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如軒：江西征戰親歷記

引子

＃本文摘自《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七輯(1988年5月)，作者楊如軒，原標題《江西征戰親歷記》

正文

一、初進江西

我原系滇軍第二軍第四混成旅第七團團長。1920年底，孫中山先生召滇軍去廣東參加北伐時，改升為滇軍第四混成旅旅長，隨滇軍總司令顧品珍東進。途中與回滇之唐繼堯所部交戰，激戰中顧品珍中彈身亡，即改由顧部楊希閔任滇軍司令，范石生、蔣光亮、楊池生和我輔之率部經貴州、廣西至廣東，響應孫中山先生號召，討伐叛軍陳炯明。

1921年，我部率先攻克廣州，受到孫中山先生的嘉獎，并將我滇軍第四混成旅擴充為滇軍第二師，將我升為該師中將師長。鑒于當時滇軍與孫中山先生之間少一諳熟軍事之聯絡人員，經朱培德提議：由他、楊池生和我三人聯名去信給被陳炯明趕往福建的粵軍許崇智之參謀長蔣介石，要蔣前來廣東。蔣到廣東后遂任孫中山先生之高級參謀。

1922年，我和楊池生離廣東到江西贛州，出任在江西新或立的滇軍第一、二師的領導職務，由楊池生任第一師師長，我任第二師師長。并在贛州加緊訓練軍隊，待機回云南打唐繼堯。其時，為了借助孫傳芳的兵力回滇倒唐，我們還曾與孫傳芳有較好的往來。孫為使我們替他效勞，委楊池生為贛南鎮守使，委我為粵贛邊防督辦。1925年我們與贛西鎮守使方本仁聯合攻敗了江西督軍蔡成勛，由方本仁當了江西善后督軍，贛東、贛南歸我和楊池生所部駐扎。此后軍閥混戰，江西幾被瓜分。

二、朱培德入贛

江西政局自方本仁垮臺后，鄧如琢以北方軍閥關系（鄧系安徽阜陽人氏），繼任江西總司令，隸屬于孫傳芳的五省聯軍范圍（蘇、皖、贛、浙、閩）。鄧統治西不到一年，廣東政府即派蔣介石為北伐軍總司令，率領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由于我和楊池生跟蔣介石都比較熟悉的關系，在國民革命軍未出動之前，蔣介石即派王又庸（江西人）為代表，持朱培德（云南人）給我和楊池生的親筆信秘密入江西面見我們，意在商討江西軍事及要我們參加北伐。當王又庸在贛南見到我們時，除傳達了信件外，還在口頭上傳達了落、朱兩個人的意見。他們希望我們贛南的滇軍參加國民革命軍，共同北伐。并擬定將贛南滇軍編為一個軍，以我和楊池生兩人為正副軍長，待北伐軍占領湖南，進攻武漢時，我們即在贛南起義，與北伐軍一起會攻南昌。并要求我們派代表到北伐軍總司令部與蔣介石聯絡。然而，我們駐贛南滇軍系得吳佩孚大力扶持才建立起來的。因此，我和楊池生都不忍倒戈反吳，決心與吳相終始，成敗在所不計。且以當時形勢估計，吳佩孚與孫傳芳同為直系軍閥，兩人必能唇齒相依，合力對外；而且倆人的力量又大過北伐軍，勝券穩操。因此我們就沒有答應蔣介石和朱培德的要求。

