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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竹片寫的書稱“簡策”，用木版（也作“板”）寫的叫“版牘”。超過 100字 的長文，就寫在簡策上，不到 100 字的短文，便寫在木版上。寫在木版上的文字大多數是有關官方文書、戶籍、告示、信札、遣冊及圖畫。由于文字內容有異，其稱謂有別，如軍事的文書叫“檄”；用于告示者稱之“榜”；將信寫于木版，然后再加一版叫作“檢”。在檢上寫寄信人和收信人的姓名、地址叫作“署”——這是信封的起源。然后將兩版合好捆扎，在打結的地方涂上粘土，蓋上陰文印章，在粘土上出現凸起的字，這就是“封”，使用的粘土叫“封泥”。 由于寫信的木版，通常只有一尺長，故信函又叫“尺牘”。箋是古代一種短小的簡牘，是供讀書者隨時注釋的，它系在相應的簡以備參考之用現今人們所說的箋注就是起源于此。從策、簡、籍、簿、箋、札、檢、槧等。   甘肅簡牘在中國書法史上有著不可替代的地位，是研究隸變的重要資料，通過它們深入分析和研究書體種類，就能更加清楚地了解各種書體產生和演變的過程及相互關系，也是學習隸書的經典之作。 從地域上看，簡牘書法遍及甘肅全境。從時間上看，跨越了戰國末期到漢末近 500 年的時間，經歷了隸書從篆書中蛻變出來，然后又走向衰退，逐漸向楷書演變的發展過程。從風格上看，千姿百態，變化多端，形式多變，體現出天真爛漫、質樸粗獷之氣甘肅河西地區長城沿線的漢簡大部分是就地取材，以胡楊木、紅柳、白柳木居多。  單行文字的叫簡，多行文字叫牘，多枚漢簡用麻繩串起來叫冊，還有一種削成三棱、四棱或八棱的叫觚。觚是練習寫字用的。它們是紙張發明之前，人們日常應用最廣的書寫材料，上自中央頒發的詔書律令，下到兵卒的名冊和錢糧收支賬目，內容涵蓋極為豐富，并且占據一個長時期的歷史過程.由于簡較窄，字跡小的限制一般每枚只能書寫一行字，但章法布局仍能匠心獨運，錯落有致，隨意揮灑。用筆率意天真、質樸古雅、自然茂美，在中國書壇獨樹一幟。   漢簡在書寫思想上沒有受到那么多的束縛，因此，表現出豐富的創造力，最終成為由篆隸向行揩轉化的過渡性書體。漢代簡牘是研究我國漢代歷史最珍貴的資料。同時也是研究兩漢書體演變和書法藝術的第一手資料。到目前為止，在甘肅發掘的秦漢簡牘數量已達 65000 多枚，占全國出土簡牘總量的5／6。敦煌和居延簡牘、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經洞文書、故宮明清檔案，被學術界稱為 20 世紀中國四大考古發現。 掩埋在漫漫沙海中的木簡，歷經 2000 年而不朽，得益于當地特殊的地理氣候環境。敦煌地區平均年降雨量只有 39 毫米，而蒸發量卻接近 3000 毫米！干旱少雨的敦煌大地，無意中成全了數以萬計的漢代書法原作。  這些貌不驚人的木簡究竟隱藏著什么不為人知的密碼？它為什么 100 多年魅力不減，讓幾代考古學家、書法家們為之心醉神迷呢？甘肅敦煌地區的漢代遺址中先后出土了約 17480 多枚漢代簡牘，在我國已發現的漢代簡牘中占有極為重要的地位。   敦煌漢簡的出土，把隸書的成熟期由過去人們公認的東漢晚期提前到了西漢中期，從中看出古隸向漢隸轉化的劇變和成熟過程。漢簡書法承上啟下，開啟了后世的楷、行、草書。敦煌漢簡的發掘似乎永遠不可能窮盡。 最重要的一次發掘是在 2009 年 3 月，敦煌市博物館在馬圈灣以南的灣窯墩烽燧，發掘出一枚迄今為止尺寸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漢代封檢。北宋大書法家米芾有幸看到過當時發現的漢代簡牘，他大為震驚，認為“河間簡牘乃書法之祖”。但限于當時的保存條件，這些簡牘沒有被更多的人看到。后人只能通過摩崖石刻和拓本、法帖來學習古代經典。歷代的書法藝術，其中大部分是一些工匠和從事勞動的人們留下來的。簡牘書法，正是當時參與書寫活動人數甚眾的普通者所為。也是文字在實際應用活動中，與社會生活聯系最為緊密頻繁，最為普遍廣泛的書寫形式。 率意急就，不拘一格，字體應時代演化而分派，書風順潮流而易變異。與官方銘刻體相比，簡牘書法在日常應用中，生氣活躍，自由流動，呈現出多樣書體，多種書風。再如東漢時期某些碑石，也都是一些無名書家的手跡，這些來自民間和下層千百萬不知名的書家所創立的書法藝術成果，是人民群眾辛勤勞動的產物，具有高度的藝術性和永恒的生命力。隨著歷史年代的推移，越顯示出它藝術的可貴。 漢簡書法的書寫意興最為流露，最為濃烈，運筆靈動活潑，隨意揮灑，輕松自然，筆姿橫生奇態。加之漢簡豎長的簡形，豎寫的順序，偏扁的字形，趨橫的字勢，形成了它豎為貫通，橫為聯絡，既為均齊，又置錯落的獨特格局。漢簡的時代，包括，這正好是中國古文字向今文字轉變的時期，也是中國書法史上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在學術上叫“隸變”，就是漢字字體由篆書逐漸演變到隸書。 漢簡情況就大不同了，首先是近百年出土的簡牘數量大（還有很多簡牘有待出土），特別是近半個世紀以來更顯如此。