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小吏李善德最終流放嶺南，回到荔枝園當了一名農戶，五千里外的長安，繁華還是傾頹，再與他無關。
劇版《長安的荔枝》在此刻畫下句點。這個千年前“小官員苦命運荔枝”的故事，雖然與現代生活相去甚遠，但蕓蕓眾生在權力斗爭中的無奈沉浮，依舊讓人唏噓。
這或許也是劇版《長安的荔枝》從開播到收官，一直備受關注與討論的原因。數據顯示，劇版《長安的荔枝》在CCTV-8黃金強檔播出后，收視率峰值達1.78%，在騰訊視頻也突破站內熱度值26000大關，進入騰訊視頻愛看俱樂部。
這部改編自馬伯庸同名小說的電視劇，在原著精巧的故事基礎之上，以影視劇獨有的鏡頭語言，重新豐滿、夯實原本的故事，構建出一幅更加復雜、具體的“長安眾生相”。馬伯庸評價劇版時也表示，它彌補了原著篇幅有限的遺憾，讓一個簡短的故事變成一個豐滿的世界。
可以理解為，劇版《長安的荔枝》有自己的“野心”。它是對原著的一場二次重塑，追求的不僅僅是呈現“歷史縫隙里的可能性”，而是進一步詳實展現這種“可能性”背后需要付出的真實代價。這種“野心”在近幾年影視市場是罕見的。
當下IP影視改編，要么刻板遵循原著內容，全然不顧視聽敘事該有的特質；要么以“短劇化”形式，追求直給與爽感，《長安的荔枝》這樣保留原著精髓，又以視聽審美、故事敘事打造出自身劇集特質的作品，已經不多了。
目前，對于IP影視改編，大眾輿論進入了一個空前分裂的階段。一部分人秉持“IP原教旨主義”，認為原著已經足夠優(yōu)秀，希望改編作品一比一復刻原著；一部分人則希望影視改編能有自己的二次創(chuàng)作，避免生搬硬套，但如果改編形式不符合自身想象，便立刻調轉槍頭。
《長安的荔枝》作為馬伯庸的頭部IP，劇版在改編時并未照搬原著，而是從一開始就思考，如何依托原生IP故事，打造一部擁有成熟鏡頭語言與視聽審美的影視作品。
小說是一種文學創(chuàng)作，它注定帶有一些文學作品的特點：非線性的表達、模糊跳躍的留白，文字可不承載具體信息，而傳遞出氛圍和意境。但影視劇集強調的，恰恰是需要以明晰可讀的畫面、動作、聲音等，來傳遞信息，達成文字的視聽轉化。
原著發(fā)展到中后期有一個重要轉折讓人印象深刻，李善德費盡心力推演出荔枝轉運可行方案，回到長安尋求各府衙署協(xié)助，卻被當作皮球一樣踢來踢去。小說中有一句凝練的話來形容李善德的境遇——“李善德在皇城里如馬球一樣四處亂滾，疲于奔命”，折射出了繁華長安背后各級官吏的敷衍塞責，李善德冗長奔波后隱含的苦悶。
劇中將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情節(jié)加深放大了，以李善德的視角，詳盡展現皇城之內盤根錯節(jié)的官僚機制，以及各類官吏、商賈市民之間復雜纏繞的利益關系。
從戶部、太府寺、政事堂到左藏蜀、兵部、上林署等，一路牽扯到太監(jiān)魚承恩、右相，官員們嘴上說著“按章辦事”，實質上彼此推脫，李善德的荔枝運輸札記，變成了一堆廢紙。
有了多重鋪墊的加持，讓觀眾更清晰直接地感受到，繁華表象之下，那股王朝尾大不掉、巨物將傾的臃腫感。
有一個細節(jié)很有意思，李善德被多方敷衍爆發(fā)之后，一臉頹敗地走出府衙，鏡頭并未對準他此刻的神情，而是瞄準了路邊一只雜耍買藝的猴子，脖子上套著鎖鏈，為了討口吃食而翻滾。人物的悲劇性也在這一刻達到頂峰。
多重情緒的鋪陳，隱喻鏡頭的疊加，此時觀眾更進一步理解原著里“馬球一樣四處亂滾”是什么樣的經歷。即便不直白地講述人物的痛苦，影視鏡頭的鋪墊，視聽情緒的表達，也已經完整地傳遞了故事信息。
這也是劇版《長安的荔枝》作為一部影視改編作品，在消化原著之后，為自身尋找到的一種表現方式。它用縝密細致的鋪陳，打造出悲涼荒誕的底色，再以鏡頭補充信息，用對比的戲劇手法引出關鍵問題，點燃觀眾情緒。