可是，那時北伐軍執行的是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軍隊中自師以上均設有俄國顧問幫助指揮軍事。并實行黨代表制，由共產黨員擔任黨代表，領導軍事及政治工作。在北伐軍的各級干部中也有不少的共產黨員，如葉挺就是當時北伐軍中的卓越將領。他們除奮勇作戰外，并積極從事政治工作，深入軍閥的統治區域內聯系群眾。再則，當時北伐軍的口號是：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因此，深得人民擁護，于軍事進展上幫助很大。當北伐軍進入湖南趕走趙恒惕跟吳佩孚的軍隊激戰時，孫傳芳按兵不動，他想待吳佩孚垮臺后，坐收魚利，并且還嫉妒江西尚有吳佩孚軍隊的存在。因此當鄧如琢在南昌兩次將北伐軍擊敗時，他認為時機已到，即將他的聯軍大部用江輪運送到九江，進而將南潯鐵路占領，控制江西軍事，威脅江西吳系軍隊。他在九江坐鎮指揮，并將江西總司令鄧如琢撤換，另任命鄧俊彥為江西總司令，因此原屬吳系在江西的部隊漸漸解體，人人自危。此時，我們原駐贛南的滇軍已撤退到南昌，由鄧俊彥下令開赴距南昌十五公里之蓮塘，擔任前線作戰。這時朱培德派他的參謀李墉來到滇軍與我和楊池生接洽，意欲將滇軍編為兩個師，希望我們發動起義反擊北軍。此時我們已明知吳氏敗局已定，但為感念其知遇，還是不忍攻吳。乃決心潔身自好，脫離軍隊，并與朱培德約定于他們第三軍進入南昌時，將部隊撤離至離南昌三十里之油口，由朱派人前來接收，歸入第三軍（第三軍部隊均系云南人），然后我和楊池生倆人離開江西赴上海，在江西建立的滇軍一、二兩師也隨之消聲匿跡。

三、二進江西

1926年冬季，我和楊池生離開江西到上海住了三個月，時江西省主席朱培德派他的參議范寶書持朱的親筆信來到上海找到我和楊池生，信中要我們重返江西參加北伐。考慮到國家的政局和朱的關系，我和楊池生于1927年春遂離滬返贛。進到南昌后，朱培德即發表任命：楊池生為國民革命軍第三軍第九師師長，我為第五方面軍總指揮部總參議。此時，蘇、皖、閩、浙四省尚為北洋軍閥孫傳芳、張作霖的軍隊所盤踞，北伐軍分兩路向敵進攻，駐江西之第五方面軍朱培德部正沿長江進攻安徽。不久，北伐軍攻克蘇、皖、浙、閩四省。正值我們進一步擴大戰果時，蔣介石卻違背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造成寧漢分裂。當時，朱培德系屬于武漢國民政府，站在倒蔣方面，朱部由金漢鼎指揮進入安徽的三個師（第八、九師、第十六獨立師），為避免寧方蔣介石的威脅，被朱培德下令調回江西。

在此倒蔣高潮中，原駐江西境內吉安、贛州兩地區之蔣介石部新編第一師（師長張友曾）及新編第二師（師長葉劍英）雖都按兵未動，但第二師因師長葉劍英赴武漢開會，葉部之擁蔣分子卻企圖乘機發動叛變。此時，朱培德正欲徹底肅清蔣介石留在江西的軍事力量，即派我率領第八師進駐吉安，迫令新編第二師繳械遣散（新編第二師僅有步槍兩千余支）。駐贛南的第一師得到第二師繳械的消息，即由副師長戴××率領向廣東逃去。至此，蔣介石在江西的軍事力量即被肅清。

四、“禮送”共產黨出江西

正值江西人民在倒蔣高潮之時，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突然來電要朱培德到漢口開會，意在商討反共措施。據朱培德對我說：汪之急于反共，系因第三國際密電指示中國共產黨建立三至五個師的兵力，作為黨的革命武裝力量。此事為第三國際派駐武漢代表（據說是印度人，姓名已忘記）泄露(注：人民網2012年12月24日轉載北京日報《共產國際遠東局的來龍去脈》對此有較詳細記錄——“……在6月3日發生了羅易幻想依靠汪精衛挽救革命而冒冒失失將共產國際五月指示給他看的事情。……”)。汪鑒于此情況，慮有亡黨（國民黨）之禍才決心反共。于是朱培德由漢口回到南昌時即秘密召集師長以上將領開會，決定將第五方面軍里面的共產黨人用和平的手段全部清除，遣送出境。并決定以開會為名，召集軍、師、團、營、連內的政工人員（當時我們北伐軍內的政工人員多系共產黨人）到第五方面軍總部（日期已忘記），聽取朱培德的講話，隨后即將政工人員的行李及私有財物收好送到總部，交由本人接收，并由總部派人送出江西，自由遣散。當時朱培德的意思是只要共產黨人不在江西活動就會達到他分共的目的，所以當時江西的口號是“歡送共產黨出江西”。以致地方秩序未受波動，也沒有發生意外事件。