僅解放前在古樓蘭遺址和居延海兩地就出土了一萬多枚。解放后在長沙、信陽、武威、甘谷、南昌、江陵、云夢、臨沂等地更是發掘了大批戰國簡、漢簡、魏晉簡中的草書簡。而且，保存完好，字跡清晰，有的墨色還完好如初。這可是漢代書法家的真手跡，這為研究漢代草書真諦提供了絕好的條件。 漢朝在屯兵戍邊的過程中，沿漢長城線建立了大大小小的關塞亭障和烽燧，形成一條綿延萬里的侯望系統，《漢書·趙充國傳》描述：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漢簡就是這一歷史時期的遺物，它們的絕大多數出自烽燧亭障。現知紀年最早的漢簡是漢武帝天漢三年（公元前 98 年），最近的紀年簡，為前涼時期建興十八年（公元 341 年），漢代書法美學著重從對自然美的比擬，聯想方面探討書法之美。 把書法藝術外在結構形式與自然美形象聯系起來，用自然美形象說明書法之美，諸如“似水露緣絲，凝垂下端”，“若鴻鵲群游，駱驛遷延”（蔡邕〈篆勢〉）。漢代著重“形”的角度出發，對書法藝術造型形式美進行了探討，提出“上皆覆下，下以承上”、“左右回顧”、“欲左先右”（〈九勢〉）等見解，并總結出“疾、澀二法”（〈后漢蔡琰述石室神授筆勢〉）。“意在筆先”說在漢代已露出端倪，蕭何《論書勢》中提出“穩思審之，方可下筆”的主張。 關于書法藝術的抒情表現功能，漢代也初步涉及，蔡邕提出“書者，散也”的觀點，主張“散懷抱”、“任情恣性”（〈筆論〉），揚雄提出書為“心畫”說，強調“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漢揚雄〈論書〉）。這成為后來“書如其人”說的源頭。 漢桓帝延熹元年（公元 158 年）的《甘谷漢簡》，風格秀逸飄灑，筆畫左撇右波，字形寬扁趨橫，是分書氣息。簡牘書體的形式，是與它的書寫工具密切相關，用具有彈性的毛筆寫在硬性狹長的竹木條上，這是漢簡書法成功的基本保證。先看兩漢人所作的筆。 從武威磨嘴子漢墓出土的一支毛筆來看，筆頭的蕊及鋒用黑紫色的硬毛，外面用一層較軟的黃褐色毛，顯而易見這樣的筆基本上達到了毛筆的四德，即為尖、圓、齊、健。居延也曾出土一支。稱之為“居延筆”，有人考證為宣帝至東漢初期物，與武威漢簡約略同時。 之后，1983年在甘谷西漢墓中又發現了一支象牙筆，制作精細，用料考究，足以證明漢簡書藝與當時比較完善的書寫工具—毛筆關系極大。 從簡牘書法的藝術特征來看，秀逸、遒勁、端凝……書善盡美，由此可以推測無論是居延筆，還是甘谷象牙筆，很可能是蒙恬改進后的漢筆的典型。可以想見，如果沒有這樣得心應手的毛筆，簡牘書藝是決不可能產生出這樣高超的效果。其次，與書法相關的就是墨。 墨的質量的優劣，直接影響到書寫的速度與效果：漢時的墨是當時流行的丸墨，屬天然漆煙，它色澤烏黑發紫光。這樣品質良好的墨，書寫起來必然行筆流暢，不粘、不澀、不滯。特別是在不甚平滑的竹木簡上寫字，如果沒有與其相適應的佳墨，是難以寫出筆法靈活、使轉自然、書體紛披多姿的字來的。 為什么簡牘字形多呈扁平形呢？這與當時的書寫材料有一定關系。西北漢簡都是選用較好的材料加工的，因為限于材料和便于攜帶、收藏、展視等原因，所以在制作時盡量作得窄小輕便，才適合實用的要求。由于材料的限制，簡牘的書寫者別具匠心，使字跡盡量橫向發展，左掠右波，極力行舒展之意，使結構緊而不密，疏而不松。這樣一來，既節約了書寫材料，又創出了隸書的獨特結構。 一種新的書體的形成必然受到客觀物質條件的影響。這一方面使書法文字從單純的實用功能中解放出來，使其具有了審美價值，同時也由此規定了書法的摹擬狀物的造型規律。漢代主張“縱橫有可象”，“為書之體，須入其形”（蔡邕《筆論》），此說開了“觀物取象”說的先河，漢代出現了大量“書勢”體美學理論。 從“形”、書法外在形態上探討了書法藝術之審美特征。他們又提出了“勢”、“形勢”等審美范疇。所謂“勢”，主要指線條、結構富于動感和力度的特定趨向、勢態，它更主要地體現在書法的外在形態上。 “勢”與“力”是密切相連的，從漢代關于“勢”的論述中，從那些作為審美聯想基礎的自然美形象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漢代對陽剛之美的推崇，他們強調“力在字中，下筆用力”，要求“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蔡邕《九勢》），崇尚一種有力度的飛動之美。他們往往用具有壯美特征的物象比擬書法，諸如“利劍長戈”“強弓硬矢”“揚波振撤，鷹跱鳥震”等等。 書法藝術伴隨著幾千年的中華文明一起走過坎坷和輝煌，他的書法魅力至今流傳并隨時代進步而得以發展和改革。要想成為一個真正書法家不僅要從用筆、結體、布局這些技術上要熟練把握，更要豐富文化知識、提高藝術修養，從而才能繼承發揚書法藝術的優良傳統，進而能更好的創作出杰出的書法藝術作品來。（楊志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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