這種方法當然是冒險的，它需要時間與內容的沉淀，只有前期的鋪墊足夠耐心，有意將矛盾與情緒緊緊克制擠壓，問題爆發(fā)時，才能瞬間激生出華彩。在現如今追求爽感一步到位的影視市場里，劇版《長安的荔枝》的編排是有些大膽的，也是稀有的。
實際上，劇版《長安的荔枝》稀有的地方，也遠遠不止于它選擇了更為豐滿的影視化表達方式，另一個打動廣大觀眾的點在于它的內容核心。《長安的荔枝》是一個百分之百接地氣的平民故事，以平民視角戳破權力斗爭的虛偽與荒唐。這也是近幾年，改編市場上少有的辛辣表達。
主角李善德，是個非常典型的勤勤懇懇工作的小官員。他雖然擁有過硬的專業(yè)技能，但他內斂膽小、不善言辭，在魚龍混雜的長安，只能勉強營生。他被選中運荔枝，或許是因為他天真、他倒霉、他不合群，但更重要的是，在他身上，我們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人人都是李善德，李善德才能走進千千萬萬人的心。
《長安的荔枝》并未迎合主流市場口味，給主角賦予一些或酷炫狂拽、或高貴尊享的“主角光環(huán)”，而是堅定地將“平民敘事”做到最踏實，它呈現小人物身上最平凡、最苦楚、也最動人的部分。
不止于將李善德的形象刻畫得入木三分，劇版《長安的荔枝》還有意拓展了更多元化的小人物形象。如李善德的小舅子鄭平安，他原是長安左右逢源、八面玲瓏的“陪酒侍郎”，極盡圓滑精明，深諳官場經營之道，但最終依舊成為了王朝權斗的犧牲品；寒門出身的趙掌書，一生也是幾起幾落，從心懷青云之志到油滑奸詐，再到最后事了拂衣去做個自在清貧的說書先生；胡商蘇諒，精明但真誠，他與李善德交付真心，卻被卷入權力斗爭，寒心離去……
這些小人物組成了豐富而多元的眾生群像，他們不是為了服務主角而存在，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苦楚與艱辛。而當這些人無論向善還是作惡，無論精明真誠還是迂腐奸詐，他們如何掙扎，都最終在“運荔枝”這場權力游戲里成為了炮灰。它揭示出來的，不僅僅是小人物面對命運滔天巨浪時的悲慘，更是個體之于廟堂的無力，也隱喻著長安的繁華之下，其實早已滿是蠹蟲。
另一方面，不同于此前馬伯庸IP改編的正劇感、克制感，劇版《長安的荔枝》更傾向用戲劇化、戲謔性的對照轉變，娓娓道來小人物在命運旋渦的跌宕起伏，也揭開了權力斗爭的真面目。這一點，在劇版《長安的荔枝》后半段更加明顯，矛頭指向也更加明確。
當李善德終于將荔枝運回長安，太監(jiān)魚承恩算計搶功，卻發(fā)現荔枝其實已經腐爛，荔枝變成浪費舉國之力的惡果。此時，圣人、貴妃兩位上位者的態(tài)度十分令人琢磨，貴妃擔心自己背上千古罵名，圣人不滿臣子們丑態(tài)百出而暴怒。
“運荔枝”只是圣人的一句話，而當這個命令顯示出自身的荒唐與虛無之后，權力鏈上每個人的形象也開始扭曲，面目猙獰。也是在這一刻，觀眾對于權力斗爭真正祛魅。
無論是認真描摹各類小人物的故事，還是諷刺權力階級的虛偽，劇版《長安的荔枝》都在可控的改編空間里，展現了一種尖銳。這種尖銳，讓它在影視市場價值表達越來越溫和的大背景下，變得特殊。
在小說中，李善德有一句名言,“就算失敗，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離終點多遠的地方”，這句話不僅僅適用于他自身五千里運荔枝的故事，或許也是《長安的荔枝》在影視化改編時想拼盡全力所做的嘗試。
當一部作品以大膽獨立的改編思路完成了自身的蛻變，傳達自身的價值觀念，它未必能讓所有人都滿意，但觀眾會識別到作品中的誠意。如劇版《長安的荔枝》中每一個被裹挾的小人物，每一次掙扎，都讓那個虛假的盛世增加了一絲真實。現實里同樣也是，每一個懷著誠意打造的作品，也會讓市場最終意識到，什么才是值得追尋的東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