五、贛東剿匪

江西在軍閥統治期間，因連年混戰，軍隊里面的逃跑散兵與當地土匪糾合在一起四出搶劫，人民深受其害，尤其是贛東贛北的匪患尤深，人民受害更重。其間雖也經軍閥幾度招安，而匪部時附時叛，竟在地方形成一種惡勢力，肆意奸淫擄掠，人民不堪其苦。故當我們北伐軍由安徽撤回江西時，朱培德為肅清匪患，安靖地方，即任命金漢鼎兼任贛北警備司令，我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師師長兼贛東警備司令。并限期我們將警備區內之匪患肅清。原撫州地區之警備責任系由兼南昌公安局長的朱德負責。同時還將原歸朱德指揮的第二十八師及直屬他的軍官教育團一并移交我接收指揮。

江西贛東匪患以崇仁、宜黃、臨川、豐城、金溪等五縣為甚。匪首鄧克患、孫牛仔、李瑞三人均各擁有人槍干余，分散在各縣肆意搶劫奸淫。而當地武裝力量薄弱，僅能保住縣城而已，因此匪焰越形囂張。我一到任，即掛起了贛東警備司令部的牌子，而且立即擬定了措施，采用先剿后撫的方針。一開始我即以二十七、二十八兩個師的兵力分路進剿。在我重兵搜剿之下，匪主力很快被我擊潰，余匪懾于我大軍威力，紛紛派人到我警備司令部請求投誠收編，愿意改惡從善，聽候官軍指揮。于是我將此情況呈奉第九軍軍長金漢鼎，得到他的批準后，接受了眾匪徒的投誠書。并任命鄧克患為北伐軍第一支隊長，孫牛仔為第二支隊長，李瑞為第三支隊長，并指定他們限期開到崇仁縣城集中，聽候點驗整編。

可是當各路匪兵開到縣城時，各縣參議會及人民團體認為這又是過去軍閥招撫的故事，必然隱患于將來。即紛紛邀約到南昌向朱培德請愿，反對政府的招撫措施，要求徹底消滅，杜絕后患。朱培德當即答應了，并密令贛東警備區司令執行辦理。我接到命令后，即刻趕到崇仁縣，以點驗為名，令匪部全數集中在縣政府的大操場內，讓士兵原地架槍休息，匪部頭領自支隊長以下均進禮堂舉行就職誓禮。當頒布印信接受團旗時，事先埋伏的武裝軍隊突然沖擊，將匪官兵間之交通截斷，勒令繳械。眾匪徒目瞪口呆，匪首自鄧克患、孫牛仔、李瑞以下大小頭目共二百余人當場擒獲，匪兵三千余人全部繳械。內中被人民指控血債累累的如鄧克患、孫牛仔、李瑞等113人經交軍法處審訊，人證確鑿，報請江西省主席核準，即就地處決。此外，對罪惡不大、一些老弱分子及被脅從的匪兵于繳械后交由地方政府分別送回原籍老家，其余流竄在各縣的零星小股散匪囑令由地方武裝負責清剿。這樣歷年盤踞贛東各縣的土匪經此次清剿后終告肅清。然此種措施雖經朱培德指示照辦，在當時認為是為民除害，造福地方，但殺戮降匪實非仁道，而我這個執行人尤不能避其誘殺之責。

