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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佛言（1878—1931），原名世嶧，字佛言，號邁鈍，山東黃縣（今龍口市）人，是民國時期集政治家、古文字學家、書法家于一身的文化巨擘。他與吳昌碩并稱“南吳北丁”，被譽為“北派金石巨擘”。 丁佛言與吳昌碩的并稱，源于兩人在篆書領域的雙峰并峙。吳昌碩以石鼓文為宗，將寫意精神融入篆書，線條蒼茫老辣，充滿金石氣與藝術張力，代表了南派書法的豪放與革新。而丁佛言則以三代吉金為根基，將古文字研究與書法創作深度融合，形成“形神兼備”的學者型書風，成為北派金石書法的典范。時人評其“吳大澂寫形，吳昌碩寫神，唯有丁佛言形神兼備”，精準概括了丁氏在筆法嚴謹性與藝術表現力上的平衡。這種南北分野不僅是地域差異，更體現了學術考據與藝術表現的不同路徑。  丁佛言的篆書以金文為核心，廣泛吸收甲骨文、秦詔版等元素，形成獨特的“鐵汁澆鑄”般的金石韻味。其筆法勁健沉厚，方中寓圓，如《贈子騫仁兄篆書聯》中，線條粗細停勻，提按頓挫極具節奏感，被贊為“納欹斜于規矩，寓險奇于平正”。他主張“篆書用絞筆必善轉，用頓筆者必善折”，嚴格區分方圓筆法，與吳昌碩的圓筆、吳大澂的方筆形成鮮明對比。例如《毛遂鄭伯》大篆聯，將鐘鼎文的莊重與秦詔版的剛直結合，融入甲骨文的靈動，枯筆渴墨間盡顯蒼茫端凝之氣。  丁佛言的隸書取法《張遷碑》《史晨碑》，結體方正，筆力雄強。如《儉以養廉和致福》聯，以儒家倫理為核心，書法與聯意相得益彰，展現出清正剛直的人格魅力。他晚年隸書更趨凝練，如《結廬人境無車馬》聯，以陶淵明詩意入書，線條如刀削斧鑿，暗合“傳世鼎鐘有鬼神”的金石意境，引發學界對其晚年書風從剛勁向平和轉變的討論。  丁佛言的篆刻以金文、漢印為宗，旁及古陶、泉幣文字，印風高古遒勁、雅致秀逸。他深諳金文字構，既能治穩重渾厚之漢印，又能作靈動典雅之古璽，如“邁鈍”自用印，刀法精準，章法疏密得當，體現學者型篆刻的嚴謹性。然而，其篆刻因過于注重學理，被評“個性不甚突出”，反映出其作為學者的保守性格。    丁佛言的書法與其古文字研究密不可分。他耗費十余年增補吳大澂《說文古籀補》，著成《說文古籀補補》，新增3800余字并糾正訛誤，推動近代古文字學科發展。其書法創作常以金文、甲骨文入聯，如“生商玄鳥宅殷土，開國白禽啟魯封”，將《詩經》典故與周代史實融入金文書寫，實現文字學與歷史學的結合。這種“以碑入帖”的理念，打破帖學桎梏，對鄧散木、潘伯鷹等后世書家影響深遠。  丁佛言早年書法遍臨歐陽詢、顏真卿，行書宗法蘇軾、黃庭堅，草書研習王羲之、懷素，篆隸取法鄧石如、李陽冰，展現出全面的傳統功底。其23歲所書“圣業須添齊魯論，尚書應校古今文”聯，已顯雄渾凝重之氣，被龍口市博物館列為館藏珍品。 從政期間，丁佛言廣收鼎彝龜甲，精研三代銘文，書法漸入化境。如《臨石鼓文六條屏》，筆法剛柔相濟，結體拙樸奇崛，被時人視為“最準確”的金文臨摹范本。他對吳昌碩晚年“劍拔弩張”的批評，反映出其對“形神兼備”美學的執著追求。  辭官歸隱后，丁佛言創作更趨凝練。《結廬人境無車馬》聯以陶淵明詩意表達遠離政治、醉心金石的心境，書法線條如枯藤盤結，盡顯滄桑感，但因缺乏標志性的“金剛杵”筆法，引發真偽爭議。學者認為這可能反映其晚年書風從剛勁向平和的轉變，體現對“返璞歸真”的追求。 丁佛言被譽為“民國金石第一人”，其作品被國家文物局列為“不準出境文物”，足見藝術與學術雙重價值。他的弟子山之南、任曉麓繼承其衣缽，將金文書法傳播至東瀛，日本文化界曾重金求購其作品。然而，因其學者型書風與時代審美潮流的錯位，丁佛言在現代書法史研究中一度被低估，但其對古文字與書法結合的探索，為當代藝術提供了“以心觀物”的典范。正如《大公報》所評：“大筆何淋漓，金石刻畫為余事；才人感搖落，風流儒雅悵千秋。”  丁佛言以金石為骨，以文字為魂，將學術考據與藝術表達熔鑄于筆墨之間，其書法不僅是技法的展現，更是民國文化精神的縮影。從“南吳北丁”的并稱到“魯之靈光”的贊譽，他用一生詮釋了傳統文人“守正創新”的藝術理想，為中國書法史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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