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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代書壇，當趙孟頫以“復古”之風重塑晉唐典雅時，另一位巨匠以狂放不羈的筆勢撕開了時代的審美邊界，他便是與趙孟頫并稱“元初二妙”的鮮于樞。其傳世草書《韓愈石鼓歌等唐詩》卷，恰似一曲穿越千年的筆墨交響，將韓愈詩中“鸞翔鳳翥眾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的磅礴意境，化作紙上奔涌的墨色洪流。這幅作品不僅是元代草書的巔峰之作，更以“雄劍倚天”的氣勢，在書法史上鐫刻下獨屬于鮮于樞的藝術密碼。  鮮于樞（1246—1302），字伯機，號困學山民，其人生軌跡橫跨金元之際，仕途輾轉卻始終以筆墨為精神歸依。他與趙孟頫相交莫逆，卻在藝術取向上走向不同路徑——趙孟頫追慕“二王”的溫潤，鮮于樞則傾心張旭、懷素的狂草氣象，更將唐人“以詩入書”的傳統推向極致。 《韓愈石鼓歌》是唐代詩人韓愈為詠嘆西周石鼓文而作的長詩，詩中“雨淋日灸野火燎，鬼物守護煩撝呵”的蒼茫感，與“金繩鐵索鎖紐壯，古鼎躍水龍騰梭”的力量感，恰與鮮于樞的藝術氣質深度共鳴。他選擇以草書演繹此詩，并非簡單的文字抄寫，而是借韓愈的詩魂，釋放自己胸中的“磊落不平之氣”。觀此卷，可見筆鋒起落間，既有石鼓文的古拙基因，又有唐人狂草的抒情特質，形成跨越時空的藝術對話。  1. 用筆如劍：骨力洞達的線條美學 鮮于樞的草書以“力”取勝，其筆鋒似含千鈞之力，在紙面上演繹“屋漏痕”與“折釵股”的剛柔并濟。卷中“鸞翔鳳翥”四字，起筆如劍出鞘，“鸞”字首筆側鋒切入，墨色由濃至淡間顯露出飛白的蒼茫；“翔”字豎彎鉤如驚蛇入草，線條中段驟然加粗，似壯士振臂，骨力暗藏于血肉之中。這種用筆打破了元代書壇偏于秀雅的慣性，以“雄強”為核心，讓每一根線條都成為情感的載體。 2. 結體開合：虛實相生的空間張力 在字態處理上，鮮于樞深諳“疏可走馬，密不透風”的章法之道。如“珊瑚碧樹交枝柯”一句，“珊”字左部“王”旁緊縮如點，右部“冊”旁則縱筆拉長，形成左收右放的動態；“碧”字上半部分筆畫密集如星辰攢聚，下半部“石”旁則以粗重筆觸撐住重心，虛實對比間如奇峰突起。這種結體方式脫胎于懷素《自敘帖》的欹側之勢，卻融入了北方書家的雄渾氣魄，讓每個字都似有“扛鼎之力”。 3. 章法天成：節奏跌宕的墨象交響 整卷作品的節奏把控堪稱一絕，起首“張生手持石鼓文”數句，筆墨尚顯克制，字距行距疏朗，似序曲般娓娓道來；至“金繩鐵索鎖紐壯”處，筆勢陡然加速，連綿的筆畫如江河奔涌，“鎖紐”二字以破鋒連寫，墨色枯潤交替，恰似鐵鏈撞擊的鏗鏘之聲；結尾“羲之俗書趁姿媚”一句，筆鋒轉為沉郁，“俗”字末筆拖長如嘆息，與韓愈詩中“書貴瘦硬方通神”的感慨形成筆墨呼應。這種“行草相間、以勢貫之”的章法，讓觀者仿佛置身于一場筆墨的戲劇，隨線條起伏而心潮激蕩。  元代書壇以“復古”為旗幟，多數書家在晉唐法度中尋求安穩，鮮于樞卻以“狂草”為突破口，在趙孟頫之外另立標桿。他的《石鼓歌》卷雖取法唐人，卻剔除了晚唐狂草過度追求怪誕的流弊，將“寫意”與“法度”熔鑄為一：其線條既有張旭“錐畫沙”的立體感，又避免了懷素某些作品中線條空滑的缺陷；其章法既有顛張狂素的奔放，又融入了魏晉小楷的含蓄韻致。這種“以古為新”的探索，直接影響了明代祝允明、王鐸等草書大家——祝允明的“狂草長卷”形制，王鐸“漲墨破體”的技法，皆可在鮮于樞筆下找到源頭。  作為當代書法愛好者，凝視這幅《石鼓歌》卷，總能在筆墨的恣肆中感受到一種久違的生命力。在電腦字體泛濫的時代，鮮于樞的草書提醒我們：書法從不是機械的線條堆砌，而是書者性情的赤裸袒露。當他以狼毫飽蘸濃墨，在紙上疾走、頓挫、飛白時，筆下流淌的不僅是墨汁，更是一個文人在時代夾縫中對自由的吶喊。這種“以書抒懷”的精神，或許正是我們在臨摹古人碑帖時，最該繼承的核心密碼。  若你也為這卷筆墨所動，不妨在評論區分享你對鮮于樞草書的理解——畢竟，真正的藝術共鳴，從來都在筆尖與心尖的碰撞之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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