六、南昌兵變

1927年秋初，武漢國民政府為了打倒蔣介石，曾動員全部力量分路東下進攻南京政府（當時蔣介石政府在南京）。具體路線是：

以唐生智率領其駐兩湖的部隊沿長江東下，直逼南京；以張發奎率領的第四方面軍由南昌出贛東攻浙江；以朱培德率領的第五方面軍出贛南攻廣東（當時廣東李濟深尚在擁蔣）。

命令下達以后，各自分頭進發，當朱培德第三軍王均所部進駐吉安待命時，我指揮的第九軍第二十七師、二十八師也正在贛東集中準備開赴贛南與第三軍會合，然后向廣東方面前進。這時朱培德部留在南昌的部隊僅有總部的一個警衛團和第二十七師的第七十九團。

7月31日，由撫州通南昌間的電訊突然中斷。為了明確清況，我即派警備司令部副官長楊右承前往南昌探詢情況。到8月3號中午，突然有朱培德的警衛團營長周右熙率領步兵兩營來到撫州，他說南昌方面已發生軍事行動，他系突圍攻擊出來的，但詳細情況仍未明了。當天下午，突然接到朱德派盧澤民（云南人）由柴埠口（距撫州十五華里）送來給我的親筆信一封，信中用親切的語言囑我靠攏共產黨向革命道路上前進。并說，現在共產黨在南昌已正式建立軍隊，你跟汪精衛、蔣介石、朱培德走是沒有出路的。還說共產黨在南昌成立了以宋慶齡同志為領導的革命委員會，決定到廣東找革命的新根據地，望我來到撫州柴埠口與他面商一切事宜。朱德和我曾在云南講武堂先后同學，滇軍在護國護法戰役中，朱德任旅長，我在他的部下任團長，在各方面曾得到他許多幫助，我們的交情是比較深的。特別是當他從國外歸來后，在南昌我們往來更加密切，他經常用革命理論教導我。然而由于我的本質關系，加之現時的地位，故對革命尚無深刻的認識，以致在接到他的信件后，雖也曾有所考慮，然實在丟不下現時的地位，因此拒絕了他起義的要求，僅通知他愿把駐撫州的部隊撤出，移駐南城，讓起義軍部隊通過撫州后，我再回原防。

七、紅軍威震贛西

朱培德以第五方面軍總指揮的身分兼任江西省政府主席后，由于他是國民黨中擁有兵權的實力派，在寧漢分裂時，經常奔走于武漢南京之間，其省政府的一切工作均由他的秘書長盧靈舟代為處理，唯遇有重要事件才與第三軍軍長王均商量執行（時王均兼任了省務委員）。這樣一來，在他下面的一些國民黨官僚乘機爭權奪利，有的甚至千方百計謀求兼任地方官吏，以求發財。如第三軍第八師師長朱世貴和他的副師長楊育承倆人多次請求朱培德恩準他們辭去軍職到湖口統稅局當局長。目的達到后，他倆倒真的發了橫財，尤其是朱世貴曾一度變為富翁。其他一些官僚也紛紛效法，給江西整個軍界帶來一種腐敗的景象，為了發財，各種苛捐雜稅也就應運而生，人民群眾民不聊生、怨聲載道。因此當毛澤東在湖南領導秋收起義，帶領革命武裝進入江西井岡山時，贛西工農群眾即紛紛起來響應參加革命，很短時間內，寧岡、永新、蓮花、遂川四縣成了紅軍的革命基地。此外，吉安、泰和、萬安等縣的農民也紛紛起來組織武裝，赤色區域越來越大。

這時，正值朱培德從漢口回到南昌，看到共產黨發展迅速，整個贛西有被席卷之勢，急忙令我率領第二十七師移駐吉安，盡快鎮壓贛西的革命運動。我奉命移駐吉安后，當即令第七千九團分駐吉安、泰和、安福三縣；八十一團駐萬安，負責摧毀該地區的人民武裝。不久，又傳來原南昌八一起義開赴廣東的部隊在朱德的率領下正向贛南開來的消息。當他們來到上猶縣時，朱德即派人送了封信給我，信中的大意是要我將上猶縣讓給他練兵，并囑我不要向上峰報告。我閱信后，認為朱德未免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但鑒于我們的關系，雖沒答應他借上猶縣練兵一事，然而對他們在上猶縣的一切行動我也始終沒有過問。

