組北京稱謂，用之于筆記書名，雖不排除個別的隨意性，但總體而言，作者皆有所寄托。前三組稱謂，作為都城北京的代稱，既有《帝京景物略》中“帝京”的巍然氣象，《日下舊聞考》《宸垣識略》中“日下”“宸垣”的盛世繁華，也有回首“舊京”“春明”夢醒后難以言說的復雜心態及好景不在、咫尺天涯的泣血悲痛。都城意象在這三組稱謂中得到深刻的體現。“燕都”“燕京”與“燕臺”，作為北京的舊稱，或指向特定政治語境中的北京，或指向凡俗之城的北京，最能突顯北京的地域性特征。這些稱謂，指向不同，蘊意有別，共同凝結成復雜的都城北京意象，即明清文人筆下的北京記憶。由此可考察古代文學中的都城北京書寫，亦可思考其背后的人文內涵和文化傳承諸話題，具有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