大約到了1928年4、5月間光景，朱德和彭德懷率領他們的革命武裝先后來到岡山和毛澤東部會師。這時紅軍聲勢越來越大。其主力已進入了贛西的永新縣，且有向吉安進攻模樣，嚴重威脅著我們的安全。朱培德聞訊后，即令我率所部第二十七師及第七師李世隆團、第九師呂維周團分兩路向永新進攻。當由吉安出發時我預計在永新地區與紅軍作一次激烈戰斗。不料當我軍進抵永新縣時，紅軍已全部向寧岡縣方面撤去。并據報紅軍已在距永新縣城三十余華里之七星（溪）嶺大山（通往寧岡的道路）構筑工事。

根據這一情況，為準備攻占七星（溪）嶺，我當即以三個主力步兵團開到永新縣屬的南鄉（距離七星嶺約十華里），監視七溪嶺上的紅軍；其余部隊及師指揮所暫留在永新縣城，準備糧秣。同時一面與湘軍第八軍軍長吳尚聯絡，請他派兵由蓮花縣向寧岡進攻，然后會攻七溪嶺。然而當我軍開進的前一天，紅軍卻以一部固守七溪嶺，另以主力由朱德率領用強行軍經蓮花縣地區繞道從右側方向襲擊我永新縣城。具體經過是這樣的：當時適值我駐在永新縣城，當得到永新西鄉團防隊長報告說有蓮花縣方面的土共數百人正向里田行進，我即派劉懷民團長率領該團一、二兩營向里田前進，伺機將來犯之土共擊潰，然后為右側部會攻七溪嶺。然而當劉團正向里田行進途中卻與紅軍主力正面遭遇，經短促戰斗，團長劉懷民當場陣亡，營長羅炳輝頭部負傷，其余官兵因無人指揮匆忙向永新縣城潰退。紅軍一鼓作氣尾追潰兵乘機沖入城內，我即率師部警衛官兵百余人與入城紅軍進行巷戰，激戰中我頭部中彈負傷，隨身官兵也傷亡過半。正擬突圍沖出東門時，忽然四門槍聲越響越烈。在這緊急關頭，我乃率殘余衛士數十人突破包圍，由一小巷沖上東門城墻跳下城去，通過浮橋后，占領對岸沿江高地，始得阻住紅軍追擊，并急忙調回駐南鄉的三個團回援永新。

紅軍進城后，將我師部留存的彈藥伍萬發，現金貳萬元及秘書處的機要文件盡數拿去。紅軍在文件中得到湘軍吳尚軍長來電，內有派兵一師經蓮花進攻寧岡等機密軍情。于是紅軍即時撤離永新，連夜趕到通寧岡的途中設伏，待湘軍進入袋形陣地時伏兵齊發，又圍殲了湘軍的兩個團。紅軍經此兩役勝利，聲勢大振。朱培德大為震恐，乃決定將已開到山東的第九師調回江西到永新與我的二十七師會合，統由楊池生指揮進攻贛西紅軍。我因傷未愈，準備請假赴上海就醫。

當楊池生師長率領第九師到達永新時，對軍事措施曾同我作過一些研究，認為紅軍的優點是政治工作做得好，因此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我們此后的辦法，也必須黨政軍一齊動員，迅速做好群眾工作，爭取人民的擁護，若單靠軍事力量是決不能解決問題的，并因此向上級提出了建議。但國民黨不愿承認自己的錯誤，也根本不會采納我們的意見。這時楊池生迫于朱培德的命令，仍悍然向七星(溪）嶺紅軍發起進攻，結果大敗而回，損失慘重。故當時紅軍有二句這樣的宣傳口號“不費紅軍三分力，打敗江西兩只羊”。后來上海警備司令熊式輝也認為客軍在匯西作戰不力，曾向蔣介石要求指派周渾元師（官兵均系江西籍）開到贛西前線，但結果仍然是一敗涂地。

（原注：左華玉摘自云南第二監獄楊如軒檔案)

（原注：本文責任編輯 雷心剛)

資料來源：

《江西文史資料選輯》第二十七輯(198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